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之爭“”、思政素質和基層思政教師——關於幾個問題的討論_風聞

                                                           一

    “文理之爭”經常涉及到那些通常被認為是“文科”的科目比如哲學到底有沒有價值的問題。 

       偶然翻到一個博客，看到一位讀了很多哲學書的網友寫文章説“哲學沒有價值”，因為哲學既不能給我們科學知識（例如像物理、化學那樣的“理科”知識），也不能教我們如何做人。他還認為：類似康德、哈貝馬斯那樣的哲學家以為自己能夠教人做人，以為能靠一套理性規則推出該如何做人，但那只是一種自大，你與其跟他們學如何做人，不如跟你自己的父母學。另外，這些大師總有一種表裏不一：他們口裏説“我是給你啓蒙，是教你學會自己去思考如何做人，而不是代替你思考”，但實際上，你被他們“啓蒙”的結果，就是發現他們已經替你思考了，你只要照做就行了——因為“啓蒙”的前提，就是你是“蒙”的，他們來“啓”你，所以如果你不按他們教你的方式思考（比如運用他們那一套雲山霧罩的術語、行話，並且這些的解釋權都在他們手裏），你就沒有資格思考，但既然如此，就不如干脆讓他們替你思考算了。     

        我是教哲學的，但我感到他講的不無道理，所以看了一遍就記住了這些意思。     

        不過，我不贊成他的“哲學無價值”論，因為他忘記了一位最偉大的哲學家：      

        馬克思。      

        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三條中，批判的恰恰是這位網友所不滿的那些啓蒙思想家：    

“有一種唯物主義學説，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因而認為改變了的人是另一種環境和改變了的教育的產物，——這種學説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這種學説必然會把社會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駕於社會之上。（例如，在羅伯特•歐文那裏就是如此。）     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併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

        哲學的價值，主要得到改造社會的革命實踐中去找。這是因為，自然界中的認識和改造對象，某種意義上都是現成的客體（山川大地、動物植物等），而社會領域裏的改造對象，則既是客體又是主體，或者説既有客體性又有主體性（比如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生產關係，等等），以至於一個自然存在物（例如土地），一旦被納入社會領域來考察，它就會有完全不同於純自然存在的意義，而成為一種我們常説的“社會存在”（例如土地一旦作為農業生產資料，就不只是自然存在，而是社會存在了）。那麼，我們怎樣呈現和把握這樣的對象？這就需要一種與自然科學既有重疊但又有不同的眼光，比如我們認為“社會存在”也是物質的，也有客觀實在性，但同時我們又意識到這個“物質”的“客觀實在性”與自然界的那些“物質”及其“客觀實在性”是很不相同的，我們如果只是站在自然科學內部，就無法理解甚至無法發現這種“客觀實在性”，唯有既借鑑自然科學，又合理地超出自然科學，我們才能理解它——而能給我們提供這種雙重眼光的，就是哲學，或者不如説，在歷史上，這種雙重眼光造就了人類最初的認識：我們自從“人猿相揖別”那天起，就不是把自然界當作一個與我們無關的對象而是當作一個被我們用集體力量來改造的對象來把握的。我們像當今的自然科學那樣，將自然界當作一個與我們無關的“純客體”，反而是在此很久以後了——而我們之所以能這樣看，卻也正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實踐向我們提供了邏輯、數學等強大無比的思維工具，才能在思維中將這個自然界“純客體化”，並且我們對自然的集體改造已經深入、廣泛和劇烈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於被我們改造過的自然和未被我們改造過的自然之間的差別如此之大，讓我們不得不將它們視為“兩個世界”：一個屬人的、社會的世界，和一個社會“之外”的“純天然”的世界。     

        以上這一切，自然科學並不會告訴我們，必須有某種超出自然科學的視角才行——你是否把它叫作“哲學”，這並不要緊，要緊的是我們確實需要這種單靠自然科學提供不了的視角。尤其在今天，自然科學和相關技術似乎無所不能，往往會對這個視角有一種遮蔽作用（實際上也遮蔽了自然科學自身的一些根本性的東西，例如盧卡奇就曾指出所謂“純自然科學”思維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之間的親緣性，比如忽視總體性、重物輕人、傾向於將一切單一化、量化，等等——我並不完全贊成盧卡奇，因為“純自然科學”的思維方式的社會根源首先應該是大工業生產的實踐，在講它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關係之前，應首先指明並強調這一點，以免造成誤解，以為“現代自然科學”是與“資產階級”綁定的），我們就更需要注重培養和訓練這種哲學眼光了。

                                                          二

       一位在教高中的同學問我：     

“認識的對象只能是物質世界嗎？因為我們講哲學上的世界有兩個（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但是教材上講認識的對象又只是物質世界，沒有説精神世界。但是人不能認識精神世界嗎？”

