研究 | 莫迪執政以來印度涉中印邊界問題輿論研究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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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莫迪執政以來, 中印兩國既經歷過高層互訪頻仍的和睦融洽，又數次面對邊境對峙引發的雙邊關係困境。**本文以洞朗對峙、武漢-金奈會晤和2020年中印邊界西段對峙等事件發生後, 印度主流媒體和智庫有關中邊界問題的報道和評論為研究對象，在闡明其主要關切和代表性觀點的基礎上，着重分析了印度有關中印邊界問題的消極輿論產生的原因及其影響。**在此基礎上，本文認為，要有抑制印度涉華輿論的負面影響。一方面加強兩國主流媒體和智庫間的合作與交流；**另一方面，**中印兩國政府都需要積極引導輿論，使媒體的報道和評論儘可能客觀、中立。南亞研究小組特此轉載本文，供讀者參考。

關鍵詞：中印關係 印度涉華輿論 邊界問題

圖源網絡

美國輿論研究的知名學者勞倫斯·雅各布斯（Lawrence R. Jacobs）指出：**“在民主國家，政策制定者被視為響應民意的執行者，公共輿論是塑造決策議程和確定政府決策的自然動力。輿論作為影響政治生活和政府決策的重要變量之一，始終是參與式民主理論與公共決策理論的重要範疇。”**這一看法充分揭示了輿論對國家決策不容小覷的影響力，而輿論尤其是印度輿論在中印關係實踐中所發揮的作用也有力證明了雅各布斯的論斷。

本文以印度國內輿論主體——英語主流媒體與智庫為研究對象，重點對洞朗對峙、武漢-金奈會晤和 2020年中印邊界西段對峙這些重大事件發生後，印度主流英文媒體和智庫有關中印邊界問題的報道和評論進行闡述，分析其主要觀點的形成原因及其對中印關係產生的影響，進而探討中國的應對之策。

一、莫迪****執政以來印度有關中印邊界問題的輿論

**“中印邊界問題”一直是印度國內輿論的關注重點。**當中印關係發展順利時，印度輿論在涉華邊界問題上多聚焦於常規的邊界磋商和談判、兩國在邊境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而當中印在邊境地區發生對峙、兩國關係因此陷入緊張時，印度國內輿論往往會渲染“中國威脅”，誇大甚至刻意扭曲中方在邊境地區的正常建設，鼓勵或煽動印度民眾的反華情緒，為印度政府在邊境地區和兩國關係的其他領域採取進攻性行動製造藉口。大體而言，印度主流英文媒體和智庫對於中印邊界問題的報道內容主要集中在領土爭端、邊界談判、邊防會晤、邊界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

**（一）**洞朗對峙發生後印度國內的代表性言論

2017年6-8月間，中印邊防部隊在兩國邊界錫金段爆發了長達70余天的“洞朗對峙。”對峙期間，印度國內湧現出了許多諸如“對華開戰”“與中國決一死戰”等過激言論。時任印度國防部長阿倫·賈特利(Arun Jaitley)在《印度時報》上公開宣稱：“有些人意圖挑戰我們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但我堅信，我們勇敢的士兵有能力保衞國家安全，無論挑戰來自東部邊界還是西部邊界。印度軍隊已經足夠強大，有能力應對任何對國家安全的挑戰。印度軍隊已經從1962年的戰爭中吸取了教訓。”

印度陸軍參謀長比平·拉瓦特(Bipin Rawat)  也渲染髮生第二次印中戰爭的可能性，並表示“印度軍隊已經做好了進行兩線半戰爭的準備”。軍方人士的“戰爭宣言”不同，印度的專家學者羣體多強調“中方行為的不合理性”，以此為本國進行“辯護”。

印度前駐華大使阿肖克·康特(Ashok Kantha) 在對峙期間就誣指中國“改變現狀”，“威脅”印度安全，聲稱“中國意圖擴大在洞朗地區的軍事存在，尤其是洞朗地區的道路建設明顯改變了中印不三國在此地的軍事現狀，這將對印度的戰略安全產生威脅”。

洞朗對峙結束後，時任印度全球問題研究所主席阿肖克·薩傑哈爾(Ashok Sajjanhar) 發表文章稱：“此次在洞朗地區逼退了中國軍隊，是印度取得的重大外交勝利。印度邊防部隊接下來要加快在中印邊境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軍備升級。”印度國內戰略家和各大媒體的消極言論加深了洞朗對峙以來印度對中國的“不信任感”，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兩國間政治互信和戰略互信的基礎。

