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的恩怨和無奈_風聞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温伯陵的烟火人间官方账号-读历史、谈世事、阅人物2021-10-19 09:55
作者：温伯陵
伯陵説：
把三件事串聯起來，就是劉伯承的一生。
1
劉伯承和毛澤東交集，始於寧都會議。
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在這次會議上，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以遠東局的名義，一手提拔愛徒王明進入政治局，主導中國革命近4年。
此後，王明調兵遣將，選派各路人馬進入革命根據地，一來推行極端政策向蘇聯邀寵，二來奪取中國本土革命家的權力。
在蘇聯和王明的庇護下，張國燾執掌鄂豫皖蘇區的大權，掀起腥風血雨，夏曦去洪湖蘇區欺負賀龍，而奔赴中央蘇區的，則是項英、王稼祥和任弼時。
項英到中央蘇區以後，隨即撤銷紅一方面總前委，同時成立蘇區中央局，由人在上海的周恩來做書記，身在蘇區的項英做代理書記。
於是，中央蘇區的最高領導權，從前委書記毛澤東，轉移到蘇區中央局的項英，毛澤東只能以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身份，參與軍事行動。
但山雨欲來風滿樓，毛澤東的總政委職位，到底是沒保住。
同年11月份，蘇區中央局領導的中革軍委成立，任命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懷為副主席，直接指揮部隊作戰。同時取消紅一方面軍總部，總政委毛澤東被迫下崗，成了臨時中央政府主席。
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離開軍事崗位，明顯被邊緣化了。
不過偉人之所以是偉人，就在於他有不可替代的地方。
12月份周恩來進入蘇區，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由於初來乍到不了解情況，便請毛澤東協助工作，這也給他重新出任總政委埋下伏筆。
正如周恩來給中央局的電報説：
“澤東的經驗和長處，還需儘量使他發展而督促他改正錯誤。**他做總政委其權限於指揮作戰，戰術方面為多。玉階不細心，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遇關重要或猶豫不定時，我便可以最高軍事會議主席或中央局代表名義糾正或解決。”
總體意思就是，用人要用其長處，不要一棍子打死。
於是在1932年8月，紅一方面軍恢復番號的時候，沉寂一年的毛澤東，被重新任命為總政委，在中央局和中革軍委的領導下工作。
如果事情到此為止，也就沒有以後的糾葛了。
但我們之前説，王明派來的人奪權只是第一步，徹底該換路線才是最重要的第二步。（周恩來同志不是王明的人）
路線和政策，才是他們最大的分歧。
毛澤東主張積極防禦，新來的人主張積極進攻，毛澤東主張用游擊戰，新來的人要求用正規戰，這種南轅北轍的路線政策，讓他們的工作分歧越來越大。
要徹底解決問題，便有了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
項英等人批評毛澤東，積極防禦是消極怠工，完全脱離共產國際規定的路線，而且不服從領導，組織觀念不強。
毛澤東站起來反駁，但是沒人支持他的意見，顯得勢單力孤。
經過幾天的會議批判，項英等人的意見佔上風，並且認為毛澤東認識錯誤不夠，不能繼續做總政委了。
周恩來想維護毛澤東，説要麼我負責戰爭權責，澤東留在前方相助。要麼澤東負責戰爭權責，我負責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
最後項英等人沒有趕盡殺絕，聽了周恩來的第一個建議，讓毛澤東到後方養病，隨時到前方相助。
