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全球安全研究所聯席所長蓋爾·拉夫特從碳排放説起的發言_風聞

      筆者此前在在觀察者網《綠色能源先天不足，目前很難作為工業用電的主要來源（補充稿）》的表述中，第3條也提到關於碳排放的問題：“3、節能減排和碳中和理論上講是符合世界發展的大方向。但中國還沒有成為完全靠新技術實現現代化國家之前，説到底還是發展中國家。除了總量規模（人口基數龐大），經濟發展的資源稟賦和內生動力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還不小。世界上所有經濟相對發達的國家都經歷過高耗能的階段，這是《新結構經濟學》總結出的演化規律——對應每個發展階段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發展中國家的單位產品能耗不可能短期達到空客、波音、西門子、英特爾、三星以及三菱那樣的水平，中國也不例外。”

一 、話題的開始

     最近，10月18-19日，第九屆世界中國學論壇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美國全球安全研究所聯席所長蓋爾·拉夫特在這個會議上發言的主題《我們必須先去政治化再去碳化》開始就説：“

在能源和大國競爭領域，全世界的脱碳努力以及當今世界發生的一切事情似乎都是自相矛盾的。我不知道在此論壇提出的許多觀點是否會被在座的一些聽眾所接受。

我想説的第一件事是，無論是否有能源危機，現在這麼説可能還為時過早，但在一些龐大的經濟體，比如中國、印度和歐洲，我們的確看到有一系列小危機出現。這些經濟體的市場都不小，經濟影響力都很大。我認為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是，化石燃料正向我們傳遞着一條信息——好吧，我們理解你們想要做什麼，但不要操之過急，因為你們可能會遇到非常嚴重的問題。在美國的一些學校，通常會要求大家簽字確認一些應急提示，上面寫着“要走不要跑”，因為跑得太快容易引發踩踏事故，造成傷亡。

某種程度上，我認為最近幾周看到的是一個警告信號。一個令人擔憂的跡象是，我們需要停下來仔細思考，過於激進的脱碳行動在短期內可能會導致全球經濟脱軌，而此前我們已經在經歷一場健康危機，世界某些地方也早就出現了經濟危機的現象，此外還面臨着糧食危機。

這不是一個玩笑，而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我們不能把當今世界面臨的所有其他問題都放在一邊，置數萬億美元於不顧，只專注化石能源問題。這不是世界目前面臨的唯一問題。我們需要正確的做法。”

實際上世界所有的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在初期和中期階段的國家都曾經歷過或者還處於高能耗的階段。這是世界工業革命以來的基本規律。林毅夫在《新結構經濟學》導論中劃出了這樣的世界經濟的一這樣個歷史軌跡：“以今天的生活標準衡量 在 18 世紀初世界上的所有國家都處於貧困狀態 。 各國經濟以農業為主體 ，在上千年時間裏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率一直在年均 0.05% 左右徘徊 。直到工業革命開始之後 ，現今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增長才開始加速 ，19 世紀的年均增速躍升至約 1%， 到 20 世紀又翻了一番 ， 約為 2%。這是一個不可想象的變化 。18世紀之前世界總收入翻一番要用約 1400  年，但在 ,19 世紀 ， 同樣的過程只用了約 70年， 到了20世紀 ， 現今發達國家只需要 35年 。然而，增長加速僅限於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 、西歐的一些經濟體，還有英國的 ‘海外分支’  國家： 澳大利亞 、 加拿大 、 新西蘭和美國。這導致了各國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 。最發達的少數國家和佔大多數的底層低收入國家的收入比率從1870 年的 8.7 倍上升到了1960 年的 38 倍。”

所以，二戰以後，發展中國家以及被殖民國家通過爭取國家爭取獨立自由的鬥爭，使多數發展中國家都獲得了經濟和政治獨立 ， 並開始了戰後或獨,立後重建 。到 20世紀末，小部分發展中國家實現了長時期的高速增長 ， 趕上了先進的工業化國家，或是顯著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的差距 。這個發展趨勢形成了上世紀60-90年代世界經濟高增長的階段，但也是世界逐步認識到經濟高增長與環境污染的矛盾愈加明顯。

