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自稱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印度，究竟有多民主？_風聞

點擊立即閲讀全文：重磅 | 自稱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印度，究竟有多民主？

導言  

9月25日，印總理莫迪在聯大發言中稱“印度擁有數千年民主傳統，是‘民主之母’”。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於“民主之母”是否仍符合西式自由民主標準，卻出現越來越大的爭議。本文通過評議知名學者傑弗洛特對印度教右翼的研究，對莫迪2014年執政以來印度的“民主衰退”進行了全面評估。**傑弗洛特嚴厲聲討莫迪治下的印度已日益成為“族羣民主國家”，即將佔全印約1/5的少數羣體貶為“二等公民”，來實現印度教右翼票倉的團結。同時，文章指出，在莫迪時代，印度教右翼力量進一步滲入政府、教育、媒體等領域，嚴重腐蝕印度的權力制衡機制，使莫迪在操弄權力時更為無所顧忌。最後，作者表示傑弗洛特所述“印度教威權主義統治的國家”可能為時尚早，**因為莫迪在繼續打造體制的道路上還面臨着許多阻礙。南亞研究小組特此編譯此文，供諸位讀者參考。

圖源網絡

2021年春，在印度肆虐的新冠疫情將一個全世界關切的重要問題推入人們的視野：印度，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究竟有多民主？ 

自2014年莫迪執政以來，印度在全球各機構發佈的民主健康指數中的排名就不斷下跌。《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調查顯示，在過去5年中，印度的“全球民主排名”已從第27位降至第53位，下降了26位。2021年3月，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智庫將印度民主評級從“自由”調整為“部分自由”，與厄瓜多爾、莫桑比克、塞爾維亞等國同級。更有甚者，瑞典民主多樣性（Varieties of Democracy）組織2021年3月宣佈，印度不再是“民主選舉國家”，而是“獨裁選舉國家”，這僅比“完全獨裁國家”略高一級，而比美、日為代表的“自由民主國家”低兩級。民主多樣性組織曾公佈“過去十年內曾經歷民主衰退的國家”，而印度在被點名的十國中排列第七，其民主衰退程度雖比玻利維亞、泰國輕，但卻比匈牙利、土耳其嚴重。

在印度2019年大選中，6億多人蔘與投票，這約佔印度具有選舉資格總人數的2/3。這表明印度選舉參與度較高，因此在許多印度人眼中，西方國家聲稱“印度民主衰落”是蓄意輕慢印度。例如，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3月在一次媒體發佈會上表示：“有人想從這種‘民主與獨裁’二分法的報告中找到真實答案？這簡直是虛偽至極。”

在印度這樣民族主義情緒盛行的國家，充滿火藥味的強硬回應往往廣受追捧。印度獨立以來，就有將一切問題歸咎於“外國勢力”的傾向，顯然莫迪政府正在嫺熟利用這種情緒。但無論如何，蘇傑生仍沒能回應核心關切：印度曾因在經濟落後的情況下鞏固民主制度而被視為後殖民世界的一股清流，但現在印度民主又為何黯然失色？

一、印度，一個族羣民主國家？

法國學者克里斯托夫·傑佛洛特（Christophe Jaffrelot）的新書，或許能為這個問題提供答案。傑佛洛特高度關注莫迪政府和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崛起，他指出，莫迪治下的印度已嬗變為“族羣民主國家”，將約佔人口總數4/5的印度教民眾等同於國家主體，同時將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民眾貶為二等公民，將他們排除在國家共同體之外，任由與執政的印人黨緊密聯繫的狂熱分子對他們肆意傷害。

這種族羣化進程包含諸多方面。**首先，在中央和各邦，印人黨通過了各種保護印度教及其象徵的法律。**例如，印人黨統治的幾個邦已加重對“屠牛”行為的懲罰，因為牛在虔誠的印度教徒眼中極為神聖。再如，印人黨還限制改宗自由，以阻止印度教徒改信基督教或伊斯蘭教。顯然，這些做法都違背了印度憲法中關於世俗主義相關的規定。

**同時，為攻破左翼和世俗主義的思想陣地，莫迪政府大肆任命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擁躉執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等著名學府，並大力打擊在印活動的海外非政府組織。**去年，“大赦國際組織”關閉其印度辦事處，理由是“莫迪政府正利用虛假指控、機構突襲檢查、媒體惡意信息泄漏以及恐嚇等手段，進行有組織的惡意抹黑運動。”

