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企業新論——中國是否還能保持長期持續的超高速增長？_風聞

作者簡介

楊林，高考滿分作文得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學博士，市場創造經濟學理論創始人，其所提出的市場創造經濟學理論，第一次提出了“市場創造的概念”，並以此為基礎成功的解釋了英國工業革命之謎和中國奇蹟。被譽為“世界經濟學第一人”

第二章 宏觀企業新論——中國是否還能保持長期持續的超高速增長？

關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目前擔心的人比較多，普遍的一個説法是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是越來越小了，因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越來越高，中國政府的負債也越來越多。未來通過廉價勞動力和政府負債來推動投資驅動型增長的空間會越來越小。未來將會出現經濟增長停滯甚至衰退的情況，主要的原因是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本質上是不健康的——是一個靠政府的強權所推動的經濟泡沫，是一個振興假象，所以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是不可能的。

這個説法雖然是一個非常流行被普遍接受的説法，但是是完全錯誤的，這種説法之所以會產生，是因為這種説法是建立在傳統經濟學理論的分析框架之內來研究中國經濟。但是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從本質上來講有着嚴重的缺陷，因為傳統經濟學理論根本沒有考慮到市場創造的問題，以及一系列由市場創造問題所衍生出的其他問題，包括何為市場創造紅利？如何建設市場創造型政府？誰是市場創造者？如何進行市場創造？事實上市場創造的問題才是所有經濟問題的核心。甚至包括去買股票，什麼樣的股票在未來能夠上漲？那就是這個股票所屬的行業，被認為是市場創造的方向，只有這個股票所在的行業被人們認為是市場創造的方向的時候，這支股票的價格才會持續性上漲，才會產生一個又一個的神股，而不是充滿着投機屬性、暴漲暴跌的妖股。只有那些被人們認為是市場創造方向的股票，才有可能持續長期上漲，而不是像妖股一樣的短期炒作。

