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這樣的台灣人才有的談，可惜了……_風聞

選自台灣民進黨創黨元老朱高正先生的雄文，值得細讀。此人思想站位夠“高”，立場觀點夠“正”，該稱老人一聲“先生”。

文中追溯了西方人權觀產生的歷史，分析了發展過程中的侷限，指出瞭如今遇到的瓶頸。

編按：前立法委員朱高正不幸於10月22日過世。這篇文章是他去年寫就，交給本報發表，如今已成為遺作。他的原題是「正視中國─從李君如〈如何讀懂中國〉談起」，對於台灣為何要重新認識中國有詳細的論證。此文堪稱他近年對兩岸政治觀察的代表作。

由原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先生所寫的《如何讀懂中國》，是罕見的坦率而全面深入探討外界對中國大陸誤解的一篇雄文。

冷戰思維 台灣人不懂中國

很多人對當今的中國大陸的評價，就是「一黨專政」。一言以蔽之，以一黨專政來批評中共獨裁、專制，也就成為外界對中共的刻板印象。但是中國大陸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來所取得的非凡成就震撼全球。1978年中國大陸的人均所得才78美元，而現在已經突破1萬美元，增長超過100倍。而在這40年裡頭，國家的經濟總量增長了40倍，也就由原來的3000億美元增長到12萬億美元；對外貿易總額也從200億美元增長到41000億美元，成長200倍以上。而從2009年汽車的銷售量成為全球第一，2010年發電總量全球第一，2011年工業產值全球第一，從2012年外貿總額也躍居全球第一。因此，中國大陸現在已經穩穩坐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寶座，在可預見的五到八年內，中國大陸即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我們回顧一下，從1978年年底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實施改革開放以來，使中國大陸從一窮二白到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就讓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如果是靠一黨專政，只靠共產黨的獨裁、專制，怎麼能夠取得這麼樣輝煌的成就？而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成就，顯然離不開中共現有政治體制的支撐。因此李君如這篇《如何讀懂中國》，從國家法學（Staatsrechslehre）的層面來看，是一篇值得細讀、精讀的佳作，也是對中共政治體制的有理、有節而有説服力的辯護。他本來是針對部分美國政界或人民，受到冷戰思維的影響，習慣性地把對蘇聯共產黨的理解，直接套在中國共產黨頭上。

其實，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一開始，就堅持走自主獨立的道路，不僅在國共合作方面堅持自主獨立，在跟共產國際以及蘇聯共產黨交涉的過程中也堅持自主獨立的原則，主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能在中國大陸打出一片江山。因此這篇宏文，對於中國大陸政治體制的理解有所破，也有所立。所破的，就是在破除外界的誤解、誤讀中國；所立的，是跟大家介紹新的政黨型態和新的無縫隙、沒有民主休眠期的「全過程民主」。對於外界所普遍認為選舉民主，還加上一個「協商民主」。在這篇有破、有立的雄文當中，替中國大陸政治體制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提供深具説服力的論證。

其實，不僅是美國人不懂中國而已，連台灣同胞也不太懂中國大陸。因為在冷戰思維的影響下，自1949年台灣在政治、軍事上依賴美國，在經濟、企業上依賴日本，這是由戰後的格局所定。因此不僅美國有部分人士對中國有很深的誤解，日本的右翼人士以及在台灣長期接受反共教育培養起來的台灣同胞，也都對大陸的政治體制有很深的成見、偏見、誤解與誤讀。筆者早年留學德國，除了專研康德哲學以外，國家法學也是筆者的研究重點之一，其中包括研習《波恩基本法》，即聯邦德國憲法，政黨法、選舉法以及國會議事規則，對於德國戰後的民主化有一定的瞭解，對德國憲政的理論和實踐也有相當程度的參與。

因此本文所涉及到的政黨制度、民主制度，剛好跟筆者所學都有密切的關係。再次，筆者當年所寫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康德的人權與公民權學説》，這篇博士論文後來被世界權威哲學雜誌《康德研究》譽為當代研究康德法權哲學四部必備著作之一。而筆者的博士論文，其實就是筆者日後在台灣從事民主改革運動的藍本和理論基礎。爾後親自主導打破國民黨的黨禁政策，創建了民主進步黨。後來由於堅決反對台獨，另行籌組中華社會民主黨，而中華社會民主黨的黨綱，卻也給1990年以後的中共發展，提供了借鑒的藍圖，包括「生態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以及「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與「重建中國文化主體意識」。

