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是頂級中國國家戰略問題,是中美對抗最關鍵性一步_風聞
面朝大海-2021-10-20 09:24
【本文來自《丁一凡:如何抵禦“輸入型通脹”?人民幣可適當升值》評論區,標題為小編添加】
人民幣升值是頂級中國國家戰略問題,是中美對抗最關鍵性一步,因此必須先決定是否對戰、再決定後續措施。
隨着美國拜登政府開始執行其大水漫灌的凱恩斯類型經濟刺激方案,以及美聯儲多年量化寬鬆和刻意保持近零的美元基礎利率後,隨着美國國內通脹趨勢開始出現、美聯儲必須考慮通過加息對抗美國國內通脹,而一旦美國開始加息,美國聯邦政府賴以生存的赤字、國債和税收體系將出現全新的關聯變動,而屆時作為唯一能夠在長週期時段中有能力撼動美元霸權體系和美國國債體系的中國,又將因為掌握着從外部決能夠定向美國國內輸入通脹或通縮趨勢的能力,將獲得在中美對抗中開闢新戰場的戰略機遇。
某種意義上現階段中美對抗最致命和決定性的戰場已經不再是經貿戰與科技戰,而是關係到美元、美債、通脹和美元與人民幣的基準利率的貨幣和金融戰爭。中美兩國最激烈的對抗和交鋒將出現在貨幣和金融領域,而這一領域雙方的勝敗將決定中美經貿科技關係,包括決定中美間在太平洋區域的戰爭與和平問題。
本質上拜登政治正在進行的天量美元債務擴張和正在觸發的全球通脹,直接改變了與中國密切相關的外部經貿和金融環境。美國引發的此輪全球貨幣流動性充斥以及引發的全球通脹,將改變中國的外部經貿環境,並直接衝擊中國內部經濟平衡和破壞中國現有的經貿科技發展趨勢,為此中國勢必做出相應的反應。
而在迄今為止中美經貿對抗和中美科技領域封鎖和絞殺戰依然激烈之際,美國事實上又開始在貨幣和金融領域攻擊中國。只不過在這一領域中美對抗力量對比和雙方各自的脆弱性都將發生翻轉;如果中國下定戰略決心、中國有能力在這個領域重創美國。
而唯一需要預先決定的,就是中美之間的敵對關係是否短期和中期不可扭轉,放手與美國在貨幣和金融領域的對抗又會產生什麼新趨勢和戰略後果。一旦中國最高決策層做出中美敵對關係短期和中期不可逆轉,而放手在全新的貨幣金融領域一戰能產生新平衡後,中美對抗就將圍繞着人民幣升值、人民銀行加息、對美國出口徵收特別關税這些全新措施而展開。
目前中美即將在貨幣、金融、美債、通脹這些表面是多條戰線、本質上卻是中美貨幣和金融對抗的領域展開激烈衝突,最先顯示的趨勢是中國開始防禦外部通脹輸入;由於國際大宗商品出現通脹趨勢,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從國務院和部委級別,組織從貨幣手段和行政手段打壓大宗商品價格飛漲。屆時貨幣流動性緊縮、加息和人民幣升值將是最直接對抗外來美元輸入性通脹的人民幣有效貨幣工具。
因此近期國務院已經協調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國資委、市場監管總局、證監會等五個部門召開會議,聯合約談了鐵礦石、鋼材、銅、鋁等行業具有較強市場影響力的重點企業,鋼鐵工業協會、有色金屬協會參加,會議中心目標就是控制相關產品市場價格波動。
而相關行業自律性控制價格泡沫之後,控制通脹最有效的工具就是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升值將是對抗美元氾濫流動性、以及全球通脹的最核心貨幣工具,因此在堅持多年緊盯以美元為核心的系列貨幣籃子後,中國國家外匯管理部門已經宣佈人民幣教正式進入市場匯率波動定價機制。宣佈放棄人民幣的匯率目標緊盯美元的舉措,將是人民幣進入長週期升值,並對抗美元貨幣不確定性的最佳貨幣戰略選擇。這是中國真正試圖與美國全面脱鈎,走出自己大國21世紀新路的最重要的一步。
人民幣國際化條件下中國央行最終要放棄匯率目標,而放棄匯率目標是人民幣升值的前提,即人民幣匯率是全球所有市場主體對人民幣的偏好、預期和交易決定的。一旦放棄匯率目標,不為這個目標所牽制,央行就可以明確推進貨幣政策框架轉型,央行要明確地追求另外兩個目標:即貨幣政策獨立性和跨境資本自由流動。人民幣在中長期內將持續對美元升值,既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人民幣相對購買力不斷提高的結果,也是美聯儲搞量化寬鬆和不斷擴表的後果之一。
如果人民幣成為了周邊國家以及與中國有密切投資貿易往來國家的貨幣錨,這些貨幣都將對美元升值。至此中國已經決定人民幣不再緊盯美元,而是要對美元分庭抗禮了!
而在中美關係高度緊張的大背景下,人民幣升值也同時意味着結束中國長期向美國和西方輸出通貨緊縮、出口補貼美國消費者,從而長期幫助美國和西方控制通脹、事實上向西方輸出利益的趨勢。本質上中國加入全球經貿大循環後,通過各種要素的釋放,全面拉低了全球的通脹趨勢,尤其是美國的內在通脹趨勢。形成了所謂中國生產商品、美國生產美元的全球經貿大循環,這樣的循環幫助美國在多年肆意釋放美元流動性、執行赤字財政、大舉印刷國債的過程中維持美國全球歷史地位。
而這一切隨着美國選擇全面與中國為敵、中美地緣戰略對抗全面升級、美國肆意對中國發動經貿戰、科技戰之際,中國真正選擇了對美貨幣政策和金融脱鈎;這將是中美對抗過程中中國最有力的反擊,而這一戰略選擇將重新決定中美間力量對比,以及雙方的戰略優勢和弱勢,具有中美關係新分水嶺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