 蓋爾·拉夫特説：“某種程度上，我認為最近幾周看到的是一個警告信號。一個令人擔憂的跡象是，我們需要停下來仔細思考，過於激進的脱碳行動在短期內可能會導致全球經濟脱軌，而此前我們已經在經歷一場健康危機，世界某些地方也早就出現了經濟危機的現象，此外還面臨着糧食危機。這不是一個玩笑，而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我們不能把當今世界面臨的所有其他問題都放在一邊，置數萬億美元於不顧，只專注化石能源問題。這不是世界目前面臨的唯一問題。我們需要正確的做法。”

第九屆世界中國學論壇10月18日在上海開幕 圖自新民晚報 

  二、  經濟學視角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 ， 一國稟賦結構升級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時刻根據它當時給定的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發展它的產業 。一國的要素稟賦在任意特定的時刻是給定的 ， 但隨着時間推移是可變的。它決定了一國的比較優勢 ，並從而決定了該國的最優產業結構 。 一個特定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要求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 （即由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相對豐裕的結構升級到資本相對豐裕的結構） 和新技術的引進 ， 同時基礎設施也要相應改善以有利於經濟運行（林毅夫） 。

      也就是説，發展中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不同的。比如初期面臨的主要是供求關係中最突出的矛盾——嚴重的短缺經濟。不僅基本生活物資和生產物資嚴重短缺；科學技術和生產方式也極度落後。也就是説，在這個階段發展中國家的資源稟賦和內生動力與發展的目標要求差距很大——不是這些發展中國家不願意或不希望用更有效的方式發展經濟，提高效率。而是客觀與理想之間的差距太大。舉個例子：58-59年，在青島，我曾經見過“鍋駝機”帶動一個風扇給小高爐加温鍊鐵。這種蒸汽機還是工廠仿造清末“瓦特機器”仿造的，那時統計上要算機械化的了。那個時期那種資源稟賦，英國大佬和中國工人都沒法講碳排放——工業革命的歷史階段。所以，無論是林毅夫還是蓋爾·拉夫特，都是實事求是地在講問題。

        

      新結構經濟學它的要點如下三點（摘自《新結構經濟學》第一章） ：

      第一 、一個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會隨着發展階段的不同而不同 。 因此 ， 一個經濟體的產業結構也會隨着發展階段的不同而不同 。 每一種產業結構都需要相應的基礎設施（ 包括有形的和無形的）來促進它的運行和交易 。

       第二 、 經濟發展階段並非僅有 “窮”   與“富” ， 或 “發展中” 與 “ 工業化”， 這種兩分的情況， 而是一條從低收入的農業經濟一直到高收入的後工業化經濟的連續譜 。經濟發展的每一個水平都是這條連續譜上的一點 。 因此 ， 發展中國家產業升級和基礎設施改善的目標 ，未必就是發達國家現有的產業結構和基礎設施狀況。

       第三、在經濟發展的每一個水平上，市場都是資源得以有效配置的基本機制 。 然而 ， 作為一個動態的過程 ，經濟發展必然伴隨着以產業升級以及“ 硬件” 和 “軟件”  ， 有形的和無形的 ， 基礎設施的相應改善為主要內容的結構調整。這種升級和改善需要一個內在的協調機制（筆者注：這也就是斯蒂克利茨訪華向中國學者和決策者建議的“全要素”概念） 。 對企業的交易成本和資本投資回報具有很大的外部性 。這樣，在市場機制外 ， 政府就需要在結構調整的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 。

       **三、**現在又能怎樣呢？

      也就是説。在現階段，一定要從發展總體的客觀和主觀條件權衡政策和措施的決策和實施，區分輕重緩急。對此，蓋爾·拉夫特直接了當地表示了他的看法：“我此前聽到有人説，減少碳排放以應對氣候變化不是一個負擔，但我覺得這是一個負擔。如果説它不是負擔，那是荒謬的。在一些國家它可能不是負擔，但在其他很多國家就是負擔；它切實影響着人們的現實生活，冬天來了，那些受到供能短缺影響的人可能會因此而死亡。如果説這不是一種負擔，但某些人可能無法熬過下一個冬天。我想這恐怕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麻木不仁，有人沒有考慮到世界上並非所有人都像我們這樣幸運。所以，減碳是一個負擔；而且就全球財政狀況而言，還是一個經濟負擔。我們要認識到這一點，這不是某些富裕國家不識民間疾苦的派對；我們也不要忘記，全世界仍有數億人生活在能源匱乏的環境之中。”

究其原因，蓋爾·拉夫特特別指出：“最糟糕的是，我們還面臨着大國競爭的現實，一些人喜歡把當前的中美關係或更廣泛的中外事務定義為大國競爭。我認為這是以美國及其所盟友組成的西方集體與中俄等國之間的摩擦，這場摩擦日益升級，也對能源系統產生了影響。