但是我個人的認為是中國的經濟增長還可以維持5%~10%的經濟增長增速50~100年。100年之後將會遇到經濟增長的瓶頸，這個時候如何解決，現在也想不到具體的辦法，只能等100年之後再看了（那個時候我已經不在人世了，希望那個時候中國的決策者可以從我的書中得到啓示，如何應對當時經濟增長出現的瓶頸）。但是我在這裏要解釋一下，為什麼我認為在未來的50~100年之中，中國依舊可以維持5%~10%的經濟增長速度。我認為經濟增長最根本的動力來源是市場創造紅利，這種市場創造紅利就是把原本不存在的市場創造出來，同時把原本閒置的經濟資源利用起來，包括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自然資源等各種經濟資源。經濟的短期波動和長期發展趨勢並不是一回事，我認為中國經濟現在面臨的困境，只是一種短期的經濟波動，而不是長期發展趨勢的瓶頸。中國現在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和歷史上在1989年、1998年、2008年面臨的問題，本質上是一樣的，就是一個短期增長速度的放緩，是一個短期的調整，長期高速增長趨勢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中國要想保持未來50~100年的高速增長，需要繼續推進市場的創造。中國要在未來實現持續的市場創造，必須要解決一些制約市場創造的核心問題，克服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瓶頸，我列舉五個問題。第1個例子是芯片的問題，中國自從漢芯陳進教授造假事件，造成國家幾十億投資被騙之後。到中美貿易戰之前，事實上由於漢芯造假事件的惡劣影響，導致整個社會不願意對芯片產業進行投資，在那樣的一種社會輿論環境之下，芯片幾乎和騙子劃上了等號。這就使得整個中國芯片的產業鏈遠遠落後與市場需求和市場規模所應當有的那種正常狀態。第2個問題就是水的問題，中國的北方地區和中國的西北地區，事實上處於嚴重缺水的狀態，北方地區，經濟發展長期滯後於南方地區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缺水，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也許有不同的方案，第1種方案是從俄羅斯的貝加爾湖引入淡水，進入中國的北方地區，因為貝加爾湖的水每年大量的排放到北冰洋，完全是一種浪費，如果能夠引入中國的北方地區，也是大功一件。第2種方案是我國的西藏地區被稱之為亞洲水塔，也擁有大量的水資源，也可以把它利用起來，則可以解決我國北方地區缺水的問題，第3種方案是我國南方地區一部分地區洪澇災害比較嚴重一部分，一些南方地區的水又過多了，能不能夠實現水資源在南北不同地區之間的調劑，把一部分水資源從洪澇災害頻發的南方地區轉移到北方地區，這也是一種可以考慮的方案。第3個問題就是房價過高的問題有一些，地區的經濟增長遇到瓶頸的主要原因是房價過高使得當地的工資成本、教育成本、醫療成本、土地成本、企業的運行成本，各種各樣的成本不斷上漲，一部分企業難以在這種高成本的環境下生存。這種情況下為了降低企業運行的成本，是否可以考慮一些方式降低實際的房價，比如國家修一些房子，以較低的價格租給年輕人，或者模仿新加坡的模式，讓每一個人都能夠有自己的房子住，這樣就可以降低企業的運行成本，為我們企業持續的投資創造可能，為未來的市場創造提供物質基礎。第四就是工業原材料的供應問題，由於自然資源和糧食的價格是由國際期貨市場價格決定的。而國際期貨市場的波動非常劇烈，往往是今天一個價格，明天另外一個價格。這就使得中國的企業很難按照一個比較穩定的價格來安排自己的生產和經營活動。所以中國是否可以利用國家的力量和全世界的主要工業原料生產國簽訂長期的供貨協議？穩定自然資源和糧食的價格，提高中國市場的穩定性。第5個問題就是中國產品的銷售問題。要擴大海外市場，必須積極發展國際貿易。但是現在歐美各國始終想和中國脱鈎，然後逼迫中國的企業遷往印度和越南，讓中國的經濟走向空心化。中國要解決這個問題要從兩方面着手，一方面儘量和歐美改善關係，用一個拖字訣，拖30年，拖到歐美爆發自己版本的安史之亂。歐美現在的人口結構正在發生不可逆的劇烈變化，歐洲的未來大概率是會被伊斯蘭化，美國的未來大概率會被拉美化。最多也就需要30年的時間，人口結構的騰籠換鳥，就會不可逆轉的在歐美髮生。因為歐洲裔的白人剩下的只是中老年人比較多，歐洲裔的白人年輕人已經很少了。只要歐美白人的中老年人大量去世，而白人的年輕人又非常少，接續不上，那麼歐美的人口結構將會發生嚴重的變化，屆時歐洲的伊斯蘭化和美國的拉美化將不可避免的發生。由於中國和拉美國家以及伊斯蘭世界國家的關係都比較友好，所以等到歐洲伊斯蘭化、美國拉美化之後。歐美和中國經濟脱鈎的問題、封鎖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就將不存在了。另一方面中國要積極發展歐美以外的其他國家的市場，由於歐美的人口結構變化是一個在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之內完成的，是一個比較緩慢的漸進過程。不可能在一兩年之間的就讓這個人口結構逆轉直接發生，所以中國和歐美之間的關係不可能在一兩年之內就突然通過談判變得友好，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在中國和歐美有較多分歧和矛盾的時候，中國要想辦法去創造出一個歐美以外的其他市場——包括在國內進行大量的投資，創造出一個龐大規模的國內市場，再進一步整合除美以外的其他國家的外國市場。這可能意味着中國創造市場的方向要很大程度上轉向國內——更多的注重在國內創造出新的市場，這個發展方向的變化必須引起我們的重視，因為這個發展方向的變化可能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的方方面面。