在這篇宏文裡頭，最後講到中國人的價值觀，其實就涉及到傳統文化在完成中國全方位現代化過程當中的重要角色。因此對於台灣同胞來講，要補修「中共黨史」的課程，由於長期浸淫在反共教育之中，養成很片面解讀中國與中國共產黨的習慣。今天我們要實事求是，如何為兩岸謀求和平統一，以及在振興中華民族的道路上兩岸如何偕手共進，這個問題非常值得大家深思。所以今天不僅希望美國人讀懂中國，台灣同胞更是有迫切的需要，瞭解在祖國大陸所發生的一切。

民主戰艦 朱高正不枉此生

雙十協議破局 引爆國共內戰

要了解中國大陸的政黨制度，就得先釐清現代政黨制度的起源。眾所周知，現代的政黨制度起源於16世紀末英國的光榮革命，當時由於地方的諸侯貴族大地主受不了絕對專制王權需索無度的徵税、徵兵，苦不堪言，因此團結起來向國王施壓，因此就形成了支持國王的託鋭黨和與國王對抗的惠格黨。託鋭黨就是後來保守黨的前身，而惠格黨後來更進一步與新興的資產階級結合，而成為自由黨的前身。就像法國大革命的理論家席耶斯在《什麼是第三等級？》裡面提到的，所謂第三等級是指新興的資產階級，也就是工商資本家。第一等級是指教會的僧侶階級，第二等級是指貴族、大地主階級，第三等級則是剛剛踏上歷史舞台的新興資產階級。

而工黨則要等到19世紀末社會主義勞工運動風起雲湧之後，才在進入20世紀時，由於選舉法的修改，英國才有工黨的出現。其實，工黨就代表第四等級。因此馬克思批評西方的政黨制度是資產階級民主制，這是符合現實的描述。因為有了英國的最早的託鋭跟惠格，以至到最後的保守黨跟自由黨，最後演變成今天的自由黨跟工黨，形成兩黨政治的格局。而法國則由於大革命而形成多黨派的形式，但基本上還是分成左翼和右翼。所以你如果要以現代政黨是兩黨制或多黨制，來理解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制度，因為歷史背景完全不同，中國所面臨的、所要解決的問題也不同。

我們姑且來看看，二戰以後德國人最自豪的就是他們的政黨制度，1976年他們制定了世界第一部的政黨法，把政黨予以法制化唯一的國家就是德國。德國的政黨政治跟它的民主憲政的實踐是互為表裡的。德國的民主政治實踐離不開政黨制度。但是我們來看看，德國人在政黨法裡面就規定政黨的主要責任是建構國民總意志（Volkswillensbildung），這個總意志（Volkswille）是最早由法國的思想家盧梭提出來的，也就代表被統治人民的「公共意志」，不是個別的意志，而是集體的意志。但是政黨（party）這個字的起源，在拉丁文叫（pars），就是部分的意思，而部分又要代表總體，這本身就有矛盾。中國大陸的政黨制度，事實上是透過政治協商，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互相監督，參政議政。用政治協商來彌補政黨不能成為國民總意志的缺憾。

在中國共產黨發展的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就是1946年的「雙十協定」裡頭要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在蔣、毛會談之後，決定要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它的原始構想就是由國民黨、共產黨各派出9位代表，各民主黨派9位，然後有代表性的無黨籍人士9位。後來因為青年黨堅持要佔5席，結果由共產黨提議總額增加2席，從36席變成38席，而共產黨主動讓出2席給青年黨，要求國民黨讓出1席給青年黨，大家就按照這樣來召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商討戰後如何和平建國。後來因為國民黨內部極右派的反對，雙十協議煙消雲散，造成國共內戰。

內戰之後，共產黨還是照常舉行政治協商會議，這時包括中國國民黨、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還有部分無黨籍代表，逃到台灣，沒能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建國大典。但是政治協商會議卻從此就一直保留下來，成為補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重要政策諮詢機構。參加政協的這些民主黨派包括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以及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這八個黨派。改革開放以後，再加上一個工商聯，來充實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性。因此中共的政黨制度離不開現代政黨制度的起源，但是它補強了資本資產階級政黨制度的缺失，堅持人民民主，所以就出現了這麼「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政黨制度，也就是一黨執政，多黨參政、議政的政治體制，這是一種新型態的政黨制度，這個跟一黨專政完全扯不上關係。

