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隕落,棉花依舊茁壯生長_風聞
已注销用户-2021-10-20 21:28
國際組織BCI挑起新疆棉風波已經過了半年,這期間又有一茬棉鈴長成棉桃,新疆的棉花喜迎收穫,目前已陸續開秤收花。
不止是新疆,對於全球超過1億個生計和棉花有關的家庭來説,好收成比雜音重要得多。

2020年9月11日晚上9點左右,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五師雙河市八十一團一連的一輛大型採棉機在採收棉花。圖|IC photo
現在全球共有3500萬公頃的土地種植着棉花,相當於整個德國的面積。為了種植這些棉花,有大約2500萬棉農在田間地頭日夜操勞,還有類似數量的勞動者忙於棉花運輸、軋花和倉儲。此外,還有6000萬工人勞作在紡紗和縫紉的生產線上。即使不算銷售渠道的從業者,全球大約3%的日常收入都和棉花有關。
數億人被白色的棉纖維連接在一起,跨越空間,也穿越時間。隨着過去四百年棉花全球市場的形成,“白色黃金”已經網織出一段段截然不同,卻又有潛在聯繫的世界。
同樣是在這種被廣為使用的植物纖維上討生活,華爾街的交易員、越南的紡織工人和埃及的棉農,在物理生活層面或許在一生中都不會有任何交集,但這些碎片化的生產卻又被長纖維網緊緊編織在一起,形成一個龐大產業鏈條上不可分割的一個個部分。
他們不是棉花這種植物的主宰,而是已經異化為龐大的棉花網絡中冰冷的工具人。
文 | 王亞宏 瞭望智庫國際觀察員
編輯 | 蒲海燕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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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棉花“鍍金”
在網紅歷史書《棉花帝國》中,美國歷史學者斯文·貝克特教授描述了這種全球植物纖維網形成的過程,並將棉花稱為第一種全球化的商品。貝克特忽視了黃金的全球探索和流通要比棉花更早。不****同的是,棉花的產業鏈更長,也讓更多人捲入到了生產和流通的體系中,因此也獲得了“白色黃金”的稱號。

20世紀30年代,美國農場一羣非洲裔工人站在路邊,拿着一袋袋摘下來的棉花。圖|視覺中國
潔白輕柔的棉花,曾經催生了一次次充斥着鮮血與戰火的擴張,和一樁樁凝結着貪婪和夢想的投機。從臭名昭著的大西洋三角貿易到美國南北方矛盾尖鋭的關税政策,從工業革命帶來的“織機大戰” 到“聖雄”甘地那個被畫上了印度國旗的手搖紡車,棉花的故事構成了歷史敍事裏重要的組成部分。
**目前,全球棉花每年貿易量約佔全球產量的三分之一。**世界主要出口國美國、印度和巴西的出口增長,巴西向南亞和東亞供應棉花的數量越來越多。相比之下,澳大利亞的出口明顯萎縮。在需求方面,中國的進口減少,但越南和孟加拉國的進口增加。
發展經濟學中的經典範式,都在努力解答,為什麼有些國家在發展中落後,落後者有沒有機會再迎頭趕上的問題。無論是阿明的依附理論和沃克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都建立在全球垂直分工的基礎上,而這種國際分工的最初粘合劑就是棉花。
作為大宗商品,跟蹤棉花的流動有助於理解現代社會的經濟底層邏輯、其所揹負的巨大不平等的來源。棉花將不同大陸連接在一起,創造了一個關於土地、勞動力、運輸、生產和銷售的全球性網絡。這個網絡看似將各方帶到一個統一的平台上,促進了新經濟秩序的產生,但實際上帶來了利潤分配上巨大的差異。
**1841年,英國利物浦棉花協會成立,並在隨後的一個多世紀一直是全球棉花貿易的重要樞紐。**那裏成為棉花帝國的首都,連接着美洲、非洲和亞洲棉花種植者與歐洲製造商及全球消費者。當時,利物浦不但掌握着讓織機轟鳴的權柄,更用全球棉花定價權打造出了其堅固的鐵王座。
和其他大宗商品一樣,在全球商品體系中,生產國和價格制定國在地理上是分離的。
1870年左右,貿易高度抽象化和標準化,從而制定標準合約將產品金融化,用棉花期貨產品代替了現貨棉花的交割。此舉本意是可以極大降低交易成本、規避風險和鎖定利潤,事實上卻讓更多利潤從種植環節流入交易環節。
