蝌蚪文符洪範九疇金冊玉牒考證_風聞

蝌蚪文符洪範九疇金冊玉牒考證

一、源起

研究洪範禹碑蝌蚪文符，常會牽連到一個至今並無任何考古實物的物品，即一些文獻資料中提到過的金冊玉牒。

今南嶽衡山禹碑，是明代文史資料中明確記載為宋代官方"臨大夏玉冊符文變大"摹刻而成。另外幾則漢代、魏晉、南朝、隋唐宋代的文史、古代方誌、古人筆記、詩詞等等資料中，提到"金冊玉牒"時，雖然沒有直接説明上面有蝌蚪文符，但全都在上下文中提到大禹、禹碑、治水等等人物、事件、特定物件。

金冊玉牒雖然至今未見有考古實物，但在長達千多年歷史裏，不同朝代的所有文獻資料中，它都是與禹帝、治水、禹碑密切相連，直至明確記載它上面有蝌蚪文符，甚至就是禹碑蝌蚪文符的直接來源。

就蝌蚪文符實際載體而論，在鐫刻到禹碑、崖壁之類石質材料上之前，必然有其它載體以便保存收藏傳承。這樣的載體，除了臨摹放大縮小時必然會有用以暫時中間過渡的紙張、布料、絹帛之類，顯然鐫刻在金冊玉牒上，更適合長久保存，也更隆重其事，尊顯《洪範》文符地位。刻有蝌蚪文符的金冊玉牒，也更適合祭天、封禪、典禮昭告等等特殊場合場面公開展出、使用。

金冊玉牒是否真實存在過？它自上古至消失，是一直為歷代相傳，還是自開始製作或從某個時間始就長期有母本、副本、複製件同時共存、分別存在？它與至今仍存實物的禹碑、疑似也銘有《洪範》蝌蚪文符但已經消失的夏周九鼎，孰先孰後？這兩者、三者彼此轉錄臨摹復刻具體情形如何？金冊玉牒最後去了哪裏？……等等等等。

二、析疑

金冊玉牒進入洪範禹碑研究視野後，這些疑問也自然隨之而來。上述疑問有些已比較確定，有些則需要根據現有殘缺信息進行合理化大膽推斷。

從頗多不同年代不同種類文獻資料均有明確記載，以及蝌蚪文符、洪範九疇特殊地位而論，金冊玉牒作為最適合的載體材料，雖然至今已不見考古實物，但它必定真實存在過。比起石碑、紙布帛絹、鼎盤盝簋圭璋璧琮，它都是更合適、最優選項。

按《洪範》文本中所見有"不畀鯀洪範九疇"、“錫禹洪範九疇"等文字而論，過去將"洪範九疇"解為"治國理政九條規範"之類的譯讀似有不妥。應當解讀為”(大洪水時代製作的刻錄有蝌蚪文符)記載了九條治國理政綱要的金冊玉牒"。無論是"不畀"字、還是"錫"字，“洪範九疇"都應該不僅是其內容的概括總稱，而且也是其載體實物金冊玉牒的名稱。即這件在堯鯀舜禹之間曾牽連到帝位傳承的金冊玉牒實物，其名稱就也是洪範九疇。換言之，依《洪範》文本所記，洪範九疇金冊玉牒在堯舜禹時代已真實存在，且已成為帝位傳承的關鍵物證，是玉璽王印、傳位詔書之類物件的先祖、集合。大禹後來將方便持有攜帶展示作傳位標誌使用的金冊玉牒，轉錄為銘符之難移青銅重器夏鼎，也是將帝位推舉禪讓制度轉化為家天下世襲不易制度的最直接意志表達。

而蝌蚪文符如果誕生於禹鑄夏九鼎之前，堯舜禹時期或更早上古時代，鐫刻保存於金冊玉牒代代傳承，甚至也是唯一合適選項。

如果金冊玉牒上蝌蚪文符在大禹帝在位時，轉錄銘鑄於夏鼎，那麼從那時起就有副本、複製本共存，這種情形發生的概率也極大。

禹碑蝌蚪文符顯然是秦漢以後，才從金冊玉牒上臨摹放大轉刻而成。這一情形既在宋代有明確記載，兩漢新莽魏晉時的禹碑，也必定是類似情形。

大致上作合理化推斷，金冊玉牒蝌蚪文符及夏鼎、禹碑在歷史中的具體情形如下:

