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作協主席，有人拍出《李延年》，有人只會寫日記_風聞

　　文 | 正義必勝

　　不久前，以講述八位共和國勳章獲得者生平為主線故事的電視劇《功勳》登錄熒屏，其第一個單元故事，以抗美援朝戰爭中功勳卓著的戰鬥英雄李延年為主角的《能文能武李延年》在播出後備受好評，其中的經典片段更是在互聯網上廣為傳播，不少人看過後都忍不住潸然淚下。而當這個6集的單元故事結束，她也毫無爭議地被譽為“迄今為止最好的抗美援朝影視作品”。

　　《能文能武李延年》（以下簡稱《李》）之所以能獲得如此多的讚譽，是因為其以李延年這位功勳人物在抗美援朝戰爭後期的戰場經歷為切入點，以羣像劇這種最通俗易懂的方式回答了幾個當代人百思不得其解，過往的同類影視作品，包括那些黑白經典也沒有很好地給出答案的重要問題，即：

　　我們為何而戰，我們又為何能夠勝利。

　　關於這個問題，過往的黑白經典因為在其誕生的時代觀眾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心知肚明，所以並沒有在影視作品中過多地表現，幾年前開始出現的彩色影視作品又因為主客觀方面的原因，也沒能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這既是一種遺憾，也在某種意義上凸顯出了《李》的特別。

　　下面筆者僅就《李》劇中的內容，嘗試分析一下該劇是如何精彩地解答“我們為何而戰，我們又為何能夠勝利”這個問題的。

　　故事的最開始，由操着河北口音的旁白和一場劍拔弩張的表現中朝聯軍（簡稱“中”）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簡稱“美”）進行停戰談判的文戲，以一種及其簡潔的方式交代了故事的時代背景。

　　1951年7月，在志願軍發動的第五次戰役結束後，中美雙方在北緯38°線即“三八線”一帶形成軍事對峙。之後，美方要求停火併提出進行停戰談判，中方也應允了美方的提議。在開城的停戰談判上，中方拿出最大的誠意，提出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將雙方越過三八線的實際控制區進行呼喚，以恢復朝鮮戰爭爆發前的邊境態勢。相比誠懇務實的中方，不甘失敗的美方卻獅子大開口，要求中方在三八線沿線再撤退30~60公里，不僅向中方威脅如果不答應就要用美軍的“海空優勢”來達到目的，還甩出了那句著名的狂言：

　　“既然雙方都無話可説，那就讓機關槍和大炮發言吧。”

　　於是為了打擊美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將他們逼回談判桌並同意恢復南北朝鮮以“三八線”為界的戰前態勢，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開始了與“聯合國軍”寸土必爭的陣地戰。而故事的第一主角李延年所在的47軍140師418團3營7連，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故事剛開始四分多鐘，編導就巧妙地反駁了無數“反戰戰爭片”花費數十甚至上百個小時所構建的“人與戰爭的矛盾”這一虛假的議題。而是以展現美帝國主義真實嘴臉的方式告訴觀眾：

　　關於戰爭，真正的矛盾從來不是人與戰爭的矛盾，而是熱愛和平的人與熱衷侵略的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矛盾。

　　當侵略者入侵我們的家園，我們只能拿起武器，如果我們出於恐懼而放下武器，只能助長侵略者的囂張氣焰，令他們在大腦中形成“侵略有理”的強盜邏輯。而只有將帝國主義者打翻在地，在不甘失敗的它們身上踏上一萬隻腳，才能迎來真正的和平。否則，已有之事後必再有，已行之事後必再行。

　　這段劇情交待了歷史背景的劇情，也為回答**“我們為何而戰，我們又為何能夠勝利”**（為何而戰，如何戰勝）這個問題做了一個很好的鋪墊。接下來的時間裏，該劇以李延年為主要線索人物，通過全景式描繪他所在的3營與美軍反覆爭奪346.6高地的全過程，在以羣像的形式刻畫出了一個個生動形象且帶有濃厚時代氣息的志願軍指戰員的同時，也以近乎完美的方式回答了“為何而戰，如何戰勝”這個問題。