二、印度民主為什麼突然黯然失色？

莫迪政府力圖為國民志願服務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縮寫為RSS）尋找合法化。作為一個擁有近百年曆史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志願者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具有準軍事特徵，不僅為印人黨培養出最高領導層，還塑造出其獨具特色的世界觀，並培訓其最忠誠的幹部隊伍。2014年以來，印國家電視台“全印電視台”（Doordershan）連續多年向全國轉播國民志願服務團首腦的年度講話。印人黨在邦級選舉中屢屢獲勝，使國民志願團骨幹得以進駐不同層級的政府，這顯著侵蝕印度常設公務員體系的獨立運轉。

隨着印多個邦政府提倡“重寫教科書”，以及“改革歷史教學”，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運動已蔓延至教育領域。在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眼中，印度歷史是與中世紀伊斯蘭統治者鬥爭的歷史，而不是衝突與合作多元交織的萬花筒。

最後，傑佛洛特認為，印度教民族主義團體與政府合流“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印度公共領域”。簡單的説，這意味着印度教民族主義的狂熱擁躉在政府和執法機構的庇護下，被放任攻擊那些他們眼中的“叛國者”。例如，在大學校園裏，包括RSS旗下的學生組織“全印學生大會（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在內的的右翼青年團體，就時常公然襲擊騷擾那些同情克什米爾分離主義、或拒唱印度教民族主義讚歌的其他學生。

三、印度民主大倒退

那些暴力傾向最顯著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例如“印度牛保護組織”（Indian Cow Protection Group)和“印度教青年力量”（Hindu Youth Force）也許並不直接聽命於RSS，但他們顯然能夠在印人黨執政的哈里亞納邦和北方邦肆意妄為、逍遙法外。自從莫迪2014年上台以來，印度教民族主義暴民已私刑處死了至少37名穆斯林，後者往往只是被指控宰牛或將牛運往屠宰場。這類事件大多發生在印人黨執政的邦。類似的暴力行為在印度推特上也隨處可見：任何被認為批評莫迪或者質疑印人黨文化復興大計的人，都會遭受大肆攻擊。印人黨信息技術負責人曾在媒體上誇耀，印人黨有一支120多萬人的“志願者大軍”，致力於傳揚印人黨的攻勢輿論。

**與土耳其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和匈牙利奧爾班（Viktor Orban）相仿，莫迪已經架空可能制約其權力的機構。**傑佛洛特在書中展示，莫迪政府曾大肆利用聯邦執法機構，如國家調查局（NIA）和中央調查局(CBI)騷擾政敵。與此同時，如果反對派轉意加入印人黨，那麼他們面臨的各種法務麻煩就會奇蹟般消失。曾以獨立性為傲的印最高法院，現在已成為莫迪政府的“橡皮圖章”或用以迴避爭議的工具。例如，莫迪政府2019年忽然宣佈取消以穆斯林為主體的查謨和克什米爾地區的自治地位，就有濫用司法機構職權的嫌疑。有時最高法院甚至拒絕執行人身保護令，而人身保護令是印度所遵循盎格魯-撒克遜法系的基石。

儘管印度媒體界曾在亞洲最活躍，也最具影響力，但莫迪政府仍致力於嚴加管控印度媒體。莫迪政府一方面多管齊下恐嚇新聞界，手段包括税務突擊檢查、暫時封禁電視頻道、以商業利益施壓媒體巨頭解僱頑固記者等。另一方面，莫迪政府還以鉅額廣告預算誘惑媒體以影響政治報道。一些親莫迪政府的新型宣傳頻道也全天候攻擊反對派高層，併為莫迪大唱讚歌。2016年以來，印度在“記者無國界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排名中下跌9位，目前在180個國家中排名142位。

無論印度公民社會、民間組織和媒體所處環境如何惡劣，在評價印度民主時，選舉本身始終是最重要的閃光點：長期以來，印度規模巨大的票選活動不僅選民參與率極高，其活動全程還得到獨立的選舉委員會的指導監督。**然而，傑佛洛特認為，印度現已屈服於“選舉威權主義”——儘管其在形式上仍是多黨選舉，但卻缺乏“民主實質”。**例如，印人黨往往通過任命擁躉進入選舉委員會，或打壓委員會內的反對勢力，以此左右選舉遊戲。