民進黨變色 走向台獨反中

西方國家的政黨制度，尤其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後陷入困境，而與政黨制度相表裡的代議民主政治體制則荒腔走板，從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脱歐公投、西班牙嘉泰隆尼亞的獨立公投，以至義大利五星運動黨紛紛出現。連德國「兩大一小」的政黨格局，也在2017年9月的國會選舉徹底破滅，變成「兩不大、四不小」的政黨格局。事實上，在二戰以後制定聯邦憲法時，德國花了很多的精力，試圖在憲政設計上，制止納粹出現前那種小黨林立的政黨亂象，現在又浮現出來了。而今德國的極右派政黨聲勢如日中天，看樣子默克爾也無能為力，尤其在德東地區極右翼政黨已經成為第一大黨，不是基民黨或社民黨所能抗衡。因此由於西方國家的政黨體制淪入政黨之間的惡鬥，就像台灣一樣，也是流入藍、綠之間的惡鬥，因此政府變得沒辦法做中、長期的政策規畫，淪於短視近利，提出的政見很難實現，政見後來成為忽悠選民的口號而已。

政黨本來就是為了建構國民總意志，因此今天中國共產黨為了要實現建構國民總意志，它就必須要從嚴治黨，由上而下以開明專制來推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法治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制度強調，政黨間不是鬥爭而是合作，就像毛澤東和鄧小平對政協所提出來的十六字要求：「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所謂長期共存，不是你死我活；互相監督，不是搞臭對方；肝膽相照，不是爾虞我詐；榮辱與共，不是我榮你枯。也就是大家共榮共存的這種政治協商會議，就成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內涵，也是補充少數服從多數的缺憾。讓少數意見也能夠在政治協商會議裡面充分體現出來，而在國家政策施行當中，能夠真正體現出國民總意志。

反觀台灣，一般民眾對目前的非藍即綠的政黨對抗深惡痛絕。其實這個「黨」字拆開來就是「尚黑」為黨，尚黑就是最黑的就是黨。台灣的黨，不要説為國家、為人民謀福利，其實都是在藉著黨來追逐個人的利益。把追逐個人利益，凌駕在國家、人民之上，這是我們不得不正視的。為什麼共產黨聲勢一天比一天高，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都在85%以上，而在台灣大家對政黨的滿意度都在40%以下。兩岸的政黨制度，台灣只知道汲取西方政治制度的糟粕，沒有進行任何必要的改革；而中共的政黨制度則吸收西方政黨制度的精華，而且還補強其不足，這是我們今天應該要清醒認識到的。

本文一開始就以中、蘇共對待末代皇帝與沙皇的大不同，説明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基本上的分歧。大家都知道沙皇全家遭到很殘酷的肉體消滅，而中共對於末代皇帝，只要求他們不再搞破壞的活動，就把他們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這叫做「革命的人道主義」。從這一點上講，中國共產黨跟蘇聯共產黨，就有很大的不同。其實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都是誕生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只不過中國國民黨要追溯到1894年甲午戰爭，孫中山創建興中會；而共產黨則要在一次大戰以後，由於巴黎和會中國遭到不公平對待而引起五四愛國運動，中國共產黨其實就是五四愛國運動的產物。

不論是中國國民黨還是中國共產黨，都擔負著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重責大任，但因為兩者所選擇的道路不同，而造成後來的國共內戰，以至於中國國民黨撤守台灣，而中國共產黨則在1949年成為大陸新政權的主人翁。至於民主進步黨，則是誕生在寶島台灣，它也背負著清朝割讓台灣給日本後的抗日民族運動，然後國民黨撤守台灣後，實施白色恐怖，也就從這種黨外民主運動當中慢慢成長起來。經歷1979年美麗島事件之後，由於積極參與中央和地方選舉，終於在1986年組成民主進步黨。其實民進黨是一個地方性的政黨，它是以反對國民黨一黨專制獨裁而起家的。但很不幸，後來民進黨漸漸走向台獨、反中的道路，也為兩岸的和平統一抹上一層陰影。