這就是周恩來，從來不走極端，團結至上，做事留一線。
毛澤東走的時候和周恩來説，**服從組織決定，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不過他從來沒有收到電召，過了三年鬼都不上門的日子。
至此，臨時中央暫時取得決定性勝利。
寫了這麼長的寧都會議，這些事和劉伯承有什麼關係呢？
當然有關係。
劉伯承是1932年1月進入蘇區的，因為以前做過川軍的軍長，又在蘇聯伏龍芝軍校學習過，滿腦子都是正規作戰，怎麼都看不起蘇區的游擊戰。
所以在寧都會議的博弈中，不論是身份或者戰術，劉伯承都不可避免地站在臨時中央一邊，在會議上批判毛澤東，投票讓他下崗養病。
做為土洋鬥爭的勝利者之一，又是懂正規戰術的軍人，劉伯承便出任紅軍總參謀長，用舊經驗和蘇聯知識，謀劃紅軍的戰役戰術。
而劉伯承最閃光的地方也在這裏。
他明明是正規戰和游擊戰博弈的勝利者，卻不像其他書生似的，守着蘇聯的成功經驗不放，一條路走到黑。
劉伯承謀劃紅軍戰役的時候，發現紅軍的戰術素養太差，武器裝備更差，根本不能打正規戰，除了游擊戰以外沒別的辦法。
仔細想想，好像……毛澤東是正確的？
於是劉伯承放下成見，開始研究游擊戰術，到1934年初就寫出《關於加強游擊戰爭的領導問題》、《現在游擊隊要解答的問題》、《游擊隊穿過敵封鎖線到其後方開展游擊戰爭的幾個教訓》等軍事論文。
看標題就知道，劉伯承是踏踏實實的研究了游擊戰，而且造詣相當不錯，短短兩年時間，已經從正規戰軍人轉型成遊擊大師。
不知不覺間，劉伯承走到毛澤東的路線上，那麼也就不再反對毛澤東了。這個時間點，比張聞天和王稼祥都要早一年。
一定要給劉伯承打標籤的話，應該是實事求是。
之前不懂毛澤東的游擊戰術，便不做違心的吹捧，寧願隨大流投票讓他養病，可一旦明白了毛澤東和游擊戰術，那就是真心實意的服氣。
就像他經過兩年思考才決定入黨一樣：
“當今中國向何處去？哪一種主義最合乎中國國情？還應當深思熟慮才穩妥。如果一見旗幟就拜倒，我覺得不太對了。準備極力深研，將來才能確定自己的道路。”
毛澤東沒有私敵，只要和他的思想道路一致，以前的問題都可以既往不咎。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出山主持大局，和中央縱隊司令劉伯承合作愉快，一起部署了強渡金沙江、大渡河的戰鬥，還促成劉伯承和小葉丹結拜，甚至在抗戰開始的時候，讓劉伯承空降到129師做師長。
此後幾十年，劉伯承和毛澤東的關係，雖然不像林彪一樣親近，但整體來説，革命戰友關係保持的不錯。
只談公事不談私情，足夠了。
劉伯承和毛澤東緩和容易，和彭德懷緩和就難了。
寧都會議前後，劉伯承寫了不少批評游擊戰術的文章，讓中央蘇區的幹部們非常不爽，彭德懷就吐槽説，按他劉伯承的説法，我們這幾畝田早賣光了，呵，其他人不行，就他行。
後來因為某些傳言，劉伯承吐槽彭德懷：“紅軍本來就存在遊擊主義麼，老彭的紅三軍團也需要在戰術上提高一下。”
以彭德懷的牛脾氣，這能忍？
所以此後幾十年，他們兩人在戰爭中能保持合作關係，但是遇到關鍵問題，難免互相吐槽。
草蛇灰線，伏脈千里。
寧都會議的土洋、戰術之爭，把劉伯承、彭德懷、毛澤東連在一起，有些事已經在這裏埋下伏筆。
2
彭德懷的軍事生涯，從紅三軍團的彭大將軍，到抗戰時期的百團大戰，再到抗美援朝保家衞國，始終處於人生高光時刻。
唯獨解放戰爭的前兩年，由於兵力不足和任務限制，彭德懷和胡宗南作戰非常艱苦，始終不能放開手腳大戰。
和螺螄殼裏做道場似的。
解放戰爭的前兩年，卻是劉伯承軍事生涯的高光時刻。對，我説的就是千里躍進大別山。
而劉伯承的人生線裏，又多了一個重要人物——政委鄧小平。
解放戰爭剛爆發的時候，毛澤東便準備讓劉鄧、陳粟部隊到外線作戰，也就是不要死守根據地，主動向國統區進攻。
毛澤東甚至規劃了兩個階段的作戰任務。
第一階段是李先念部在中原牽制國軍，讓劉鄧和陳粟在根據地大量殲敵，然後就到了第二階段，兩支部隊南下匯合李先念部，分別攻佔信陽、大別山和安慶。
總之一句話，把戰線推到國統區，消耗蔣介石的人力物資，千萬不要死守根據地，做困獸之鬥。