另外，印人黨也比競爭對手擁有更雄厚的競選資金，這一定程度上歸功於新引入的競選融資形式：選舉債券（electoral bonds），這種模式使捐贈者能將捐贈資金直接打入政黨賬户。與現金捐贈等形式的競選融資不同，選舉債券的信息可被受政府監管的國有銀行所掌握，這使得反對派背後的大金主更易遭受執政當局的報復。

據統計，印度2019年大選耗資86億美元，超過2020年美總統選舉約66億美元的花銷。而印度民間發起的監督組織“民主改革協會（Association for Democratic Reforms）”報告稱，2017-18財年印人黨的收入佔全國性政黨公佈的總收入的近3/4，總額相當於國大黨的五倍，而後者已是財力與印人黨最接近的競爭對手。

四、印度教民族主義與印度民族主義之爭

民主倒退可能是近期現象，但莫迪大肆利用的意識形態之爭卻可以追溯到近一個世紀以前。被追隨者稱為聖雄（Mahatma）的傳統印度民族主義旗手甘地（Mohandas Gandhi）曾領導印度獨立鬥爭。**眾所周知，甘地是虔誠的印度教徒，但他在獨立運動中卻竭力團結不同信仰的印度人反對英國殖民統治。**1909年他在《印度自治》中指出，“如果印度教徒認為印度只能容納印度教徒，那麼這個印度只存在於他們夢中。”甘地最重要的追隨者、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創建了一個大致符合世俗主義基本標準的政體：印度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政府承認所有宗教在公共領域地位平等。但與法國不同，印度沒有將宗教信仰和政治分開，或者説沒有推動社會徹底世俗化——當代印度的世俗主義不在於迴避宗教，而在於平等對待所有宗教。

傑佛洛特對比甘地的“宗教多元主義”與被稱為“族羣民族主義”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後者類似於具有排外性質且風行全球的“本土運動”。傑佛洛特認為，“印度教民族主義”源於印度教徒缺乏自尊心。這一方面源於長期根植於印度教徒記憶中19世紀殖民統治者塑造的“弱小”印度教徒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人口的此消彼長，也在印度教民族主義者中引發印度教徒成為“垂死族羣”的恐懼。

印度教民族主義最重要的思想家維納亞克·薩瓦爾卡（Vinayak Savarkar）是一位無神論者，他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嶄露頭角。他曾列舉國家認同所具備的四個標誌：種族、領土、語言、文化。**對薩瓦爾卡主義者而言，只有那些將印度同時視為祖國和聖地的人，才能有資格成為真正的愛國者。**這一觀念自然會引起針對印度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懷疑，因為他們信仰的聖地都在南亞次大陸之外。另外，在薩瓦爾卡等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看來，甘地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非暴力”只不過是軟弱的代名詞。

印度建國四十多年來，印度教民族主義始終處於國家政治光譜的邊緣。**然而，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印人黨一舉崛起為印度主要政治力量。**印人黨曾在印度北部城鎮阿約迪亞（Ayodhya）發起一場為印度教大神羅摩（Ram）重建神廟的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印度教民族主義者聲稱，羅摩出生地被一座建於16世紀的清真寺佔據，而這是當年穆斯林侵略者強佔建寺的結果。1992年，一羣印度教民族主義暴徒將這座清真寺夷為平地，這在印度多地激化了印穆衝突，但同時也提振印人黨的勝選概率，在人口眾多的印地語中心地帶猶是如此。儘管如此，當時許多專家卻認為印人黨的執政理念與印度政治主流相去甚遠，因此難以掌權。

1998年，印人黨組建由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領導的聯合政府。在瓦傑帕伊執政的六年裏，他暫緩了諸多具有印人黨標誌的文化攻勢，如復建羅摩廟、取消印度唯一穆斯林占人口多數的查謨和克什米爾區自治權、形成統一民法典，以取代伊斯蘭教法 (Sharia)在穆斯林社羣婚姻、離異、繼承等事務中的主導地位等。傑佛洛特將1998年到2014年從瓦傑帕伊當選到莫迪執政的這段時間稱為“被迫温和”期，因為在此期間印人黨被迫與20多個地區性和以種姓為基礎的政黨結成聯盟，而穆斯林選民是這些政黨的關鍵票倉。