如何為創造市場的投資提供資金？用新的基於資產負債管理的融資模式，建立國家超級銀行或者國家超級投資基金，效仿德國經濟崛起時期所採用的“地租馬克”模式——以中國的所有土地和中國土地上的工業產品為基礎，支撐中國的國家信用，以這種國家信用為基礎，在中國國內發行債券、股票（相當於是把中國整個國家上市）和其他金融憑證。成立“國家市場創造投資公司”或者“國家市場創造投資基金”，引導中國國民、企業和國際投資者購買這些債券、股票並對這些基金和公司進行投資，支撐國家財力。依託國家財政的支持和國家級的信用，把社會多餘的儲蓄調動起來，以百萬億人民幣的規模，進行大量創造市場的投資。

我們進行創造市場的投資，這既不是單純的國家行為，也不是單純的企業行為，而是“宏觀企業+市場+中央政府”三個經濟主體高度綁定，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共同行為。因此就要儘量把全社會的經濟資源利用起來，進行創造市場的投資。這個過程可以用“資產負債”的概念來理解——三個經濟主體的負債形成資產，資產創造財富。而不能用“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的概念來理解，因為地方政府作為宏觀企業，其收入和支出比較靈活，不同於傳統的財政支出和財政收入，而是更像企業的負債和資產。單純靠國家去投這個錢、單純靠市場去投這個錢都比較難，因為需要花費的資金是百萬億人民幣量級的，沒有企業投得起，政府依靠税收和發行貨幣的鑄幣税收入來支撐也比較困難。我覺得可以採用直接融資的方式，發行基金，或者效仿上市分方式，把這些基金上市流通，通過股市和基金市場來籌集資金。我覺得可以成立——“國家市場創造投資基金”、“國家市場創造投資公司”，這個基金或者公司可以下設很多子基金和子公司。並且可以把這些子公司、子基金上市，利用股市進行融資，並面向全世界吸引投資者，引導國際投資者、企業、個人購買該公司（基金）的股票或者基金份額。比如在這個超級基金、超級公司底下成立國家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公司或者國家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基金。把這個基金和公司上市，通過上市融資的方式來獲得資金。或者引導國際投資者、國內企業、個人來購買這些公司（基金）的股份或者基金份額。另外可以引導國內的高收入羣體、普通民眾、各種企業、國際投資者對這個基金（及其子基金和子公司）進行投資。這個超級基金下面可以有很多子基金和子公司，通過上市融資、吸引國內外投資者等各種方式，最大限度吸引資金。這個超級基金（超級投資公司）系統，依託國家的信用，以中國的土地和在這片土地上的所有工業產品為擔保。效仿德國的“地租馬克”，憑藉地方政府、國有企業、中央政府注入的初始資金，向全世界募集投資，最後投資於國內創造市場的項目。

如果未來50年到100年我們年均增長率5%到10%，按照平均7.5%的經濟增長率計算，我國需要多少投資？按照4塊錢可以帶來1塊的GDP增長計算，也就是説我們要投資30%（7.5%*4）左右，即保證GDP的30%用於投資，實現這一點並不難。但是2020年中國的儲蓄率為45%左右，比實現7.5%經濟增長所需要的30%的投資率高15%。因此中國的問題是儲蓄過多，存在大量無法轉變為投資的儲蓄，也就是有大量資本處於閒置狀態。中國人儲蓄太多，如果沒有比較高的投資率和經濟增長率，這些儲蓄無法被利用起來。儲蓄率過高不是好事，意味着大量的經濟資源處於閒置的狀態。靠什麼來釋放多餘的儲蓄呢？就是要創造大量的投資機會，把這些閒置的儲蓄轉化為創造市場的投資。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建立“國家市場創造投資基金”，或者“國家市場創造投資公司”，通過這樣的超級基金和超級公司來吸收中國企業和中國個人的超額儲蓄，並同時面向全球投資者吸收投資，共同推動創造市場的投資。

