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短缺真的來了，但是別慌_風聞

　　文 | 五花王

　　從愛爾蘭海到哈德遜灣，從雷克雅未克到哈利法克斯，所有的能源礦產價格都在飆漲，限電、短缺、低温、無風，電荒不僅在中國發生，歐洲的狀況更為嚴重。由於歐美政府普遍採取舉債直接補貼個人以維持社會穩定的做法，就業市場上勞動力短缺狀況嚴重，同時，由於疫情應對不當，工業品供應鏈完全混亂，一方面是集裝箱在港口大量積壓無法順利卸載，航運運費飆升，另一方面是貨架空空如也，大量生活物資缺貨，這種狀況在美國尤其明顯。

　　去年疫情伊始，我在為沉思錄撰寫的文章中表述了對全球供應鏈衝擊的擔憂，現在中國出口數據猛增，產能利用率高企，以至於上游原材料嚴重供不應求，大宗商品價格急速上漲，環渤海地區動力煤現貨價格在第三季度價格翻了一倍有餘，相較去年同期漲幅接近300%，為此，國家有關部門不得不強行採取限制交易價格和直接指令保障供應等措施，來緩解能源供應緊張狀況。

　　各國試圖轉變對化石能源依賴的過程已經持續了近十五年，特別是2008年，原油價格一度飆升至140美元每桶以上，極大激發了新能源技術的投資熱情，顯而易見，當疫情衝擊主要經濟體時，選擇新能源領域作為增長突破口，啓動“氣候經濟”，已成為各國政商兩界近乎一致的共識。

　　但能源替代並不可能一蹴而就，整個“新能源”產業鏈，都需要“舊能源”來支撐，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這個產業鏈反而是高耗能、高污染的。當“看得見的手”決定加速能源方式替代之時，已經欠缺資本開支五六年，且在去年二季度遭受嚴重衝擊的全球能源和上游原材料產業，短期內無力供給如此迅速增長的需求，是再正常不過的。

　　類似的情況其實並不新鮮，至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和本世紀一零年代初都發生過，只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方式發生了新的變化：傳統的危機表徵是生產過剩，而我們正在經歷的這場危機體現為生產短缺，這一切的根子，恰巧來自全球商品定價體系的顛覆性波動變化。

　　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和隨後的“滯脹”時期，從根本上來説是美國深陷越戰泥潭，負債累累，美元信用崩潰，導致布林頓森林體系解體所引發的結果，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直升機撒錢”的結果，當然亦是商品價格飆升來體現美元的實質貶值。如果我們非要尋求歷史的鏡像，2021和1973可能恰好相映成趣。同樣是灰頭土臉撤軍，同樣是國內一團混亂，同樣是憲政危機，也同樣是本幣信用處在崩潰邊緣。

　　值得注意的是，當下的能源價格問題料將成為下月初將召開的COP26會議最關切的議題。COP（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是指197個國家每年一次的首腦峯會，討論氣候變化和各國的應對方案、承諾和行動。這個峯會是《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框架》的一個組成部分；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都簽署這份公約，主要目標是管控、限制人類活動對氣候的衝擊。

　　《公約》於1994年3月21日生效，COP26是自生效以來第26次峯會，定於2021年11月1-12 日在蘇格蘭最大城市格拉斯哥舉行。COP26 將為與會各方提供首次繼往開來的機會，回顧、評估自2015年《巴黎氣候協議》簽署之後取得的進展，總結失敗教訓。巴黎峯會與會各國一致同意，每隔五年做一次進展評估，回顧成就，發現問題，確定下一步方略。COP26 格拉斯哥峯會的重要議程之一就是這個評估，這將是國際社會就應對氣候變化達成公約後的首次考評。因為新冠疫情不期而至，本該2020年做的工作總結推遲一年。除了推遲峯會和進展評估，新冠疫情全球暴發無疑還在其它各個層面讓氣候議題陷入暫停。

　　早前，特朗普主政時期，美國政府退出了巴黎氣候協議，在拜登執政後，民主黨當局重新將氣候和減排議題列為最重要的政績目標之一，回到了巴黎框架之內。在中國已經列出碳中和、碳達峯進程表；歐洲，特別是德國不斷加碼減排措施，甚至決定2030年全面退出煤炭行業的情況下，作為全球能耗和排放量最大的國家，美國面臨的壓力顯著。

