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越來越窮，大佬們還在假裝美國存在共識_風聞

或許，只有一場真正的政治變革，才能夠終結美國財閥以美國政府為工具從普通民眾身上榨取利益的經濟暴政，真正治好“美國病”。

文 | 柯靜 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

編輯 | 李雪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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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再雞飛狗跳的時光

求而不得

這段時間，美國人民尤為難熬。

在特朗普執政4年之後，把拜登送上總統寶座的選民們無疑希望這屆政府能夠在推進經濟、種族正義和改善極端不平等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讓他們享受一段不再雞飛狗跳的平靜時光。

2021年8月31日，美國佛羅里達州的一所學校學生接受新冠檢測

然而，拜登執政半年之後，他們看到情況似乎正朝着不太樂觀的方向發展：

德爾塔病毒在美國各州肆虐，死亡人數持續激增；

美國物價指數接連飛漲，最新公佈的7月份核心個人消費支出（PCE）價格指數已創下30年來的最大漲幅，令普通消費者苦不堪言；

【注：PCE是衡量除食品和能源之外的消費者所購買的消費品和勞務價格變化的指標。】

美軍在阿富汗的倉皇撤離，別説是拜登政府號稱要保護的盟友公民和阿富汗夥伴，就連滯留在當地的美國軍民的生命安全，也並無十足把握能夠保證；

更糟糕的是，即便面臨如此難堪的內憂外患，都未能令分裂的美國上下一心  ——政治極化和社會分裂仍在持續發酵，拜登政府失去有效應對的能力，進一步削弱了各方對美國政府的信心，隨之而來的自然是不斷下滑的拜登的支持率。

5月初，POLITICO的民調顯示，拜登的支持率尚且為57%，不支持率為38%，形勢似乎一片大好。而到了8月底，這一支持率已跌至41%，不支持率卻一路飆升至55%。

距離2022年中期選舉的時日已不多，民主黨人如坐針氈，更加急不可耐地要在拜登競選承諾的“重頭戲”推進國內經濟議程上扳回一局，才不至於顯得一事無成。

為此，民主黨的大佬們向那些仍對拜登3.5萬億美元支出計劃存有疑慮的黨內温和派人士施壓——若在此事上猶疑不決，很可能將導致國會多數派地位不保的嚴重後果。

如此火燒眉毛的形勢，能否倒逼拜登政府及民主黨內部齊心協力，實現其承諾的改善經濟不平等、促進社會正義的美好目標？

事情恐怕沒有那麼簡單。

財富大規模地轉移至1%頂層人士，在美國已持續發生了40年。無論是新冠肺炎疫情或是特朗普執政，都並非是導致美國陷入當前政治和社會極度分化境地的根本原因。

不願自欺欺人的清醒者，如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羅伯特·賴克、威廉·多姆霍夫等，早就直言不諱地點出根源：美國已經背離憲法之父們的初衷，正在徹底演變成一個由財閥們統治的國家。

共和黨人或許在其中扮演了更至關重要的角色，但是，迄今為止，並沒有哪一位民主黨總統切實阻止過這一進程。

2

被超級富豪統治的超級大國

財閥集團利用手中的資源與尋求財政資源的政治組織達成交易時，就擁有了重塑美國政治目標和權力中心的實質影響力。他們在背後鼓動政客採取特定的立場和政策，來服務於特定的少數羣體。

美國紐約華爾街

在過去40年間，美國曆屆選舉週期的總支出不斷上升，猛增的政治獻金主要來源於超級富豪。1982年，美國最富裕的0.1%人口，捐贈了不到10%的競選資金；到了2018年，46%的競選資金來自於這一羣體。