**自此,潔白的棉花被鍍上了金融的顏色。**棉花不僅僅是需要堅船利炮敲開的國際市場,更產生了多空對決的統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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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軟又鋒利
拱衞棉花帝國都城利物浦的英國,被認為是那個時代最大的受益者。畢竟工業革命從那裏興起,日不落帝國的的雛形也在白如棉絮的雲海中逐漸形成。但這種一言蔽之的宏大隻對了一半。英國成為棉花網絡的最大受益方沒錯,但並不是每個英國人都從中受益。經歷過“羊吃人”的英國無產者,不得不推開棉紡織廠的沉重大門。

現在全球共有3500萬公頃的土地種植着棉花,相當於整個德國的面積。圖|圖蟲創意
柔軟的棉花一經和資本結合就變得鋒利無比,將整個世界切割成南方和北方,將一個社會也分割為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棉花的財富屬於有錢人,而棉花的故事則留給後者。
作為歷史側影之一,奈飛(Netflix)請來《唐頓莊園》主創朱利安·費羅斯親自執筆編劇,創作出迷你劇《足球英傑》(The English Game),追本溯源19世紀末現代職業足球發展的歷史,以及其背後的環境因素和社會矛盾。
故事講的是,蘇格蘭石匠弗格森·蘇特在1878年放棄了自己的工作,南下來到英格蘭西北蘭開夏郡的紡織重鎮達温,為該鎮紡織廠所有的達温足球俱樂部(Darwen FC)踢球,同時他的另一個身份也是紡織廠的工人。
達温位於棉花帝國首都利物浦東北50多公里處,是棉花帝國裏的一座重鎮。那裏的紡織廠和紡織工人,都是棉花產業鏈中的一個個螺絲釘。紡織工人們每天要工作十二三個小時,每週工作六天,最大的盼頭就是週末可以看自己球隊的比賽。而紡織工人組成的達温隊也有着棉花帝國的時代烙印,其球隊隊徽上的拉丁文釋義為“不勞動,無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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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鏈中上升和滑落
**生產的規模效益提升和流通成本下降,是全球市場形成的條件。**運輸成本降低,專業化分工細化,棉花的全球供應鏈形成,不同國家都在這條鏈上有自己的位置。而且這種位置並非固定的,會上升也會下移。
由於奴隸制滿足了棉花種植中廉價勞動力密集的需求,19世紀,美國成為全球棉花種植的中心,棉花一度是美國最重要的出口產品。在盛產棉花的美國南部各州,棉花一度擔當了準貨幣的功能。各行業貿易商普遍接受棉花現貨與缺乏現金的種植園主進行易貨貿易。他們需要活躍的交易市場把手裏的棉花變現。
在全球範圍內,英國、法國和德國的紡織廠像嗷嗷待哺的小鳥,等着大船運來大西洋彼岸的棉花,滿足它們無止境的胃口。因此,1860年美國的南北戰爭極大地擾亂了棉花這種當時最重要全球化商品的供應鏈,其影響不弱於一個多世紀之後在原油產區開打的中東戰爭。
在美國內戰中,位於產業鏈下游的北方戰勝了上游的南方,避免了美國成為一個大號的“香蕉共和國”,但同時也將印度、埃及等國進一步推向了原材料供應地的“生態位”。
**處於供應鏈末端“生態位”上的依附型國家,基礎設施建設都以滿足上級國家需要為優先考量,而不是優先考慮滿足本地需求。**在大宗商品的全球化網絡裏,初級原材料的提供方和交易方的距離在不斷拉大。印度就是一個曾經向下滑落的例子。
法國18世紀洛可可風格畫家讓-艾蒂安·利奧塔爾有件作品《穿着東方服飾讀書的年輕女子》,這張完成於1753年的畫作如今收藏在佛羅倫薩烏茲美術館。畫上女子身着的衣服是典型的印度軋光印花布裁剪成的。
印度當時是全球最高水平棉紡織品的來源地。1621年,東印度公司從印度進口了約5萬件棉紡織品到英國,之後40年中這個數字增長了5倍。到利奧塔爾完成作品的時候,棉紡織品佔到東印度公司出口貨物的7成。
18世紀初,《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丹尼爾·笛福感覺自己已被淹沒在印度紡織品的海洋中,他寫道,那些紡織品“悄悄潛入到我們家裏、衣櫥和寢室中,化為窗簾、坐墊,最終連鋪蓋都成了純色棉布或某種印度貨。
