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中俠女形象所藴涵的社會意義_風聞

“三言”“二拍”在進行創作時，基本上是採用現實主義的手法，作者十分認真、細緻地觀察社會，抓住具有典型意義的事實描繪客觀世界的精確圖畫。作者在創作時十分注意反應歷史事實的。“三言”“二拍”所反映的社會生活面，比在它以前的小説所反映的廣闊豐富得多，特別是它反映了大量市民社會發生的事，寫了許多市民階層中的各種人物。試把現存的唐代小説與“三言”作比較。唐代小説中所寫的，基本上都是上層社會人物的故事，下層社會的人物只有少數幾個，而且在小説中並不佔主要地位。在“三言”中，下層人物不單是數量極多，而且成為故事中的主人公。這種以市井間事和普通市民為題材的情況，是“三言”“二拍”以前的小説所沒有的。人們常説，文學是社會的鏡子，小説比歷史更真實，其實，文學不僅“反映”所謂現實，其實更參與、驅動了種種現實變貌，王德威曾提出過“想象中國的方法”這一著名命題，他説“作為社會性象徵活動的”文學，“不僅銘刻中國人在某一歷史環境中的美學趣味，也遙指掩映其下的政治潛意識”。因此，文學對於“俠女”的想象，是一種多面向的豐盈的載體，某種程度上可以反映現實社會中女性的生存狀況。

我們也能看到“三言”“二拍”中還是有很多忠孝節義、三貞九烈、因果報應之類的落後思想。如《醒世恆言》卷三十六《蔡瑞虹忍辱復仇》中蔡瑞虹為下層武官的女兒，她出身社會下層，因父赴任途中遭難淪為妓女，她手無縛雞之力，無法憑自己的力量為親人報仇，只能依靠其他男性，為報仇受盡艱難苦楚，後在丈夫朱源幫助下終於得報父仇，之後又尋訪父親所遺子嗣，延續蔡家子嗣後立即自殺，蔡瑞虹隱忍受辱多年懷抱為親人報仇和為蔡家續嗣之心，選擇自殺也是為全貞節，她在復仇的過程中仍需依靠男性、官府才能復仇成功，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明代的節、義觀念對女性的束縛仍然存在。其他俠女的經歷也都或多或少有男性的影子。馮、凌二人進步的思想和傳統的舊觀念來回拉扯，創造出這些具有新時代女性特質獨立勇敢的俠女，卻也將她們束縛在傳統的教化裏，他們既是傳統文化的“叛逃者”，但又是傳統秩序的“守護者”。

他們的作品多方面地反映了社會生活，既接觸到封建社會下層市民生活的不少方面，也注意到城市的陰暗角落，寫出了某些人物的醜惡面貌，同時對當時新興的市民工商業活動和社會上逐漸興起的重商風氣有所反映，妓女、商人、村婦、手工業者、書生、貪官等各色人物相繼走入了映入了我們的眼簾，全方位地展現了晚明新興商業城市的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