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的新朋友，為何成了西方媒體口中“有用的白痴”？_風聞

　　一個在自己國家擁有十餘套房產，事業有成吃喝不愁的外國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毫無利己的動機，把報道一個真實中國的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麼精神？

　　我們已經知道答案：“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

　　而烏鴉今天要談的這個外國人，甚至還不是一名共產黨員。而他跟當年的白求恩大夫一樣，在中國，在自己的崗位上走完了自己人生的最後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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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報道中國，因為它可能是21世紀最引人入勝的故事。”

　　安德魯·穆迪本不是一名共產主義者或國際主義者，甚至正相反，當年在英國他是一個保守黨人。

　　所以最初讓他來到中國的驅動力，並非喜歡中國或者同情共產主義事業之類，而更多隻是單純的“好奇”。

　　其實，僅僅是這一點好奇，已然難能可貴。因為他不滿足於西方對中國的描述，而是要親身來中國觀察，對於已在英國報業擁有二十多年的經驗，在記者圈內享有一定聲譽的穆迪來説，本不必這樣“冒險”。

　　安德魯穆迪

　　他對這個遙遠的東方大國的好奇，從年輕時候就已種下。15歲那年，當穆迪收聽到中國總理周恩來逝世的新聞後，內心產生了一種不可名狀的震撼；十年後，報紙上關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新聞，又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1997年，穆迪首次來到中國，以特約記者身份報道了香港迴歸，後又走訪深圳、廣州。

　　親眼看到日新月異的中國發展，除了驚歎，好奇心驅更促使穆迪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能讓這片土地煥發出如此生機？

　　那時作為保守人士的穆迪，並沒有因政治立場的不同而妨礙他尋找答案。而要找到這個答案，他認為必須要在中國的土地上，而不是在萬里之外的英國老家。

　　於是2008年，安德魯·穆迪再次來華。

　　這一年夏天，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開幕式的漫天璀璨煙火昭告五洲四洋：中國，開始擁抱全世界。北京奧運會是中華民族自信、中國國際影響力達到新高度的里程碑，同時是親眼見證這一切的穆迪記者生涯的轉折點。

　　彼時穆迪心中仍對“共產黨的地盤”充滿質疑。工作機會讓他接觸到與外界宣傳大相徑庭的、在中國大地發生的事實。當他認識到這一切，穆迪那搖擺不停的心在剎那安定了：

　　“我正做下的決定可能會對我的一生產生重大影響。”

　　就在這一刻，他決定留下來，探訪中國大地上發生的事實。這一年，他在北京開始擔任中國日報社英文會刊特約編輯。

　　瞭解、認識現代中國的渴望開啓了穆迪在華的工作生涯。他於2009年正式加入《中國日報》，慢慢結識一批對中國同樣抱有相當興趣的學者、專家。例如日後寫下《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的英國學者馬丁·雅克和《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的彼****得·弗蘭科潘。

　　據馬丁·雅克回憶，隨着時間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穆迪對中國的認識逐漸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而從起初對中國政策產生疑惑，到馬丁·雅克評價他所稱的“中國故事講述者”，讓穆迪的看法發生根本性扭轉的是中國偉大的扶貧成就。

　　在他撰寫的文章《解決貧困問題使世界變得更美好》中，他引用了自己採訪南非已故總統曼德拉的前經濟顧問戈爾丁得到的説法：

　　伊恩·戈爾丁

　　“中國在40多年裏使8.5億人擺脱貧困所取得的成就在西方並不被廣泛承認。當你觀察全球貧困統計數據時，全球進步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國推動的。要不是中國，我們離實現聯合國所有目標的差距還很遠。”

　　而在這篇報道中，穆迪不僅説明中國在全球扶貧上所發揮的突出作用，更深層地指出中國扶貧行動給非洲帶來的參考價值。

　　“非洲人在中國看到的是一個多層面的減貧戰略，重點是工業化、城市化、農村發展以及優先重視兒童發展和教育。中國不僅向非洲，而且向其他發展中國家表明，這一旅程是可能的。”

