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因政府發錢也不是因為貪婪！漲工資也招不到人，美國勞動力短缺是怎麼回事？_風聞

 《華爾街日報》報道説美國工人正以破紀錄的人次辭職。（《華爾街日報》截屏。）

自去年新冠疫情開始，美國似乎就一直勞力短缺。最初是被稱為essential worker的（即在生活第一線的“基本工人”），後來隨着今年的經濟復甦擴展到各行各業。

為什麼勞力短缺？疫情前的那些勞力哪裏去了？一個説法是拜登救濟款發太多了，那些因為疫情暫時失業的人拿到的失業福利比做工時的收入還高，當然不願意回去幹活了。

信奉這個説法的州決定採取行動，提前終止政府因疫情提供的部分或全部失業福利，促使人們早日回到工作崗位。結果，全國總共有26個州這樣做了。

這就正好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實驗條件——比較終止和繼續發放失業救濟的州，就可看出失業福利對就業市場的影響。

不久前，幾項研究結果出來了，結論是額外的失業補助在今年的勞動力短缺中至多隻起了很小的作用：放棄這些福利的各州，相較於繼續福利政策的州，就業率只有小幅增長，而在數百萬失業工人不得不削減開支的時候這樣做，可能反倒會損害當地經濟。

所以，不管勞力短缺的原因是什麼，肯定不是因為拜登政府發太多錢了。

約翰迪爾上萬名工人罷工，他們並不是貪婪

上週四（10月14日），約1萬名美國農業設備製造商約翰迪爾公司（John Deere）工會工人因不滿意聯合汽車工人工會（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與該公司談判出來的暫定協議，罷工了。

儘管工會的談判代表認為他們爭取到了很好的條件，包括“明顯的經濟收益”和“行業內最高質量的醫療保健福利”，工人們普遍不這樣看，絕大多數工人投票同意罷工，不接受這個合同。

工人主要的不滿在於兩方面：工資提升幅度不夠大；新僱員不能享受老員工的退休福利。

約翰迪爾稱，其裝配線工人已經擁有行業中最好的工資和福利。根據公司公佈的工資數字，一個員工的年薪通常在6萬美元左右。依據現在被拒絕的那個暫定協議，在2025年這個數字將達到近7.2萬美元。雖然工人認為工資上還可以更慷慨些，但主要問題在於福利制度。

推文翻譯：去年公司裁掉幾百個工人，就為了省1.75億美元。而公司盈利是22.5億！今年盈利又破了去年的紀錄（去年也是破紀錄）。並不是工人們貪婪。他們只是想分得一杯羹。

 推文圖片中的大字：罷工。

現在該公司員工福利採取雙軌制，1997年以前的“老員工”享有很好的退休福利，包括退休醫保。但1997年以後被僱的“新員工”就沒有這樣的福利了。這似乎給每個人都帶來焦慮：新員工對退休福利沒有保障擔心；老員工害怕自己會成為裁員的目標。

不久前還擔任當地工會組織主席職位，位於愛荷華州奧圖姆瓦（Ottumwa）的迪爾老員工克里斯·勞爾森（Chris Laursen）説：“這次罷工實際上是為了贏回工人們早就失去的福利”。

勞爾森列舉了有利於工人談判的幾個情況：公司本財年有望創下破記錄的60億美元盈利；首席執行官的大幅加薪；相對較高的農業商品價格；疫情導致的供應鏈瓶頸給公司帶來的困難。他説，“我們從來沒有拿到像現在這樣的一手好牌。”相形之下，“公司正在收穫鉅額回報，我們卻在這裏爭奪麪包屑。”

工會農業部主任查克·布朗寧（Chuck Browning）在一份聲明中説的，可能是對工人罷工目的的最好總結：“我們在約翰迪爾的成員為獲得體面的生活、有尊嚴的退休和建立公平的工作規則而罷工。我們將繼續致力於談判，直到我們成員的目標得到實現。”