國民黨分裂 共產黨改造

其實從宏觀的格局來看，國民黨一直不斷的分裂，民進黨則從反對黨走向執政黨，從民主化的訴求變成台獨的訴求，全都走偏了。反觀中國共產黨，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全面撥亂反正，標榜以「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共產黨的初心使命。看來這三個黨雖然都是歷史的產物，由於走向不同的道路，也可以看得出他們的未來。國民黨在台灣民主化之後，歷經主流、非主流鬥爭，非主流鬥爭失敗，造成新國民黨連線出走，成為新黨；李登輝與宋楚瑜翻臉，造成國民黨第二次的出走，宋楚瑜另組親民黨。以至於今天由於反中已經在台灣成為一股重要的潮流，媒體對大陸的報導，正面的報導雖然也有，但是隻報一次，負面新聞的報導則是鋪天蓋地，一再反覆地播放，這就造成了一曝十寒的效果。讓台灣同胞對大陸的印象，無視於改革開放以後所取得的成就，仍停留在落伍、破舊的形象。

其實中國共產黨明年就滿一百年，它還是充滿朝氣活力，這在世界政黨當中實在罕見。而且在1949年取得政權之後，經過70多年把中國從一窮二白的窘境，建設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更是傲視全球。這都應該要歸功於共產黨堅持實事求是、羣眾路線與獨立自主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在柏林圍牆倒塌之後，包括蘇聯、東歐共產國家應聲倒地，而中國共產黨夥同朝鮮、越南，這三個共產政權沒有垮台，這當然裡面涉及到越南、朝鮮跟中國一樣都深受儒家文明的影響。所以如果要拿對蘇聯共產黨的理解來認識中國共產黨，根本風馬牛不相及，產生誤解那是必然的。要了解中國共產黨，你就要了解中共的政治體制，也就是中國的政黨制度、民主制度和人權思想。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被西方國家批評最多的，就是因為一黨專政所引起的關於民主、人權不受到尊重與保障。從歐盟的組織就可以看出，歐、美國家對市場經濟體制的看法。要申請加入歐盟有三個條件，首先是要尊重、保障基本人權，其次是要實施代議民主政治，第三個則是要實施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一般來講，認為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就是建立在代議民主體制和基本人權的尊重上面。然而過去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大陸在經濟發展上取得的輝煌成就，剛好跟他們所設想的背道而馳。如果中國對基本人權的尊重和保障不夠，是因為中國沒有實施代議民主政治，照理來講，經濟發展應該沒辦法取得成功。這裡面就涉及到，到底是什麼樣的民主的問題。我們前面已經講過，近代的政黨和民主制度都跟新興資產階級的崛起分不開，而代議民主政治體制就帶有濃厚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印記。社會主義勞工運動的崛起，就是針對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反動，要求人民民主專政。

現在我們探討的是，什麼樣的民主？西方一般都把競爭性選舉當成是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內容。所謂競爭性的選舉，包括政黨之間的競爭以及在公開選舉當中候選人之間的競爭。但我們發現這些競爭到最後都淪於意氣之爭，互挖瘡疤，連十八代祖宗全部都挖出來。這種揭人隱私的風氣，對整個政治氛圍造成很不利的影響。講到選舉又離不開政黨，這個政黨除了建構國民總意志的責任外，也負責提名、推薦各種公職候選人的人選。現在台灣黑道從政漂白，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地方民意代表60%以上都有黑道的背景，這就知道台灣的民主政治跟政黨體制已經出現了很嚴重的問題。為了改革民主的選舉體制，德國在戰後推出了兩票制，一票投給個人，一票投給政黨，這個兩票制現今已經廣為歐盟國家採行，而日本和台埆也部分採用了德國的兩票制。但是不管怎麼説，這個都還停留在所謂競爭性選舉，贏者全拿的局面。

所以大陸就透過政治協商讓無黨派但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能夠發揮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作用。也就是説在中國大陸除了選舉民主以外，還加上一個協商民主，這就是「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選舉民主指的是國家和地方領導人必須在人民代表大會中，由人民代表民主選舉產生。而人民代表則必須由選民經由直接選舉或間接選舉的方式產生；協商民主指的是執政黨政府對基層民眾自治組織，在做決策前必須經過一定的程序進行民主協商，充分聽取人民羣眾的意見。也就是説，不是隻有選舉期間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在投票之後也不會進入「民主休眠期」。在選民投票後，還要透過各個不同的協商民主制度，讓選民來參與決策，這是新創的「全過程民主」。