上古某時期，蝌蚪文符誕生後，鐫刻保存於金冊玉牒並歷代相傳。在禹帝鑄夏九鼎之前，金冊玉牒或僅有一件，或已有副本供祭天、封禪、傳位等儀典使用，甚至可能有副本埋入三皇五帝陵寢、五嶽四鎮名山。

禹帝鑄夏九鼎，如鼎上轉錄銘刻了金冊玉牒的蝌蚪文符，金冊玉牒之副本乃至母本可能後來被葬入大禹陵，也可能被禹帝祭天、封禪、會盟時封藏於潛山天柱山、會稽某山。禹帝在天柱山祭天時，或許據金冊玉牒母本鐫刻蝌蚪文符於天柱山元陽石或其它巨石或刻石碑於天柱山某處。上述夏鼎、禹碑從金冊玉牒轉錄蝌蚪文符情形發生後，都仍應有母本或副本繼續為夏商周歷代帝王傳承。

秦漢時，夏周九鼎消失，金冊玉牒或與禹碑同時存在，或單獨保存蝌蚪文符歷代相傳，直至宋代或明代徹底消失。兩漢新莽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今南嶽衡陽衡山地區，至少有一次從金冊玉牒轉錄蝌蚪文符鐫刻石碑立於衡山情形發生，最可能是新莽時由劉歆等人所主持。北宋末期，“臨大夏玉冊符文放大"摹刻而成現今存世各種禹碑之母碑，已有明確記載。

金冊玉牒無論是母本還是副本，應該一直都是由歷代帝王皇家獨有世代保管傳承，享有最高安全保障等級。但由於朝代更迭、戰亂、火災意外等等，遭損毀乃至消失也有可能。夏鼎鑄造後，在它消失前的兩千多年(公元前2100年一一公元前100年左右)裏，金冊玉牒即便損毀乃至滅失或被埋入王陵，也可以從夏鼎銘符再轉錄複製。

秦漢之後，金冊玉牒往往是隨着紹介禹碑時才順便提到。宋代之前的禹碑，最可能為新莽時從金冊玉牒轉錄蝌蚪文符鐫刻而來。由此，至遲到新莽時，金冊玉牒大概率仍真實存在於皇家手中。至北宋末年再刻禹碑時，又明確記載有實物現世，為官方持有。此後，凡涉及到蝌蚪文符的，只有禹碑，再無金冊玉牒蹤跡。

秦漢以來尤其是自新莽時至宋代的千年內，金冊玉牒是否仍然存在？大概率曾經滅失。這一時期，由於焚書坑儒等等，連《尚書》文本都幾度幾乎滅失。而五胡亂華，尤其是洛陽武庫(及歷代珍寶館)大火，更極大概率已徹底毀滅了金冊玉牒。這千年內，甚至還大概率有金冊玉牒與禹碑都曾長期共同損毀乃至滅失無存的歷史情形。(明代乃至清代各地複製之禹碑，傳到今天，其實三五六百年時間就已無一塊石碑仍然完好。)

這一時期，蝌蚪文符有可能是在從禹碑轉錄摹拓的紙布帛絹質材料上，長期輾轉保存甚至已流失於民間。宋代初年，趙宋皇家以淳化閣秘貼收集民間藏品，才再次獲取了蝌蚪文符。趙宋重製了金冊玉牒，但形制已變，稱之為"大夏玉冊″了。宋代官方給出的這個名稱，本身就昭示至遲到宋代，已經徹底無人知曉蝌蚪文符與《洪範》文本之關聯，已無人能解讀蝌蚪文符了。

宋代以後，金冊玉牒(或所謂大夏玉冊符文)去了哪裏？

其一，大夏玉冊副本或複製件及紙布絹帛質本，或有趙宋封禪時封藏於名山，或有賜給西夏葬入某西夏王陵，或有流入士大夫之手散入民間。(某西夏王陵、宋代頂級文臣或金石名家墓葬中，出土此類文字文物，仍有可能)。