中國現在是否需要普世價值？這個問題，我個人的答案是不需要！中國現在最需要做的事情是創造市場，而普世價值不僅不能幫助中國創造市場，反而可能會導致中國市場的坍塌和萎縮。普世價值所提倡的自由民主，事實上已經導致了歐洲和美國的衰落，在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之時，歐洲美國等西方國家GDP佔世界GDP的比重是70%，是一個相當恐怖的 GDP水平。因為當時西方國家的總人口約佔全世界總人口的10%，那麼也就是意味着西方國家在冷戰結束蘇聯解體的時候，用全世界10%的人口，創造了70%的GDP。但是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後，西方國家推行普世價值，進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把大量的政府機構、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全部都私有化了，把大量政府的職能轉移給私營企業和NGO非政府組織，政府的財力、組織能力、執行力全部受到嚴重削弱。西方的學者和主流思潮是認為通過這種小政府的改革，能夠形成“小政府、大市場”的格局，減少大政府行為對經濟資源配置的扭曲，減少大政府對人們的自由和人權的侵犯。當然這個西方國家歷史上的大政府是當年美蘇冷戰的產物，當年西方國家和蘇聯進行冷戰的時候，為了和蘇聯進行軍備競賽，就建立了大政府的體制，這個大政府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後就被新自由主義、普世價值清算了、肢解了，其藉口就是大政府危害人們的自由和人權。

普世價值認為只要西方國家能夠從“大政府”轉變為“小政府”，就可以促進西方世界的經濟科技更上一層樓，促進經濟體系內部內生性的創新活力的釋放，讓西方國家的經濟越來越好。普世價值認為經濟增長的源泉是自由、民主所帶來的人們內在創新能力的釋放。所以普世價值所追求的是一個無限小的政府和無限自由的社會，認為一個無限自由的社會，配上一個無限小的政府，就能夠讓人們的創新能力得到無限的釋放。這實際上是一種非常錯誤的觀念，因為經濟增長最根本的來源是創造市場，這一點是普世價值派所無法理解的。雖然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後，普世價值、新自由主義在西方世界取得主導地位，他們原以為可以使得西方國家的經濟更上一層樓，可以使得西方國家社會內部的創新能力進一步的釋放，增強西方國家的國力和對全世界的控制能力。可最終的結果是——整個西方世界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後，出現了非常嚴重的衰落。到了2020年，整個西方世界GDP的比重佔全世界的比重只有40%多，相比於冷戰剛剛結束時的70%，幾乎下降了一半。

西方國家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嚴重的衰落的問題，主要原因就是西方國家在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之後，利用普世價值和新自由主義進行了小政府的改革，把大量的政府組織、國有企業、事業單位裁撤掉了。使得國家作為市場創造者，創造市場的能力受到嚴重削弱，不可避免的出現了市場的持續性的萎縮和坍塌的問題。所以中國一定要吸取歐美西方國家利用普世價值和新自由主義進行小政府的改革之後，導致經濟持續衰退、經濟增長停滯的教訓。繼續推行“大政府、大市場”的理念，利用市場創造型政府的力量掃平一切創造市場的障礙，進行大規模的市場創造，這才是保證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關鍵。

現在的主流西方經濟學又被稱為“經濟學的帝國主義”，事實上主流西方經濟學經過長期的數學化、物理化的過程，經過長期的物理化和數學化的改造，主流西方經濟學核心的新自由主義的思想，被披上了科學的外衣，就具有很強的迷惑性的。在我國作為後發國家，自信心不足，強調向西方學習的大背景下，基本上對它是無條件接受，帶着敬仰和仰望的態度來學習的。甚至從來沒有考慮過主流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根本性缺陷——完全沒有考慮到市場創造的問題，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問題。主要的問題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寫下國富論的時候，英國已經經歷了從1400年開始，300多年的以農村工業化、鄉鎮繁榮、輕工業繁榮為代表的市場創造過程，英國的農村已經大變樣了。亞當斯密出生之後，由於歐洲持續的戰爭，包括英法百年戰爭、三十年戰爭、七年戰爭、反法同盟戰爭，為了挖掘戰爭潛力，英國進一步把發展的重點轉移到城市和重工業部門，並大力度投資於基礎設施和基礎系統的建設，逐步建立起了我們看到的堅船利炮的重工業體系。這就使得亞當斯密以及以後的所有經濟學家都沒有看到1400年到1776年這376人的市場創造過程，因此沒有市場創造的概念。同時由於主流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刻意淡化歐美的殖民歷史，想要用物理化、數學化的故弄玄虛把歐美的殖民歷史、歐美髮展的真實歷史進程，從人們的記憶中抹去。對經濟學理論進行漂白、美化、刪減，讓人們忘記了歐美髮展的整個真實歷史，使得人們認為是自由、民主、憲政等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制度優勢，導致了歐美的崛起。這本質上是一個為了掩蓋真實歷史而人為塑造的彌天大謊！要從這個彌天大謊中走出來，就必須有新的經濟學理論、新的經濟學思想的誕生。