解決實質人權 強化經濟建設

事實上，代議民主政治體制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後，由於排外、反移民的極右風潮，再加上互連網時代對貧富差距拉大不滿的極左風潮，兩股力量匯整在民粹主義的旗幟下，代議民主政治就顯得蒼白無力。這從現在歐美所謂的先進國家所碰到的困境，可以充分證明這一點。而台灣同胞對目前台灣的民主制度也只能搖頭，莫可奈何，看不到任何改進的苗頭。至於人權的問題，其實我們先要分清楚，形式人權和實質人權的差別，所謂形式人權就是指傳統資本主義民主制的人權清單，比如：言論自由、講學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種種的自由權，這是形式的人權，這代表新興資產階級在向封建貴族階級奪權過程中的主要訴求。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是實質人權，也就是生存權、發展權。在貧窮落後的國家，如何讓老百姓吃飽穿暖，毋寧是更重要的問題。這種實質人權尤其在中國這100多年來一窮二白的境地，今天能夠讓大家脱貧，這是歷史的進步。再者因為中國百年來的積弱，而使得沒有國家主權的保護，就沒有各類人權的保障，因此集體人權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國家主權常常會超過對個人人權的保障之上，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中國的人權問題，是先從爭取國家主權獨立自主，然後才能慢慢落實的。

在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在這裡面確立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實現了中國人權的大解放，因而制定了符合時代要求的婚姻法、工會法、土地改革法、勞動保險條例等等，從制度上保證了人權的實現。而改革開放以後，整個國家發展的重心從「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這裡面，人權就得到更多的尊重和保障，也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來實現和保障人權，這就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的人權大解放。

還記得冷戰期間，要進入東德有一本禁書是不能帶的，那就是《聯邦德國公民的權利與義務》。而在上個世紀末，筆者親眼看到中共為了推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拼命印書，而且還鼓勵民可以告官，這又是一種開明專制由上而下的體現。大陸雖然常常發生一些人權問題，但基本上在不斷改進、完善之中。至於台灣的人權問題，從民進黨全面執政以後，藉著轉型正義的美名，對國民黨進行清算鬥爭，簡直是進入另外一種台式的文化大革命。為了去中獨台，無所不用其極。現在甚至連主張和平統一的權利，都受到《反滲透法》起訴的威脅。也就是台灣執政當局，對反台獨的不寬容，已經成為普遍的政治正確的標準，這是對人權最大的傷害。

當年筆者以無比的勇氣打破國民黨的黨禁政策，創建華人地區的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它的初衷是要打破國民黨一黨專政，希望能夠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解除戒嚴令，恢復人民在現代正常國家所應該享有的基本人權，實施民主憲政。但事與願違，在民進黨成立之後，由於本土意識被操弄，成為獨台、反中，以至於民主化走上歧途。實質上，就變成新進掌權的民進黨濫用國家權力，清算過去的執政黨，其實兩者都是一丘之貉，這對於族羣的和諧、國家社會的進步，非但沒有幫助，而且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這也就是現在台灣一般民眾，對於現有的政黨體制和代議民主體制的不滿，至於各式各樣的新興政治黨派此起彼落，也代表著對現有政局的擔憂。

西方人講主義 中國人講仁道

反觀大陸採用協商民主來補充選舉民主，雖然沒有像一般西方國家那麼激烈的國會政策辯論，但是共產黨卻能夠發揮「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精神，穩步推進國家各方面的建設，尤其擅長做中、長期的規畫，使中國現在已經穩穩坐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寶座，可預見的三、五年內即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大陸與台灣的反差不可謂不大，這都是值得我們細加深思的，而不是以共產黨「一黨專政」四個字就可以輕易解釋。我們分析政治，就要實事求是，要以人民為中心，對人民有益就採用，對人民不利就不採用。

最後本文強調美國人不懂中國的關鍵，就是不瞭解中國人的價值觀，在本文裡頭提出了「和」與「天下一家」的理念，已經觸碰到中國價值觀的核心。筆者過去四、五十年來，一直在反覆思索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人類歷史上存在過的26個文明，就唯獨中華文明能夠死而復生，為何唯獨中華文明可以不斷的擴大、不斷的創新。經由中西文化的比較，我將中華傳統文化歸結成三個要素，那就是「仁」、「中」、「家」。只有充分認識到「仁」、「中」、「家」是中西文化在價值觀的基本差異，才能如實地讀懂中國。