　　不止如此，穆迪作為中國時報資深外籍記者，其視角早落在新時代中國的方方面面：科學技術創新、中美貿易爭端、一帶一路倡議、抗擊新冠疫情之戰……

　　穆迪的報道

　　一個英國保守黨人，轉而傾力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事業，逐漸成為**“不是共產黨員的共產黨人”**，安德魯·穆迪的選擇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這不僅需要見識，也需要勇氣。

　　穆迪相信包括自己祖國英國在內的西方人民，並不都是説不通道理的，讓他們瞭解更多的真相，就可能一步步解開西方對中國的誤解，於是他積極在國際輿論上為中國發聲。對於外界對中國進行的詆譭與攻擊，穆迪更是堅守事實，義憤填膺地予以回擊。

　　去年夏天，時任美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就美國對華政策作出荒唐總結，直接被美國多家媒體描述為“新冷戰檄文”。這個匹諾曹都説了些啥？他將今天的世界定義為“自由世界與暴政之間的戰爭”，全方位否定中國對內對外政策。甚至放言道：

　　“尼克松總統近50年前開啓的對華接觸政策已經失敗。”

　　穆迪正面剛這位超級大國第四號人物，他寫道：“他（蓬佩奧）試圖把中國共產黨同中國人民割裂開來，這是完全不可能的。”

　　為中國仗義執言，是穆迪真實記錄當代中國的責任感的具體表現。這使他不僅敢於發文怒懟蓬佩奧，還跟自己交情超過三十年的好友翻臉：因為對方從未涉足過中國大陸，卻無知地對中國事務大放厥詞。

　　當然，長時間以來成為中國政策的堅定捍衞者，意味着穆迪本人必然受到西方輿論下不明就裏的人的攻擊。面對這些上門找茬的，穆迪更是讓他們回去多讀點書，改天再來約架。

　　他們給穆迪潑髒水，説他昧着良心、收了中國政府的錢。

　　這些人實在可笑，他們不僅不願來了解中國，甚至都不願花一點工夫去了解一下穆迪。

　　安德魯·穆迪家境富庶，瞭解他的同事常把他稱作“房叔”。因為他早在來中國之前，在英國有十多處房產！他大可以早早退休，在某處海灘上躺着享受生活，不辭辛苦來到中國，你們隨口就黑他為了錢？

　　他的條件是如此富裕，卻向來低調，甚至用來資助自己的事業：為了保證新聞內容紮實，他要求自己要至少採訪8位權威人士，而採訪這些人的國際差旅費，都是他自掏腰包。此外，要是報社人手不夠，他又常常請人去做攝影師、速記員。這一來二去，在工作上花的錢大概比掙的錢還要多。

　　穆迪工作尤為勤勉認真，同時人緣好，不論工作多忙都會對同事有求必應，共三次被評為中國日報報社年度優秀外籍員工，在外籍員工中獨領風騷，成為報社內“全體採編人員的榜樣”。

　　與友人走在街道上，穆迪常常會感嘆道，真不明白那些人為什麼總是污衊中國。他們根本不瞭解真實的中國。這裏的老百姓都是多麼快樂。

　　他平日裏工作不苟言笑，面對自己感興趣的中國文化，卻能很快地融入其中。那份與生俱來的熱愛使他能主動加入中國大媽學習跳廣場舞，搭訕中國老百姓學習方言。他時常給英國老家的妹妹寫信，向她描述在中國生活的樂趣，這使穆迪的妹妹意識到：他從心底裏熱愛這個國家。

　　2019年，當穆迪**榮獲中國政府為外國專家所設立的最高獎項“中國政府友誼獎”**時，他非常興奮，在當晚的日記裏，他寫道：

　　今天是他們宣佈我獲得友誼獎的日子，我終於獲得了友誼獎！2019年3月30日。

　　同年10月，穆迪報道了盛大的70週年國慶閲兵羣眾遊行活動。在此之前，他參與報道了中共十九大，會上總書記宣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決勝建成全面小康社會。一步步親歷中國當代歷史進程，穆迪為這個民族所深深打動。

