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前，中央多次電催葉挺北渡，為啥到最後也未能成行_風聞

(掌握的資料有限，根據現有資料的分析也未必準確，一家之言，算是拋磚引玉吧。）

（一）

根據本人能找到的皖南事變前中央與新四軍來往的有關文電，可知中央曾有多次要求葉挺儘快單獨渡江北上的內容。

最先是1940年11月1日酉時，中央給項英發電，電文開頭第一句便是：

“儉電悉。（一）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員必須過江北指揮江北大部隊。”

從電報的口氣看，這應該不是首次提出要葉挺北渡，而更像是反覆討論後的決斷，只是我不知道在這之前中央與項英在葉挺北渡的問題上有過怎樣的商討。儉電，即10月28日電，但該電內容只是項英強調各種困難表達不想北移，並未涉及葉挺北渡問題。

中央這封電報後，也沒能找到皖南有關回電，不知當時項英是如何答覆的。直到21天以後的11月22日，有以葉、項名義致中央電，電文中最後有一句：

“希夷準備前面交通通後，即可率一批人員經蘇南到蘇北。”

中央接電後，於24日回電，斬釘截鐵給了三點指示，全文：

“（一）你們必須準備於十二月底全部開動完畢。

“（二）希夷率一部分須立即出發。

“（三）一切問題須於二十天內處理完畢。”

27日，又有以葉、項名義給中央的電報請示，在請示了若干關於北移的具體問題後，最後説道：

“希夷與項英是否同行或分途北進（何人走先頭），請從速連同以上意見一併電示為盼。”

不知這是項英個人的意思，還是葉、項二人的意思，因為很多用葉、項二人名義拍發的電報，實際上葉挺未必知道。

中央接電後，於29日丑時回覆：

“頭幾批可派得力幹部率領，希夷可隨中間幾批渡江，項英行動中央另有電示。”

這之後關於希夷的北渡問題又沒了下文（我沒找到下文）。

12月18日，曹甸戰役接近尾聲，皖南形勢陡然變得異常嚴峻，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發電給皖南葉、項，全文很短：

“（甲）重慶形勢嚴重，項、曾二人暫勿離開部隊。

“（乙）希夷及一部人員北上，望速作部署。

“（丙）秘密文件必須燒燬，嚴防襲擊。”

兩天以後，20日，毛、朱、王專門就葉挺渡江事發電，電報全文：

“希夷渡江以速為好，不應徵蔣同意，如蔣反對，便不好過江了。江邊須有周密佈置，速與胡服、雲逸聯繫在對岸作準備。”

與此同時，毛、朱、王又發電指示劉少奇、陳毅，全電共三點，其中第一點就是：

“甲、據葉、項電，葉軍長及幹部一部分準備渡江，你處需在江邊作周密佈置。”

之後，又找不到下文了。

十多天後，皖南事變發生，葉挺最終也沒能北渡。

（二）

中央為什麼三番五次要求葉挺儘快北渡？11月1日電中所講的要葉挺“過江北指揮江北大部隊”，是否中央的真實意圖？

我認為這是中央的真實意圖。為什麼呢？因為華中無大將，急需葉挺來充當這個角色。

早在1939年4月21日，中央便曾指示：

“新四軍在江北指揮部應成為華中我武裝力量之領導中心，除指揮我原有武裝外，更有建立及發展新的隊伍之任務。因此，僅雲逸同志還不夠，應有大將主持。我們提議，或者項英同志來華中……或者調陳毅同志來華中主持指揮部。”

這段話已經説得十分明白，即華中急需有重量級領導坐鎮，張雲逸難當此任。當時，中央首先考慮的是項英，其次是陳毅，並沒有考慮葉挺。但項英對中央提出的“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方針，持不同意見，拒絕執行，這才有了劉少奇來華中全面負責。

劉少奇對中央的方針是積極擁護，切實執行的。其到中原局後，很快便確定了以蘇北為主要突擊方向的戰略指導意見，得到了毛澤東的全力支持。1940年1月，中央並確定長江以北、隴海路以南的部隊，全部由中原局劉少奇指揮。

這樣一來，劉少奇在華中就是集黨政軍三頭為一身了，這使其頗有力不從心之感。黨的建設、政權建設，對於他來説不陌生，但帶兵打仗，對於從沒有過任何行伍經歷的劉少奇來説，就不是那麼好勝任的了。1940年6月22日，在其致毛、王、朱、彭電中便説道：

“我個人在軍事上多少還是外行，且有黨政方面的工作，在軍事上是不能負責的，因此請中央迅速考慮這個問題。派人到華中來負軍事責任。”