我覺得在中國崛起、歐美陷入發展停滯甚至深度衰退、其他施行主流西方經濟學改革理論進行休克療法的國家經濟崩潰的時代背景下，非常有必要創立一種新的經濟學理論，為全世界所有國家（包括中國）的發展提供一種新的視角。這個時代面臨着真正大的變革，不僅是中國的改革進入深水區，有一不小心就翻船的危險，發達國家同樣面臨着深層次的社會危機和結構性問題，甚至可以説全人類都面臨了難以解決的困境——佛系和焦慮成為很多人、很多國家的常態。在這個背景下，學術思潮的變革就具有更加宏大的世界性意義：必須超越傳統學術黨同伐異、拉幫結派的狹隘一面，融入世界大型變遷當中，進行學術轉型和認識體系的重塑。

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價格自動調整的觀點，認為只要有高度自由的市場，價格機制就可以自動實現經濟的調節，並且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化配置。然而特別是最近幾十年，已經有很多重大事件表明，很多時候價格不會迴歸到價值上去，一定要有政府的強力干預，一定要有經濟危機、金融危機、戰爭、災難，等外力作用才能實現價格的回調——中國的房價一直在漲，然後不斷的有經濟學家利用亞當斯密的觀點認為只要是自由市場經濟，房價肯定有回調的一天，但是這些經濟學家對房價的預測屢屢被現實打臉，房價就是一直上漲並沒有出現明顯的回調。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在於亞當斯密研究的是一般商品而不是投資品，在1776年的時候，英國並沒有形成一個規模龐大自我循環的投資品市場，而2020年的今天，投資品市場的市場規模，甚至早已超過一般商品市場的市場規模，成為人們財富增加和減少的重要原因，有的人因為早幾年買房就一夜暴富，有人因為晚幾年買房而一生貧困，這些現象都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的英國所無法看到的，甚至在1776年的英國並沒有形成一個完善的房地產市場體系。當時的房地產並沒有像商品一樣進行交易，即便是有少數的房地產交易，那也僅僅是用於居住或者修建工廠，絕不是用於投資，等待房價上漲的增值。但以中國現實的情況和全世界其他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可以説中國和全世界其他國家很多房地產交易量都是為了投資，而不是為了居住，是為了賺取房價上漲的收益，而不是為了自己使用。這種經濟結構的劇烈變化是亞當斯密完全不可能知道的，所以亞當斯密的理論不可能用於解釋現實的經濟，這並不是因為亞當斯密不夠聰明，而是因為1776年的亞當斯密，根本不知道2020年的世界正在發生什麼。

亞當斯密的自由市場理論在西方的整個理論體系之中佔有最核心的地位，不光是經濟學，政治學有很長時間也一直摹仿這個理論來建立政治學的一般競爭理論。亞當斯密的理論影響之深遠，甚至遠遠超過他本人的想象。

