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作家更偏愛描寫“瘋女人”？_風聞

諾貝爾文學獎總計一百多位獲獎者，但其中女性只有16位。

相應的，是因為女性作家的稀缺。

在文學作品裏，我們可以看到男女作家視角中，截然不同的世界。

就讓小印帶大家看一看女作家筆下的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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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女人”，男性作家的想象？

在現代文學裏，女瘋子形象佔據了大部分，但是，她們的社會文化意義，卻大大少於男瘋子形象。

閣樓上的瘋女人，就是女性主義中，一個非常著名的話語表述。

原先是指《簡愛》裏，被男主人公關在閣樓裏，有着神秘、怪異笑聲的女人，他的前妻伯莎。

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的瘋癲，主要來自男權社會對女性身心的壓抑與迫害，是女性性別身份焦慮與反抗的表現。

這個閣樓上的瘋女人，已經成為一種隱喻，她象徵所有女性，被壓抑與反抗、被窒息與尋求、被孤立與傾訴的全部沉默的歷史。

在塑造瘋男人的同時，男作家構建了一大批瘋女人形象。

但在他們的筆下，瘋女人的隱喻是狹窄的，是一羣脆弱、有情無理，僅靠本能而生存的人。

曹禺《雷雨》中的蘩漪，和張愛玲《金鎖記》中的曹七巧，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為離經叛道的女性。

然而，這兩個同樣陰鷙、乖張、變態扭曲的瘋女人，卻遭到不同的對待，前者是敬佩與同情，後者是厭惡與反感。

《雷雨》中，繁漪出場時，曹禺是這麼介紹繁漪的：

“臉色蒼白，只有嘴唇微紅，她的大而灰暗的眼睛同高鼻樑令人覺得有些可怕……

在那靜靜的長長睫毛的下面，有時為心中的鬱積的火燃燒着，她的眼光會充滿了一個年輕婦人失望後的痛苦與怨望。

她是一箇中國舊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靜，她的明慧……”

男作家更多是一種旁觀者的角度，在故事外敍述。

繁漪作為一個女人，她渴望愛情、幸福，但她的遭遇，只能做一個服從的榜樣，為了跳出這個牢籠，扮演一個瘋子。

而《金鎖記》中，曹七巧的出場，就和男性視覺中，紅唇大眼、高鼻長睫、文弱明慧等符合男性本能慾望的截然不同。

“瘦骨臉兒，朱口細牙，三角眼，小山眉……

何況七巧的嘴這樣敞，脾氣這樣躁，如何瞞得了人？何況她的人緣這樣壞，上上下下誰肯代她包涵一點？”

曹七巧則是一個矛盾而分裂的人，她不想被完全吞沒，掙扎在男權社會里，作者把自己的感情寄託在她身上，代表着女性的憤怒與焦慮、抗爭與妥協。

兩個故事都有關於原欲，但從《雷雨》的人物中，我們不難看出男作家筆下男性的頑強、理性，和女性的脆弱、非理性。

這兩種形象的對比，以男性作家的花樣塑造，不斷播散開來，也漸漸被大眾接受，漸漸男女形象有了固定的模板化。

女作家們筆下的瘋女人們，正是男權話語包圍中的突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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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作家的愛情觀，大不同？

“男人的愛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是女人生命的整個”——拜倫

根源於兩性深處的差別，使愛情自然而然成為女性文學中，最為重要的主題。

但是男女作家筆下關於女性愛情的形象卻大不相同。

很多男性作家把自己對女性的理想融入到文學作品當中, 温柔似水，儘管有時反叛，但依舊處處依附男人，以男人為中心。

而女性通過身體，將自己內心真正的想法表現出來。她們筆下女性形象，多帶有自己影子，或是自己的理想形象。

對於戀人，男女作家關注點也截然不同，《苔絲》和《簡愛》就是一組鮮明的對比。

在《苔絲》中，哈代以男性審美，塑造苔絲外形。

“一個俊美可愛的姑娘”、“那靈動的牡丹一樣的嘴唇和天真的大眼睛”。

這幾處外貌描寫，為讀者呈現了苔絲的自然之美。

然而紅顏薄命，作者通過毀滅美好，來吸引廣大讀者的興趣。

《簡·愛》卻一反以往，並不以美麗温柔作為女性形象。

她的魅力在於，平凡外表下的偉大人格，藉此征服了她所心儀的羅切斯特，最終追求到了人生的幸福。

兩位異性作家，對各自筆下的女性形象的外貌描寫，存在根本不同。

大部分文學作品中，女性終身理想只是苦苦祈求男性愛情，或者甘願成為男性玩物。

女性的身體，被男性用言語編織了一套沉重的身體倫理，這倫理時刻禁錮着人們對身體的認知，也使女性對愛情產生誤解，被謊言矇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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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在強調母女間的衝突？

中國文學中，對各種家庭關係都有許多敍述，卻幾乎沒有出現母女關係。

這是因為，在以男性血緣為中心的家庭結構中，女性被迫採取從夫而居的生活方式。

思考母女關係，會進一步質疑父權的合理性，孩子為何跟隨夫姓，而不是聯繫更加緊密的母親。

母女關係文學敍述的匱乏，是男性獨霸歷史書寫權力的結果。

在強大男權中心文化壟斷之下，人類最為重要的血緣親情之一，母女關係成為了我們社會秩序中，最隱晦的區域。

在舊時，甚至女性不曾擁有姓名。

女兒只是家庭暫時成員，在父權家庭裏，需要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這種言論，來鞏固統治。

儘管中國傳統文學中，偶爾會有像《西廂記》、《紅樓夢》等文學作品，涉及到母女關係。

但其中的女性，根本沒有獨立人格和女性自我的獨特感受，她們只是男性主體敍述人文化觀念的載體。

在文學中，母親是沒有獨立自主意識的客體，在父權專制文化的壓迫與教化下，成為父權幫兇，是父權專制在家庭中的主要行刑人。

在封建父權專制下，當母女深情，妨礙了以男性為中心的家庭現實利益時，母女之情就會被視為非法、非理性的。

比如《傾城之戀》裏的白流蘇，受到兄嫂言語的刻薄與欺負，希望得到母親支持時，母親卻站在家中男性繼承人一邊，不再有現實中的母女之情。

至到現代，第一批不甘心被緊閉束縛的母親，出現在女作家筆下時，被父權割裂的母女關係，又回到了文學敍事中。

白薇的《打出幽靈塔》、關露的《新舊時代》、丁玲的《母親》、《過年》……

在這些作品中，母親們拒絕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命運安排，自強自立，她們是中國現代第一批衝出家庭樊籬，擺脱對男性依附和從屬地位，走到歷史前台的新女性。

現代男作家，對母女關係書寫非常稀少，他們更注重父子關係的敍述和探索。

與女作家的多樣化母女關係敍述相比，男作家更傾向於展現母女關係之間的衝突而忽略了她們直接的至親關係。

即使有零星的母女相惜相憐出現，也沒有女作家作品中始終充溢着的認同和幸福感。

比如胡適《終身大事》裏的母親，是封建家長代表，與專制獨裁的父親站在同一立場維持陳腐道德秩序。

和創作相比，中國現代文學批評領域，卻由男性統治，文學中的女性意識，被極度削弱，影響了真正女性作品的創作。

而隨着女性寫作越來越自由，在侷限、困惑、矛盾中不斷掙扎，女性小説寫作開始慢慢發展、壯大與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