首先來談「仁」，中國跟西方最大不同，近代西方是以個人主義為中心而發展起來的，因為強調個性的解放，結果就造成強者壓迫弱者的結果，以至造成19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勃興。中國向來不講個人主義，這個「仁」強調「二人為仁」，兩個人才叫做仁。在中國傳統文化裡面，為學的目的就是要學怎麼做人。怎麼做人就是怎麼樣處理好最重要的五種人際關係，那就是孟子所説的，要「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只要把這五種最重要的人際關係，也就是五倫，處理好，那就可以處理好所有的人與人的關係。所以就像本文提到的中國人一開始就側重在集體主義，他並不是忽略個性的集體主義，而是以「家」為共同的關照點，以家為核心往外推，就「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要由親己之親到親己之不親，由親及疏，由近及遠，到最後以天下為一家，這是「仁」在家中的應用。

其次講這個「中」，中國人跟西方人最大的不同，就中國人不講「主義」。西方人常常講什麼「主義」（isms）。所謂「主義」那就是有所偏，才叫主義。中國人講的是中庸之道，反對偏頗。中國人講的中，接近於這個「義」，所謂「義者，宜也」。義就是適當，人世間千變萬化，不能依照一定的法則來處理，一定要適當地考量方方面面，來妥當處理。所以講這個中就是無所偏倚，不要太過也不要不及。中自然包括了和，包括了寬容。也正因為如此，中國從來都沒有宗教迫害的問題。沒有政治迫害宗教的悲劇，正因為這樣，中華民族才能夠不斷的擴大，周邊的民族才不斷地認同，加入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

走過屈辱歷史 中國人站起來

最後談到這個「家」，中國這個家的觀念，也跟儒家思想分不開，誠如孟子所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之所以把天下讓給舜，就是舜在孝、悌兩方面做到極致，因此也就成為孔子所最為推崇的聖王。這個家在中國可以取代西方上帝的作用。在西方處理德、福問題上，最徹底的莫過於康德哲學。康德在他的《實踐理性批判》裡頭，認為「德」與「福」理性上必然要求要相結合，也就是説好人應該得到好報，惡人應該得到惡報。但在現實生活上，好人往往就得不到好報，惡人也沒得到惡報。因此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裡面被否認的上帝存在與靈魂不朽，在《實踐理性批判》讓它復活了。因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每個人從生下來，你做過什麼？講過什麼？想過什麼？他通通有記錄。你一輩子的言行想法總結之後，還有剩下，善大於惡，就讓你上天堂；如果有虧損，就讓你下地獄。報應還是報應在自己身上，這就是個人主義的顯現。

而在中國就不同了，看到好人沒得到好報，惡人沒得到惡報，大家就會説，是因為他祖宗留下的庇蔭，他還沒用完，或者説他前世留下來的罪愆還沒贖完，所以才會有好人沒有好報，惡人沒有惡報。換句話説，一個人的禍福不是取決於他個人而已，還取決於他的父祖輩和兒孫輩。所以每個人在世的時候，都要多行善事，為子孫在命運銀行裡面多留點存款。中國人就是以這樣的集體主義活在家中，所以中國人的家庭觀念要遠比西方人強得太多。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家屬稱謂是最齊全的，就像愛斯基摩人可以分辨出二十種以上不同的雪，所以他才能夠在極地生活。而中國人就在人文上能夠分辨出各種的親屬關係，這也從旁幫助中國在人類發展文明史上能有所創新，有所貢獻。

誠然，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走過屈辱的170年現代史，國內動盪不安，外患不曾中斷。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才讓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厲行改革開放，才讓中國人民富起來；十八大以後，在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中國人民就要強起來了！這中間雖然也走過彎路、歧路，甚至錯路，但畢竟都糾正過來啦，而且是在中共的政治體制內自糾錯誤。如今在中共領導之下，中國的發展已經走上快車道，中國即將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這是任何勢力也阻擋不了的！中華民族贏得全面復興是幾代仁人志士的期盼，如今即將成為現實，這不能不歸功於中國共產黨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作者為前立法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