五、莫迪狂熱

**2014年，莫迪在大選中擊敗屬於中左翼的國大黨，並領導印人黨取得印度30年來首次一黨單獨執政的成就。**他的崛起顛覆了人們對傳統政治智慧的認知。**莫迪領銜的印人黨展示其能夠通過深耕佔印度人口多數的印度教徒羣體，以從不同種姓的印度教徒中獲得足額選票，以抵消印人黨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中低下的支持率，並讓其不再需要與其他政黨結盟。**一些政治學家提出，選舉政治能將“激進政黨”轉變為“更温和的政治行為體”的“温和論”，但傑佛洛特指出，莫迪通過行動證明這種理論其實難以成立。但在2002年，莫迪治下的古吉拉特邦發生了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大規模流血衝突，導致1000多人死亡，其中穆斯林佔絕大多數，這一事件成為莫迪在全印政壇登場的開端。

莫迪在政壇取得成功的秘訣是什麼？**首先，他得益於國民志願服務團和印人黨數十年來一直致力於擴大該黨基本盤至傳統上層種姓之外。**莫迪本人的種姓屬於“其他落後等級”（Other Backward Classes），在印度複雜的社會羣體分類中，這是一個人數佔多，但在歷史上長期處於被歧視地位的種姓類別。莫迪的貧民身份——曾在家鄉古吉拉特邦的火車站售賣茶飲——與曾經主宰印度政壇的尼赫魯-甘地家族的顯赫背景形成鮮明對比。正如傑佛洛特援引專研民粹主義的學者皮埃爾·奧斯蒂古（Pierre Ostiguy）所述：一羣處於社會弱勢地位的印度人，尤其是年輕人，認為莫迪“與他們相似……但又是他們的理想”，換句話説，莫迪是他們渴望成為的人。和這些人一樣，莫迪沒有顯赫的家境和教育背景，英語也不流利。然而，他現在卻與世界領袖們侃侃而談，並統治着那些自認為社會地位遠高於他高的人。

莫迪通過一個名為“心裏話”（Heartfelt Thoughts）的廣播節目與追隨者直接溝通，試圖建立傑佛洛特所説的“領導人與人民間親密、相互信任的關係。”同時，他還發起了一系列民粹色彩濃厚的政府倡議，彰顯展示其對底層人民的關切，包括“清潔印度運動”（Swachh Bharat Abhiyan）、“總理人民財富計劃”（Pradhan Mantri Jan Dhan Yojana）和“總理清潔燃氣輸送計劃”（Pradhan Mantri Ujwala Yojana）等。這些倡議的共同特點是：規模巨大，但同時對民眾尊嚴關切有加。“清潔印度運動”建造了6600萬個家庭廁所；“總理人民財富計劃”為窮人開設4.255億個銀行賬户；“總理清潔燃氣輸送計劃”則向8300萬户家庭以補貼價格提供烹飪用煤氣，以替代之前的糞便、木柴、木炭等燃料。

與此同時，莫迪也傾力打造傑佛洛特所述的“世俗禁慾主義”人設。傑佛洛特指出，通過給自己披上神秘主義外衣，“莫迪試圖復刻印度政治中的典型形象”，其中聖雄甘地是最重要的先例。莫迪的個人經歷和民粹主義烙印大大增強了印度教民族主義的選舉號召力。

**對於生活在印度的2億穆斯林少數人口而言，印度從一個世俗民主政體嬗變為族羣民主政體勢必產生深遠影響。**印人黨統治的幾個邦已通過立法禁止所謂“愛情聖戰”（love jihad）——臆想中一種穆斯林男子以愛情為名勸誘印度教女子改宗的社會聖戰行為。在印度最大的邦北方邦，印度教僧侶約吉·阿迪蒂亞納特（Yogi Adityanath）擔任該邦首席部長。他建立了一支反穆斯林民兵組織，並以許多針對穆斯林的殘酷言論，例如他曾稱穆斯林為“必須被阻止的兩腿動物”。**即使阿迪蒂亞納特言行極具刺激性，或許正是因為這種刺激性，他的威望快速上升，併為其在北方邦贏得眾多擁躉。**正如傑佛洛特所説，在北方邦“阿迪蒂亞納特一人已集政府首腦、精神領袖、民兵首領為一身！”