　　10月19日，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表示，中方期望，格拉斯哥大會一要把完成協定實施細則談判、特別是完成第六條等實施細則核心遺留問題作為大會的重點任務；二要對發展中國家高度關切的資金、技術、能力等問題作出安排，均衡推進減緩、適應和支持方面的雄心；三要在COP26上突出“落實”，積極倡導各方切實落實目標，將目標轉化為落實的政策、措施和具體行動。

　　2020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上宣佈中國將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峯、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至於美國，該國總統拜登今年4月宣佈，美國2030年温室氣體排放將比2005年水平減少50%至52%，2050年實現碳中和。不過，拜登在峯會前提出的國家減碳發展計劃在國會受阻。美媒10月17日報道稱，為讓3.5萬億一攬子支出法案在國會過關，拜登擬將關鍵氣候政策“清潔電力績效計劃”（CEPP）從中刪除。

　　總計1500億美元的CEPP被視作拜登的氣候政策核心，其計劃對逐步從化石燃料轉向可再生能源的發電廠給予獎勵，並懲罰繼續使用煤炭和天然氣的電廠。由於美國發電廠製造的温室氣體佔全美四分之一，故有專家預計，若政策獲實施，美國將在未來10年內大幅削減温室氣體排放量，也將成為該國有史以來最強有力的氣候變化政策。

　　不過，CEPP卻遭到同屬民主黨的參議員曼欽堅決反對，對於支出法案可否在國會通過，他握有關鍵一票。曼欽的家鄉西弗吉尼亞州是美國最大煤炭和天然氣產地，且他個人與煤炭行業關係密切。專家認為，若CEPP計劃擱淺，恐大幅削弱美國在氣候大會上的話語權。

　　在格拉斯哥大會之前，10月30、31日，G20將先期舉行會議，近日有分析稱，G20可能已經達成某些共識，認為減排措施不應太過激進，過度限制化石能源使用會導致能源短缺，因而應當適當放緩進度。

　　由於自然條件限制，無論是風電、光電還是水電，都不能實現均衡穩定的輸出，在今年夏季，可再生能源的缺點盡顯，歐洲和中國北方風力發電輸出驟減，巴西和中國南方則由於乾旱嚴重影響水力發電能力，電力缺口只能依靠煤炭和天然氣發電來進行補充，而在過去幾年中，全球的煤炭和油氣產能剛剛經歷一輪去化，這種週期上的錯配，非常類似商學院教程中的典型“啤酒遊戲”狀態，再疊加前所未有的財政刺激，供需矛盾之外，實際上還有更深層的政治經濟矛盾在起作用。

　　還記得去年疫情初起之時，恰逢“供應鏈脱鈎”論塵囂日上，諸多力量均試圖利用疫情將產業鏈、價值鏈從中國轉移，試圖將中國排除在全球經濟循環之外，但諷刺的是，這一過程適得其反，美國人民寧願躺在家裏收支票，也不願意出來開卡車。無論是印度還是越南，實踐證明其難堪大任。

　　由於各種條件大為不同，僅就國內狀況而言，目前如此強烈的價格信號並不能在短期內增加大量產能供給，相反，需要行政手段來進行重新調配和定價。僅以動力煤企業為例，在產品價格高企，利潤猛增的情況下，諸多上市公司今年前三季度的產量不增反減，保供狀態下，形成事實上的雙規價格系統，如此狀況，讓一家2018年才強制核減了三分之一合法產能的礦山在短短一個月內去恢復供應，彌補缺口，顯然是不現實的。

　　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上游生產要素價格的大幅波動還可以視為土地財政和信貸循環的轉化問題在整個宏觀經濟的表觀浮現，可以説房地產行業和城投非標的債務危局，也是催生生產資料供需緊張的另一個重要因素。自2016年初啓動供給側改革以來，鐘擺顯然已經擺到了反週期的極值附近。一個系統要想保持強韌，具備反脆弱性，就要留有適當的冗餘，經濟活動本身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不斷強行約束，某種程度上頗類“蓄清刷黃，束水攻沙”，反而放大不良後果的嚴重性。

　　實際上，隨着疫情成為某種“常態”，經濟運行的模式已經發生了改變，對其適應了。我們可能會迎來一個相對長時間的“低水平均衡”時期，以此平滑經濟信用基礎與房地產循環脱鈎的衝擊。從樂觀的角度來講，舊能源價格的昂貴，恰好能夠提升新能源的利潤空間， 從而促使新能源技術的進一步發展。

　　畢竟，要不是當年汽油飆到8塊多一升，哪有今天這麼多的電動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