但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裏,印度的棉花產業出現了歷史性降級,從下游的紡織業退回了上游的種植業。這一衰退由兩大原因導致:
一是歐洲的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帶動棉紡生產率大幅提升,從珍妮紡紗機到騾機,從水力驅動到蒸汽驅動,大型棉紡織廠拔地而起,迅速降低了成本,不但將印度產品擠到歐洲市場之外,連南亞次大陸本身也變成了傾銷地。
二是美國的南北戰爭。
當來自美國的原棉供應鏈被掐斷時,歐洲工廠需要更多原材料來滿足胃口。1860年,南北戰爭爆發時,全世界61%的機械紗錠都在英國,被控制的印度就成了現成的原材料產地。其後的30年中,歐洲對印度棉花的消費量增加了62倍。
為了滿足宗主國需求,印度的棉花種植面積也大大增加,在一些地區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都被種上棉花。印度棉花出口也從1858年的2.6億磅增加到1914年一戰前的將近12億磅,其中大部分都出口到了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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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十字街頭
2020年10月,改編自1937年電影《十字街頭》的同名話劇在國家大劇院上演,這部作品描述了上世紀30年代四位青年身處十字街頭的抉擇。其中一個情節頗引人注目:女主角楊芝瑛工作的紡紗廠,在日本進口棉紗的擠兑下倒閉關門,工人失業。

2005年6月3日,上海舉行的一次紡織品展上,外商正在看展出的中國產紗錠。圖|視覺中國
**棉花在百餘年前曾被認為是中國實業救國的希望所在。**棉線曾牽動着中國人最初的實業救國夢想。中國第一家現代化的棉紡織廠上海機器織布局於1878年由李鴻章主持籌建,在經歷大火後於1893年重建。1895年清末狀元張謇在老家南通籌辦大生紗廠,是中國民族工業初創時期最成功的一個棉紡織企業。
選這條路,是出於路徑依賴和歷史慣性。因為,放眼看西方的第一批人發現,無論是西邊英國的全球佈局,還是東鄰日本的快速崛起,背後都有棉花財富的影子。
1896年中國的棉花產業有41萬支紗錠,1908年時有不到100萬紗錠在運作,而到了1925年已經發展到300萬錠,僱傭了超過25萬工人,其中一半集中在《十字街頭》故事發生的上海。尤其是一戰結束前後的10多年裏,中國的紗錠增長速度是全球最快的。
但紗錠並未實現中國的強國夢想,因為在四敵環繞的環境下,列強對中國定位一直沒變:產品傾銷地。1916年,美國商務部將中國稱為“世界上最大的棉紗市場”。
起初中國進口的棉紗和棉布大多來自英國和美國,列強用產品佔領中國市場。到1895年《馬關條約》簽署,允許外資在中國建立工廠後,列強又輸入資本,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在中國建廠就地銷售,進一步將中國綁在全球棉花機器上。到1925年,中國紡紗業將近一半的產能來自外國工廠,其中大多數是日本工廠。外資的強勢在《十字街頭》中就體現出來:中國砂廠在日本紗廠的擠兑下關門倒閉。
近百年後,通過幾代人的接續努力,中國已經成功穿越了十字街,站上了新台階。中國已多年保持最大的棉花生產國和消費國。現在中國紡織廠擁有全球將近一半的紗錠和織機,消耗全球原棉產量的大約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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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織就的網
棉花是一門生意。棉花部門的年貿易規模約為500億美元,全球主要的75個棉花種植國年產量為2500萬噸,這些棉花中相當一部分流入高度分工的國際市場,棉花國際貿易額估計每年為180億美元。
