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突圍中，幹部旅旅長張文津、政委張成台等八烈士遇害經過_風聞

1946年，中原突圍中，我幹部旅旅長張文津等三人在赴西安與國民黨軍談判的途中失蹤，政委張成台等五人在分散突圍的途中失蹤，後雖然都經組織認定為犧牲，但具體犧牲的經過則一直不明，屍骨也一直沒找到。

1984年，按照上級的指示和烈士家屬的要求，中共寧陝縣委、鎮安縣委、商洛地委黨史辦和鄂豫邊區革命史編委會組成聯合調查組，重新啓動調查。

一、從鎮安縣文家鄉朱家溝口石灰窯中的屍骨查起

在調查過程中，羣眾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鎮安縣文家鄉朱家溝一口石灰窯裏曾發現幾具無名屍骨，當地人民政府早知是新四軍被害人員，並予厚殮安葬，但並不知道被害者都是誰。

根據這一線索，調查組很快從鎮安縣公安局、法院的檔案庫裏查明瞭殺人兇手。其中的範德先、詹賢孝等已於1946年冬被我45團3營陳永壽營長帶兵處決，一名告密的和尚被活活嚇死，當時潛逃的殷克明、陳尤均等6人也已於解放初鎮反中被人民政府判了死刑，兩名兇手畏罪自殺，其餘判了有期徒刑的也要麼死於獄中，要麼出獄後病死。也就是説，到了八十年代，參與此案的兇手都已經死了。調閲殷克明、陳尤均等犯的口供，他們也只是知道被他們劫殺的是共產黨新四軍，卻並不知道姓名和具體身份。

事情是這樣的：1946年8月9日晚上，文家廟裏的和尚（俗名劉利山）偷偷向偽鄉長範德先密報，説農民張吉貴、杜明月家中，借宿了幾名操外地口音的陌生人，可能是上邊勒令嚴查的新四軍。範德先得報，便指使卸任偽保長殷克明和保丁詹賢孝、詹賢維等前去盤查。果然發現有5 個外地人留宿，其中3個男人住在一家，一箇中年人、兩個青年人，另有年齡更大的一男一女，住在另一家。殷克明等懷疑他們是新四軍，而且發現了他們隨身攜帶的財物，遂產生謀財害命的念頭。

8月10日，天還不亮，殷克明和副保長陳尤均帶領保丁詹賢孝、詹賢維、朱吉學、朱慶雲、汪功富、熊孝廉、朱發典等19人，攜帶利刃，前往朱家溝的小溝口堵截。天亮後，待五人進入他們的埋伏地，便蜂擁而上，經短暫搏鬥，將其全部捆綁控制。然後搜身，從一個年輕人身上搜出一個小圓鏡，圓鏡背面塞有一張票據；從一箇中年人身上搜出一張地圖和一張中州票子；從那個年紀最大的身上，搜出了金條、銀元和紙幣。

錢物得到，眾兇徒開始下毒手。先將兩個反抗特別激烈的年輕人用板斧砍死，再將另外兩個中年人和一個女人直接掀入石灰窯內活埋。從被殺死前高呼共產黨萬歲的情形看，此五人確係新四軍無疑。

根據殷、陳等犯的口供，調查組又走訪了文家廟農民張吉貴、杜明月兩家。但因事隔久遠，且五人只住了一晚，沒能留下什麼印象，只知幾人是從楊泗廟趕來，互相稱呼老張、老吳、小李等。

調查組反過來梳理王震所率這一路的突圍路線，得知在五人借宿文家廟的前兩天，8月7日，王震率三五九旅主力離開鎮安縣楊泗廟，向寧陝方向前進。另有多股分散行動，或成功或失敗都有了下落。同一天離開楊泗廟而無下落者，其一是幹部旅旅長張文津一行，公開身份，去西安與國民黨軍談判；其二是幹部旅政委張成台一行，化裝潛行，向黨中央所在地延安進發。

説到這要交待一下幹部旅的旅長和政委為什麼沒有再繼續隨三五九旅突圍前進，而是要分別單獨行動了。

中原軍區突圍後，國民黨軍不斷派飛機撒下邀請函，一再要求我派出代表去西安與國民黨軍胡宗南部進行談判。為表誠意，負責率領北路右翼三五九旅和幹部旅突圍的中原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王震，在電告軍區司令員李先念並請示黨中央後，派幹部旅旅長張文津，以李先念部上校參謀的身份，偕副旅長李學先（公開身份是張文津的馬伕）、政治部主任吳祖貽（公開身份是張文津的譯員）前去西安進行談判。考慮到此行是應蔣軍之邀公開去談判，安全應該沒有問題，王震還特意安排剛剛參軍不久的毛澤覃的兒子毛楚雄化名李信生，以張文津警衞員的身份一同前往，並交待張文津，到西安後即設法安排小毛去延安。

那幹部旅政委為什麼又要單獨化裝潛行呢？

幹部旅的成員都是些機關後勤幹部和地方工作幹部，因為突圍的需要才臨時組編成旅，有男有女有老有弱，大多不具戰鬥經驗，很難跟上三五九旅勇士們突圍的進程。打下鎮安後，王震等領導研究認為，從這裏到延安，前面還有很多惡山、惡水、惡仗，幹部旅的大多數同志很難堅持下來，遂決定將其分解，年輕力壯有戰鬥經驗者編入三五九旅繼續戰鬥突圍，年老體弱者分給必要的旅費化裝分散轉移。此項分解工作由旅政委張成台和邊區黨委副秘書長李其祥負責。張、李二人在將全旅人員分解完畢後，便與偶遇的中原局組織部幹事羅文斌、軍區後勤部供給部長吳先元、閔漢清夫婦一起，化裝結伴而行，向革命聖地延安的方向進發。

