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省會，拉動兩省發展_風聞

“跨界融合”——南京都市圈

今年2月8日，國家發改委網站發佈關於同意南京都市圈發展規劃的覆函，原則同意《南京都市圈發展規劃》。這標誌着，南京都市圈成為全國首個由國家發改委覆函同意的都市圈發展規劃。

4月16日，《發展規劃》全文正式發佈，南京都市圈正式成為我國首個規劃建設的跨省都市圈，這也意味着全國首個通過自我認知探索形成的跨省都市圈協作成果獲得了肯定。

都市圈是由一個或多個核心城市，以及與這個核心有密切社會、經濟聯繫的，具有一體化傾向的外圍城市（鎮）所組成的城市（區域）複合體。

最早提出都市圈概念的是法國著名地理學家簡·戈特曼。戈特曼將都市圈定義為多個大城市地區連接成的巨型化、一體化的居住和經濟活動的羣集地帶。

20世紀80年代初，國內學者引入戈特曼的大都市帶理論，我國城市羣集現象的相關理論研究逐漸開展起來。

在實踐中，南京市是較早將“都市圈”概念用於規劃編制實踐的城市。1986年6月，“南京區域經濟協調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南京經濟區在南京成立，是南京都市圈的前身。

為了提升南京市對周邊地區的影響力，江蘇省委、省政府在2000年全省城市工作會議上就提出：通過強化南京都市圈的功能，更好地帶動以南京為中心的蘇皖地區經濟與城鎮化的快速發展。

2002年2月，在江蘇省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的政府報告中，江蘇明確要求編制和實施《南京都市圈發展規劃》。

“到2019年，都市圈的GDP總量約4萬億元，我們以佔全國0.7%的土地面積、2.5%的常住人口，創造了佔全國4.0%的經濟總量。”南京市領導在會議上透露的數字，表現出南京都市圈不俗的實力。

根據《發展規劃》，南京都市圈的城市包括：南京、鎮江、揚州、淮安、蕪湖、馬鞍山、滁州、宣城8市全域及常州市金壇區和溧陽市。

2020年，南京都市圈地區生產總值合計達到41750.78億元，佔全國比重4.1%。作為都市圈的“圈主”，2020年南京地區生產總值繼續超過1.4萬億，第一次躋身全國城市GDP排行榜前十，4.6%的經濟增速在前十城市中位居第一。

**“南京都市圈有望成為上海之後助力長三角地區打造世界級城市羣的新支點。”**在南京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副院長鬍小武看來，疊加了長江經濟帶、長三角一體化和自貿區建設等多重戰略機遇，南京都市圈未來還有更大的想象空間。

從國內外都市圈建設的理論研究和發展實踐來看，都市圈範圍基本是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輻射帶動功能強的大城市為中心形成的通勤圈，是核心城市與周邊城市相互聯繫與合作的區域。

南京都市圈範圍的確定，不只是借鑑了世界主要都市圈發展經驗，更是基於人口通勤流動等大量現狀數據的科學分析，兼顧了區域合作歷史和都市圈發展潛力，是尊重發展規律劃定的。

為什麼説南京都市圈是兼顧了區域發展歷史與潛力？這就要從“散裝江蘇”和“徽京”兩個方面細説了。

“散裝江蘇”與“徽京”

眾所周知，江蘇是個“內鬥”大省，省內每個市都存在彼此的鄙視鏈，當然也不光是市，就連區與區之間也有，而省會城市的光環並未給南京帶來與之對應的強勢地位。

江蘇省的經濟實力在全國一直處於前列，省內13個地級市，2021年全部入選全國“百強市”，也是唯一一個全部地級市都進入“百強市”的省份。

而南京作為“聯邦江蘇”的省會，卻不是經濟強省的經濟龍頭，常年被蘇州壓一頭。

GDP可以説是最直接地反映了南京的尷尬：蘇州的GDP在2011年就突破了萬億大關，成為繼北上廣深和天津之後第六個“萬億俱樂部”成員。

而2014年，南京體量才超越無錫成為省內第二。直到2016年，南京才加入“萬億俱樂部”的陣營之中，同年的蘇州GDP已超過1.5萬億元。

在全國省會城市裏，南京的經濟首位度排名表現也不夠亮眼，和山東省會濟南一起常年墊底，在我國一眾超強省會中“抬不起頭”。

而上海作為江蘇省眼中的“實際省會”，對江蘇發展的輻射力度，的確強於“名義省會”南京。

江蘇省內經濟強市的GDP排名，大致與各市到上海的距離成正相關。過去上海的產業轉移也多由蘇錫常等地區承接，而後由這些城市再溢出。

此外，江蘇處於長江下游的沿岸地區，而出海口位於上海，江蘇主要城市的貨物大部分會通過上海航運中心運往世界，所以上海也發揮着江蘇經濟的“交通心臟”的重要作用。

2018年7月，十九屆中央第一輪巡視後，就曾點名南京，“省會城市功能作用發揮不夠。”