好吧，我仍然記得中美兩國在氣候、能源、效率和可持續性方面展開緊密合作的那些日子，比如在電池、可再生能源、生物燃料等方面都有多項舉措，但現在所有這些舉措都已不復存在。我們再也沒有科學合作，也沒有展開更多的人際往來，今天雙方的科學家甚至不敢與另一方的科學家交談，因為FBI會來敲門，指控他們與所謂的“敵人”合作。

現在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所有關於中美脱碳合作的説法都成了空談。在各自國內，你能看到的最好情況就是各自陳述本國意圖，而另一方則試圖將所有這些聲明都與他們的承諾聯繫起來，確保他們遵守自己自願做出的承諾。但，這不是合作，沒有產生1+1=3的效果。

       筆者在自己的上述文章中提出：“7、就目前國能產業結構和發展水平而言，單位產品能耗不能作為唯一的考核指標。比如，中國的芯片落後，但電子工業所需的的硅材料產能很大。一味的壓減硅材料產能也不可能提升電子工業的總水平，反而會影響現有電子工業的穩定生產。因此“壓”和“保”要辯證地看。”但從蓋爾·拉夫特提供的信息來看中國核電也會面臨新的問題：“另一件事是，美國方面禁止進口中國的光伏組件，因為它們來自新疆，美國人認為這些組件是在強迫勞動的條件下製造的。這是又一個荒謬的説法，但它正在展現一種不一致性。我們可以認為大國競爭正在破壞脱碳努力，中美不僅沒有展開合作，還為了達到某個目的而互相攻擊。”

       蓋爾·拉夫特引用的中國和世界硅材料生產的數據如下：

       據公開資料顯示，2021年，中國的多晶硅產能預計達到56.7萬噸，佔全球85%以上，其中新疆又佔到全國的57%。如果我們以硅材料生產耗能大而大幅度壓縮產能，不僅將會影響到光伏發電規模，還直接向影響到95%以上的半導體器件生產和市場供應。實際上國內除了高端芯片需要進口之外，中低端芯片基本都是國產的品種。缺了硅材料，連最普通的、使用量最大的整流二極管都生產不了。所以絕對不要以耗能高低（產品成本中耗能佔比）簡單地採取一刀切措施。

      氣象和環境問題的確是人類面臨的大問題。但是在當的今世界並沒有一個真正的共識。從巴黎到達拉斯，從聯合國到七國集團乃至歐洲議會。其實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目的。巴黎氣候大會和達拉斯峯會上，其實大都是“演員搭起的戲台子”。

       蓋爾·拉夫特説的也不是沒有道理：“此外，我意識到大家還養成了這樣一個新習慣，即我們自願承諾在一定時間內減少一定比例的碳排放，已經成為大國競爭的一部分。各國認為需要發表這些聲明，這麼做只是為了表明它們在多大程度上是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但隨後你就受困於各種可能對本國人民、本國經濟有害的立場。我已經跟蹤這些承諾超過20年了，我認為所有這些承諾通常都是出於政治目的，從來沒有實現過。我還記得大概2003年的時候，喬治•布什説，今天出生的孩子，他們的第一輛車將是氫燃料電池車。我有一個孩子，我可以向你們保證，她已經買了她的第一輛車，但我現在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氫燃料電池車”。“我也讀過很多關於能源議題的非常非常激進的聲明。我聽到唐納德•特朗普談論美國是一個能源帝國，談論能源霸權，但你們都知道，我們再也聽不到這方面的消息了。我們聽到奧巴馬總統談論到2016年美國將有100萬輛電動汽車，但這從未發生過。我可以不停地引述這些政客們的言論，他們發表的聲明從來都不是承諾，因為從未實現過。”

我個人認為，真實的世界就這這麼回事：當你拔高調門時，我會給你鼓掌。可我並沒打算也這麼做。其實特朗普和拜登們都是這路貨。所有發展中國家都不能把他們的話當真。

       最後要説的是：政治和經濟發展的問題。其實所有發達國家都是代議制，但是這種代議制裏的上下議會和總統府之間沒完沒了的黨派鬥爭。那些政客雖然是選出來的，但吃裏扒外的事倒成了基本功。這一點，蓋爾·拉夫特到真是一言中的：“我們必須先去政治化，然後再去碳化。將能源政策政治化無助於解決任何問題，因為這反而為經濟衰退和人民受罪創造了條件，人民會因此吃苦頭。政客們一發表聲明，就當選了；但5年或6年後，數十億人將為此承受苦難。這是另一件亟需停止的事情。