為什麼近年美國罷工遠較過去幾十年更頻繁

在經歷了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蕭條後，美國工會在30年代中開始起飛，逐漸增長，到1980年達到巔峯。隨後就是工會力量急劇下降。近幾年開始再次出現的罷工現象説明，工會力量有恢復的趨勢。

不久前，穀物製造商Kellogg的1000多名工人舉行了罷工；生產Oreos和其它Nabisco餅乾的蒙代爾茲國際公司（Mondelez International）今年夏天經歷了一次停工；阿拉巴馬州的煤礦工人已經罷工了幾個月；好萊塢幕後工作人員計劃的本月的罷工只是在最後一刻才被化解了；亞馬遜和星巴克工人也都開始了工會組織活動，雖然還沒有取得最後成功。

通用汽車公司的工會成員在2019年罷工了近六週，然後雙方就一份為期四年的合同達成一致，其中包括大幅提高工資和縮小“雙軌制”工資結構中的差距。

罷工或試圖組織工會的原因往往都是工作環境差，工作壓力大，工作時間長，還沒有彈性。

工人的訴求除了提高工資待遇，增加福利外，幾乎都包括追求尊嚴和體面的生活，無論是指現在的工作崗位上還是對退休生活的展望。

美國產業工人曾經享受中產生活，但80年代開始每況愈下

上世紀40年代後期開始到70年底末可以説是美國發展最好的時期。不僅經濟增長相當快，而且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在此期間，幾乎所有人的收入都翻倍，實現了真正的民享。美國工人階級普遍過上中產生活就是從40年代末開始的。

那時，工人中產家庭每年都度假，有的甚至還有自己的度假小屋。送孩子讀大學也不是問題。這是在接受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蕭條的教訓，通過兩個手段來實現的：一個是提高税率，另一個是組織工會。説到底就是減少貧富差距。

但是，從80年代開始，里根的大幅減税和對工會力量的削弱，致使美國重新走上了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老路。下面兩張圖就很説明問題。

上圖是從1910-2010年工會成員佔比變化與最富有的頂部1%的人收入佔比變化的趨勢比較。可以看出，隨着工會力量的衰減，貧富差距越來越走向極端。

下圖給出的是1925-2018年期間美國頂部0.1%富人收入與底部90%的人的收入相比的倍數。圖表的標題觸目驚心：美國的貧富差距程度已經恢復到鍍金時代的水平。

而最能説明問題的也許是下面這張圖。這是比較兩代人在30歲時的收入。圖中顯示的分別是出生於1940、1950、1960、1970和1980的人30歲時的收入比其父輩30歲時收入更高的幾率。

從圖中可以看出，出生於1940年的有92%的人30歲時比父輩30歲時的收入高。出生於1940之後的人，這個幾率逐漸降低。到1980年出生的人，只有一半的人能比過父輩了。

換一句話説，所謂的“美國夢”——即這是一個提供向上移動（upward mobility）機會的社會——已經不復存在了。

疫情很可能讓底層勞動者醒悟到，人還可以有另外一種活法

很多底層勞動者因為疫情失去了工作。但也因為疫情期間政府額外慷慨的失業補助，有些人不工作時拿到的救濟款居然比工作時的收入還要高。這讓他們體會了一種不同的生活，也希望自己不要再繼續在走不出的深淵裏掙扎：一個餐館廚師在休息了一段時間後發現，原來每天都痛的手不再痛了；有的人希望利用這個機會重新回到學校去學一門技能；有的人希望換一個工作，不再過那種從來沒有時間與家人相處的日子；更多的人是看到了自己原來的收入太低，不願意再回到從前的日子裏去了。

也許這是他們的一種“罷工”形式。就像約翰迪爾的工人希望獲得體面的生活一樣，底層的勞動者也希望生活能夠改善。

真的，美國的失業金並不多。如果失業救濟金比收入還高的話，那就是收入低得不合理。當人們意識到這一點後不願意再回去做那份工，實在是合情合理啊。

疫情期間，大部分辦公室工作都可以在家上班。但很多一線人員，就是前面説的“基本工人”卻是必須冒着被感染的威脅，去不那麼安全的環境上班。

除了醫護、警衞人員和某些職業外，這些“基本工人”大多是低收入職業的員工，如商店和餐館員工，環衞工人和快遞員等。他們的工作非常重要。疫情期間什麼都缺的時候，更體會到沒有他們，人們連最基本的生活條件都無法滿足。