但棉花不只是一種農業作物,一種流通商品,還代表着一種本地文化、生活方式和歷史傳統,更為世界上一些最貧窮或最偏遠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基本就業和收入,是許多農村勞動力(包括婦女在內)的主要生計和收入來源。
對一些國家來説,棉花織就的全球網絡是一張保障基本生活的安全網,但同時也是一張障礙更多價值獲取的阻力網。除非實現產業升級獲得突破,否則容易長期被固化套牢在生產鏈上的一個環節中。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70多年裏,這種產業鏈上移主要在亞洲實現,對此日本提出過“雁陣模式”來解釋這種躍遷式發展。東亞的中日韓相繼完成了升級,接着是東南亞一些國家,現在則到了南亞的孟加拉等國進入“雁陣”序列。
**作為棉花種植的下游產業,紡紗量最大的國家大多位於勞動力成本較低的亞洲國家。**中國自上世紀60年代後長期保持世界上最大棉花消費國的地位。然而,紡織業成為中國產業結構升級調整的風向標,更高的勞動力成本和更嚴格的勞工和環境法規推動生產逐漸從中國轉移到越南、孟加拉等其他南亞和東南亞國家。
過去10年裏,孟加拉國和越南的棉紡工廠中棉花使用量增加了約45%。未來10年這兩個國家的棉紡織業會繼續快速增長,聯合國糧農組織預測,預計到 2029 年,這兩國將合計佔全球棉花進口的40%。
當孟加拉和越南的紡織品越來越多出現在國際上時,一些傳統的棉花生產國依舊只是出口大量原棉。“雁陣模式”並沒有在包括非洲在內的更多地區得到複製。這也説明,雖然棉花纖維並不牢固,但棉花體系卻要堅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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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棉網中的依附
在國際貿易中,經濟作物高度單一化的“香蕉共和國”並非一個令人嚮往的詞彙。但是,在温飽壓力下,能成為類似的“棉花共和國”仍是不少國家在實現“起飛”前有限的選擇之一,而且這種選擇中留有深深的殖民烙印。
**不少非洲國家大規模種植棉花的歷史和殖民史捆綁在一起。**歐洲殖民者19世紀就在非洲播下了大規模棉花生產的種子,制定政策強迫當地人大規模種植棉花。
無論是英國、法國,還是後來加入的德國,其殖民滲透與確保棉花安全的努力齊頭並進。1902年,英國棉花生產協會鼓勵在坦噶尼喀生產棉花,十年後那裏的棉花成為運往英國的主要產品之一。1950年,法屬赤道非洲提供的棉花能夠滿足法國11%的原棉需求。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宗主國看來,此舉是為了實現“原材料獨立”,在其控制的土地上獲取棉花,但這一“獨立”後果是,上世紀60年代,非洲國家在政治上獲得自主紛紛建國後,在經濟上對前宗主國的依附關係卻一直存在,甚至還在加深。
**而且,連價格都不再是非洲棉產國手中的利器。**雖然非洲的棉花生產成本僅是美國的三分之一左右,但在國際市場中,非洲棉農卻不是美國大約2.5萬名棉農的對手,因為後者擁有龐大的“鈔能力”——美國棉花依靠數額巨大的聯邦補貼繼續種植生產。
比如,2004年,美國政府向棉農提供了每英畝230美元的補貼,共計42億美元的補貼總額和當年非洲棉產國貝寧的GDP規模相當。享受政府補貼的美國棉花大批湧入國際市場,使全球棉價下滑,本來低成本的非洲棉農,卻成了受到嚴重衝擊的一方。比如布基納法索的棉花雖然喜獲豐收,但棉農卻遭受了8100萬美元的損失。
但布基納法索的農民別無選擇,只能繼續種植棉花。目前在包括非洲貝寧、布基納法索、乍得和馬裏“棉花四國”在內的不少地區,種植棉花是農村家庭和社區能夠開展的唯一經濟活動。例如,棉花出口收入為馬裏提供了50%的糧食進口費用;在乍得,這一比例為22.5%;在布基納法索,其不但抵消了所有糧食進口費用,而且還有盈餘,棉花出口收入已佔該國出口收入的60%。
這是個不錯的成績,但也是脆弱的成績。由於深深依附於世界體系中,棉花生產國的風險敞口被不斷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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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手很兇猛