並且，這些競選捐獻金還並非是超級富豪施加影響力的最主要途徑，他們更多地通過組織建設來達到目的。

當美國開始將財閥利益置於首位，政府、國會甚至聯邦最高法院所制定的政策、做出的裁決，不利於普通公眾的可能性大大升高了。大多數利益集團和遊説者代表的是企業或專業人士的利益，而有意願並有能力為普通公眾和窮人説話的人較少，尤其是在美國勞工運動已顯著式微的情況下。

對此，普林斯頓大學的馬丁·吉倫斯（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學的本傑明·佩奇（Benjamin Page）收集了從1981年到2002年間1779個政策問題的民意調查，在瞭解不同收入階層的選民訴求的基礎上，對聯邦政府在各項調查後4年內是否採取相應政策進行追蹤，得出結論：

代表商業利益的經濟精英（處於收入分配最頂端10%的人羣）和有組織的利益集團在政策制定過程獲得巨大權重，對美國政府政策具有實質性影響力，而普通公眾卻很少或者根本沒有獨立影響，前者偏好的重要性高達後者的15倍！

當與其他社會階層利益相左時，經濟精英幾乎可以無視其他階層的意見；而只有在利益訴求與精英階層相似時，普通公民才更有可能獲得對自身有利的政策。

以上現象導致美國政治制度所響應的是1%羣體的訴求和利益，而非99%的普通公眾。

對於這種情況可能帶來的惡果，美國近代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很久之前就發出警告：

如果允許那些擁有更多私人手段的人利用其優勢來控制公共辯論的進程，這將是腐敗的結果。這些不平等將使處境更好的人得以對立法進程施加更大影響，在有利於這一羣體的政策上處於優勢地位。

不幸的是，這已經成為美國政治和社會的現實。

在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間，美國是唯一一個底層50%人口平均收入下降的主要發達國            家。

在2020年9月發佈的衡量社會福祉的《社會進步指數》顯示，美國的排名已從2011年時的第19位跌至2020年的第28位。

【注：《社會進步指數》，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理查德•J.埃斯蒂斯教授在國際社會福利理事會的要求和支持下於1984年提出，涉及教育、健康狀況、婦女地位、國防、經濟、人口、地理、政治參與、文化、福利成就10個社會經濟領域的36項指數。】

3

誰踢開了財閥的絆腳石？

導致近年來美國政治權力大規模地從普通公眾向少數精英轉移的因素肯定不止一個，但美國最高法院一項開創性的裁決無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020年11月3日，2020年美國大選選舉日，紐約選民在投票站投票。圖｜中新社

2010年“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Citizens United v. FEC）一案中，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此前對企業和工會選舉開支的上限限制，使大型石油公司、金融集團、高科技公司等擁有超級經濟權力的利益集團可以無限制地捐助其所支持的候選人。

馬丁·沃爾夫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美國向財閥統治道路邁進的一大步。

該案的裁決在美國社會掀起軒然大波。許多批評者當時就曾預言，這一裁決對美國競選資金改革具有重大影響，將對美國的民主制度造成災難性的後果。此後的系列案件中，個人對候選人、政黨及其他政治組織的捐獻限制也開始被逐一推翻，特別是2014年的“麥卡琴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最高法院最終以5：4的裁定推翻了對個人捐款總額的限制。自那時起，美國的競選資金捐款限制事實上已形同虛設，僅剩下披露要求等最基本的限制尚未被打破。

然而，這一局面也未能維持多久。2021年4月26日，美國最高法院在美國繁榮基金會訴邦塔（Americans for Prosperity Foundation v. Bonta）與另一合併審理的托馬斯‧莫爾法律中心訴邦塔案（Thomas More Law Center v. Bonta）中，認同了兩家保守派慈善機構的觀點，判決加利福尼亞州要求慈善機構在向州政府提交國税局信息申報表時應提交捐贈者個人信息的披露要求違反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注：  羅伯·邦塔（Rob Bonta），加利福尼亞州總檢察長。】