　　“我有一種明確的歷史感正在塑成。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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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穆迪其實已在獲得“中國政府友誼獎”的前一年查出罹患漸凍症。確診之後，穆迪只問過主治醫師王麗平一個問題：“我還能繼續工作嗎？”

　　當王醫生告誡他，不許再高強度工作，穆迪自豪地講起自己對這份工作的熱愛：

　　“我生活的全部意義就是工作，如果不能工作，活着也就沒有意義了。”

　　自此之後，王醫生只得把治療重心放在保證他的正常思維與寫作上。與此同時，穆迪沒有告訴其他人自己患病的消息，直到兩年後。為掩飾病情，穆迪告訴同事自己得了頸椎病。而新冠疫情期間，在家辦公也為穆迪提供了很好的掩護。

　　2019年參加“友誼獎”頒獎儀式和國慶觀禮期間，據他在賓館裏寫下的日記：“手越來越不聽使喚，公共場合還是儘量少吃東西……早飯只吃了兩個香蕉。”

　　病情惡化使他的手指變得不靈活，照顧穆迪家政的劉阿姨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為他系領帶、扣衣釦。若有客人來拜訪，則幫助穆迪梳妝打扮一番，以免讓別人看出他的病況。

　　然而，穆迪日記上的字跡卻是誠實的：十三年來，他堅持每天一頁、手寫日記。翻閲他後期的日記，能夠很明顯地發現，字跡不斷變化，從連筆字變為一筆一劃艱難寫出的字母，再後來變為難以辨識的鋸齒。

　　穆迪的日記

　　“今天早上，我洗完澡出來時，摔倒在了浴室地板上，目前為止最糟糕的事。這可能是我為《中國日報》所寫的最後一篇文章，除非我的情況有些好轉。”

　　穆迪寫下這段文字的日期為2021年5月22日，離他去世之日只有一個月。

　　儘管報社在得知他的病情後為他創造最好條件，穆迪卻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裏，依然獨立完成了七篇重點報道，以及寫給親妹妹的郵件。

　　健康的每況愈下使得他花了三個月才完成這封信，此時的他只能用兩個拇指關節擊打鍵盤。信中他向妹妹坦白病情，叮囑妹妹不要告訴耄耋之年的父母。

　　他沒有回到英國親人身邊。所有同事都勸他回家：“Why don’t you go home？”（為什麼不回你自己的家呢？）

　　他卻説：home is here（家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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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然，近代以來，西方世界對遙遠東方的傲慢偏見從未止歇，中國的紅色力量崛起後，更是如此，但也始終總有西方人士願意放下成見，來中國探求真相。

　　今天的安德魯·穆迪，也被人譽為當代的埃德加·斯諾，其實他們的故事，也有很多相通之處。

　　1928年，美國青年埃德加·斯諾懷着年輕而躁動的心，遠渡重洋來華旅行。

　　然而，斯諾見到的，卻是一個衰敗、殘破不堪的半殖民半封建國家。即使辛亥革命曾為這片大地帶來曙光，也無法徹底改變中華民族這時期的窘境。剛剛過去的四一二政變，更是直接將國民革命引向失敗，兩黨合作宣告破產。

　　埃德加斯諾

　　這一年，教員帶領的秋收起義餘部與朱德、陳毅所部在井岡山勝利會師。自此，中國共產黨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建立，星星之火，開始燎原。

　　這個時期，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消息是嚴密封鎖的，對共產黨的形象是瘋狂抹黑的。初來乍到的斯諾，並未深入瞭解過中國共產黨。他先後任《密勒氏評論報》《芝加哥論壇報》記者，輾轉在國民黨治下最“文明”的地方：北平、上海、天津……