在莫迪第二任期內，他乾脆廢除查謨和克什米爾區的自治地位，並通過公民法修正案，明確將來自印度三個鄰國的穆斯林排除在快速入籍的優惠政策之外。長期以來，穆斯林在印度軍隊、警察和公務員隊伍中的代表性不足，而印人黨的崛起則進一步加劇政治領域穆斯林的邊緣化趨勢。1980年至2019年，穆斯林通過直接選舉成為人民院議員數量下降了近一半，2019年人數為26名，僅佔人民院議會總席位的4.6%，但穆斯林佔印度總人口中的比例同期上升了近3個百分點，達到14.4%。另外，印人黨麾下303名人民院議員中沒有一名基督徒或穆斯林。傑佛洛特指出，“穆斯林很可能被視為當代印度的‘不可接觸者’。”

六、威權主義的種子

**傑佛洛特的最新著作有力聲討莫迪政府和莫迪領銜印度人民黨的執政傾向。**然而，如同印度民主制度一樣，這本書也並非盡善盡美，一些知名人士出現名字拼寫錯誤，幾處討論也轉向了陰謀論。例如，莫迪執政期間，印度最高法院權力已大幅削弱的觀點有其道理，但傑佛洛特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揣測“政府對法官的威脅勒索”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則是另一碼事。

**再者，傑佛洛特認為印人黨的崛起反映舊精英羣體的“印度式保守主義革命”，這種提法可能並不盡然。**印人黨可能已經在印地語中心區取得了比各地方種姓政黨更大的影響力，但印人黨的抓手主要是多樣化自身領導層的種姓背景。這樣看來，印人黨已不再只是一個婆羅門種姓和商人巴尼亞種姓為主體的政黨。**此外，印人黨在很大程度上已取代印度傳統強勢的英語精英。**從這幾個層面看，印人黨仍是一個暴發户的黨，而非特權的黨。因此，宣佈強硬印度教民族主義已取得勝利還為時過早。

**最後，傑佛洛特似乎把印地語中心區作為整個印度的代表。**事實上，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影響力可能遠低於他的設想。北方邦的基督教徒或穆斯林可能對印度教民族主義暴民心生恐懼，但這並不能反映印度東部和南部地區宗教少數羣體當前的狀態。2021年5月，印人黨在喀拉拉邦、泰米爾納德邦、西孟加拉邦選舉中慘敗，這顯示出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義仍受制於地理因素。

**簡言之，傑佛洛特對印度未來並不樂觀，指出印度已從“事實上的印度教國家”（de facto Hindu Rashtra）轉為“印度教威權主義統治的國家”（authoritarian Hindu Raj）。**莫迪已經認識到，在印度“領袖的魅力高於責任” 。他的民族主義民粹思想的特質不僅使印度轉為“族羣民主國家”，也為其進一步實行威權主義奠定基礎。

傑佛洛特的推斷似乎是其底線思維的映射。在過去7年中，印度顯然與自由漸行漸遠。**但當前，莫迪仍面臨着巨大挑戰，經濟低迷、疫情肆虐、邦政府不合作、與中國邊境緊張局勢，以及拜登對人權問題史無前例的關注，都使莫迪推行強硬印度教民主主義仍面臨重重困難。**因此，儘管印度的自由民主可能岌岌可危，但當下做出印度民主進入倒計時的論斷還為時尚早。

本文編譯自"Foreign Affairs"雜誌2021年9月/10月刊文章

原標題為How Democratic Is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作者：薩達南·杜姆 | 編譯：王晶 顧青子 | 審校：顧青子 穆禕璠

作者薩達南·杜姆（Sadanand Dhume)為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華爾街日報》南亞專欄作家。其政治遊記《我的朋友是狂熱分子：同激進伊斯蘭教徒的旅行》（My Friend the Fanatic: Travels with a Radical Islamis）已在四個國家出版發行

本期編輯：陳安瀾 王嬌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