這一裁決的直接影響在於，最高法院挑戰了對政治捐獻者的披露要求。當要求披露政治獻金信息的法律逐步減少，美國人民恐怕將更難知悉究竟是哪些羣體在背後操縱政治體系、收買美國政府。

【注：  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是一個通過捐款為政治活動提供資金的私人機構。】

回首1976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巴克利訴瓦萊奧案”(Buckley v. Valeo)中所做出的判決稱，政治選舉捐款因存在腐敗空間，需要實施更加嚴格的監管，故而維持《聯邦選舉競選法》1974年修正案對捐款數額的限制。

兩個截然不同的判決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金錢利益的入侵之下，美國政治體系在這些年間所發生的潛移默化的變化。

熟悉美國繁榮基金會訴邦塔一案背景的人們都知道，該基金會便是由大名鼎鼎的查爾斯‧科赫（Charles Koch）資助的一家極具影響力的非營利組織。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新成立的捐助財團中首屈一指的就是由掌控着美國科氏工業集團的保守派富豪科赫兄弟所創立的政治運作團隊，形成強大的“科赫網絡”。

這一網絡通過籌集並輸送鉅額資金，源源不斷地流向選舉和遊説活動，在各種政治組織中進行協同投資，不斷擴大富人捐助者的影響，成為當今美國最富有影響力的政治力量之一。在美國分歧巨大的環保、槍支、税收和能源等政策的背後，都有這一網絡的操控身影。

4

被操控的不止是共和黨

經濟精英和普通民眾訴求分歧最明顯的領域主要體現在監管、税收、勞工組織和財政領域。

由於共和黨鮮明地主張放鬆監管、削減税收、削弱勞工組織，甚至在過去一些年間時常推翻保護環境和消費者的政策，與普通民眾經濟訴求明顯相左，給人造成一種印象：財閥統治與共和黨勾結得更加緊密。

事實上，財閥統治對兩黨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只是共和黨表現得更加極端。

以大名鼎鼎的“科赫網絡”為代表的組織力量，在選舉上支持共和黨，推動其候選人和公職人員向極端自由市場政策方向發展，以最大程度地攫取並鞏固超額經濟利潤。

在其經濟主張越來越脱離普通選民之際，為獲取選票，共和黨試圖通過尋求白人的排斥性身份政治等非經濟方面的訴求，利用恐懼、憤怒等情緒來操控選民，讓選民“心甘情願”地遺忘部分經濟訴求、犧牲一定的現實利益，在移民、宗教、種族、文化等問題上堅持保守立場，以獲取另一層面的情感滿足。

此舉必然進一步激化美國既有的社會分裂。然而，自尼克松以來，這一直是共和黨的主要競選策略；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特朗普的當選是這一煽動性策略的巔峯體現。

與此同時，大力抨擊共和黨人“僅服務於1%的富人利益”的民主黨人，同樣與財閥利益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以2020年大選開支為例，根據全球領先的統計數據庫Statista的數據，2019-2020年這兩年為總統競選而支出的花費達到35.2億美元，較2016年大選時約15億美元的支出高出一倍之多。

而在兩黨候選人的政治捐款中，拜登競選委員會所籌集的資金遙遙領先於特朗普競選委員會。僅邁克爾·布隆伯格就為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捐贈超過1億美元，Facebook等其他一些超級捐獻者也赫然在列。

更有趣的是，在民主黨人多年來樂此不疲地譴責匿名政治捐款的同時，竟有高達1.45億美元的匿名資金湧向拜登的競選委員會，打破了2012年支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1.13億美元匿名捐款的紀錄。

如果美國人民不那麼健忘，應該還記得，當初他們寄予厚望的奧巴馬總統曾擁有變革的良機，卻拒絕減緩國家邁向財閥政治的步伐——在金融危機帶來的巨大沖擊面前，他最終選擇了掩蓋“市場”背後的權力及其帶來的社會分裂。

