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十年歲月的《中國好聲音》，終究難逃一“糊”？_風聞

文 | 瑞穎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在華語樂壇的十年記憶中，有《中國好聲音》的濃濃筆墨，自2012年首播以來，它以獨特的節目模式設計吸引了眾多熱愛歌唱、追逐夢想的學員參與，帶出了不少優質歌手。首播後一改中國當時各處音樂選秀節目雖風起雲湧卻出現口碑乏力的局面，風靡一時，收視率同時段超全國其他節目，迅速成為大眾談資。可以説，十年前《中國好聲音》的出現，對觀眾乃至整個綜藝市場而言都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歷史拐點。

當十年飛速而過，音綜已然成為綜藝市場的中堅力量，從流行到原創再到垂直類小眾音樂，各類綜藝層出不窮，曾經的被視為標杆的中國電視娛樂選秀節目，卻在如今商業炒作和利益爭奪中失去了對於節目底線和品質的追求，最終走向了市場妥協的媚俗之路。然而廣大觀眾並沒有接受洶湧而至的諂媚，相反卻立場鮮明地表達了失望與調侃。

第十季的《中國好聲音》早已無法復刻曾經的輝煌。從2021回望2012，十季的《中國好聲音》究竟走過怎樣的一段路程。深挖節目本質，跳出綜藝市場的框架，我們是時候停下來，裏裏外外對節目進行一次重新的審視了。

一

人物之間的互動與話題性

《中國好聲音》中基本呈現五組主要人物，分別是：導師、學員、主持人、學員的親朋好友、夢想導師。五組人物關係作為支撐節目的整體框架，在節目製作寶典的規定性裏進行了填充和發散，各組人物的選擇、搭配以及其特定作用不僅要遵循原版設置還要對照中國內地社會現實和行業狀態，同時更需考量當前文化市場的熱點現象與大眾的心理需求，在憑藉節目品質而獲得大眾首肯之後，就必然要求它繼續在社會輿論和市場喧囂中進行多重發酵。

在市場化的今天，電視文化工業作為其中一部分與其緊密相連，一味迎合市場反而容易被市場淘汰。因為大眾作為市場的主體並不處於完全的被動，甚至呈現出明顯的反抗性。從第一季開始，學員或導師所被動引起和主動製造的各種話題迅速形成社會熱點和輿論漩渦。

如果説歐美版的《好聲音》在體現學員與導師之間互動性上面着重表現其創新的一面，那中國版的《好聲音》則重在談“情”，強調用情感魅力感化觀眾，以“情”動人本是放之四海皆準，可在注重倫理傳統、人情世故的中國，並在不具備歐美國家的技術創新與想象力結合的純熟表達的境況下，《中國好聲音》對情感因素的加碼即使不是一劑良藥至少也上了份保險。

某種意義上，《中國好聲音》不只有一個舞台，至少從視聽觀賞層面來説，它所強調的不僅僅只是“聲音”元素，另一個舞台即：導師之間以及和學員之間進行交流的過程，起着烘托情緒氛圍、加強故事性和觀賞性的重要作用。

顯然，每一個學員都有自己的故事，並在不同類型導師之間得到不同的反饋，比如在第三季的的陣容配置當中，導師楊坤提供感性經歷、那英帶來眼前希望、齊秦指導演唱經驗、汪峯負責勵志夢想。當觀眾發笑於楊坤的“32場演唱會”、那英的“我去年帶出一個冠軍”、庾澄慶的“選我選我”、汪峯的“你的夢想是什麼”的口頭禪之時，學員和導師之間以及導師內部之間悄悄構成的互動性伴隨着學員個性流露與明星導師放下架子呈現普通人的可愛有趣，就此觀眾絕不僅僅只是傾聽學員的演唱，更為重要的是接下來這場情感故事盛宴。

可問題是當觀眾沉浸在這種以“情”動人的第二舞台之時，大眾卻在年復一年的過程中產生了逆反心理，明星導師在隨着節目漸次嫺熟時，同樣也產生了固定模式的呆板和故作煽情的嫌疑，而明星導師始終缺乏着應具有的個性化見解和幽默化表達。

二

“剪不斷，理還亂”的紅轉椅

提起《中國好聲音》觀眾很難不聯想起節目標誌性的紅轉椅。這是偶然也是必然，該節目每一季的命運轉變也恰恰和紅轉椅聯繫在了一起。

2016年因受到版權的影響，《中國好聲音》被迫改名為《中國新歌聲》，此前的紅轉椅也變成滑滑梯的模式。可惜這樣的變動並沒能被觀眾認可，影響力與收視率呈明顯下滑趨勢，2017年《中國新歌聲2》整季的最高收視率都未能突破3%。更令人遺憾的是當解決了版權糾紛，紅轉椅迴歸，《中國好聲音》依然沒能回到此前的巔峯，甚至在收官的巔峯之夜中也僅僅取得了1.7%的收視。