從全國戰略來説，不能不佩服毛澤東的眼光。
因為各根據地的人口，加起來也不過1億而已，還都是窮困山區，人力物力非常有限，根本不能支持太長時間的戰爭。
如果戰線不能推到國統區，一直死守根據地的話，遲早被佔據3億人口、全國大部分城市、擁有美國援助的蔣介石耗死。
事實上，解放戰爭進行到第二年，根據地的經濟便差點崩潰。
以陝北為例。
1947年，陝北遭遇數十年不遇的旱災，可以想見，糧食產量必然要大幅減少，到了秋冬季吃飯穿衣都是問題。
除了旱災以外，胡宗南對陝北的軍事進攻，同樣在消耗陝北的人力物力，以及以後幾年的戰爭潛力。
據後來統計的數據，相比1946年而言，1947年的人口從150萬減少到90萬，耕地面積從1513萬畝降低到1150萬畝，糧食產量從5.49億斤降低到2.7億斤，物價上漲34倍，糧價上漲80倍。
陝北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而就在陝北經濟崩潰的時候，因為戰爭頻繁，陝北的脱產軍政人員從6.5萬人，暴增到17萬人。
戰爭年代，不管怎麼樣都要保證軍隊的糧食供應，皇帝還不差餓兵呢，所以邊區政府不得不向各階層加税。
一邊是產量減少，一邊是增加税收，結果就是陝北農民的負擔非常重，已經超過能承受的臨界點。
這樣的經濟環境，別説打勝仗了，能活下來都不容易。
就連轉戰陝北的毛澤東，每天都只能吃兩碗黑豆飯，常年處於飢餓狀態，餓的渾身浮腫，甚至因營養不良暈倒過。
彭德懷的仗，怎麼打？
戰爭中經濟和糧草，要麼耗之於我，要麼耗之於敵，二者只能選一個。
蔣介石的大戰略是消耗解放區的經濟，讓解放軍自行崩潰，毛澤東的對策便是反其道而行之，消耗國統區的經濟，讓解放區休養生息。
這時候，就必須讓解放軍到外線作戰，並且把解放區的敵軍吸引到國統區。
毛澤東放眼望去，能到外線作戰的只有三支部隊——晉冀魯豫的劉鄧大軍、山東的陳粟大軍、陳賡和謝富治兵團。
而最適合做進攻主力的，便是面前沒有敵軍重兵的劉鄧大軍。
於是在1947年7月23日，毛澤東給劉鄧發電報：
“集中全軍休整十天左右，除掃清過路小敵及民團外，**下決心不要後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別山，**發動羣眾建立根據地，吸引敵人向我進攻打運動戰。”
此時的劉鄧大軍，已經在豫北“七戰七捷”，在魯西殲滅國軍5萬人，繳獲的槍炮、電台、汽車不計其數，發展到12萬人，其實並不願意放棄根據地，到外線作戰。
而且不要根據地作戰，是鬧着玩的？
自人類有戰爭以來，孤軍深入都是最危險的，一旦作戰不利，必然要全軍覆沒。
遠有唐末黃巢的流動作戰，近有太平天國的李開芳北伐，和石達開西征，都無一例外的失敗了。
孤軍深入最成功的，也就喜歡用騎兵的霍去病了。
所以劉伯承和鄧小平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他們給毛澤東回電：“完全擁護所示方針，但目前南下有困難。”
比如炮彈消耗殆盡、俘虜需要消化、經費只有數十億法幣不足半月開支等等，如果能繼續在內線作戰兩個月，南下的困難就少了。
總之就是擁護主席決策，但能不能給點時間，讓我們準備？
7月29日，毛澤東的回電很委婉：
“來電均悉……劉鄧全軍休整半個月後，仿照原來計劃，第一步依託豫皖蘇，爭取大量殲敵，兩個月後看情況，逐步向南發展，或直出大別山。”
然後話鋒一轉：
“現陝北情況甚為困難，如陳謝和劉鄧不能在兩個月內，以自己有效行動調動胡軍一部，協助陝北打開局面，陝北不能支持，則兩個月後胡軍可能東調，你們困難亦將增加。”
雖然是商量的口氣，但説出來的話非常重，簡直是用最温柔的口氣説最狠的話。
陝北的情況甚為困難，説明陝北支持不住了，再不支援的話，陝北根據地就要徹底丟了。
而中央在陝北，毛澤東在陝北。
中央和主席要是出現意外，革命戰爭，還能革出什麼花來？現在你們是要裝備和兵力，還是要中央和主席，以及全國戰略反攻的大局？
你們自己選吧。