　　**要解答這兩個問題，詳細論證可以連篇累牘，但如果要儘可能凝練的話，用兩個關鍵詞便可以概括，那就是尊重與信任。**因為“尊重與信任”這個主體幾乎貫穿全劇，所以接下來筆者可能會在個別段落採用非線性敍事的方式來進行闡述，這可能會沒有看過這部劇集的讀者產生一定理解困難，在此先行致歉。

　　3營爭奪346.6高地的戰鬥，是從一場由營長和營指導員主持，各連連長和連指導員參加的制訂作戰計劃的戰前會議開始的。這場戲透露出了不少細節，一些細心的觀眾更是從這場戲裏就發現了與其他影視作品中所表現的軍事會議迥然相異的畫風。

　　比如面對營長宣讀的作戰計劃和下達的任務，各連長不僅沒有因為對手是美軍而膽怯，反而積極爭功，要求承擔風險較高的主攻（進攻主力）任務，軍官之間還用白乾酒、美國罐頭來“行賄”，要求對方將主攻任務讓給自己。而對於作戰計劃，各連長官沒有像一些影視劇那樣“是！”一聲後不再作聲抑或拿了令牌自行離開，而是就如何完成任務進行了充分討論並提出了很多具體的意見，並根據討論結果修改了原計劃，增加了戰前發動火力偵察和推遲進攻時間以麻痹美軍的環節。

　　從白乾酒和美軍罐頭透露出的信息可以知道，第五次戰役後，我軍的後勤條件不僅大為改善，運動戰時期（第一次戰役到第五次戰役）一連串的勝利也讓我軍繳獲了敵軍的大量物資。軍官們積極爭功，則從側面表現了我軍的賞罰分明和戰績輝煌，因此面對作戰任務，軍官們想到的都是立功受賞而不是其他，局面越打越好、形勢越打越有利，功勞越打越多，這是我軍在朝鮮愈戰愈勇、士氣高昂的原因之一。

　　而軍官們就作戰計劃集思廣益並最終修改了作戰計劃的情節，雖然主要表現了主角李延年的軍事才能，但與此同時也展現出了我軍著名的軍事民主作風，而在這種作風的背後，就是我軍作為新軍隊與舊軍隊的最大不同——知識型軍隊和基於尊重人格而產生的上下級軍官之間的尊重與信任。

　　在以往許多軍事題材的影視作品中，因為編導人員並不瞭解我軍的特點，將外軍（外國軍隊）和舊軍隊（以國民黨軍為代表的軍閥部隊）的一些作風習氣嫁接到了我軍身上，以至於在他們的鏡頭下，我軍從軍官到士兵都是一副文化不高的草莽形象，即使有個別文化較高的人員，也是一副與戰友們格格不入的書呆子作風，如果哪天他與“戰友們”打成一片了，那説明他也蜕變了。而那些影視作品中的我軍在軍事決策上，不是上級的“一言堂”，就是下級的“下克上”，還美其名曰是“黨指揮槍”和“發揮主觀能動性”。

　　**但實際上，這恰恰是我軍的對立面——舊軍隊的典型畫像。**在舊軍隊裏，軍官大多是土匪和軍閥，士兵也大都是兵痞流氓，既然雙方都文化不高，“商討作戰計劃”就變成了一種不可能，進一步讓下級理解上級的意圖並想方設法完成就更是奢求，於是舊軍隊特別強調下級對上級毫無保留的服從，並用嚴苛的軍紀來維持軍紀，即使上級的命令不切實際，下級也要硬着頭皮執行。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舊軍隊在戰場上普遍存在的戰術呆板和各自為戰，這也是他們在面對我軍時雖然在人數上經常在佔優，武器裝備也更為精良，卻經常大敗而歸的原因所在。