調查組根據張文津一行和張成台一行的不同情況分析認為，在文家石灰窯被殷克明等殺害的四男一女，不可能是張文津等人。因為張文津一行是持有國民黨軍方的信函、文件，着制式軍服，佩戴軍銜和第九執行小組符號，公開前行的，不會換穿便衣，也不會隨身帶有大量金條和銀元，也沒有女性。而從當地老鄉和殷克明、陳尤均等交待材料中對五人的描述來看，那一對年紀明顯偏大的老者，應該是吳先元夫婦（吳時年已經58歲），那個中年人，應該是張成台政委（38歲），另外兩個年輕的，應該是李其祥和羅文斌（均30歲以下）了。被暴徒搜出金條、銀元和紙幣的那位老者，也符合吳先元供給部長的身份。因按我軍的慣例，突圍中，往往由分管的主要幹部隨身攜帶部隊款項。

根據以上情況，調查組認定文家石灰窯處發現的四男一女屍骨，即張成台、李其祥、羅文斌、吳先元、閔漢清五烈士的遺骨。

張成台政委一行犧牲的經過已經查清，那張文津旅長一行又魂歸何處呢？

二、寧陝縣東江口鎮城隍廟背後的又一堆屍骨

張文津一行原本四人，臨出發前，副旅長李學先主動要求隨三五九旅繼續戰鬥，王震考慮李曾在陝南遊擊，熟悉當地的地形與社情，便同意了。於是，張文津一行四人變成了三人，於8月7日從鎮安縣楊泗廟出發，沿大路向西安行進，在進抵寧陝縣東江口鎮蔣軍駐地後，失去聯繫。

王震同志得悉張文津等人在進入蔣軍駐地後失聯，當即向黨中央電告。中央立命南京的周恩來和北平的葉劍英，分別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強烈抗議。8月22日，延安《解放日報》並以《蔣方阻我與第九小組聯絡，李先念將軍代表被扣》為題，在頭版做了報道。但國民黨軍西北地區最高長官胡宗南謊稱不知，矢口否認扣押談判代表一事。因我方也沒有三人最終下落的確鑿信息，後來這事就沒有下文了。

在這次重啓的調查中，通過對大量線索進行細密篩查，寧陝縣東江口鎮的又一堆神秘屍骨進入了調查組的視線。

1976年，東江口鎮的江口搬運社在城隍廟背後的旬河岸邊建房挖地基時，發掘出一堆人骨。負責基建的孟洪同志組織人將白骨撿拾起來，轉埋到了白家嘴（西萬公路104公里里程碑150米西北側）胡醫士三棵核桃樹下的坡地裏。

為了不放過任何一條可能有用的線索，調查組在東江口鎮召集了有五十歲以上的老人和曾經的國民黨鄉保人員參加的座談會，並挨家挨户走訪了各界羣眾。

真的是功夫不負有心人，就在這次調查走訪中，答案找到了。

在問到曾任偽副鄉長的鄧耀俊時，他説他曾親口聽自己的老同學、偽鄉隊副兼防空哨長唐進玉説：共產黨新四軍派的談判代表，國軍讓鄉長石星一和我們幾個給活埋在城隍廟背後了。

鄧耀俊説，他對此事記得清清楚楚，他和唐進玉是知己朋友，無話不談，為了給唐進玉保密，他一直沒有給任何人説過。

曾當過偽民團小頭頭的石友成記憶更清晰，他説：1946年夏天，181團【屬胡宗南部61師】就住在東江口鎮，團長姓岑，住在營盤街張文堂家。一共開來4個連，兩個連住在上街學校，兩個連住在鹽店街後面。一天，從沙坪方向來了四個人，其中兩個軍官，騎着高頭大馬，説是共產黨王震部隊的談判代表。一個穿便衣的老百姓，是他們請的嚮導。

共產黨代表到來後，岑團長排着整齊的隊伍在魁星樓前迎接，還鼓掌歡迎。

過了兩天，聽説共產黨的談判代表離開東江口鎮到西安去談判了。石友成對江口區區長姜捷三説：這下好了，談成了，就不打仗了。姜捷三説：談成個屁！隨後看着石友成，神神秘秘地用手做了一個劈刀的動作。石友成明白，那意思是給殺掉了。

石友成繼續説，聽了區長的話，他聯想到了在清晨看到的城隍廟後面新起的土堆，便向唐進玉探聽，唐進玉悄悄給他説，是那幾個新四軍和那個給新四軍當嚮導的，讓國軍給活埋了。

聯合調查組的另一路人員，通過四川省公安廳、省檔案館和成都軍區軍事法院，也有了新發現。他們查到了原西南軍區軍法處1953年5月20日法字第0202號判決書，是對罪犯韓清雅的刑事判決書，順藤摸瓜，又找到了該犯的口供材料。獲悉這個韓清雅1946年8月在胡宗南部61師181團少校指導員任內，曾秘密審查張文津等四人，並將張等準備赴西安談判一事向上峯報告，於8月10日得胡宗南迴電：“就地秘密處決”。接電後當晚，團長岑運應命四連連長李清潤負責執行。李得令後，帶隊將張文津等捆綁、堵嘴，秘密押解至駐地東江口鎮城隍廟背後的旬河岸邊，由當地偽鄉長、團丁數人挖坑，活埋。

韓清雅的判決書中，附有曾任該團營長鄒壽珊的證言，印證了韓的口供屬實。

至此，張文津、吳祖貽、毛楚雄三人及嚮導遇害的真相水落石出。

成千上萬的先烈，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但英雄之死，未必都是轟轟烈烈。

真相大白，先烈們可以安息了。

（較真軍史，打假正訛。敬請關注本人公眾號“牛戈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