這封電報，劉伯承和鄧小平看完就明白了，這不是軍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哪怕12萬部隊拼光了，也得服從命令。
劉鄧什麼都不用説了，直接回電，半個月後行動，直出大別山。
8月7日黃昏，劉鄧大軍分三路南下，一路過敵佔區和黃泛區，不得已把重武器都扔掉了，於28日進入大別山區，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步槍，其他的重武器和糧食衣物都沒有。
什麼是覺悟，什麼是黨性？
這就是。
差不多的時間，陳毅和粟裕、陳賡和謝富治的部隊，分別從東西兩側南下，解放戰爭至此轉入反攻階段。
雖然劉鄧大軍在大別山損兵折將，12萬人減員到5.8萬人，但這是戰術級別的損失，在全國戰略反攻的層面，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其實是成功的。
1948年8月，陳毅給劉鄧大軍講話的時候，説的很明白：
我們100多萬軍隊，蔣介石2、300萬軍隊，一起堆到解放區，雙方5、600萬人，每天拉屎也要拉5、600萬堆。即便你能俘虜，可俘虜過來的第一天就要解決伙食問題。
所以我們這一反攻，決定性的勝利，就是把蔣介石的戰略方針破壞了，把戰爭包袱放到蔣委員長的頭上。
陳毅的話槽，理不糙。
所以才説，“千里躍進大別山”是劉伯承的高光時刻，不僅解了革命戰爭的危機，也完美配合了遠在陝北的毛澤東、彭德懷。
這次軍事行動，是毛澤東、彭德懷、劉伯承、鄧小平之間遠隔山河的一次合作，他們4人再走到一起，要到1958年了。
3
1950年代，我國為了承接蘇聯的工業技術轉移，外交上是一邊倒，內政則是全盤蘇化，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都在向蘇聯學習。
而建國後劉伯承到南京辦軍校，想讓解放軍正規化、現代化，學習的對象也是蘇聯。
在全國學蘇聯的大環境裏，蘇聯的科學技術進入中國，斯拉夫人崇尚等級的糟粕也進入中國。
甚至有人覺得，蘇聯就是天經地義的大哥，不管什麼時候都要跟着蘇聯走。
這就過火了。
某種程度上説，蘇聯通過工業轉移和文化輸出，幾乎把中國綁架在蘇聯的戰車上。
剛剛獨立的中國，也對蘇聯有了依附性。
不過全國風氣如此，除了毛澤東偶爾説“蘇聯不能全盤照搬”以外，其他人都不敢説蘇聯的壞話，要不然能被人噴死。
類似於前20年接受美國的工業轉移，中國便對美國有了依附性，別説在網上説美國的壞話了，説句愛中國都能被噴。
這麼説就能理解50年代的風氣了吧？
原本學蘇聯就學蘇聯吧，用20年時間學到蘇聯的技術，再“去依附”也不遲，後來學美國，不也學了幾十年麼。
但最怕的就是巧合。
1956年2月，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時代的一切，決定改弦更張，和前三十年徹底決裂。
消息傳到中國，不禁讓人出現一些想法：
“蘇聯出現斯大林和赫魯曉夫的兩條路線，會不會延伸到全盤學習蘇聯的中國，甚至造成中國的鬥爭和分裂？”
我們現在認為絕對不可能，但在那個時候，其實是可能出現的。
蘇聯對中國的影響太深了。
我黨建黨初期，明文規定是共產國際的支部，蘇聯能操縱黨內的人事任命，也是因為國際和國內的上下級關係。
王明等國際派給革命造成多大損失，現在大家都知道。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的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鬥爭，也迅速延伸到國內，產生了一個叫“託派”的羣體，也就是托洛茨基派。
中國黨內的同志，凡是被扣上“託派”的帽子，基本上被判了政治死刑，升遷什麼的別指望了，不開除黨籍就是天大的福分。
比如左權，直到犧牲都是“託派”，犧牲40年才摘帽子。陳獨秀被誣陷為“託派”，還專門發文説“我不是託派。”
斯大林清算托洛茨基，憑空造出一個託派，現在赫魯曉夫清算斯大林，會不會在中國憑空出現一個斯派？
極有可能。
