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奸的前世_風聞

　　文 | 劉夢龍

　　漢奸這個羣體，從古至今都使人切齒。尤其是近代以來，這個羣體始終活躍在中國的舞台上，竄上跳下，存在感格外強，危害格外大。而今天我們不妨先從漢奸的淵源説起，或者説先來談談漢奸的前世。

　　一方面，追根溯源本就有利於瞭解漢奸這類羣體的一些共同特質，另一方面，近代的漢奸，掩飾和包裝自己的手段層出不窮，始終在試圖搶奪話語權。直到當代，依然有人打着民族融合的旗號，模糊歷史的忠奸之別，力圖在改變大眾價值觀。大家熟悉的岳飛是不是民族英雄之爭背後，就暗含着秦檜還是不是漢奸的問題。這樣一個荒謬的問題能存在幾十年，不時沉渣泛起，不能不説是當代中國文化領域亂象的一種體現，是漢奸之流始終活躍的明證。從這個角度説，整理一番漢奸的前世今生是有必要的。

　　漢奸是何時起有的？比如先秦的伍子胥借吳覆楚，一貫為人稱道，春秋戰國時，士人階級輕於去就，異國而仕，轉攻母國並不少見，國與國之間的概念也相對薄弱。那麼什麼時候起，裏通外國，危害本國有了一條明顯的紅線？這恐怕要從中國這個概念從先秦到秦漢，模糊到清晰談起。

　　漢初的中行説被不少人稱為漢奸之祖。中行説怨恨漢朝遣他入匈奴和親，就轉而為匈奴出謀劃策，想方設法攻打漢朝。現在看，中行説主要做了兩件事，一件是幫助匈奴反漢化來保持戰鬥力，間接樹立了匈奴的民族意識，還有一件則是為匈奴出謀劃策，攻打漢朝。

　　應該説。中行説是有其才華的，因其才能也更有危害性。他抓準了遊牧和農耕的矛盾，他那套反漢化的理論一直為之後入主華夏的異族統治者所奉行，滿清的騎射國策也不過是踵其故智而已。但另一面，他因為私人的怨恨，使匈奴為患愈演愈烈，每年邊地百姓死於兵火者數以萬計，這些人又與他何仇何怨，這是他難逃其罪的地方。

　　借異族之力成私仇，不惜危害國家，其實遠遠早於中行説。比如西周滅亡於犬戎入侵，周幽王實際並不是死於烽火戲諸侯，而是因為激進的集權改革得罪了貴族階級，最後廢長立幼，王后的兄長申侯等乾脆引犬戎入關中，導致了鎬京淪陷，犬戎遍佈關中，西周滅亡。

　　這件事，和日後的石敬瑭賣幽雲十六州，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沒有太大區別，導致了當時初生的華夏陷入深重苦難和文明危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才有了後來管仲等人的尊王攘夷，孔子才會説“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華夏文明在這種壓力下，樸素的民族主義逐漸產生了，有了所謂華夷之辨，類似漢奸的概念也就逐漸誕生了。

　　在先秦時期，中行説之流並非不存在，但當時國族的概念尚不明晰，而到了秦漢完成大一統，中原農耕文明與周邊各自有了相對穩定清晰的分界線，中行説也就作為第一個明確的漢奸載入史冊了。

　　當然，經歷了近代多民族融合後形成的現代中國，傳統的華夷之辨已經不再合適。比如過去時視為蠻夷的羌胡，百越，乃至歷史上征服中原的女真、蒙古，都是我們今天這個多民族國家先民的一部分，過去視為蠻荒的吳楚，閩粵更是如今中國的精華地帶。隨着多民族的融合與社會的進步，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過去那種中原農耕文明與周邊其他文明的對立，確實已經消失了，轉而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式投入全球範圍內的國際競爭之中。

　　我們能坦然接受歷史上確實存在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乃至建立大一統王朝的情形，視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但並不代表歷史上那些為保家衞國，保衞華夏文明存續而奮鬥的仁人志士就是多餘的無用功，那些賣國求榮的小人漢奸就是先進分子。