他的司法部門和總檢察長叫停了對因貪婪導致金融危機的華爾街金融家們的追責，對引發危機的所謂“新自由主義共識”視而不見。

在此“共識”之下，政治被視為無效的社會改善手段，決策應該轉移至“市場”，讓金錢力量不斷擴張，通過購買和銷售，建立起一個由贏家和輸家構成的權力等級制度。

失望的美國人民迎來了特朗普，但這位信誓旦旦要實行以勞工為中心的貿易政策、抨擊不加管理的自由貿易的總統，他在國內所推進的去監管、降税收政策，事實上進一步鞏固了經濟精英的優勢地位。

4年之後，更加分裂的美國社會選擇了民主黨人“重建更美好未來”的願景，期待着拜登政府實現種族和社會正義，縮小經濟差距。

5

膚色與性別背後的真相

在執政首日發表的演説中，拜登數次呼籲美國人民“團結”，承諾消除政治分歧，成為“所有美國人的總統”。

那麼，這張“支票”能兑現嗎？拜登政府能否削弱財閥統治、提升社會正義、彌合社會分裂？

從表面上來看，拜登政府的內閣確實很多元。  他曾承諾，他的內閣將是“歷史上最為多樣化的”。在完成組閣之際，拜登稱此為“這是一個看起來‘像美國’的內閣”，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個男女比例相當、有色人種佔多數的內閣”。

然而，當我們揭開拜登團隊種族、性別甚至性取向的表層面紗，審視推選這些成員上位的力量，特別是他們與財閥之間的關係，卻看到了不同的景象。

美國西北大學歷史學博士勞倫斯·肖普在對拜登團隊前30名成員社會關係進行深入分析之後發現，他們多來自於美國排名最高、捐贈基金（由富人資助）最多的大學，接受精英教育，與財閥存在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其中有多達25名成員（佔83.3%）通過以下3個主要渠道，為財閥服務並撈取高額佣金：

*通過由傳統財閥資助和領導的對外關係委員會及與該委員會聯繫密切的智庫；

*通過為私人公司及財閥提供戰略諮詢的組織；

*個人直接為大公司提供諮詢、擔任董事會成員或以其他方式服務。

更重要的是，這25位成員大多佔據着美國最為重要和有影響力的職位，特別是與經濟和外交政策相關的部門。仔細甄別這些成員的階級和階層及其在拜登決策團隊中的職位，顯然，人選及其職位的選擇是經過精心設計的。

【注：  其他5位成員是教育部長米格爾·卡多納；  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長馬西婭·福吉；  勞工部長馬蒂·沃爾什；  衞生與公共服務部長澤維爾·貝塞拉；  內政部長德布·哈蘭。】

對此，肖普很有説服力地總結：  民    主黨的政策是流於表面的，財閥統治國家的現實並未發生改變，政客膚色和性別的多樣性掩蓋了財閥階級聯盟的同一性。

若是能清醒地看到這一點，美國人民如今的絕望情緒恐怕會更上一層樓。不過，他們也能因此對拜登政府承諾推進的政策及可能的落實程度作出更加精準的判斷。

6

拜登的兩個重磅難題

橫亙在拜登政府面前的，還有兩個重磅難題。

其一，税改。

過去10年，美國國税局預算的削減導致税收執法的削弱，缺乏相應的人力和資金來調查企業的避税計劃，對大公司的審計由此減少了一半。

2021年7月，美國税收與經濟政策研究所(ITEP)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企業避税使得美國財政部每年損失數百億美元的必要收入。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2020年，55家美國盈利大企業支付的聯邦所得税為：零。

拜登的答案是：將企業税率從21%提高至28%並限制企業避税措施；確保富人繳納更公平税收，將最高邊際税率恢復至2018年之前的39.6%，並對富人羣體徵收更高資本利得税的計劃。