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即由帝制中國轉向未來中國的進程，當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基本安定，會是什麼樣的制度安排？會由什麼樣的文明體系呈現出來？如果任何一個文明體系與當今歐美的體系有本質區別，那一定是另外一套話語建構的。我覺得這確實是個挑戰。當然，自由主義思想體系對於建構未來世界來説，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資源。但全套的西方體系，或者替代性的全套的東方體系乃至西方體系極大部分的分支，都有着重大的缺陷。實際上我們面臨的真的是一個轉型，這不是由一個簡單理論重構，而是整個世界觀的轉型。這個任務不是一代人、兩代人就能完成的，甚至需要花費數代人的時間。我們正好處在建構的過程。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時間，讓中國社會保持一個自主選擇，那中國就有希望走向輝煌。如果不是自主選擇，是目前西方主導下的、指導下的、籠罩下的、西方意識形態主宰下的，那就不是在選擇。

今天大家都在説轉型，意思是前面有一個清楚的目標——實際上就是歐美。但是我個人認為我們選擇歐美作為中國轉型的目標是不是正確的？歐美現在面臨的問題恐怕比我們現在看到的要嚴重很多，由於高房價、高學費、高生活成本和驚人的貧富差距，歐美的年輕人很難結婚、很難生育，人口在不斷的減少。為了增加勞動力就必須從國外引入移民，由於移民的生育率高於歐美本地的歐裔白人，這就使得歐美在人口結構上出現了不可逆的騰籠換鳥式的變化，這種變化難道是中國的未來嗎？中國的未來需要像歐美一樣走向亡國滅種嗎？這個問題值得深思！歐洲的未來就是伊斯蘭化，美國的未來就是拉美化，中國的未來需要被伊斯蘭化和拉美化嗎？我認為歐美現在的這種各種狀況就是人類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怪胎，這絕不是中國轉型的方向。你都亡國滅種了都滅亡了，難道還要往這個方向轉型嗎？

我想我們必須突破亞當斯密的限制，立足於中國的現狀和全世界的現狀來解決人類發展和中國發展面臨的問題。本着實事求是的態度，不被亞當斯密的傳統理論所束縛，講真話、説真的理論才能夠解決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問題。要從現實出發總結出新的理論，而不要從幾百年前亞當斯密寫的那本書中出發，用一個完全無法解釋現實的理論，來偏執的改造現實，這是很危險的！東歐，俄羅斯，拉美，非洲，南亞的大部分國家都是按照主流西方經濟學的休克療法來制定改革策略的，但是他們基本上都失敗了。當出現這個情況的時候，主流的理論甚至用人種和文化來解釋——説拉美人和東歐人比較懶惰，比較懶散，不夠勤奮；非洲人和南亞人的文化不適合工業文明，這種説法簡直就是很荒唐的。如果我們所有的經濟發展和國家的命運都要用文化來解釋的話，這無疑説明我們經濟學理論已經出現嚴重問題了，甚至主流西方經濟學理論本身就是一個發育錯誤的怪胎，這一點我們必須要警覺。

中國高速的經濟增長，到今天為止一直被認為是低效率的——效率低，消費太少。這個判斷其實是錯誤的，中國的消費總規模、投資總規模，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幾乎是以相同的速度在增長的，增速快於投資和消費增長的是對外出口。因此中國事實上不存在投資擠佔消費的問題，至於出口增速快於消費、投資的增速，主要原因是中國從封閉經濟體，走向世界貿易中心，不可避免的出現出口快速增加的問題。我認為中國是一種高投資推動的高消費——大量投資形成了巨大的創造市場的效果，而這種創造市場的效果推動了國內消費的增加。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由於中國在交通、能源、通信三大基礎設施的投資，使得互聯網帶來的消費出現了井噴式的增加，網購、網上訂餐等基於互聯網的消費模式，刺激了消費的增加。再比如，由於大量創造市場的投資，為國內的私人資本和外商投資創造了大量的投資機會，導致我國成為全世界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最多的國家，加之國內大量私人資本的投資，使得我國投資率一直很高。這種高投資率其實是很健康的！這些投資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這些就業機會增加了居民的收入，這些收入的增加，促進了消費的增加。以上兩個原因使得中國出現了“高投資——高消費”的格局！