其二，靖康之恥時，金冊玉牒或大夏玉冊母本副本落入女真權貴之手。(完顏希尹等女真族中漢化程度較高金代早期宗室貴族墓葬中，出土此類文物，仍有概率)。

其三，金冊玉牒母本或某副本，也有較小概率傳承到明代，被葬入明憲宗或明世宗等皇陵。

三、結語

總之，金冊玉牒作為蝌蚪文符最佳保存傳承載體，是真實存在過的。先秦時代的金冊玉牒，有可能副本或葬入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某帝陵某王陵，或封藏於某五嶽四鎮之類名山。秦漢以來的金冊玉牒，大概率只有宋代以後的"大夏玉冊″母本副本，它們還可能埋存於名山、西夏及金國王陵貴族墓葬、明代皇陵。其它材質摹本，埋存於宋代頂級文臣、金石學者名家墓葬亦有可能。

金冊玉牒具體規格形制，因為無實物，只能從各種禹碑形制來作最粗略推定:由九片狹長玉質牒片鑲裹於薄金片上，連織成可展開可捲起之冊頁形狀。每片玉牒上對應刻錄《洪範九疇》各籌關鍵字眼。

目前存世的各地蝌蚪文符禹碑，只有福建漳浦趙家堡趙宋皇家後裔族居地的殘缺禹碑，形制上獨呈冊頁形狀，與其它各地版本禹碑差異明顯。此外，韓國江原道的《大韓平水土贊碑》，只選取了明代新泉書院禹碑拓片上部分蝌蚪文符，與國內禹碑版本也大不相同。《大韓平水土贊碑》，近世亦有製成塊狀屏風呈冊頁形態作商用售賣或收藏者。

這兩種更具冊頁形制的禹碑，都明顯以選取部分蝌蚪文符殘缺形式呈現，或四十四字符、或四十八字符。似乎提示金冊玉牒上蝌蚪文符數量，也隨歷史時長而在某些年代有過增改刪減之可能。

如果再考慮到殷商箕子家族與朝鮮之淵源，趙宋王朝與殷商王朝諸多特殊交集(趙宋開國太祖太宗兄弟倆父親名字就是趙弘殷、繼承製度多見秦漢至明清兩千多年間少有的兄終弟及而罕依周禮與商王朝神似、經濟制度亦為其它王朝所沒有的″本朝祖制不抑兼併"重商興國)，這兩個形制獨特的禹碑就更值得關注了。

這種增改刪減是至遲到宋代以後，蝌蚪文符已與《洪範》文本失聯，已無人能清楚識讀時，才偶爾因個別特別因素引發？

還是蝌蚪文符數目，至遲到周秦戰國之前，因為所有原本金冊玉牒當時之人都有能識讀者，所以，從四十五字符逐漸增加到七十七個字符，這情形也只是正常歷史發展趨向，一如八卦漸漸發展成六十四卦？或者殷商乃至西周之前，金冊玉牒上的蝌蚪文符就是四十五字？《大韓平水土贊碑》與趙家堡禹碑，這兩塊與殷商王朝關聯淵源更復雜的禹碑，都獨特地採用四十餘字符冊頁形制，並非偶然？

上述兩種選項究竟哪個更真實準確？解決這個疑問，有賴於對禹碑蝌蚪文符進行更細緻深入地研究，以尋找出七十七個字符之間可能存在的細微但明顯的時代差異。如果現存七十七字符因為經過多次轉錄，都已然形成統一風格再也難以區分，那也尚待可能存在的其它版本禹碑、金冊玉牒、夏鼎，不同年代不同材料蝌蚪文符載體的考古新發現。

如此，方能真正最終論定。

如此，也方能打破七十七字符似乎渾然一體的現有認知，也打破蝌蚪文符增減模仿重造似乎完全不可能，進而打破蝌蚪文符疑似並非華夏先聖先賢先祖乃至並非人類所為，來源更玄幻奇異的胡測亂想。如此，方能找尋出蝌蚪文符的成字造字規律，甚至能使之如甲骨、金文、大小篆早期漢字形體一樣，成為可供書法家們練筆獵奇、考驗智商、構思揣摩的書法新玩具、更高難度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