所以在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以後，為了避免中國出現鬥爭分裂，毛澤東決定和蘇聯做切割，也就是割斷和蘇聯的深層次聯繫，只接受工業項目和資金技術。
從那時候起，他開始大範圍的講，不要什麼都學蘇聯啊，要學也要辯證的學，而且我們也有很多優秀經驗等等。
具體到軍隊內部，便出現了“反教條主義”的動機。
所謂教條主義，就是不管蘇聯的精華還是糟粕，不管不顧的全部學過來，讓人分不清解放軍是中國軍隊，還是蘇聯軍隊。
劉伯承做為高級軍校的校長兼政委，被中國和蘇聯的風波，推到風口浪尖上。
畢竟高級軍校培養的都是將軍，如果軍校蘇化嚴重，學員必然把“崇蘇”的風氣，帶到解放軍的部隊裏。
所以軍校是反教條的重點，而軍校的重要又是校長劉伯承。
這是劉伯承落幕的大氣候。
小氣候則是個人糾葛了。
抗美援朝五次戰役結束後，彭德懷回國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我們都承認彭大將軍的戰功和品德，但也得承認，彭大將軍的脾氣暴躁，有時候挺……跋扈的。
58年的反教條工作，彭德懷是具體操辦人，在正常工作之外，不可避免地帶入數十年來的個人恩怨，以及持續多年的土洋之爭、遊擊和正規之爭。
所以在中蘇切割的大背景下，個人糾葛被無限放大，劉伯承被迫走上批鬥大會的講台，無奈的做了一番深刻檢討。
和劉伯承一起作檢討的，還有粟裕，扣的帽子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劉伯承做檢討的時候，當年並肩作戰的政委，已經是會議領導小組組長。
他站出來想保護劉伯承，説劉伯承同志工作積極認真，對組織是尊重的，今年66歲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緊張。
不過在那種環境下，個人的力量太單薄，根本不足以對抗大勢。
劉伯承和粟裕，被國際大氣候和個人小氣候推動，於1958年全部淡出軍隊，是開國將帥裏最早離開軍隊的。
話説回來，他們兩個最早淡出軍隊，反而避開以後的各種風波，平平安安的活到80年代。
當年那些叱詫風雲的人，則各有各的不幸。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啊。
4
1980年9月，鄧小平已經恢復工作，開始執掌中國政局。
楊得志、楊勇、張震到他家裏彙報工作，楊得志試探性的問，我準備在全軍院校會議上講話，裏面有58年“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內容，有人説會反到你頭上來。
鄧小平馬上表態説，可以講，反教條主義主要是整劉帥，最後還是我向毛主席提出要保劉帥的。
於是在一個月後的大會上，楊得志當着所有人的面，説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
再過兩年，中央給劉伯承發了致敬信，肯定了他革命多年的成就，並且批准《劉伯承軍事文選》出版。
這兩件事，其實就是給劉伯承平反。
當年的事情，原本就有很多無奈和個人意氣。
現在當事人老的老、走的走，更何況中蘇交惡都20年了，那些莫名其妙交織在一起的命運線，也該清零了。
老人的事情都解了，年輕人才能輕裝上陣。
1986年，劉伯承去世。
他曾經説過：
如果有一點點成就，那是黨和毛主席的領導所給我的。離開黨，像我們這些人，都不會搞出什麼名堂來。
因此我願意在黨的領導下，做毛主席的小學生，為中國人民盡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題上“中國布爾什維克劉伯承之墓”，那就是我最大的光榮。
劉伯承這輩子，為革命戰爭立過大功，也和同志們互懟過，但其實沒什麼壞心思，都是對革命和戰爭的不同見解而已。
即便偶爾犯錯誤，也能迅速改正，無非是“實事求是”罷了。
僅憑“實事求是”四個字，劉伯承也是真·布爾什維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