**印度國內主流英文媒體很長一段時間都在追蹤報道此次對峙產生的影響，印度的專家學者更是多番發文討論後續如何在中印邊境地區再次發生衝突時佔據主動性。**對峙結束半年後，印度國內輿論稍有所緩和，但邊境地區的緊張局面仍在持續。真正給對峙後印度國內輿論和中印關係帶來專機的事件，是2018年在武漢舉行的兩國領導人首次非正式會晤。

**（二）**武漢-金奈會晤後輿論風向的轉變

2018年4月27-28日，武漢非正式會晤舉行。這是上個世紀 80 年代末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中印領導人舉行的第一次非正式會晤。翌年, 兩國領導人又於10月11—12日在印度金奈舉行了第二次非正式會晤。在首腦會晤的引領下, 印度國內對於中印關係、中印邊境地區的有效管控出現了一些樂觀的聲音和看法。

武漢會晤結束後的第二天, 《印度教徒報》 就大篇幅報道了“武漢會晤”對中印兩國邊境管理的引領性作用。報道稱，“儘管存在地緣政治競爭, 中印兩國仍能通過和平對話解決分歧。武漢非正式首腦會晤不僅為中印共創亞洲世紀創造了條件，也為此後兩國減少雙邊摩擦和矛盾提供預防機制”。

曾任印度駐美國和中國大使的尼魯帕瑪·拉奧(Nirupama Rao) 於 2018年5月3日發表的《當印度與中國相遇》一文中談到,“ 儘管中印兩國仍然存在地緣政治競爭、邊界戰爭的歷史包袱、印度對中巴經濟走廊項目的反對等一系列問題，但近年來隨着中印兩國在國際社會中地位不斷上升，‘中印共創亞洲世紀’漸漸成為有識之士的呼聲。中印兩國領導人可定期舉行非正式會晤，以不同形式繼續保持戰略溝通，共同創造屬於亞洲的時代”。

印度分析人士阿圖爾·阿內加(Atul Aneja) 在武漢非正式會晤後，提出了**“印中兩國攜手復興東方文明，共創亞洲世紀”的觀點。**他指出，“中印關係的回暖不僅有利於兩國自身的發展，也是全球化時代下重振東方文明的關鍵之所在。某種程度上來説，武漢會晤是亞洲文明將重新引領世界的重要體現”。

2019年的金奈會晤也起到了類似的作用，印度媒體稱此次會晤再次“為不確定的中印關係帶來了穩定積極的因素”。《印度斯坦報》大幅報道了此次會晤取得的多項成果，稱“兩國領導人在會上討論了貿易、國防、人文交流以及恐怖主義等領域的問題，達成了10項收穫”。

曾任印度駐緬甸大使的高·帕塔薩拉蒂(G Parthasarathy)也贊同領導人非正式會晤為緩和兩國間矛盾起到積極作用，他表示：“此次會晤期間，中國領導人將採取有效措施促進中印雙邊合作，維護兩國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

兩國領導人在武漢和金奈舉行的非正式會晤有力地促進了印度國內涉華輿論的轉變，此前的對華負面聲浪有所減弱和扭轉，輿論轉而更多地關注雙邊合作中的積極因素, 這反過來推動了兩國關係的回暖和正常化。

**（三）**加勒萬河谷對峙刺激印度反華輿論

2020年4月以來，印度邊防部隊單方面在中印邊境西段地區抵邊修建基礎設施，5月6日凌晨更是越線進入中國領土構工設障，阻攔中方邊防部隊正常巡邏，試圖單方面改變邊境管控現狀。中國邊防部隊被迫採取措施，加強現場應對。隨着新一輪邊境對峙而來的是印度國內各界對中國的攻訐和誣衊。

早在5月22日，印度外交部發言人阿努拉格·斯里瓦斯塔瓦 (Anurag Srivastava) 就表示：“任何關於印度軍隊越過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進行活動的説法都是不準確的。……事實上是中方最近採取的行動妨礙了印度正常的巡邏模式。”相對於政府的表態，印度軍方的發言和實際行動則更為強硬。據《印度經濟時報》報道：“印度陸軍總司令納拉瓦內( Naravane)幾乎每天都向國防部長通報拉達克東部局勢的變化，並建議對中國在中印實控線沿線的‘違法行為’作出強硬反擊。”