　　我們換一個角度説，文明的競爭從來都是殘酷的。歷史上多少輝煌的文明在被征服後一蹶不振，原住民淪為二等人，或者在近代殖民統治後遺留了大量矛盾成為一盤散沙。我國歷史上如果沒有樸素民族主義的華夷之辨？如果沒有對歷次入侵中原異族的奮力反抗會怎樣呢？而是像印度或者埃及被不斷征服，導致文明毀滅斷代，像某些人鼓吹的被殖民三百年，今天的中國和中國人還會存在嗎？中國還會是這樣一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資源豐富的大國嗎？

　　**從這個角度説，絕不能因為今天的進步就否定過去的努力，就像不能因為今天吃飽穿暖了，就覺得過去篳路藍縷的奮鬥是多餘的。**從這個角度説，歷史上如今華夏民族先民中的其他民族的英雄人物，我們可以承認他，但歷史上的漢奸就還是漢奸，歷史上捍衞華夏文明的英雄也依然還是英雄。

　　中國人對歷史的態度從先秦開始就沒有太大的變化，所謂“孔子做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雖然亂臣賊子依然不斷，但再是大奸大惡難免也有一點羞恥，也想粉飾掩蓋。神奸巨惡，權勢滔天如秦檜，尚且要讓兒子去主修國史，刪改文獻（這也是岳飛傳世文獻較少的重要原因）。説到底，總繞不過午夜夢迴時的心底一閃，百年後人們的蓋棺定論。**滿清尚且要入關以後編纂貳臣傳，漢奸身前再風光也有歷史的最後評判。**對歷史人物的評判是對現實起作用的，是要對主流的社會價值觀負責的，是具有歷史和當代兩重價值的，是容不得模糊的。

　　釐清了漢奸的出身跟腳，我們不妨再來談談漢奸的一些特質。漢奸這玩意，是有些能人所不能的，按賈隊長的説法，漢奸這差事可不是一般人能幹的。

　　兩宋之間，是中國歷史的一大變，由於北宋統治階級的極度無能，國破家亡，山河破碎。在民族危難中，誕生了以岳飛為代表的一批人仁人志士，也出現了像秦檜之流的投降派，軟骨頭。其中有個大漢奸，叫杜充，堪稱漢奸的典範。

　　杜充曾經是宋朝對金作戰統帥前線的總指揮，在他任內畏敵如虎，不敢於金兵作戰，掘開黃河大堤試圖以水代兵，結果造成黃河大規模改道，溺死百姓無數，一直到元朝末年才得以根治，而賈魯開河又間接滅亡了元朝，這是歷史的弔詭之處。杜充主持前線期間，不但不敢和敵人作戰，還千方百計破壞抗金斗爭，極力鎮壓抗金義軍的活動，干擾前線愛國將領的作戰，連岳飛這樣的名將都在他的干涉下吃了敗仗。

　　杜充上任時，宋金還在爭奪黃河以北，宋軍還能控制開封等地，到杜充最後叛變投敵，宋朝已經只剩下長江以南的半壁江山。杜充的危害如此大，其對抗金事業的破壞力甚至超過了入侵中原的十萬金兵。

　　杜充投金後也被金人所鄙夷，一次金國宗室名將完顏宗翰聽人説杜充有二心還在勾結南朝，就派人拷打杜充，杜充拼命辯解，説就算元帥你敢投降宋朝，我也不敢。神奇的是，杜充這樣人，居然頗得宋高宗趙構的重視，以至於他投降後，趙構居然氣的吃不下飯，可謂有其君，有其臣。

　　所以，我們看一個自己陣營內部的漢奸，破壞力是要勝過敵人的。歷代抗擊外敵的鬥爭中，這種內賊勝過外敵的情形是常見的。而一個過了紅線回不了頭的漢奸，往往要比我們敵人更窮兇極惡。典型像明末清初，三順王為清軍爭霸中原帶去了先進的火器，自吳三桂開關引清軍入關，清軍賴以征服中原的主要是前明的降兵降將，著名的嘉定三屠由降將李成棟所為，江陰城破由劉良佐，清廷能順利平定江南，洪承疇居功至偉。