　　相比之下，我軍在教員這個的“教書匠”的改造下，早已成為了一支有文化、尊重人的軍隊，這帶來的，是全軍上到軍官下到士兵都能就戰場形勢提出一些有益的想法，而對人的尊重，又讓這支軍隊的每一個人都有了暢所欲言的機會。因此，我軍的作戰會議往往因為能夠集思廣益，又有了“神仙會”“諸葛亮會”的代稱，也是在這樣的氛圍下，我軍才能在戰場上發揮最大的主觀能能動性，靠“打聰明仗”來最大程度地縮小與敵軍的物質差距，因為相比敵軍總是靠幾顆腦袋來思考戰略戰術相比，全軍一起想辦法的我軍從來是在這方面擁有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的巨大優勢。

　　如果説戰前會議這場戲表現的是我軍軍官之間的尊重與信任，而之後的幾場重要戲份，則着重表現了軍官與士兵、士兵與士兵之間的尊重與信任是如何令我軍迸發出強大的戰鬥力的。

　　相比3營的大多數人對即將到來的戰鬥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一個叫張安東的小戰士卻當了逃兵，他被抓回後，大喊着“（當逃兵還是上戰場）橫豎也是死，二營上去就沒幾個回來的”，並聲稱自己的一切都是為了一個叫“張二妞”的女人。對於張安東的言論，連長火冒三丈，戰士們也大多不理解他為什麼要當逃兵。按常理來説，志願軍既不是助紂為虐的反動軍隊也不是充滿壓迫的舊軍隊，如果此時執行戰場紀律槍斃逃兵，誰也説不出什麼，但李延年並沒有這麼做。

　　作為一個稱職的指導員，李延年對連裏每一個戰士的情況都十分了解，他明白張安東當逃兵的動機，也知道對張説出的“二營戰士大部分犧牲”的事實如果置之不理，會對之後的作戰造成隱患，於是他開始向全連指戰員講述張安東的故事，最終同時解決了兩個問題。

　　他首先講述了張安東和張二妞的故事，讓全連戰士都認識到了對張安東有救命之恩的張二妞對他的重要性，之後又通過其他戰士如5班長的現身説法來讓張安東知道，不是隻有他有重要的親人，大家都有牽掛。在建立了統一的認識後，李延年又問出了一個經典的問題：“那你為什麼不在家陪着老婆孩子，非要當兵打仗呢？”5班長的回答也很經典：“我們那是解放區，不打跑國民黨還鄉團，就沒法過日子，連命都沒了。”

　　在戰士們認識到這一點後，李延年又繼續在思想上引導他們，先是想一想自己美麗的家鄉和家鄉的親人愛人們，再想一想入朝作戰以來因為帝國主義侵略而造成的人間地獄般的景象，然後想一想那些飛入中國境內投下炸彈造成死傷無數的美國飛機，最終得出一個結論：

　　如果不能在朝鮮半島上擋住美帝國主義的入侵，那麼戰火就會燒進你們的家鄉，那時你所熱愛的一切都會灰飛煙滅。

　　在李延年一番別開生面的思想教育下，張安東認識到了自己當逃兵並不能真的讓張二妞免於帝國主義的威脅，戰士們也堅定了即使犧牲也要在朝鮮半島上打勝仗，擊敗帝國主義的決心，羣情激昂之下，李延年免去了張安東的處罰，整個7連也以高昂的戰鬥意志迎接即將到來的戰鬥。

　　這場其他影視作品中少有的描寫指導員如何進行政治工作的戲，除了強調尊重與信任這個主題，即因為尊重所以願意瞭解每一個戰士的情況，因為信任所以相信戰士們在認識到問題的根本所在後就不會動搖，更突出表現了我軍有別於舊軍隊的一個重要特點，那就是——正視自己的感情。

　　在很多有關軍旅的傳統思想和影視作品中，往往強調軍事活動中無情冷血、否定感情的一面，彷彿只有六親不認、鐵石心腸的人才能在戰場上所向披靡。但事實上，正視感情，承認感情的存在，才是我軍屢戰屢勝的原因之一，因為旨在保家衞國、解放人民的我軍，從來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陰險目的，自然就不需要靠無情和冷血來麻痹軍隊，讓他們變成只會開槍的行屍走肉。正如一首歌裏的歌詞唱的那樣，雖然“説句那實在話我也有愛，常思念那個夢中的她，夢中的她”，可是“你不站崗我不站崗，誰保衞咱祖國誰來保衞家，誰來保衞家？”

