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獨行的華夏文明》全稿03第一章遂古之初2_風聞

**一、**善與惡  

1、文化與文明

在中文語境中的一般論述中，我們常常混用‘文化’與‘文明’兩詞。

在中文詞義中‘文化’有以文教化之的意思。

西漢劉向之《説苑•指武》“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

而‘文明’的詞義指以文使之光明。

《易經·乾·文言》中：“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很顯然，‘以文化之’詞義更顯中性。以文把人教化成什麼？是翩翩君子還是惶惶小人？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明，曹學佺），顯然文章教化的結果好壞都是有可能的。

而‘文明’的使之光明含義，則清晰指向了改造的價值觀取向。改造的結果必須是正面的、積極向上的、正大‘光明’的。因此‘文明’在中文詞義裏，具備積極正向的價值觀取向。即作為指導實踐的價值觀取向被文明要求是‘向善’的。

由於‘文化’詞義的價值觀指向不定，所以它可以是流芳百世的文化精髓，也可以是腐化墮落的糟粕文化。所以‘文化’必定指向非常具象的存在形式。它以各個具象的形式呈現出人類存在的各個局部形態。

而‘文明’具備了明確實踐結果的價值觀前提，她呈現出特定人類範疇的宏觀描述。這個宏觀描述，是基於價值觀前提，對所有文化領域，選擇性總結的結果。也就是説，‘文明’是基於自身‘向善（光明）’的價值觀，對所有之下文化形態進行篩選後的總結認識。這個總結摒棄了那些被歷史淘汰的部分，抽象總結出最精華、最光彩、最偉大的部分。木蘭從軍的文化精神一定融入了華夏文明的活靈魂之中，而一度‘時尚’的裹小腳必然作為文化糟粕拋棄出我們的文明。

當然了，這裏必須再次強調，這只是對中文詞義的分析。因為我們只以華夏曆史確定了華夏文明才進行了這樣的選擇。人類歷史大量案例及大量非華夏文明所呈現出的總體面貌，證明‘向善’的價值觀選擇並不是人類眾多文明的常態。

就如當下人類主要文明之一的西方文明（在盎格魯撒克遜人控制的新教引領下的歐洲基督教文明）。在海洋時代走向稱霸世界道路上，令人不齒甚至讓所有有良知的人類憤怒的殖民主義歷史，及發展出的為此辯解甚至鼓吹殖民奴役行徑正當、合理的相關理論，就呈現出與華夏文明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取向。

“那些正在發揮作用的力量會消滅人類中阻擋前進道路的部分，如同它們消滅猛獸和無用的反芻動物一樣嚴厲。正如野蠻人取代了較低級動物的地位一樣，假如他作為一個野蠻人得時間持續得太久，也就必須讓位於比他高級的人……因此，顯然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征服，主要是社會性的人對反社會性的人的征服；或者，嚴格地説，是更加適應的人對較少適應的人的征服…

文明中的那一階段——強者強行排除弱者和野蠻壓制的制度——總體上數與有利的階段，是自發而必然產生這些事情的階段.“英《社會靜力學》 [2]）

 同樣，擁有漫長曆史的印度文明（古雅利安人進入印度次大陸之後構建的‘婆羅門教－種姓制’結構的文明樣式）至今在社會層面未徹底滅絕清算種姓制，無論在其社會結構還是對外關係中與其周邊國家普遍的表現，都在現實層面反映出與‘向善’完全背道而馳的價值觀取向。

這些重要的人類文明類型，呈現出的‘非向善’的價值觀朝向，直接證明中國人對文明的價值觀‘向善’取向的定義僅僅是華夏文明自有的（注：本書會混用一些詞彙，如‘中國’‘中華’‘華夏’、‘世界’‘宇宙’等）。

每個文明呈現出自有的獨特性。往往都來自自身的獨特的價值觀取向，來自各自鮮活的文明的特質不同，而非現實存在具體樣式的差異（文化差異）。

我們華夏人曾寬衣廣袖，也曾胡服騎射，如今穿着西服T恤，外在形式的文化變遷不代表了我們的文明進行了改弦更張。我們自古認為仁者愛人，人皆有惻隱之心，所以尊老扶幼，以無辜欺凌弱小為恥，所以自然不會走向落後就要（弱小活該被欺！）捱打（向惡價值觀邏輯）的殖民主義道路，今天再次復興自然也不會選擇稱霸而崛起。相反華夏文明的再次復興，要以實現全世界人民共同幸福（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自身文明覆興的主要實踐目標之一。這是華夏文明的特質決定的。