劉的建議，是要延安從朱德、彭德懷、王稼祥或三個師長中選派一人來主持華中軍事，或要陳毅來負責。不知中央如何答覆的，但知結果是誰都沒能來。後來，他想到了葉挺。

1940年10月9日，劉少奇在致葉、項並報毛、朱、王電中，曾有如下要求：

“指揮部在皖南既不可能，建議從速北移……指揮部暫時不能北移，希夷同志及若干人員是否可以首先北來？如何處理望告，二、四支隊及遊縱如何策應亦望指示。”

這是首次要求葉挺單獨北渡，比中央任何一次都更早。

説到這便有了這樣一個猜測，即中央一次又一次電催葉挺渡江到江北指揮大部隊，是不是就是基於劉少奇的要求呢？

我看是有可能的。

劉少奇最初沒有考慮由葉挺來負責華中軍事，應該不是從軍事能力上的考慮，而極有可能是政治上的考慮，是從葉挺可不可以信任這個角度上的考慮。而這個考慮又分兩層，一層是葉挺跟中國共產黨是不是一條心的問題，一層是跟“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方針是不是一條心的問題。劉把蘇北作為突擊的主要方向，強烈要求皖南部隊北移，項英則大唱反調，強調皖南特殊，拒絕發展蘇北，二人筆墨官司針鋒相對，幾近白熱化。而項英發電錶述自己的主張，又往往使用葉、項聯名，那麼這是否真的也是葉挺的本意，就需要有一個時間才能搞清楚。

到後來得知，這不是葉挺的意思，不僅不是，而且恰恰相反，葉挺同樣對於發展蘇北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其早在江北之行後不久，在重慶，就給中央打過報告，力陳新四軍發展江北津浦路東之必要。在這個劉少奇與項英尖鋭對立的問題上，葉挺與項英站成了一百八十度，而與劉少奇不謀而合。

當終於得知葉的這個態度後，劉會是怎樣的一個欣喜，就可想而知了。

劉既感自己在帶兵打仗上的生疏，向延安要軍界大佬又要不來，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老資格的職業軍人、又在向蘇北發展的問題上與自己的方針完全一致的葉挺，自然就是最好的人選。至於葉不是黨員，這個對於劉來説不重要。不是黨員，不能參加中原局領導班子沒什麼，劉急需的是能帶兵打仗的，在黨政建設這方面，他既不缺經驗也不缺人。

11月10日，劉少奇致電中央：

“為統一華中軍事指揮起見，提議由中央任命陳毅同志為八路軍新四軍華中各部之總指揮，並加入中原局為委員。如葉希夷同志到華中，即由葉任總指揮，陳毅副之。”

中央很快回電：

“一、同意在葉挺過江後，以葉挺為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陳毅為副總指揮……以胡服為政委，葉、陳、胡統一指揮所有隴海路以南之新四軍八路軍。

“二、對外交涉，以新四軍葉、項名義。

“三、項英同志，在皖南部隊移動事宜就緒，經重慶來延安參加七大。”

12月31日，中央向有關單位就中原軍事體系問題發出指示：

“軍事指揮在總指揮葉挺未到江北以前，統一於副總指揮陳毅政委劉少奇的指揮之下，葉挺到江北後，統一於葉挺陳毅劉少奇的指揮之下，各部須完全服從他們的命令，不得違誤。”

基於以上分析，所以我認為中央急催葉挺到江北指揮大部隊，就是其真實意圖，而這個意圖，與劉少奇有很大的關係。

在皖南形勢變得異常嚴峻時，延安催促葉挺離開軍部北渡與劉少奇會合，也有出於愛護的考慮，戰爭狀態下，畢竟一將難求。

除了急需葉挺過江負責華中軍事和對葉的愛護，是不是中央也有不放心葉挺在皖南的考慮呢？

以下就是瞎猜了——

1940年11月1日毛給葉、項電中，有這麼一句：

“可求希夷先生去蘇北一行。”

毛電這麼客氣，不是一件令人欣慰之事，説明直到這個時候，毛還沒有完全把葉看作自己人。對比1946年3月7日他親自審核接受葉入黨的回電，在“葉挺將軍”和“葉挺同志”的稱呼上斟酌再三，反覆修改，最終以“親愛的葉挺同志”落筆的情況看，作為舊學功底十分深厚的毛來説，在對什麼人用什麼稱呼的問題上是十分講究的。