為了進一步挽救收視，節目組開始頻繁地在紅轉椅上下功夫，例如座椅背後實時展現導師狀態的大屏、導師間可以互相禁煙的按鈕和新一季八個轉椅、四個小導師的設定。然而這樣的改動並不能有效的解決問題，在增添節目戲劇性效果上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

選手能否通過導師的拍燈而成功晉級，是《中國好聲音》一直以來最大的懸念。但這樣的懸念營造是作用於觀眾，而非選手。

對於觀眾而言，導師在拍燈前的猶豫不決是節目激發觀眾好奇心與緊張感的制勝法寶。但對於選手而言，面對大屏上的導師們的實時狀態，過多的關注只會影響到自己的演唱狀態，還容易讓觀眾認為其演唱不夠投入，太過功利。並且，轉椅的設計明明是要建立選手與導師之間的屏障，讓觀眾擁有站在上帝視角上觀看選手錶演的快感。面對選手的大屏不僅沒能為懸念感的呈現添磚加瓦，反倒削弱了屏障的意味，更像是為了創新而創新的形式主義的畫蛇添足。

新一季中備受關注的“4+4”模式也出現類似問題。節目為四位導師分別配置了各自的小導師，而小導師則可依據自己的判斷提前轉身，若演唱完畢後大導師仍未轉身，小導師則擁有30s的説服時間來左右大導師的最終選擇。可在實際呈現中，小導師30s的説服時間遠不足以充分給到導師甚至觀眾一個專業且令人信服的理由。節目缺乏合理的模式設置以及實際效果的推演，讓小導師能夠完美的嵌套在盲選階段中將其功效發揮到極致。

從轉椅到滑梯，從大屏到按鈕，再從4人到8人，《中國好聲音》中的紅轉椅從曾經節目最受矚目的標誌，一步步淪為了“剪不斷，理還亂”的桎梏。或許節目組早已或多或少地意識到紅轉椅的設定已經無法滿足當下的審美需求，但由於很多觀眾仍會下意識地將紅轉椅與《中國好聲音》畫上等號，導致《中國好聲音》被徹底地侷限在了紅轉椅當中，無法進行過多的調整。

三

模式轉型，重找出路

《中國好聲音》自開播以來在內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並寄予厚望，在文化市場商業化繁榮的今天，電視文化工業在追求品質內涵的基礎上同樣也將不可避免地出現雜音。

對於《中國好聲音》現如今的處境有的觀眾認為是近兩年的音樂行業不景氣。亦或者是節目質量難以吸引觀眾。但在這些紛紛擾擾之中原因似乎也初見端倪。其一便是許多觀眾津津樂道的資本加入。一檔節目在開播之際收穫了空前的熱度，當它有第二季或者更多季的時候，想要來分一杯羹的人將會源源不斷。基於這樣的目的，無論是節目亦或是參與其中的所有人都不再純粹。製作優質的節目不再是最終的目的，如何去“平衡”出彩的選手，去“製造”出彩的選手成為了重中之重。

“媚俗”是娛樂節目的通病。因為媚俗節目失去了自身思想價值，失去了穩定的評判標準，用娛樂外表包裝百姓故事和百姓夢想。比起國外選秀節目對夢想和平凡內心的真實表達，中國選秀節目則過度地渲染和放大選手的特長和背景。娛樂節目也是需要一種精神藴藏其中，選秀節目應該鼓舞和點亮人們的夢想和勇氣信念，而不是看熱鬧地一笑而過。

選秀節目發展乏力，還與中國選秀節目運作模式的不成熟相關。

中國的選秀節目説到底也是抄襲國外，為什麼歐美選秀節目經過了許多年仍然能做得紅火，選秀歌手依舊有百萬唱片銷量和演唱會，而到了中國卻不行。這基於國外強大的唱片工業和娛樂產業的支持，它的盈利方式趨於多樣化，包括電視廣告、轉播版權、唱片發行、授權紀念品和演唱會門票等多方面。所有簽約藝人都能出唱片，但這個產業鏈在中國是缺失的。我們的很多選手都具有演唱的實力，但一些唱片公司無暇顧及歌手的發展，而是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商演和廣告活動中，為了牟利而犧牲藝術的發展。如果選秀節目不改變傳統的運作模式，必將無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