　　這裏提到洪承疇，作為明清之際的關鍵人物，洪承疇正所謂國恩反成仇，是一個著名的漢奸人物。野史説皇太極以後妃引誘洪承疇不足為信，但皇太極確實在觀察洪承疇後認定此人必降。這是因為，被俘後的洪承疇雖然故作慷慨卻頗為愛惜自己的貂裘，不時撣去塵埃，皇太極由此斷言，此人一件貂裘尚且捨不得，如何捨得性命？事實證明，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軟禁沒多久，洪承疇果然就投降了清人。

　　大部分漢奸絕沒有洪承疇這樣的才能，但他確實説明了什麼樣的人更容易成為漢奸。**自視甚高的精緻利己主義者往往是更容易成為漢奸的。**我們不妨對比明末督撫，洪承疇和盧象升、孫傳庭相比，個性就頗為鮮明，洪承疇是那種典型善於做官，善於自保的人，而在關鍵時刻，也就不免於動搖。歷史上類似洪承疇的例子，還有北宋時期的張元、吳昊，由於科舉不如意，主動投靠西夏，日夜為李元昊謀取關中，最後居然因為宋夏議和，氣結而死。這就是典型的為了成就個人抱負，不惜生靈塗炭，背祖忘宗。

　　洪承疇好歹算是力盡投敵，而明末的一干降將，如之前提到的劉良佐，同為四鎮的劉澤清，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的鄭芝龍，則是典型的牆頭草，與洪承疇相比又等而下之了。利益導向明顯的地方實力派，往往是歷史上大漢奸的重要預備人選。這些人中最典型的就是石敬瑭，開了兒皇帝之先例。對應我們的近代，軍閥和地方實力派，很少沒有同列強勾結的。當然，這也反應了一個問題，國勢的強弱，往往決定了民族精神的強弱，在國勢衰微時，趨利避害，就難免漢奸眾多。

　　雖然古代中國文化中，文人多以氣節相尚。但我們也確實會注意到，歷朝歷代投敵賣國的隊伍裏，富貴功名中人，平日道貌岸然，國難當頭，往往表現的比平頭百姓更加不堪。以至於常被人諷刺，仗義每從屠狗輩，失節多是讀書人。

　　一方面，當然是達官顯宦多是精明分子，他的投敵價碼更高，轟動性更強，危害性更大，更易於使人矚目。另一面，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會出現外敵肆虐，國土日蹙，往往也是國勢弱落，政治混亂的表現。**這種環境下，官僚隊伍本身就是劣勝優汰，逆淘汰的過程。**一羣平時只會盤剝百姓，升官發財的貪官污吏，想要他們講求氣節是不現實的。

　　而那些在天下承平時表現的比誰都要激進，善於表忠心的投機分子，功利心太強，名利心太重，自然也是漢奸隊伍的重要預備軍。偏偏這類人物往往更得當權者的歡心，我們之前提到的杜充和趙構這對君臣組合就是這樣一個很典型的例子。而這樣的人上位，真堪稱是國家百姓的大不幸。

　　以上更多説的是古之漢奸，而近代以來，中國出現了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機，漢奸整個羣體也經歷了空前的大變。應該説，今之漢奸和古之漢奸相比，是大有不同的。近代以來的漢奸除了繼承了古之漢奸的破壞力和一般特質，不但無恥更勝前輩，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其價碼底線也比前輩更低。**列強善於使空氣籌碼讓漢奸做白工，這種情形是古代所罕見的，而近現代漢奸為侵略者效力的積極主動性，也是前輩所罕見的。**更不用説，漢奸之流人物及其遺毒居然長期影響社會思潮，甚至試圖挑戰主流價值觀，這都是前所未有的變化。對近現代漢奸的梳理，我們不妨之後專門再行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