在2019年《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提高省會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被列為了年度十項工作的第一項，而其中措辭也耐人尋味：“理直氣壯講首位度、全力以赴幹首位度、名副其實增首位度”，注意“理直氣壯”這個用詞……

“散裝江蘇”的梗一直為人津津樂道，而“徽京”則使得南京有趣的省會形象更加豐滿。

江蘇網友戲稱南京為“徽京”，來調侃南京的省會影響力更多在安徽；安徽網友也這樣戲稱南京，藉此調侃安徽的“霸都”（合肥）。

有意思的是，“徽京”在某種程度上，也的確名副其實。

南京位於江蘇省的西南部，被安徽省的滁州市、馬鞍山市、宣城市三面包圍，而一省之省會被鄰省三面包圍的情況，在全國的省會城市中也是獨一無二的。

在外來人口方面，南京的流入人口最大來源地是安徽省的馬鞍山，而安徽也是南京最多的外省人口來源地，佔南京外來人口的29.4%。

在交通方面，安徽16個地級市，15個高鐵可以直達南京，可以説是“條條大路通南京”。作為對比，宿遷、連雲港等蘇北城市，是直到去年才實現與省會南京的高鐵通達。

在地方文化方面，南京緯度比合肥還高，與蘇南地區的江南文化有明顯區別，與徐州淮安宿遷的中原文化也不盡相同。

此外，南京話是江淮官話的代表語音，與蘇南吳語區、江北淮揚區、徐海區的方言並不相通，不過，南京口音與臨近的安徽馬鞍山、蕪湖一帶卻頗為相似，交流更加方便，情感上也容易熱絡。

網友們調侃的那句——“南京是鴨子們的奧斯維辛，台灣人的耶路撒冷，江蘇人的薩拉熱窩，安徽人的柯尼斯堡”，的確也捉住了靈魂。

打破尷尬境地，轉換髮展思路

調侃歸調侃，換一個角度想想，南京尷尬的省會地位，未必一定是壞事。

“徽京”不只是南京的一個趣稱，而是南京對周邊城市的影響力與吸引力的生動反映，同時也是對南京作為江蘇省會城市，能發揮明顯跨省影響的作用以及氣度的正面認同和肯定。

而“散裝江蘇”的經濟原因之一，正是長三角地區經濟充滿活力的體現，側面説明了江蘇省區域經濟實力與相對平衡的發展。

從地理位置上來看，南京偏居於江蘇省的西南角，北、西、南三面被安徽滁州、馬鞍山、宣城三市所包圍，只有東面和江蘇省的揚州、鎮江、常州相鄰。

然而，南京到最近的地級市鎮江的距離，仍然要遠於南京和安徽滁州、馬鞍山之間的距離。此外，蘇南的無錫和蘇州與上海的距離則比南京更近，而位於蘇北的徐州和連雲港，與南京更是相距了300多公里。

距離太遠，交流往來自然不太方便，皖中、皖南的城市天然與南京相近，交流起來更便捷，關係自然更密切。如同上海自然會輻射到蘇州、嘉興等地區，南京也自然會輻射到周邊地區的發展，南京與周邊城市形成的親密關係，自然天成、無法割捨。

2000年以來，以上海、蘇州、杭州為代表的長三角其他核心城市迅猛發展，給南京帶來了巨大的競爭壓力。加上在長三角地區的地理位置相對邊緣，南京必須結合自身實際，順勢而為，走出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作為江蘇省會城市、蘇皖兩省交界處的中心城市，南京具有極大的發展跨省都市圈的潛質和先天條件。因此，打破行政區劃，通過跨省都市圈做強自己、提升自身的市域影響力，是南京結合自身實際、尊重發展規律的必然選擇。

都市圈可以讓成員城市之間基礎設施共建共享、優勢互補、合理發展，實現互惠共贏的發展局面，這種模式與南京的發展現狀和未來方向非常匹配。

根據目前披露的內容，計劃到2025年，都市圈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水平位居全國前列，城際“斷頭路”全面消除，南京與“圈”中各城市實現1小時通達，要把南京都市圈打造成為長江經濟帶重要的資源配置中心。

此外，南京都市圈的建設不僅對南京而言意義極其重大，也是周邊城市發展的需求。

南京在地理位置上南北和西側都與安徽省接壤，雖然“徽京”是戲稱，但在歷史上，南京確實當過安徽省的“省會”（清朝時期，南京曾為總管江蘇、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兩江總督府所在地），可以説歷史淵源也頗深。