這種“高投資——高消費”的格局，使得中國經濟的運行效率不僅不低，反而很高！中國大概4塊的投資可以產出1塊的GDP，這個比率幾乎是全世界最優秀的。美國投資5塊錢才帶來1塊錢GDP，歐洲投資7塊錢才產生1塊錢的GDP，日本投資6.5元塊錢才產生1塊錢的GDP。中國的經濟效率為什麼比外國更高呢？主要原因就是中國利用國家的力量、地方政府的力量在進行着市場創造！這種大規模的市場創造活動，提高了中國經濟運行的效率。

另外一個導致中國經濟運行效率高於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原因是——中國經濟的平穩性遠高於美國、日本和歐洲。美國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出現了三次金融危機——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造成的金融危機，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2020年美股十天4次熔斷。這三次嚴重的金融危機造成大量的資本、財富灰飛煙滅，大量的企業倒閉，大量人員失業。雖然傳統的經濟學理論認為這種經濟波動本身是經濟市場出清，是經濟經歷一次挫折的洗禮，變得更健康、更有活力、效率更高。但是這種説法卻是一種幼稚的“書生之見”，他們看不到這種金融危機對經濟的深度傷害——大量原本可以用於投資的資本灰飛煙滅，大量可以被利用起來的經濟資源徹底消失，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時，日本的自殺森林裏面有兩萬人自殺，人死不能復生，資本被毀滅之後也不能復生！這些對經濟體系的深度傷害，使得很多熟練的工人長期失業，很多優秀的企業家精神崩潰，很多優秀的技術無法被商業化的推廣，很多人變得頹廢，很多資本瞬間蒸發，經濟運行的秩序被破壞，人們的企業家精神和創新熱情被破壞，嚴重破壞了經濟體系可供使用的經濟資源！雖然傳統的經濟學理論認為金融危機是市場出清、市場自我調整的健康表現，並反對政府積極干預去防止金融危機，並認為經歷金融危機存活下來的企業效率變高了，金融危機、經濟危機本身就是一種健康的優勝劣汰的行為，有助於經濟體系整體效率的提高。但是這種優勝劣汰的前提是大規模的資本被毀滅！資本被大量毀滅的嚴重後果是嚴重削弱了經濟體系創造市場的能力——創造市場的投資需要耗費大量的資本，而金融危機毀滅了大量資本，嚴重破壞了經濟體系創造市場的能力！創造市場需要進行大量的投資，而這些投資需要大量的資本，如果這些資本被毀滅，就會使得經濟體系創造市場的能力受到嚴重破壞！所以中國經濟運行的效率高於美國、高於日本、高於歐洲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避免了大量的金融危機，保證不發生大量資本被毀滅的情況，保證了經濟的元氣，保證了經濟體系有足夠多的資本來支撐持續的市場創造。