自對峙開始以來，中印兩國邊防部隊陸續進行旅長級、軍長級等多層級談判，但6月15日發生的加勒萬河谷流血事件卻使兩國關係陷入劍拔弩張的狀態。儘管隨後公佈的細節已經表明，加勒萬河谷流血衝突直接起因於印度陸軍上校桑託什·巴布(Santosh Babu) 冒進和魯莽的“親略”行為，但印度國內輿論卻罔顧事實，顛倒是非，大肆攻訐中國，為自身的錯誤行徑辯護。《印度斯坦時報》、《德干紀事報》 和《印度教徒報》等多家主流媒體，都相繼發表了宣揚“中國率先‘親略’印度”的相關報道。

加勒萬河谷衝突後，印度軍隊還在8月底、9月初發起了佔領班公湖南岸部分高地的行動，甚至違背中印相關協定在一線對峙中多次鳴槍，而這些“親站”和非法行徑卻被印度國內輿論美化為邊防官兵保衞己方“領土”的“英勇”行動而大肆宣傳報道。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戰略研究項目研究員哈什·潘特 (Harsh V.  Pant)  在隨後發表的《中印邊境實控線的“新常態”》的評論文章中大肆讚揚了8月底印軍搶佔高地的行動。文章稱“在此次衝突中，印度軍隊成功佔據了有利地位，挫敗了中國軍隊的計劃。……印度國防機構需要在中印邊境部署大量兵力，做好準備迎接一場曠日持久的對峙”。

2021年2月10日，中印兩國國防部先後宣佈兩軍位於班公湖南、北岸一線部隊開始同步有計劃組織脱離接觸。但從脱離接觸開始至今，印度國內輿論總體上反應消極，****一方面相關的報道和智庫評論相對較少；**另一方面，**無視中國的和平誠意,  視脱離接觸的實現為印度實力使然, 且對緩和局勢缺乏積極性。 如印度陸軍退役中將賽義德(Syed Ata Hasnain) 公然表示: “ 就北部邊界而言, 所有的脱離接觸及局勢緩和都只是暫時性現象, 在保持積極立場的同時,  印度必須擁有比其對手更強大的軍事實力。”

**二、**印度有關中印邊界問題輿論的特點及成因

**輿論一旦形成就具有無比的潛力，它代表公眾的意願和利益，會對決策者產生現實的壓力, 進而影響未來的決策方向。**鑑於“邊界問題”在印度國內的敏感性與熱度，莫迪政府上台以後，印度的智庫和主流英文媒體關於此類議題的報道與評論層出不窮，並呈現出以下鮮明特點。

**其一，在印度的書寫語境中，傾向於將中國塑造成一個在邊界問題上“虎視眈眈”的具有“親略”性的鄰國。**莫迪上台以來，中印兩國在邊境地區多次發生對峙。**邊境一線的緊張和中印兩國整體實力有較大差距的現實與上世紀60年代印度在中印邊境戰爭中的慘敗記憶相結合，使印度國內對中國軍事力量的發展和正常的邊境基礎設施建設充滿了警惕和懷疑。**誇大來自中國的“威脅”，甚至誣衊中國進行“親略”，已經成為印度長久以來的習慣性輿論。**加勒萬河谷對峙以來，面對幾十年來少有的邊境嚴峻形勢和中國捍衞領土主權的堅定決心和姿態，印度輿論更是反應激烈，刻意詆譭和抹黑中國，塑造中國的“親略”和“威脅”形象。**前國家安全問題組成員馬諾伊·喬西 (Manoj Joshi) 也在邊境對峙期間強調“中印邊界西段的局勢讓印軍相信，印度的主要安全威脅來自北部鄰國，而不是西部鄰國”。“中國威脅論”不僅延伸為“邊境入侵威脅論”“中巴兩線威脅論”等，還逐漸成為了印度版的政治正確。凡論及印度的周邊安全隱患, 其輿論往往“ 言必稱中國”。