　　你如果真的有感情，那就不可能沒有熱愛的人，你如果真有熱愛的人，就不可能不希望他/她遠離危險，你如果真的希望他/她遠離危險，那麼當侵略者襲來的時候，你只有一個選擇，拿起武器！道理很簡單，卻也很殘酷。

　　除了張安東以外，另一位名叫羅厚財的志願軍戰士也是編導着重刻畫的角色。他和張安東一樣，也是一名解放戰士（原國民黨軍士兵），但與張安東不同的是，他因為軍事技能優異而有些桀驁，又因為桀驁和前國民黨軍士兵的身份和戰友的相處不太融洽，尤其是和他的班長——出身解放區的五班長更是如此。雙方之所以不融洽，究其根源，就是五班長等人對羅厚財缺乏尊重與信任，以至於他們的關係雖然不至於在戰場上互相打黑槍，但也很難通力合作。

　　在攻佔346.6高地的戰鬥中，一個不斷吐着火舌的美軍地堡阻攔了全軍進攻的步伐，李延年希望作為特等射手的5班長通過機槍口射死地堡裏的美軍，對此，5班長表示白天可以做到，但夜裏因為照明彈的燈光下機槍口正好處在陰影裏，所以無法看清機槍口的準確位置，自然很難做到通過機槍口射殺地堡裏的美軍。

　　這時，羅厚財自告奮勇地表示有辦法，但5班長因為對羅厚財有看法，所以不僅拒絕了羅厚財的提議，還賭氣般的衝了上去，企圖在看不清機槍口的情況下射殺地堡裏的敵人。5班長衝上去後，瞭解羅厚財的李延年繼續詢問他的辦法，羅厚財拿出一排曳光彈，李延年立刻心領神會，知道他是想用曳光彈發出的光芒照亮地堡的機槍口，幫助5班長射殺地堡裏的敵人。李延年馬上就同意了羅厚財的想法，最終，在5班長和羅厚財二人的通力合作下，地堡內的美軍被成功射殺了。

　　此戰之後，因為國民黨特務的頻繁活動並造成了不少損失和7連中存在大量原屬國民黨軍的解放戰士的現實情況，上級要求7連暫時從346.6高地撤下來已備進行即將到來的審查。在後撤的路上，李延年想到早晚還要回到346.6高地，便要求全連將繳獲的美軍武器放在後撤路線上的一個山洞裏，也是在這個過程中，羅厚財和5班長爆發了激烈的衝突。

　　羅厚財希望能把戰鬥中繳獲的美式M1加蘭德步槍留着，5班長則要求他服從命令，並且語氣十分簡單粗暴。就在二人相持不下之際，李延年過來打破了這劍拔弩張的局面，他首先勸慰羅厚財，表示之後還有用上這批武器的機會，先服從命令在山洞裏藏好。因為李延年在連裏的威信和戰鬥中支持羅厚財想法的行為，對李延年充滿尊重和信任的羅厚財接受了李延年的勸慰。另一邊，李延年又對5班長強調，每一個人都有長處也都有自尊自尊，要學會尊重羅厚財，因為**“尊重和信任也是戰鬥力”**。5班長把這句話銘記於心，在之後的戰鬥中不僅積極聽取羅厚財的建議和意見，並和他結下了濃厚的戰友情誼。

　　**有正面例子就有反面例子，相比我軍的“尊重和信任也是戰鬥力”的共識，我軍的敵人則不僅缺乏對人的信任，更缺乏對人最基本的尊重。**在7連攻下346.6高地後，為美軍服務的國民黨特務王覺仁用擴音器對高地上的我軍戰士大放厥詞，在極力渲染美軍的“撒手鐧”原子彈的威力的同時，大肆鼓吹叛逃的種種好處，並特意提到了原屬國民黨軍的解放戰士。

