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水平？約瑟夫.奈：華府的中國夢遊症_風聞

作者：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哈佛大學教授

美國總統喬·拜登的政府實施與中國進行大國競爭的戰略，分析人士於是尋找歷史隱喻，來解釋這場日益加深的對立。儘管許多人援引冷戰的初起，但更令人擔憂的歷史隱喻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端。1914年的時候，所有列強都預料會爆發一個短暫的第三次巴爾幹戰爭。相反的是，正如英國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所指出的，他們卻夢遊般地捲入一場持續了四年、摧毀了四個帝國、殺死數百萬人的戰火。

回想當時，對於曾被稱為“歐洲協同”的國際秩序出現的變化，各國領導人都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其中一個重要變化，就是民族主義日漸勢大。在東歐，泛斯拉夫主義既威脅到奧斯曼帝國，也威脅着奧匈帝國，這兩個帝國都有大量的斯拉夫人口。德國作家寫過日爾曼-斯拉夫戰爭的不可避免，教科書則煽動着民族主義激情。

對於歐洲工人階級來説，民族主義被證明是比社會主義更牢固的紐帶。而對於歐洲的銀行家來説，民族主義則是比資本主義更牢固的紐帶。

此外，人們對於和平愈發自得自滿。在歐洲，大國已經有40年未捲入戰爭，當然也曾發生危機，比如1905-06年在摩洛哥，1908年在波斯尼亞，1911年再在摩洛哥，以及1912-13年的巴爾幹戰爭，但它們都是可控的。然而，為解決這些衝突而做出的外交妥協，導致了挫敗感和對修正主義越來越多的支持。很多領導人開始相信，讓強者打贏一場短暫的決定性戰爭，將是一個值得歡迎的轉變。

20世紀早期的國際秩序喪失靈活性的第三個原因，是德國所採取的政策。這些政策雄心勃勃，但卻含糊不清，令人費解。德皇威廉二世對更強大實力的追求相當笨拙。

今天的決策者們必須警惕中國民族主義和美國民粹沙文主義的興起。結合中國愈加奮發有為外交政策，其在台灣問題上的目標更加不容妥協，兩個大國之間衝突意外升級的前景是存在的。正如克拉克所説，一旦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的災難，“它們就會（或看似如此）強加給我們一種必不得已的感覺”。但在1914年的時候，克拉克總結道，“未來仍然有多種可能——僅此而已。雖然歐洲兩個武裝陣營都在整固前線，但有跡象表明，大規模對抗的那一刻也許正與人們擦肩而過”。

成功的戰略必須預防夢遊症。在1914年，奧地利受夠了暴發户塞爾維亞的民族主義，塞爾維亞恐怖分子刺殺奧地利大公成為最後通牒的完美藉口。在起身去度假前，德皇決定給奧地利籤一張空白的外交支票，以阻止崛起的俄羅斯，同時支持他的奧地利盟友。但當他回來，得知奧地利是如何填寫這張支票之後，試圖收回但為時已晚。

美國希望阻止中國使用武力，維持台灣法律地位的模糊狀態，而中國卻視台灣地區為其固有領土不可或缺的部分。多年來，美國的既定政策是阻止台灣宣佈在法律上獨立，同時最大限度地遏制對岸的“立時統一”動機。如今一些分析人士警告説，這種雙重威懾政策已經過時了，因為兩岸日漸失衡的綜合實力讓台灣地區全面一統只是時間問題

也有人認為，向台灣當局提供直截了當的保證，或暗示美國正朝着這一方向運作，會刺激中國採取行動。但即使中國不考慮全面軍事介入，只嘗試封鎖或佔領一個離島來施壓對岸，一旦有船隻或飛機相關事件造成人員傷亡，那麼所有的賭注都會落空。如果美國以凍結資產或援引《與敵國貿易法》來回應，兩國隱喻式的戰爭很快就有可能變成現實。1914年的教訓是提防夢遊症，但它並沒有提供管控台灣問題的解決方案。

美國成功的對華戰略應當始於國內，其要求是維護吸引而非脅迫盟友的民主制度；投資於保持美國技術優勢的研發；保持美國對世界的開放。

在外，美國應當重組傳統軍事力量，以適應技術的變化；強化聯盟體系，包括北約和與日本、澳大利亞、韓國的安排；加強與印度的關係；加強並補充二戰後為制定標準和管理相互依存關係在美國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國際機構；同時，在可能的情況下就跨國問題與中國合作。到目前為止，拜登政府正是遵循這樣一種策略，但1914年時刻都在提醒我們要慎重。

短期內，鑑於中國愈發積極主動的對外政策，美國也許不得不在平衡公式中的競爭一面投入更多時間。但若美國避免意識形態妖魔化，避免誤導性的冷戰類比，同時維護好聯盟關係，這種戰略是可以取得成功的。1946年，喬治·凱南正確預測了與蘇聯長達數十年的對抗。美國無法遏制中國，但可以通過塑造中國崛起的環境限制它的選擇。

如果中美關係是一副撲克牌，美國人就該意識到他們抓的是一手好牌，不必因為恐懼或相信美國的衰落而唯唯諾諾。但即使有一手好牌，如果打得不好也會輸掉。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The China Sleepwalking Syndrome”（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