**其二，****印度輿論重視追蹤報道、 評論印度本國邊境的基礎建設和軍事部署, 強調以此對抗中國的重要性。**莫迪剛接任印度總理之際, 國內安全分析人士尼廷·戈卡萊(Nitin A. Gokhale) 就直言道: “儘管在2013年印中兩國簽訂了首份邊防合作協定, 以期建立雙方在邊境軍事領域的政治互信。但實際上，印度從未放鬆對於中印邊境地區的軍事建設。印度軍方抽調了更多兵力部署在錫金、‘偽阿邦’ (我國藏南地區) 和拉達克等地區。”即便是兩國領導人會晤之後, 中印關係回暖、升温之時，印度國內輿論也從未放鬆對本國邊境地區尤其是中印邊境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情況的關注。2019年4月，即武漢會晤結束一週年之際, 《印度時報》大篇幅報道了印度軍方主辦的由比平·拉瓦特將軍主持、為期一週的軍事指揮官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 就是強調印度政府目前迫切需要加強從拉達克東部到“偽阿邦” (我國藏南地區)與中國邊境沿線的基礎設施建設。**加勒萬河谷對峙以來，印度輿論在大肆攻訐中國的同時, 也不乏強調加強中印邊境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為對抗中國創造更有力有利條件的報道和評論。《印度斯坦時報》就曾對印度軍隊在邊境增兵進行大篇幅報道: “陸軍方面的消息人士表示，印度軍隊已經向印中邊境西段派遣三個師與幾個中隊的坦克部隊、火炮與機械化步兵，加強軍隊部署以應對中國在中印邊境地區軍事存在的強化。”

**其三，印度國內輿論帶有明顯自我美化的色彩———突出表現為對峙期間鼓吹對華強硬, 對峙結束後宣揚 “ 印方勝利”。**印度前駐哈薩克斯坦大使阿肖克·賽詹(Ashok Sajjanhar)在洞朗對峙後第三天就在國內大張旗鼓地宣稱印度在此次對峙中取得了 “ 勝利”, 他認為 “ 洞朗對峙是印度在政治、 外交和道義上的巨大勝利。印度政府在極端挑釁面前堅定不移, 這一事件將極大地提升印度作為全球舞台上負責任、 果斷和可靠大國的形象”。2021年2月，印度陸軍北部戰區司令喬希(Joshi)在接受印度New18電視台專訪，就中印邊境對峙以來的情況進行全景梳理時，除表示當前脱離接觸過程進展順利外，還不斷鼓吹“印度的成功”，宣稱“中國丟臉”。此類論調的盛行不僅暴露了印度精英羣體在情感上難以接受印度失敗的事實，也折射出印度大部分民眾對中印邊界爭端形成演變的無知。

**作為中印關係中最敏感的部分, 邊界問題被稱為懸在兩國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制約着兩國關係的健康發展。**一旦發生邊境對峙，印度國內輿論就習慣性地放大兩國關係中的負面因素，並由此強化了這柄利劍的危害性。印度國內圍繞中印邊界爭端的前述輿論及其特點的形成，既有歷史因素的影響，又受當下印度決策層外交戰略的規範,  還與印度教民族主義的盛行和印度媒體自身的特殊性密切相關。

**第一，印度對中印邊境戰爭的記憶為其國內在有關中印邊界問題上特定輿論的形成提供了歷史底色。**羅伯特·傑維斯指出: “一般來説，對人們影響最大的不是從前的戰爭，而是最近一次重大戰爭。因為重大戰爭在一代人身上也就發生一次，大部分人親身經歷的也是最近的一次重大戰爭。”這一判斷顯然適用於印度。印度國內主流英文媒體和智庫學者之所以對中印邊界問題如此敏感和態度消極，很大程度上與上世紀60年代中印邊境戰爭的歷史記憶有關。

印度在美蘇冷戰已經拉開帷幕的背景下實現了獨立，並因積極倡導“不結盟運動”而擁有很高的國際聲譽，受到美蘇兩國的爭相拉攏。同一時期的中國則處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封鎖包圍中。中印建交後，雙邊友好關係迅速發展，印度不但大力支持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還積極支持新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應有的作用。印度因此自認為對中國頗多“恩惠”，中國應該“知恩圖報”，在邊界問題上對印度“投桃報李”。