不以善利天下百姓，天下百姓何以樂而從之？

不以天下興盛為己任的文明，何配與天下同壽？

**2、**善惡之辨

利眾者善；害眾者惡

人類現有對價值觀的討論，結果往往是混亂未定的。比如對價值觀最重要的一對概念‘善’與‘惡’的分析，細究起來就有很多彼此之間非常矛盾的觀點。且不説眾説紛紜的不同定義，就如前文對西方殖民主義是價值觀‘向惡’的定論，或許就有人會質疑：當年的歐洲殖民者，對世界的殖民掠奪，不是成就了歐洲社會的高速發展麼！不因此造就了之後歐洲稱霸世界，從世界獲得巨大財富，從而使歐洲各國及人民獲得巨大好處了麼！對歐洲人民而言，拋卻虛無的價值觀口號，殖民主義對歐洲人而言，如果不是善，那會是什麼？

這種質疑確實是對事實結果的一種描述，在邏輯上毫無毛病。所有的價值觀一定是特定羣體視角下的價值觀。

每個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為了讓處於共同社會中的所有個體團結一致，採取相同的實踐方向。就需要一套説服社會所有成員同向行動的邏輯（理論）。這就是價值觀最核心的功能。

價值觀維護了個體對族羣、社會的認同。通過鼓勵有利族羣的行為，懲罰有害與族羣的行為，讓族羣能得以存在、發展、壯大。

在人類大同實現之前，善惡這類價值觀概念，一定因羣體間差異及相互間關係的不同而呈現不同 。

中文‘善’字本意吉（《説文》善，吉也）。吉意味實踐結果給人非常幸福、非常有利的狀態。

對己有利，為吉，即為善，對己有害為咎，即為惡。

因此，善惡是主體（羣體）對實踐結果的對己利害狀態的評價。如果某種具體利害的內容、結果對羣體的重要性非常高（利害的結果能得到或失去吉的結果），它就會上升到羣體最高級別的價值評判標準，來規範實踐朝向。

羣體必須揚善抑惡，形成利於自身的價值觀朝向，才能確保羣體的有效存在，並謀取自身的最大幸福狀態。

因此，如果非要對善惡下個較為通用的定義：

善者利眾；惡者害眾

或者説：利眾者善，害眾者惡。

‘眾’的羣體範疇的流變及價值觀的內外雙重標準

利眾者善，害眾者惡

這裏的‘眾’的概念範疇在現實中呈現不斷流變得狀態。

天下未有一統，故各族羣並立。‘眾’可以是家，可以是黨，可以是族，可以是國，也可以是天下人類。即便同一族羣，在歷史大河裏其範疇也是不斷流變的。就如當年的中國是中原諸侯之中的中央方國，今天的中國是雄踞東亞的960多萬平方公里陸地的東方大國。

族羣的差異及相互關係是各個族羣的價值觀差異的根本原因。

尤其當不同羣體之間處於對立關係中，對同一事實結果的善惡評價呈現完全相反的狀態。

殖民主義者對殖民地的奴役掠奪，對殖民者是‘善’的，但是對被殖民者是惡的。

法西斯主義對己之‘善’，對猶太人而言，就是惡。

日本軍國主義攻佔南京屠城是對日本獲得遠東利益的‘善’，而對被侵略的中國人民而言，則是窮兇極惡！

即便拋開這些過於極端的案例，我們來看日常生活裏的現象：阻止垃圾回收站在自己小區邊建設，反對通信基站建在自己樓頂，對一些居民而言是‘善’的，但是對於整個社會而言，這種以鄰為壑的行為，即便不能稱為惡，也絕對不屬於善的範疇之中。