從安徽省內來看，安徽西部有大別山作為隔斷，東部則是平原與江淮連接，而其省會合肥和南京一樣在省內缺乏強勢的文化影響力和政治號召力。

加上南京與安徽歷史上本是一家，經濟相連，人脈相通，文化相近，所以南京自然而然吸引了馬鞍山滁州蕪湖的人，而馬鞍山、蕪湖和滁州等市對於建設南京都市圈也表現出了極高的積極性。

南京都市圈規劃下，結合區域發展實際，南京通過跨省都市圈做強自己，打造一個以科技、文化、金融為主的區域經濟中心體。

周邊城市通過加強與南京的對接，充分利用南京豐富的高等教育資源、醫療資源、區域大交通資源及其他公共服務資源等，為自身的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這樣不僅打破了“尷尬”，更是一個雙贏的選擇。

都市圈的規劃：基於國情、彰顯區域協調功能

近年來，國家發改委、自然資源部等部委相繼發佈都市圈相關工作指導文件，各地也將都市圈建設要求寫進“十四五”規劃中。可以説，“都市圈”已成為當下區域建設發展的熱詞。

隨着我國製造業和服務業在經濟中所佔比重越來越高，城市羣發揮規模經濟效應、拉動國家發展起到的作用也愈發凸顯。都市圈規劃的背後，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我國行政區劃是綜合各方因素，以維護地區的穩定為基礎進行的，更多考慮的是政治因素，而既有的以行政邊界為界的發展規劃，已經不能適應城市發展和都市圈建設的新形勢。

改革開放40年後，經濟規律的偉大力量，又將人為塑造的行政區劃在經濟發展層面上形成不同的經濟圈，都市圈的規劃正是尊重區域經濟實際的體現。

國外都市圈規劃由來已久，包括以紐約大都市區規劃為代表的美國大都市區規劃、日本三大都市圈規劃、法國巴黎大區規劃、英國大倫敦戰略規劃、德國柏林和勃蘭登堡州地區規劃等，這也為我國都市圈規劃提供了一定的借鑑經驗。

但需要注意的是，都市圈規劃既需要要借鑑國際經驗，更要基於國情和彰顯區域協調功能**，不同的都市圈有着各自的發展階段，面臨着各異的矛盾和訴求**，因此空間規劃協調的內涵也有差異，需要在規劃編制過程中加以深入研究和辨別。

同濟大學趙民教授指出，“都市圈空間規劃”並不是要取代或複述既有的省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也不是要再搞一套空間要素管控體系；而是要基於區域協調的視角提供針對性、補充性策略和措施，包括在體制機制方面的創新建構和運作設計。

南京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張京祥教授認為，都市圈由若干個成員城市組成，是一個多行政主體、多利益主體的空間單元，所以都市圈規劃、建設不能簡單採取自上而下、行政統和的方式，而是要堅持“大同”思想，實現協同發展。

“各美其美”是承認、尊重各個成員城市合理的利益訴求。“美人之美”，是每個城市既要做好自己，還要成人之美，兼顧其他城市的利益。“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是各個城市互相理解、互相配合、互相支持。

作為一個跨省都市圈，南京都市圈需要協調發揮兩個省級政府的協同作用，在本輪規劃編制過程中，蘇皖兩省政府以及各成員城市就進行了充分協調溝通，吸納了不同的意見和想法，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謀求共贏發展。

可以説，南京這次是真正結合實際，從產業結構和發展規律的角度來規劃經濟圈，打破了行政區劃和人為設定的束縛，追求要素資源的最大化配置和紅利。

能夠預見到的是，未來跨省域發展的都市圈會越來越多，而南京都市圈的實踐則為後來者提供了良好而又清晰的示範。

上下滑動查看參考資料：

郭熙保,黃國慶.試論都市圈概念及其界定標準[J].當代財經,2006(06):79-83.

張曉明,連欣.新一輪都市圈規劃編制創新思考[J].中國經貿導刊(中),2021(04):4-6.

解放日報：《南京都市圈規劃誕生記》https://www.jfdaily.com/staticsg/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360552&sid=67

中共江蘇省委新聞網：《南京都市圈發展規劃》今日全文公佈http://www.zgjssw.gov.cn/shixianchuanzhen/nanjing/202104/t20210416_7049742.shtml

葉兆言.《江蘇讀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澎湃新聞：《探尋中國高質量發展動力源丨南京都市圈：跨省共融，為長三角助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551066

澎湃新聞：《張京祥教授專訪：都市圈規劃是治理模式的創新，是尋求共同行動的過程》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227191

文章用圖：圖蟲創意

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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