然而，中印邊境戰爭的爆發不僅打破了兩國的“蜜月”， 也摧毀了印度在邊界和領土爭端問題上一廂情願的對華幻想，戰爭的結果尤其加劇了印度對中國的怨憤之情。戰爭結束後，中印關係跌至冰點，印度開始將中國視為其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並在媒體上大肆炮製和渲染中國對印度的“‘親略’行為”。諷刺的是，這種虛假的宣傳報道客觀上成為印度政府凝聚民心、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絕佳素材，時至今日，仍屢試不爽。印度的政治精英和主流媒體在特定時期對這場戰爭的“印度式”反思宣傳，使這種被刻意歪曲的戰爭記憶得以不斷加深，並最終演變為“中國背叛並‘親略’了印度”的荒謬文本而得以傳承。印度始終認為中國“背叛”了印度，中國對印度的“‘親略’戰爭”是其揮之不去的歷史恥辱。儘管中印邊境戰爭早已成為歷史，但印度民眾對邊界爭端的歷史和邊境戰爭的錯誤認知一直影響着其國內的對華輿論，制約着印度民眾客觀理性地看待當前的中印邊界爭端。

**第二，大變局下印度政府的戰略轉向為印度國內有關中印邊界問題輿論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綜合國力上的對印優勢越來越大，直至現在中國的GDP是印度的5倍之多，這造成了印度國內政客和中上層羣體巨大的心理落差。印度戰略層甚至認為“中國已經超越巴基斯坦，成為本國的頭號威脅”。

與此同時，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讓印度看到了遏制中國、擴大印度戰略空間和戰略利益的另一種途徑，即交好美國，借美國之勢來壓制中國，對沖中國在中印雙邊關係和地區事務中不斷擴大的優勢和影響力。印度向美西方國家的不斷靠攏從兩個方面助長了印度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反華輿論的形成。一方面，印度國內對華輿論的強硬頑固能夠凸顯印度這個發展潛力巨大的新興經濟體、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在中美競爭中的戰略價值，從而有效抬升印美關係；**另一方面，**在邊界問題上渲染“中國威脅”既能為美西方國家抹黑、詆譭和打壓中國提供素材和藉口，又有助於爭取美西方國家對印度的同情和支持。加勒萬河谷對峙以來，美國部分官員就曾公開表態支持印度。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在猶他州發表講話時指出，“中國在中印邊界明顯的‘親略’行為表明，其正在試圖通過武力奪取實控線的控制權”。2020年10月27日，印美兩國召開“2+2”外長防長會議，簽署了有關地理空間合作的《基本交流合作協議》，這份軍事合作文件可以説是美國與其防務夥伴的“ 標準配置”，文件的簽署事實上表明印美“準盟友”關係的建立，這反過來壯大了印度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奉行錯誤認知和實踐的底氣。

**第三，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潮的盛行為印度國內有關中印邊界問題輿論的形成發展提供了羣眾基礎。**宗教民族主義，是指民族宗教與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 使本民族神聖化, 使宗教為本民族或本國家的一切利益服務。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印度社會的一個突出變化就是印度人民黨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在國內政治中越來越佔據重要位置。2014年莫迪執政以來，印度人民黨採取了一種比以往歷屆政府都更強硬、更激進的民族主義政策，推動印度教民族主義逐步成為印度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強勢外交理念與莫迪時期的“大國夢”正相契合，印度外交的現實主義和民族主義勢頭不斷上升。

2015年2月，莫迪聲稱要帶領印度發展成為 “全球領導大國”(a leading power)，而不只是一支制衡力量 (a balancing power)。2016年皮尤研究中心發表的《印度與莫迪: 仍舊處於蜜月之中》指出, “ 就黨派而言，具有印人黨背景的人士比具有國大黨背景的人士更多地認為中國是威脅”。2019年，莫迪政府取得壓倒性勝利，再次獲得連任。斬獲印度人民院的絕大多數席位後，新一屆莫迪政府在外交戰略上變得更加雄心勃勃, 在對華交往中也更多奉行強硬政策。 在數次中印邊境對峙中，印度不僅堅稱“印度軍隊沒有越境行為”，其軍隊高層還多次在國內採訪中指責中國的正常邊界巡邏行為，宣稱印軍行為的“合理性”與 “正義性”。洞朗對峙中印軍的非法越境行為在事後更是被視為印軍的“果斷”和“堅決”而大加讚賞和鼓勵。正所謂“上行下效”，印度政府和軍方的一系列舉動刺激和催生了印度國內在邊界問題上對華負面輿論的盛行。