葉挺有脱黨的歷史，有參與第三黨活動的歷史，葉的穿衣舉止等生活作風異於其他中共軍人，出於代表新四軍聯絡以爭取補充的目的，葉與國民黨軍高級將領陳誠、張發奎、餘漢謀、顧祝同、上官雲相等都有比較密切的交往，蔣介石也始終沒有放棄對葉挺的引誘和拉攏，在這樣的情況下，長期獨處皖南國軍包圍圈，遠離中共大本營的葉挺，要讓延安方面對之徹底放心，也難。

所以，急催葉挺渡江北上，也許還有使葉免遭國民黨拉攏的考慮。不知對不對。

（三）

在中央三番五次急催的情況下，葉挺為什麼最終也未能北渡呢？

這一方面可能是項英的原因，是項英不要葉挺離開皖南去江北，甚至他根本就不把延安要葉北渡的電報全部給葉知道。根據項、袁經常不通知葉、饒到會而議決軍中大事的老毛病看，這樣的事兒項英完全做得出來。

那麼，既然排擠葉挺，為什麼又不讓葉離開皖南呢？這可能有多種原因，有些原因也不好揣摩，但有一個原因顯而易見，即項英想要葉挺充當他的聯絡官，專門負責與國民黨軍的聯絡工作。由於葉挺在軍部受到排斥、架空，很多時候無事可做，他也的確更多地扮演了聯絡官的角色。

另一方面可能也有葉挺個人的原因，是他本人也不想急於北渡。

葉不急於北渡，應該基於兩點考慮，其中之一是他還想向三戰區為新四軍多爭取些械彈、給養和開拔費，所以才遲遲沒過江。而這，也正是項英所樂意的。

在這方面，葉挺有別的人難以替代的條件。首先，葉挺不是中共黨員，這便為他與國軍將領打交道提供了方便。其次，葉挺出身保定軍校，利用國軍中保定學系的關係，能發揮出項英、袁國平等人發揮不了的作用。保定生在中共將領中不多，但在國軍將領中特別多，皖南所屬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副司令長官兼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都是葉挺保定軍校的同學，而且三人還是同期，即都是保定六期。保定系是建有同學會的，是有互為奧援的規則與傳統的，利用這層關係，至少在面子上，顧祝同、上官雲相是要給的。

10月28日，葉挺從上官雲相處回來後，以葉、項名義向中央報告與上官私聊情況時有這樣的描述：

“對皖南局勢，上官談，蔣責顧電到戰區後，顧對進攻我遲疑不決：一因無完全把握消滅我軍。二則估計如皖南動手，則我對蘇北必徹底消滅韓。上官也從中表示，即把皖南新四軍殺光，亦不能解決整個國共問題狀況，未必因此顧仍無所顧忌，還是想以和平方式求得解決皖南問題，緩和蘇北問題，但戰區中黃埔系少壯派則頗有主張即打者。”

這樣的內容，也只能是葉挺與上官能聊得出來，項英或是袁國平肯定是套不出來的。

其中之二是葉挺認為，1940年下半年後皖南軍部的形勢危如累卵，作為一軍之長，他不該在這個時候離開危地去履新，就像軍艦的艦長在軍艦遭受重創時不能自己先離艦一樣。

這符合他的個人操守。在皖南事變最後關頭給延安毛、朱、王的電報中，葉表示：

“此次失敗，挺應負全責，實因處事失彼，指揮失當所致……今日事已至此，只好拚一死以贖其過。”

沒有推責，而是把責任全部攬了下來，這和項英在遇到危難時丟下部隊開溜的做法形成強烈對比。正如周恩來評價皖南事變中的葉挺時所説：“比某些共產黨員表現還堅定。”周説的這“某些共產黨員”，顯然指的就是項、袁、週三人。

不僅對上級黨中央是如此，對下屬的新四軍指戰員也是如此。在突圍的最後一戰中，葉挺與新三團一營副營長張玉輝有幾句對話，其中葉説：“我對不起那些犧牲的同志們！”也表現了他勇於擔責的丈夫氣慨。

當最後突圍又告失敗，兵臨絕境時，在黨的負責人饒漱石的提議並代表黨的指示下，葉挺抱有去無還的決心下山赴敵營談判，像極了兵敗大渡河畔的石達開，同樣顯示了其負責到底的悲壯情懷。

至於他在五年牢獄之中的表現，眾所周知，就不用我説了。

反正甭管什麼原因吧，總之葉挺沒能按中央電令在事變前渡江北上。如果這是出自葉挺個人的原因，那麼無論基於怎樣的目的，我認為這麼做都是不妥的。

從哪個角度説，葉挺沒能在事變前北渡，都太可惜！

(較真軍史，打假正訛。敬請關注本人公眾號“牛戈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