那麼，作為一個文明社會，是不是應該回答這樣的問題：他們的工作價值應該怎樣衡量？他們的收入不夠讓一家人過上體面的生活是合理的嗎？

其實將心比心，白領也有類似的問題。比如，相當多人以前爭取了很久卻享受不到的在家上班，因為疫情一下子就實現了。如果疫情後公司説不再給任何在家上班的機會，你還能夠像從前那樣接受嗎？還比如，當你有選擇的時候，會忍受一個讓人心力交瘁的工作嗎？為什麼藍領工人就“不配”給自己多一點選擇呢？

美國勞工部上週的報告説，今年8月份辭職的員工比過去20年中的任何月份都多。看來辭職人數激增是工人意識到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擁有更多籌碼的幾個跡象之一。

縮小美國巨大的貧富差距，需要一次分配的變革

現今的美國社會，太多的問題必須靠二次分配，即福利等來補救。但二次分配不僅弊病多，而且有長久的負面作用。比如，一次分配的提高鼓勵買房，二次分配只能提供臨時住房；一次分配提升社會、階級地位，對下一代有着不可估量的正面影響，二次分配只會打擊孩子的自信，還可能養成他們吃福利的習慣；一次分配能夠從根子上減弱社會的不公因素，二次分配不僅治標不治本，而且當一次分配不公時，還造成“劫富濟貧”的假象；一次分配是真正提供“向上移動”的美國夢的機會，二次分配只是提供最基本的生存，無法幫助弱勢羣體爬出貧窮的深坑。長此以往，必定激發階級矛盾的不斷尖鋭化。

此圖的標題是：當底層收入不變時，頂層收入飆升。圖中三個顏色分別代表底部90%，頂部1%和頂部0.1%的人在不同年代的平均收入。

也許看一下CEO與工人收入比例的變化，比較能夠説明問題。

美國各大公司CEO與工人平均工資的比例，在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後在不同時期的數字大致如下：

1950–1980：20:1

1980–2000：400:1 （此時期對沖基金管理員的收入是美國平均收入的22000倍！）

2007年金融風暴後：300:1

美國勞動部（Labor Department）和統計局（Census Bureau）給出的CEO與工人平均工資的比為：

1979年：29:1

1985年：40:1

1988年：93:1

1990年：113:1

1995年：150:1

太多時候我們聽見的是，把餅做大些。但是，只是把餅做大不是答案，還必須改革對餅的分配。畢竟，這裏有一個公平與否的問題。

這個社會必須重新學會肯定藍領工作的價值，學會尊重藍領工人的勞動。這個對價值的肯定，對勞動的尊重必須有具體表達，有實際效果。説到底，縮小貧富差距，直接提升底層收入才是正道。

現在拜登政府希望提高聯邦最低工資，阻力重重。太多人無視這樣一個事實：7.25美元的聯邦最低工資自2009年就再沒動過。只是考慮通貨膨脹，到2021年也應該是12美元了，如果再考慮生產率的增長，今天的最低工資就應該是24美元。

現在要一步到位也許不合適，但是對15美元也拼命反對實在沒有道理。順便説明一下，已經有相當多的研究表明，只要提高工資的幅度不過分大，所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會造成企業少招人甚至裁員的説法，是一個沒有證據的迷思。

由於勞力短缺，近幾個月來平均時薪一直在攀升，尤其是低薪工作。市場已經走在前面了。政策方面也應該跟上。

1933年，小羅斯福總統剛就任不久，一位去白宮拜訪的客人對他説：“總統先生，如果您的計劃成功，您將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如果失敗了，您將是最糟糕的一位。”

小羅斯福回答説：“如果失敗了，我將是最後一位（美國總統）。”

美國現在貧富差距已經到達1929年的程度了。再不做點什麼，恐怕這個制度也將不保。我們沒有多少時間了。

溪邊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