第四，印度媒體刻意歪曲和掩蓋中印邊界問題真相為印度國內相關輿論的形成提供了現實土壤。“中印邊界問題”之所以能成為席捲印度上下的熱門議題，與印度國內媒體的刻意推波助瀾不無關係。在全球範圍傳統大眾媒體萎縮的態勢下，印度卻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報紙讀者羣體。印度全國有超過10萬種報刊和出版物, 其中150種主要報紙每天發行量超過1億份。據印度媒體使用者委員會(MRUC)的調研，印度報紙的讀者羣體已超過4.25億人。

印度的報紙主要分為英文媒體和印度語言媒體，英文媒體的數量和受眾量雖然有限，但熟識英文的多為印度中上階層，他們對印度的外交決策具有重要的輿論影響力。度媒體多為私營企業，在市場化和商業化環境下，讀者、訂閲量和廣告數量的多寡決定着一份報紙的“生死存亡”。博得大眾眼、滿足國內民族主義的需要，往往是一份報紙獲得高銷量和理想排名的重要法寶,，而中印邊界問題就是博眼球的天然話題，在該問題上迎合印度的“政治正確”自然是佔據較高市場份額的“秘訣”。大眾傳媒娛樂化的現在，加之民族主義情感的盛行，印度媒體涉華報道的標題越是聳人聽聞，內容越是對中方強硬，越能贏得讀者關注並獲得各類企業投放廣告的青睞。換言之，印度主流媒體在爭奪觀眾和利潤追求的雙重壓力下，在涉華邊界問題報道中常常會主動背離客觀與公正，炮製錯誤信息，誤導輿論。

除了以上四種因素外，公民交往與文化合作因素也對印度國內涉華邊界輿論的形成造成了影響。中印文化交流不理想，民間往來不充分，阻礙了兩國廣大民眾和知識精英培育彼此間的文化親和與友誼互信,  這自然也會影響到印度媒體、學者的心態立場及具體的報道手法和行文方式。

**三、**印度有關中印邊界問題輿論的影響

政治學家維·歐·基(V. O. Key) 曾提出著名的“堤壩論”。他認為：“公眾輿論好比一座堤壩，它預示了公眾行為的方向，而政府層次的辯論和行動都必須在這個堤壩下謹慎地進行”。印度主流英文媒體和智庫每年的涉華報道、評論多不勝數，為廣大讀者羣體們感知他們心中的“中國形象”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印度在邊界問題上的對華輿論充滿了對中國的防備、警惕甚至敵意，這也使得雙邊關係和兩國在全球層面的合作屢生波折。

**首先，印度涉華邊界問題輿論壓縮了政府的決策空間。**隨着普通民眾獲取信息的速度和渠道不斷加快、拓寬，媒體報道和隨之誘發的公眾輿論對一國外交決策和兩國雙邊關係的影響愈發凸出。當“ 邊界問題”這樣的高敏感問題出現時，國內專家學者多對此暢抒己意，發表相關評論文章。媒體報社也會爭先報道, 唯恐落於人後。兩相聯動之下, 極易引發覆蓋社會上下的公眾輿論。

莫迪上台以來，印度涉華邊界問題的輿論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政府的決策空間，也不可避免的給兩國關係的健康發展投下了陰霾。**一方面，**印度國內熱衷於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發聲的羣體多為印度的精英階層，許多還和政府部門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繫，他們所發表的對華評論在某種程度上是政府智囊團的聲音。這種學者和官員之間的流通就是印度版的“ 旋轉門”機制，使得主流媒體和智庫的輿論影響力滲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

印度的精英階層是影響政府外交政策的一股重要力量，他們一般是指政府 ( 退休) 官員、智庫研究人員、大學學者、軍方和情報界人士、商業精英、著名記者等。在印度國內對華邊界問題的評論中，最活躍和吸引眼球的報道和言論就是出自他們之手，前政府官員、智庫人員和學者們熱衷於在報紙以及網絡上開設專欄，對印度內政外交進行評論，涉及議題面廣，傳播力強，民意引導效果明顯。2020年中印邊界西段發生對峙 以 來，以 拉 賈·莫 漢(Raja Mohan)、 科瑞帕拉尼(Manjeet Kripalani)、哈什·潘特等為代表的學者集體和以前外秘薩仁山(Shyam Saran)、 高·帕塔薩拉蒂、前內閣副秘書賈亞德瓦·拉納德(Jayadeva Ranade) 等為代表的退休官員，都在報紙、電視和網絡媒體上發表過對中印邊界問題的看法。他們的看法和主張既引導着大眾輿論，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和規範着政府的決策。