在數千年的市場選擇中,棉花以六邊形的普適性戰勝了打理困難的絲綢、高温勸退毛呢以及舒適度有限的葛麻,成為紡織界的一代霸主。可在本世紀,棉花遇到了實力強勁的新競爭對手:人造纖維。

2020年11月9日,江蘇淮安市一家紡織廠車間正在生產化纖材料。圖|IC photo
這種化工產品以不講武德的方式,擺脱了棉花及其之前的競爭對手以年衡量的生長週期,不受乾旱、冰雹和霜凍等惡劣天氣影響,還對病蟲害這一棉花的頑症完全免疫。人造纖維能以“爆兵戰術”短期內將大量產品投入市場,不但有價格優勢,還能根據不同衣飾需求,在保暖、透氣、懸垂等方面有所側重,開發出不同專精的衣料。
過去的幾十年裏,全球對紡織纖維的需求增長強勁,但大部分需求已由合成纖維滿足。目前人均非棉纖維消費量超過棉花。由於對人造纖維,尤其是聚酯纖維的強勁需求,天然纖維的市場份額出現了下降。目前人造纖維的出貨量,已經是棉花的大約兩倍。
**氣候變化也是棉花生產中的“灰犀牛”,氣候變化可能導致乾旱和其他不利天氣,可能在某個年份導致主產區大幅減產。**技術進步是對抗氣候變化的有效手段,也是提升棉花產量最有力的武器。生物遺傳學方面的改進超出預期,例如通過更好地瞭解棉花基因組,來培養更高產的種子。此外更好的害蟲管理有可能帶來更高的產量增長,減弱棉鈴蟲的威脅。
**節節敗退中,棉花終於等到了自己的盟友:綠色天然理念的復興。**在這種理念的帶動下,近年來天然纖維需求的不斷增長,這反映了市場趨向可持續性概念的明顯走勢,為棉花纖維提供了更多的市場機會。隨着灌溉、化肥使用的增加和轉基因技術的採用,棉花價格也變得更具競爭力,同時,工業污染防治措施讓人造纖維的生產在一定程度上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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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之後呢?
1962年,利物浦棉花協會成立兩個多世紀後,莫西河畔的棉花交易所大樓由於生意不景氣被賣掉——當時利物浦的人口已經從一個世紀前的超過100萬跌落到40餘萬——僅一年後,連大樓裏的桃花木辦公桌等貴重傢俱也被賣掉。《棉花帝國》的作者貝克特教授將這一幕當做強大的棉花帝國曲終人散的標誌。
棉花最重要的時刻早已經成為了歷史,而棉花之都利物浦還有更多的印記在接下來半個多世紀裏繼續被雨打風吹去。
2021年8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世界遺產委員會決定,將英國利物浦海事碼頭建築羣從《世界遺產名錄》上除名。
2004年,利物浦的皇家阿爾伯特碼頭一帶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是認可這個城市在18世紀和19世紀作為世界主要貿易中心之一的影響力,並表彰其開創性的碼頭技術、運輸系統和港口管理。作為當年輝煌標誌的棉花交易所大樓也在那一帶。遭到“摘遺”,意味着利物浦甚至難以留住最後一抹棉花帝國的餘暉。
棉花帝國隕落了,但棉花依舊茁壯生長,只不過已經不再處於世界體系舞台的中心。如今別説改變世界格局,即使在大宗商品領域,棉花也並非太重要的角色。在棉花之前謝幕的是黃金,現在仍在台上翩翩起舞的原油,而人們還在關注下一宗改變世界的大宗商品會是什麼。
**全球性生產要素配置和資本全球性交易機制的建立,不可避免將更大範圍的人員和社會捲入到這個體系中來。**勞動者是全球化的,因此出現低成本的新興市場勞動者在流水線上對西方藍領的碾壓。另一方面,西方的科技巨鱷,掌握了世界上絕大部分人接入信息世界的通道。從這個意義上看,數據確實正在成為新時代的大宗商品,是新的生產資料。
歷史已經展示:
當限制生產的是土地時,會有地理大發現開拓;
當限制生產的是勞動力時,會有奴隸貿易來解決;
當限制生產的是資本時,會有通貨膨脹來給市場注入流動性;
當限制生產的是技術時,會有技術革命來突破瓶頸;
當限制生產的是信息數據時,需要什麼手段來打破藩籬呢?
或許新的世界格局已經在醖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