現在有很多觀點在質疑我國的經濟增長前景，從媒體、學術界、政策研究部門、社會熱心人士都認為我國經濟增長受到巨大的挑戰，甚至有停車、衰退、斷崖式下跌的風險。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在逐漸消失，勞動力成本逐步上升，依靠模仿和引進技術形成的後發優勢也逐漸減少。隨着中國的技術水平逐步提高，部分技術已經達到世界一流，幾乎失去了模仿國外技術、引進國外技術快速實現技術進步的後發優勢，只能被迫走向技術進步緩慢的原創性技術進步。而歐美國家也在逐漸加強對中國的技術封鎖、貿易圍堵甚至軍事威脅。因此，一直存在着一種擔心，認為中國經濟在未來會出大問題，會很不樂觀。這些擔心很多是不正確的，主要原因是這些擔憂並沒有理解中國經濟增長和歐美在歷史上實現崛起過程中，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來源——市場創造。中國的崛起主要原因絕對不是人口紅利，也絕對不是後發優勢，而是市場創造紅利！要説人口紅利和後發優勢，非洲的人口紅利、後發優勢，印度的人口紅利、後發優勢遠遠比中國要大很多，為什麼印度和非洲沒有崛起？歐美的崛起和中國的崛起本質上都是三大中心（軍備競賽中心、生產力中心、國際貿易中心）集聚後，產生的核反應！這個核反應的過程就是引爆工業革命的過程，也是創造市場的過程。因此，判斷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需要判斷中國是否會喪失創造市場的能力？我個人的判斷是中國創造市場的能力不會被削弱，第一，中國作為宏觀企業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未來還會繼續承擔市場創造者的角色，中國不會失去市場創造者。現在還看不出這種保證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制度基礎有任何要被廢除的跡象。第二，中國在未來仍然會是三大中心（軍備競賽中心、生產力中心、國際貿易中心），現在還看不出三大中心離開中國的任何跡象。雖然美國試圖打擊中國——通過貿易封堵的方式，逼迫中國的製造業產業轉移到印度和越南。但是現實的情況是印度不具備承接中國產業轉移的能力，而越南雖然具備承接中國產業轉移的能力，但是越南國土和人口太少了，還不至於對中國造成致命威脅。第三，國際社會上對中國不友好的力量——歐美國家，正在經歷史無前例的停滯和衰落，前景很悲觀。主要是歐美國家人口結構在發生不可逆轉的變化，歐美國家的戰略性力量可能被國內的人口問題拖住，無法集中力量打擊中國。

如果未來50年到100年我們年均增長率5%到10%，按照平均7.5%的經濟增長率計算，我國需要多少投資？按照4塊錢可以帶來1塊的GDP增長計算，也就是説我們要投資30%（7.5%*4）左右，即保證GDP的30%用於投資，實現這一點並不難。但是2020年中國的儲蓄率為45%左右，比實現7.5%經濟增長所需要的30%的投資率高15%。因此中國的問題是儲蓄過多，存在大量無法轉變為投資的儲蓄，也就是有大量資本處於閒置狀態。中國人儲蓄太多，如果沒有比較高的投資率和經濟增長率，這些儲蓄無法被利用起來。儲蓄率過高不是好事，意味着大量的經濟資源處於閒置的狀態。靠什麼來釋放多餘的儲蓄呢？就是要創造大量的投資機會，把這些閒置的儲蓄轉化為創造市場的投資。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建立“國家市場創造投資基金”，或者“國家市場創造投資公司”，通過這樣的超級基金和超級公司來吸收中國企業和中國個人的超額儲蓄，並同時面向全球投資者吸收投資，共同推動創造市場的投資。

這樣把國民多餘的儲蓄引導到全國性的創造市場的投資上去，只需要50到100年，中國的GDP可以超過全世界的60%，中國將會擁有全世界最強的工業能力和科技水平，中國將會成為世界文化中心和科技中心。中國民族的復興將會變成現實，屆時，中國將會實現“國富民富”的理想，完成百年來的夙願。

作為創造市場的核心主體，地方政府作為一種帶有明顯宏觀企業特徵的經濟主體，其投資激勵並不是我們想象中的純粹補貼，而是一種投資行為。一塊錢的補貼可以帶來幾塊錢的收益？用一個循環體系，通過增值税、所得税、房地產、商業繁榮的帶動，最終使用地方政府補貼企業的錢得以回籠——通過地方在未來的税收增加，土地出讓金的增加以及國有企業收入的增加來彌補前期的補貼。這種核算方式和我們傳統意義上理解的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包括風險投資）的方式，通過招商引資的方式給予很多企業補貼，截然不同。政府要考慮的是，通過一塊錢的補貼能夠創造多少GDP？能夠在未來創造多少税收？能夠為當地的國有企業增加多少收入？能夠增加多少政府的其他收入？這種過程本質上相當於是一種風險投資。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的地方政府是全世界最大的風險投資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