**另一方面，**印度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消極輿論衝擊了莫迪上台以來兩國領導人高層引領的效果。莫迪上台以來，中印兩國關係在高層頻頻會晤的引領下呈現出積極向好的態勢。但不斷髮生的邊界對峙及其前後印度國內的消極輿論使領導人對兩國關係的引領效果大打折扣。高·帕塔薩拉蒂曾在金奈會晤後公開表示，“中印領導人的會晤並不能完全解決給兩國關係帶來消極影響的問題”。加勒萬河谷對峙以來，印度輿論再次質疑兩國間高層對話的作用。馬諾伊·喬西在2020年6月曾發文稱, “過去一個多月的對峙表明，中印高層為維持實控線沿線和平而建立的信任措施已經失效”。印度民眾對中印邊界衝突的關注和負面情緒加大了傳播學角度中的“觀眾成本”，而媒體為了博流量的大肆炒作，進一步影響了印度政府決策層理智、客觀地看待邊界問題和印中關係, 並作出正確的應對。

**其次，制約中印雙邊關係的深層次發展。**近年來印度主流英文媒體和專家學界在邊界問題上的對華報道和評論呈現出了鮮明的負面色彩，頗有“言必稱中國威脅”之勢，這不僅會使中印關係中的消極因素進一步擴散，也會給印度政府在涉華問題上的決策造成負面影響。

上世紀80年代末，在中印關係逐漸回暖過程中，雙方達成了“邊界問題不構成兩國發展關係障礙”的共識。2014 年，中國領導人首訪印度時, 也與莫迪總理商定“不使邊界問題影響兩國關係發展”。但****在實踐中, 印度國內不僅炒作中印邊界爭端, 刻意歪曲中方在邊境地區正常的基建活動，煽動印度強化在中印邊境地區的管控力量，在邊境對峙發生時，印度政府還任由其國內負面輿論向低敏感的經濟和文化等領域蔓延。

加勒萬河谷對峙以來，無論是印度官方封禁中國企業研發的APP，教育部門叫停與中國高校間的合作協議，還是民間還發起的“抵制中國商品”的行動等，背後都有媒體記者和智庫專家的鼓吹、煽動與應和。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副主席Gautam Chikermane 直言，封禁中國APP “是一項有效預防‘數字入侵’的方式，印度政府的此項政策與目前的中印邊境西段局勢息息相關”。印度梵門閣智庫董事會成員布萊斯·費爾南德斯(Blaise Fernandes) 則將中國的 5G 技術形容為“糖衣炮彈”，認為“中國將盡一切可能促成與印度的5G 談判，到那時中國便可以挑起直接或間接的邊界衝突、用無人機襲擊印度西海岸的石油設施和發動網絡攻擊等”。印度國內涉華邊界負面輿論的持續傳播, 不僅增大了兩國邊界問題的解決難度，還使得邊界問題再次成為兩國關係中的主導性議題。就中國而言，印度在涉華邊界問題上的消極輿論不僅引起普通民眾羣情激憤的反彈，也影響了中國政治和知識精英的對印認知，客觀上阻滯了中印間經濟、文化等領域的深入合作。

**再次，中印在國際層面的合作波折叢生。**中印同為亞洲發展中大國，彼此在全球經濟治理、氣候變化、國際組織機構改革等方面有着許多相似或相近的主張。但印度國內盛行的“中國威脅論”和兩國邊界對峙頻仍的情況，不斷瓦解着中印兩國本就極其脆弱的政治互信，也促使印度更加堅信“中國是遏制印度成為大國的強勁對手”這一錯誤理念。由邊界問題加劇的對華警惕、防範心理使印度難以正確看待在一些國際合作議題上的中國參與，從而削弱了中印兩國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國際合作。

其中，反恐與區域經濟合作是極具代表性的兩個事例。**一是在反恐問題上認為中國偏袒巴基斯坦而影響中印兩國反恐合作。**如2019年3月，當聯合國安理會再次否決了印度提出“將馬蘇德·阿茲哈爾列入聯合國恐怖分子名單”後，印方在國際場合大肆傳播“中方否決此提案是為了維護中巴之間的友誼和在印度周邊製造動盪不安的惡劣環境”，不僅否定了中國開展反恐合作的決心和誠意，也有損於兩國友好合作的氛圍。 