當然，我不想讓我所説的這些話聽起來像是我不關心氣候、能源、環境問題，好像我不在意這些問題的嚴重性。我當然慎重思考過，但我也對繁榮的重要性非常敏感。我只是想提醒大家，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綠色能源行業發生了什麼。我甚至在危機期間觀察了各經濟部門的情況，當金融危機發生時，受影響最大、損失最大的行業恰恰就是綠色能源。當市場崩潰時，綠色能源行業是第一個被棄之不顧的行業。”

結束語

每一個國家所關心的問題都是首先以本國國情為出發點來做取捨。當然，在全球化時期，世界性的問題也必須在考慮之列。托馬斯·弗裏德曼有句話也是值得每一個人，每一個國家都必須考慮的問題：“在全球化時期不是你想不想全球化，而是你在全球化中怎樣生存。”實際上經濟發展的所有問題都不是單因素的，也不像經典邏輯學講的“是”與“非”。自然會科學和社會科學中涉及的問題都是多因素相互交叉的複雜系統問題。系統的單因素的問題實際上不存在，這是由系統的基本特徵所決定的。高耗能原本就是工業化進程中必然會存在的一個階段，或者一個過程。英國如此，美國也沒例外。中國和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在其中，問題是每個這樣的國家能否縮短這一過程。

不發展，保持落後的狀態，實際上也沒有達到什麼保護環境的作用。我們所知的“毀林當燒柴”、刀耕火種、圍湖造田和圍場打獵：比如，亞馬遜流域、世界的荒漠化以及動物種羣的消失、世界乾旱缺水和河流湖泊流域的縮減、森林被砍伐的面積，還有南極北極和冰山融化的問題等等就不可能得到解決。中國這些年的水災問題也值得反思：流域規劃的蓄洪區和河流湖泊的蓄洪調節能力是否在下降？流域規劃是不是需要改進和提高？超大規模城市潮咖建築羣帶來的“熱島效應”和玻璃幕牆引起的光污染等等。碳排放是宏觀改善環境的一個措施，必須依靠全世界來實現。而水災和“熱島效應”和玻璃幕牆引起的光污染問題則是區域性局部的環境問題。但是水資源保護和粉塵污染則是國家在較大區域要解決的問題。凡事還是要講輕重緩急——“發展是硬道理”這根弦不能丟。畢竟沒有發展也無從解決環境問題。這不僅是“是”與“非”問題也是如何把握一個“度”的問題。這世界上非線性的關係要比線性關係多得多——線性關係只是一種特例。

實際上，斯蒂克利來華茨提出的的“全要素”也在告誡我們如何應該“研判”所有問題。

最後，用蓋爾·拉夫特的忠告提醒我們：“我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們需要確保不會因為追求脱碳而失去經濟繁榮，因為只有富裕國家才能解決全球性問題。就拿正在經歷的疫情來説，只有富裕國家和西方國家才有能力發明和分發疫苗，我們無法從窮國那裏得到更多的解決方案。因此，我們必須富裕繁榮，才能擁有解決全球問題的手段。但是如果我們犯了錯誤，如果失去了經濟繁榮，比如因為能源價格太高等諸如此類的事情，那麼恐怕會看到時間效應顯現。綠色能源行業將影響私人投資，影響政府支持各種項目的能力，可能反而會弄巧成拙。

最後，我想對你們説的是，要維持可持續性，首先在經濟上要可持續發展；其次，美國總統像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所以在政治上也要保持可持續性。只有保持長期可持續發展，才能看到真正的成果。我們不能讓這種努力時跑時停，一會兒衝刺一會兒慢跑。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下去，就看不到結果，因此即使需要花費很長時間才能取得一定成就，也比我們現在看到的跑跑停停、無法連續的狀況要好。

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以一種更平衡、更負責任的節奏前進，這樣就能以一種有組織的、全球協同的方式前進，所有國家都可以齊頭並進，而不是少部分國家跑在前面，而其他國家則落在後面。”

非常感謝蓋爾·拉夫特先生非常坦誠的一席話。

附：蓋爾·拉夫特先生的發言全文《我們必須先去政治化再去碳化》請參見

       https://www.guancha.cn/GalLuft1/2021_10_22_61175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