        我回答：     

“這是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思想：     世界是統一的物質世界，不存在獨立於物質世界之外的精神世界，精神現象就是物質世界之中的一種現象，認識精神活動，仍然是認識物質世界的一個特殊層次，即認識那些具有精神屬性的物質，或者認識某些物質所表現出的精神屬性，或者認識物質世界在人的精神（這個精神並不獨立於物質）中的反映。    

         至於對“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這種提法（注：看來就是這個提法讓這位同學產生了困惑），可作如下理解：   

        1.不要認為用“和（與）”字連接，它們就一定是互相外在的：比如“黨和人民”，這並沒説黨在人民之外，並沒有説九千萬黨員就不是人民；    

        2.如果真的互相外在，那麼，這個“物質世界”是狹義的物質世界，即那些不具精神屬性的物質的集合，這就好比“學習委員”和“生活委員”，學習本來包括在生活中，但“生活委員”管的“生活”是狹義，即除了學習之外的生活。但“認識的對象是物質世界”，這是廣義的物質世界。”

          之所以將這個答問列在這裏，是因為這個答問比較典型地體現了思政專業同學要學好專業特別是以後要上好課，應該着重培養的三種素質（當然不止這三種，但就事論事，我們先指出這三種）：     

        1.紮實的理論功底：“世界是統一的物質世界；世界上除了運動着的物質，什麼也沒有”這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這個大家都知道，但要融匯貫通，要理解這個原理藴涵着“精神活動也是某些物質的屬性，因此所謂“精神世界”不可能獨立於物質世界”這樣一個觀點。    

       **2.清晰的邏輯思維：**在討論讓這位同學感到困惑的“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提法究竟是什麼含義的時候，運用選言推理是一種較好的選擇，即以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的物質統一性原理為前提，分兩種情況討論：

           （1） 它的含義不是“相互外在”，那麼此時這個提法就並不要求精神世界在物質世界之外，那麼在談“認識對象”時，也並不一定要在“物質世界”之外單列出一個“精神世界”；

           （2） 它的含義是“相互外在”，那麼此時，所謂“物質世界”就是狹義的，它就僅指“不具有或不表現精神屬性的那些物質的總和”，但由於“認識的對象是物質世界”中的“物質世界”是廣義的“物質世界”，因此它與狹義的“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在我們暫不考慮有精神屬性的物質也起源於無精神屬性的物質並往往反映着前者這兩點的前提下）之間的某種外在性是並不矛盾的。

           因此，無論哪種情況，“認識對象是物質世界”都是成立的。    

          3.高度的語言敏感：“和”這個並列連詞在日常語言中是司空見慣的，但我們平時往往只注意它的“相互外在”的含義，比如“蘋果和梨子”、“張三和李四”、“中國和外國”……但往往會忽略“中國和世界”、“黨和人民”等等提法中“和”字並不見得是“相互外在”的意思。這是為什麼呢？很有意思，這恰恰是因為“和”本來確實是表示“相互外在”的，因此當我們想要強調某個整體中的某一部分某一層面的重要性、特殊性時，就常常把這一部分或層面從整體中抽取出來和那個整體並列起來，用“和”字連接起來，造成好像它們是相互外在的“錯覺”，但這其實不過是為了強調那個部分或層面，讓大家在這時像注意那個整體一樣注意那個部分或層面，把那個部分或層面看得更清楚，比如“人與世界”、“人與自然”乃至“認識與實踐”都是這樣，為了強調前者（部分）而將它從後者（整體）中抽離並與之並列，這並不意味着否認前者是後者的一部分。讓我們敏感到這一點，即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語言運用是很靈活的，有時我們用語言造成一種“錯覺”正是為了達到我們所需要的某種效果，而我們要辯證地對待這種“錯覺”，也就是既要體會出它那種強調的效果，又要能反思出這整個語言運用的過程從而理解這個“和”字並沒有否定部分與整體的真實關係——好像看電影《長津湖》，你既要能身臨其境地感受到故事情節，又不至於想衝進銀幕去參加戰鬥。在舞台藝術中，這被稱為“第四堵牆”——舞台有左、右、後三堵有形的牆，但前面還有一堵把“戲”與觀眾隔開，讓觀眾意識到自己在看戲的無形的牆。在日常生活中，在每天的語言運用中，也常有這樣的“牆”，讓熟悉的東西、合理的東西忽然發生變異，讓我們更能注意到它，更深入地體會它，思考它，從而更深刻地理解它的現實性、合理性。把握這些，就需要我們對語言有高度的、全面的敏感性。因此，思政專業同學應該有較好的語文素養乃至文學素養。我大學時讀錢鍾書先生的講比較文學的筆記體鉅著《管錐編》，雖未讀完，但在這些方面受的啓發卻不少。   