**二是在區域經濟合作議題上以中國在侵犯印度權益為由進行消極抵制，拒絕簽署合作協議。**印度政府出於自身經濟和國家利益的考量先後拒絕加入“ 一帶一路”倡議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卻多次將拒入原因歸咎於中國。印度數度拒絕“一帶一路”倡議，理由就是“巴經濟走廊”侵犯其宣稱的“領土與主權完整”。2019年11月，印度幾經猶豫，最終決定拒絕加入RCEP。為了應對來自日本和東盟國家的質疑，印度國內輿論將責任推卸到中國頭上。《印度時報》稱，“中國長期對印度擁有着大額的貿易順差。如果沒有關税的保護，印度工業無法與大多數RCEP夥伴的工業產品競爭，尤其是中國。……此時簽署RCEP協議將會永遠使印度成為中國的戰略分支，這是印度社會所不能接受的。”

除此之外，**印度還以防範中國為由，逐漸背離其“不結盟”政策。****加勒萬河谷對峙為印度政府進一步向美國和西方國家靠攏並聯手製華提供了絕佳的契機和藉口。**印度國防分析與研究所研究員卡利亞拉曼(S. Kalyanaraman) 稱，“中國在印度周邊日益增長的影響力與實力威脅着印度的安全與利益。印度不可避免地要與美國及其亞洲盟國進行安全合作，以此更好地應對中國帶來的挑戰。自4月份以來，中國悍然且無端地“親站”了印度的領土, 這可能會加速印度與美國之間的安全合作，並推動印度與中國在經濟領域的脱鈎。” 2021年5月，印度戰略家拉賈·莫漢在外長蘇傑生首訪拜登政府之際，提出了“印度在多邊問題上對西方的習慣性反對已經成為歷史。在拜登的總統任期內，（我們）要讓多邊主義成為印美戰略伙伴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印度輿論尤其是一些頗有影響力的專家學者大肆鼓譟聯美製華，不僅在實踐上衝擊了中印兩國開展國際合作的友好氛圍和積極性，也加劇了兩國普通民眾之間的猜疑。

四、結語

**中國和印度同為世界人口大國和市場潛力巨大的新興國家，也是擁有千年友好交往史和短暫邊境衝突、且同步崛起的鄰國，中印雙邊關係對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都具有重要影響。**但與之不對稱的是兩國之間相互的認知，尤其是印度涉華邊界輿論存在一定程度的錯位、失衡和偏差。這使得莫迪上台以來，兩國政治和安全方面的互信不僅難以有實質性提升，還因加勒萬河谷對峙的發生而遭到重創。當前，兩國仍處於中印邊界西段對峙“脱離接觸”的進程之中，在此時間點上，推動印度國內輿論擺正心態，正視邊界問題，提倡中印友好和支持兩國在全球層面的合作則顯得尤為重要。

輿論是一把雙刃劍，既有可能推動外交目標的實現，也有可能壓縮外交的空間，使危機處置從外交手段滑向衝突甚至戰爭。邊界和領土問題事關國家核心利益，最容易引發廣大人民的關注，激發其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

對此，**一方面，**中印要加強媒體與智庫間的合作與交流。莫迪上台以來，中印兩國已舉辦三屆“中印媒體高峯論壇”，每屆論壇都有來自兩國數十家媒體負責人、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和高級別政府官員參加。未來在兩國主要媒體和智庫的推動下，中印兩國可以開闢多軌道對話平台，以促進兩國間的全面交流。

**另一方面，**在邊界問題上我們對印度輿論的回應要特別注意“因時因事”，特別要避免無益於良性溝通的煽動性措辭。中國國內主流媒體要把握對印度報道的主流和方向，在經濟、文化、社會等低敏感性議題上，更強調中印之間的合作面，積極推動“合作”與“共贏”成為兩國之間的基本盤。在政治、安全、軍事等敏感問題上闡明中方態度與立場的同時，要在報道中堅持“有理、有利、有據、有節”，避免陷入”論戰“的陷阱，為真正維護好中印關係的發展大局添磚加瓦。

本文選自《南亞研究季刊》2021年第3期

作者關培鳳為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教授。萬佳為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本期編輯：穆禕璠 江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