我們看到，處於利益對立關係下的族羣，價值觀標準往往表現為內外不一致的特性（雙重標準）：

他們讚揚自己族羣成員的忠誠，卻對對立族羣成員的背叛稱善；

他們要自己族羣追求幸福，卻對對立族羣的苦難欣喜；

他們對外把“我們撒謊、我們欺騙、我們偷竊”作為其族羣對外探索進取的榮耀[3]，卻用各種法律、規則嚴厲懲罰族羣內成員相互間撒謊、欺騙、偷竊這類行徑。

…

這個內外不一致性強化了族羣封閉性。如果某一族羣主要價值觀內外雙重標準表現過於極端和廣泛普遍，會很大程度強化了外部族羣與其關係的對立性，甚至是敵意。比如，‘帝國主義者們殺死你們是為了賜予你們民主自由’這類極端雙標的表現。如果長此以往，將嚴重阻礙、甚至破壞族羣之間的和平融合（甚至是和平交往）的可能性。從某個角度看，自我過度封閉的，普遍持有雙重標準的文明，在面對同化其他族羣的問題時，往往最終只能選擇暴力征服、甚至滅絕對方等有限手段。參見殖民主義歷史及兩次世界大戰。其核心原因就是雙重標準直接造就了族羣間的對立，兩者形成了同比變化（雙標越嚴重，敵對性越激烈）。這就使得對抗無論什麼結果，對抗的族羣雙方都無法輕鬆地接受對方的價值觀。而價值觀是族羣維繫內部認同的重要思想武器，因此，族羣對抗，尤其雙重標準下的對抗，最終往往只剩下消滅（瓦解）對手族羣這一條道路。

人類大同需要主導文明價值觀呈現內外一致性

善惡概念無法統一認識的根本原因就是人類暫時還沒有實現統一（命運共同體、大同世界、共產主義）。雖然人的最高羣體身份認同，隨着歷史的進步是在不斷擴展的。人類從原始社會對一小羣人組成的親緣部落成員身份的最高認同，發展到今天對十幾億人組成的民族國家成員的最高身份認同。今天一箇中國就是“百國之和”[4]。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人類區域一體化實踐方興未艾，人類從民族國家發展階段向區域融合階段發展，這裏歷史發展的脈絡及趨勢越來越清晰——人類族羣規模及範疇在歷史上不斷融合擴大，因此人類最終必然融合一體。“我是一個人”，必然成為未來人類，付諸於實踐的至高身份認同！但按現有世界現實情況看，人類離天下大同的目標還會有很長的歷史過程要走。

因此，在可見的歷史中，不同族羣共存與地球，仍舊是人類社會的主要存在形態。所以，處於利益矛盾甚至衝突關係中的不同族羣之間，是很難對善惡具體的內容概念達成一致觀點的。

於是人類處於這樣一個微妙的歷史階段——我們依然有族羣之別，但我們都知道彼此必將會融為一體。

因此對各個族羣而言，現實顯現出巨大的矛盾：每個族羣必須維持自己作為利益主體下的善惡標準（自利的，內外間的雙重標準？），但是又要考慮未來族羣融合趨勢下，要求價值觀標準的表現內外一致曾經的不同族羣合而為一，價值觀從不同羣體的差異性向同一族羣的趨同性轉化。如果主導文明持有的內外雙重標準，在向單一標準的轉化時就產生了邏輯和實踐的巨大矛盾和障礙。就比如 2020年美國發起的“黑命貴”運動中，以及到2021年，西方國家內部普遍發生的對自身殖民主義暴行的批判反思現象中，我們看到雙重標準的殖民對立時期向單一標準的民族融合期過渡中，把曾經奴隸不是人的雙標，想轉成今天奴隸主和奴隸的後裔要形成一個族羣，因為曾經歷史行徑的不可原諒，反思運動不是促進了社會的融合，而是將歷史的傷疤撕裂，並強化了內部不同族羣的對立，以及造成了內部價值觀認同的分歧和混亂。這都是當年雙重標準極端表現的嚴重後遺症。因此歷史教訓顯示：在族羣分立時不能僅僅考慮自己族羣的絕對地利。以己度人、感同身受，和平交流、合作發展，這意味着文明的價值觀需要內外一致，這才能使未來必然的族羣融合的阻礙最小化。

實踐要求必須調和兩者的矛盾性。或者更加乾脆些——尋找並建立人類當下各個族羣共同認可的價值觀標準內外一致性的價值觀才有可能成為普世價值。可以確定地説，哪個文明的價值觀朝向能真正成為全體認同的普世價值，它將主導人類的大一統融合歷史。用刀槍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價值觀，這種嚴重的雙重標準行為，是人類大同的巨大阻礙。是一種必然失敗的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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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會靜力學》p233-234，英，赫伯特.斯賓塞  著，張雄武 譯， 商務印刷館1996年10月第一版

[3]2019年4月15日嗎，美國得克薩斯州農工大學，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演講

[4]張維為《文明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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