          聯繫前一部分提到的“文理之爭”，可以説這三種素質是文理科都可以培養的：第三種素質“語言敏感”可能與文科的關聯還更大一些。而對語言的敏感絕不僅僅是咬文嚼字，它往往意味着對語言所代表的某種社會現實、社會關係的敏感，比如“同志們”和“弟兄們”、“指戰員”和“官兵”、“子弟兵”和“兵哥哥”這些語詞及其差別，就有着很豐富的社會含義。又如“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個成語，你查它的出處，會發現它並不是説“州官可以放火，而百姓不可以點燈”，而是一個叫田登的州官為了避諱，讓大家都得把“點燈”叫做“放火”，結果“元宵節點燈三日”也只能説成“放火三日”。這個田登大概是並不準備真的放火的，他只是要大家把“點燈”都説成“放火”。但是老百姓敏感到了：第一這是在剝奪大家的話語權，讓大家失去了説“點燈”的自由；第二，這是破壞了約定俗成大家普遍接受的語言規則，以後大家無法區分“點燈”與“放火”，當你説“放火”的時候，誰也不知道你是點燈還是真放火，一切都由你隨心所欲地解釋，比如當你強拆民房，説“放火”時，真的有你的鷹犬把老百姓的房子燒了，朝廷追究下來，你還可以推脱説“我不是那個意思”。所以這個成語説明我們中國人對話語是很敏感的，知道有些事情看起來只是字面上換了個説法，但這個説法是誰換的，為什麼要換，換了之後會造成什麼差別，背後卻有着值得解讀的很複雜的權力關係和社會進程。自然科學家一般來説就不大關注這些，因為自然科學的重點在關注“説了什麼”，而並不太關注“誰説的”、“何以能説（或何以不能説）”“為什麼説（特別是有些好像明明是“錯”的話，為什麼也會有人反覆地説）”這些問題——比如伽利略大概就不能理解為什麼不讓他説“地球在轉動”，或者説他的研究不允許他把精力放在理解這些問題上面——而這對研究人文社會科學來説是遠遠不夠的。

         結尾我要説，這些年來的教學經驗讓我感到：     

         網絡時代是雙刃劍，有的人利用它豐富的資源和開放、迅捷、即時的互動性，極大地提升着自己的學識、邏輯和語言水平；有的人則迷失於良莠不齊的信息海洋、感官刺激、無效社交和個人純情緒發泄中，視野窄化、思維淺化、邏輯弱化、語感鈍化，不少人到頭來連一句普通的話都看不懂、説不清——這就是網絡時代的兩極分化。這種情況發展到極致，事實上對所有人（包括很多原本素質較高的人）都有負面影響（因為他們往往也要迎合別人，而不知不覺地迷失自己）。    

         思政專業同學就要扭轉這種兩極分化，盡全力引導和幫助大家特別是青少年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都得到全面發展。    

          我相信同學們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但這必須首先從我們自己做起。

                                                               三

         我是在基層教馬原的普通教師，很多人喜歡拿我們説事，認為我們死搬書本，不懂現實，不知變通。比如有些人會説 ：“現在都市場經濟了，改革開放了，你們還在那裏講私有制怎麼怎麼不好，公有制怎麼好，為什麼不與時俱進呢？你看現在學術界那麼多理論文章，都是説要破除極“左”僵化思想，大膽擁抱民營資本，和你們鼓吹的完全不是一回事。難道人家那些理論大家的水平會比你們低？” 

          我們這些人難道真的那麼“教條”，那麼遲鈍，不知道馬克思主義要與時俱進，不知道我們現在要改革，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真相是：    

        我們説一些話，強調和捍衞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立場，並不是因為我們不願意或不敢面對現實而只敢重複、照搬經典著作裏的“教條”。相反，這正是因為我們不像有些“高層”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那樣一天到晚穿梭於資本家、“各界精英”之間，和他們相視莞爾，觥籌交錯，和他們一起“解放思想”，一起“創新”，一起指摘馬列經典這也“過時”，那也“教條”。   

         真相是：    

        我們每時每刻都能從社會現實存在的矛盾中，從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老百姓的生活體驗中，發現很多被急於標榜自己“創新”的“理論家”們嗤之以鼻或束之高閣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論斷不但沒有過時，反而不斷為廣大人民羣眾的境遇、實踐與呼聲所印證。     

        記得《牧馬人》裏的許靈均對質疑他的信仰並勸他出國繼承自己家產的父親説：    

      “我已經四十歲了，您要相信一個四十歲的人的信仰，不是那麼幼稚的了。”    

        是的，我們説的有些話，可能讓人感到我們有些“一根筋”，但這種“一根筋”已經不再是幼稚的了：     

        我們不會再迷信任何人，包括不迷信那些要我們“不迷信任何人”的人。     

        我們是無產階級，我們面臨的實際鬥爭需要我們怎樣，我們就會怎樣，不以任何其他人（不管這人頂着怎樣的頭銜，怎樣的“光環”，他如果不和我們一條心，我們就不會被他左右）劃給我們的“問題”為轉移。      

         這就是我們的“問題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