　　這種對人缺乏最基本的尊重，將所有人都當成見利忘義的卑鄙小人的話術，不僅無法打動我軍戰士，就連他們自己也不相信。面對敵人的招降，李延年決定將計就計，一方面率領幾名解放戰士前去詐降並藉機擊斃王覺仁這個漢奸，另一方面則將整個計劃在自己出發後交給上級，希望上級能配合他的行動。出於尊重和信任，李延年的上級大力支持他的行動，最終在李延年的小分隊成功擊斃王覺仁後及時馳援並提供火力掩護，幫助小分隊成功地撤回了駐地。尊重和信任也是戰鬥力，全篇幾乎每一次戰鬥，都在反覆印證着這句話。

　　但是，縱然我軍指戰員已經將人的主觀能動性發揮到了極致進而創造了一個又一個軍事奇蹟，在巨大的敵我物質條件差距下，還是難免要面臨一個非常殘酷的字眼——犧牲。無論是在攻下346.6高地，還是在堅守346.6高地，為大部隊組織反攻爭取時間的戰鬥中，縱然已經竭力避免，我軍還是在敵人的優勢武器裝備下付出了很大的犧牲。尤其是在堅守346.6高地的戰鬥中，雖然李延年所在的47軍140師418團3營憑藉聰明才智和浴血奮戰堅持到了大反攻，在“喀秋莎”的轟鳴聲中擊退了敵人最後的反撲，但全營也只剩下了二十多人。

　　雖然這樣的勝利在軍事上是必須的，付出的代價從敵人的實力和收穫的戰果這一角度來看，也是必要的，但這樣的代價依舊是慘烈的。雖然“鋼少氣多”打贏了“鋼多氣少”，但這勝利終究是靠無數中華兒女的鮮血凝結而成的。

　　所以，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的國家幾乎沒有忘記過要發展和壯大自身的力量，其目的也很簡單，就是為了當某一天到來的時候，中華兒女不用再付出高昂且慘烈的代價，才能打下侵略者的囂張氣焰。

　　我想，也許這就是《功勳》這部劇的第二個單元，選擇了以為我國尖端武器研發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大科學家于敏為主角的關係吧。

　　最後説點電視劇之外的話題。《能文能武李延年》（以下簡稱《李延年》）的高水準表現讓很多觀眾看到了國產主旋律和戰爭題材更多的可能性，甚至有網友開始設想如果吳京和《李延年》的導演編劇團隊合作會如何。導演毛衞寧成名已久，是當下國內主旋律和現實題材的領軍人物，2014年的《十送紅軍》就是近些年難得的高質量紅色題材作品。從《十送紅軍》到《李延年》，體現了毛導對我國革命歷史和革命精神的深刻理解。兩位編劇中，劉戈建是軍人出身，對革命軍隊氣質的理解自不用説。另外一位編劇李修文，之前就與毛衞寧合作，是《十送紅軍》的編劇。他的另一個身份是著名作家，湖北省作協主席。這次《李延年》他雖不是第一編劇，但第一版劇本就出自他手。

　　説到李修文，不得不提到他在去年疫情初期的行動。在二月份武漢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他去社區當過志願者，進過方艙，個人捐了十萬塊稿費。另一位著名的武漢作家池莉也堅持在社區當志願者。然而在去年疫情引發的輿論風暴中，這兩位作家，以及許多像這兩位一樣的文藝工作者紮實的基層工作卻完全被另外一位武漢作家的言行和她那本《武漢日記》遮蓋住了。同樣是武漢出來的作家，言行反差之大，背後實際反應了我國改開以來高速發展背後深刻的意識形態混亂和割裂問題。

　　（圖左為李修文）

　　去年李修文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因為命運正在驅使大家寫作，這種時候，如何提高寫作的品質，使之更與死難者、戰鬥者的尊嚴相匹配，才是更重要的。”讓人感嘆。作協，傳統作家這些圈子這些年本來就在離年輕人越來越遠，而那位寫日記的作家更是在輿論效果上把中國作家這個羣體又往遠處用力推了出去。畢竟流量為王的時代，紮實做基本工作的人能吸引來的目光總是遠敵不過譁眾取寵的人。

　　然而不論如何，若干年後，人們會記住《十送紅軍》、《李延年》是經典，而《武漢日記》早已不值一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