此番提議遭到共和黨人的堅決抵制；而圍繞税改力度、預算支出規模、是否會對財政帶來過多負擔，民主黨內部進步派與温和派之間也至今存在分歧。

在部分共和黨人斡旋之下，兩黨好不容易制定出一項妥協方案，試圖通過加強國税局執法來增加税收，為實體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然而，在特殊利益集團施壓後，增加國税局預算的條款從兩黨提案中消失了。

美國消費者權利維護團體“公共事務公民組織”（Public Citizen）調查後發現，這55家未繳税的公司，在過去3個選舉週期中支出了4.5億美元的遊説和競選捐款；其中12家公司在遊説上花費超過1000萬美元。

其二，遏制大型技術公司的壟斷地位。

2021年6月，一家聯邦法院駁回了聯邦貿易委員會對Facebook的反壟斷申訴，稱該申訴未能充分證明Facebook非法維持壟斷權力。

與此同時，Facebook的律師向聯邦貿易委員會提交了一份迴避申請，要求該委員會新任主席莉娜·汗迴避有關對這家社交媒體巨頭進行反壟斷申訴的討論，理由是莉娜·汗此前多次發表對數字平台的批評言論。

上述兩個案例再次驗證了金錢和權力交易在美國政治進程中的巨大影響。

當金錢一步步滲入美國政治體制，當強大的商業組織和少數超級富豪主導政策制定，當政府開始放棄實現社會正義的雄心壯志，決策紅利就會與普通民眾的生活漸行漸遠。

正如新加坡著名外交官、前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所説，拜登當選的結果既不會彌合美國社會的深刻分歧，也不會解決該國政治的根本問題——無處不在的金錢力量。

那麼，如何才能夠跳出團隊背後那無處不在的財閥力量，真正避免大筆資金流向政治、防止財閥操縱政府？如何開啓徹底的財富和政治權力重新分配？

7

“假裝存在共識”無濟於事

美國的政治體制發生的這種“反多數”現象，與其設置的障礙有着密切關聯。

在美國憲法設計之初，憲法之父們擔心出現“多數人的暴政”，有意設計了兩院制和三權分立制度，讓司法、行政、立法彼此制衡；另外，為了避免違背初衷，美國憲法被打造成全世界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文剛性憲法，修訂程序極為繁複和嚴格。

先行者們寄希望於最高法院能夠作出既能夠平衡憲法的保守性又能夠與社會發展與時俱進的判決。於是，能夠制衡立法、行政的最高法院，成為捍衞美國憲法精神的最後一道關口。當然，它踐行使命的重要前提在於自身不被其他利益集團操縱。

只是，他們忽略了這一體系的弱點：一旦被金錢把控，受制於憲法的剛性特質，它很難實現自我修復。

從美國政治體制的演變現狀來看，經濟精英通過金錢遊説、組織建設等方式，正一步步地侵蝕着這一體系，原本用來反多數暴政的設計，被少數超級富豪用來攫取權力。

從現狀來看，類似“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美國繁榮基金會訴邦塔案”判決的惡劣影響依舊在蔓延，個人或者組織流入競選的資金沒有被嚴格限制，甚至未被披露。

前文所述1.45億美元的匿名資金湧向拜登的競選委員會表明，政治捐獻披露法律的逐步缺失導致美國公眾將越來越難以全面瞭解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真相：到底是誰在背後資助候選人入主白宮？

另外，美國人似乎還沒有真正認識到，僅憑市場力量無法為大眾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對外奉行貿易保護主義、轉嫁國內矛盾的做法並不能解決美國的結構性困境……

在一個已然嚴重分裂的社會，要改善在政治體制運行中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任何假裝存在共識的做法都只會適得其反。

想要解決問題，第一步是要正視美國政治體制的現狀，否則便不可能找到解題路徑。如此下去，美國“重建更美好未來”的憧憬將永遠被束之高閣。

或許，只有一場真正的政治變革，才能夠終結美國財閥以美國政府為工具從普通民眾身上榨取利益的經濟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