　　在他日後所著的自傳《復始之旅》中，記錄了自己在上海的一次遭遇：

　　《復始之旅》

　　弄堂裏滾出一個渾身着火的男人。周圍全是看熱鬧的，無一人幫忙。最後是斯諾脱下自己心愛的外套，並大喊身邊的人取水滅火，才救下這個男人。然而，人力車伕向他要走了燒壞的外套，取水來的工人向他索取水錢，還有五六個人跟在斯諾身後，向他乞討。斯諾最後氣得奪過外套，離開之時，身後仍有人嘲諷説“這個外國人腦子壞了”。

　　麻木的中國底層國民與他們的悲慘遭遇，成為他著述時無法忘懷的剪影。以至於多年之後，即便斯諾以《紅星照耀中國》一書聲名鵲起，可記載斯諾彼時心境的《復始之旅》卻不忍卒讀：

　　隨着見識越發豐富，斯諾便愈覺得國民黨之不可靠。他很快發現，這片土地上還有一羣截然不同的人。他們有的領導工人階級與當局作鬥爭；有的帶領北平學生走出學校，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遊行。但更多的這樣的人，已經跨過兩萬五千里長徵，在延安工作生活。

　　這張教員的照片就是由斯諾所攝

　　在各方幫助之下，斯諾突破重重封鎖，成為第一個採訪蘇區的西方記者。其實在進入蘇區之前，他仍忐忑不安，但好奇心還是驅使着他去探求真相。

　　事實總是最具有説服力，在長期的實踐後，他與中共領導人建立了密切的友誼，打算根據所見所聞，以局外人視角向外界描述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的真實情況。在這期間，斯諾本人甚至被國民黨報紙謠傳“已遭土匪殺害”的死訊。

　　當斯諾的訪談稿件、照片被寄回美國，《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很快問世，在世界範圍引起巨大轟動，外界對中共的不實之詞被擊破，極大地扭轉了紅軍戰士、共產黨員的在白色恐怖宣傳下的形象。

　　後來的全國勝利為我們所熟知。斯諾歸國後，仍心繫第二故鄉中國，熱衷於國際事務，並對新中國展開了數次友好訪問，常以**“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見報。然而，受美國戰後麥卡錫主義影響，斯諾舉家移民瑞士日內瓦。

　　在他生命的暮年，曾多次作為中美尋求關係正常化的中間聯絡人被兩國領導人召見。但如同安德魯·穆迪在中共建黨百年的前幾天去世一樣，埃德加·斯諾最終去世於1971年尼克松訪華的前一週，未能親眼目睹重大歷史時刻的到來。

　　斯諾曾在自傳中寫道，自己1928年來華，原本計劃只在上海停留六個星期，沒想到一待就是十三年。而在斯諾進入中國的90年後，英國記者安德魯·穆迪也將如他一般，為報道中國傾盡十三年心血，直至生命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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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魯·穆迪在北京家中去世四天後，一篇題為《新時代的潛力》的署名文章，7月1日在《中國日報》“建黨百年專刊”上刊發。

　　“未來的中國，將以富於遠見的發展理念和卓越的治理能力，繼續成為人類發展前路的引擎”，文字綿延着他對未來中國的美好構想。

　　如果稍加觀察，就不難發現，革命者、國際主義者們，幾乎無一例外是工作狂，從小説裏的保爾，到革命年代來到中國的斯諾、史沫特萊，再到現今的穆迪、弗爾切克，無不如此，因為他們不是為老闆工作，是在為承載自己理想的人類事業而奮鬥，而他們的事業，也正是這世上最難之事，必要傾盡全力。

　　烏鴉之前介紹過的安德烈·弗爾切克

　　《大地的女兒》作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畢生為中國抗戰、革命事業而奔波，在麥卡錫主義迫害下被認定為蘇聯間諜，染病後仍堅持寫作朱德傳記，遺言“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國革命者同在”。

　　另一位《百萬農奴站起來》的作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樣經歷坎坷，曾廣泛報道蘇聯與中國的革命成就，70年代衝破層層阻力最終在中國定居，葬於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兩位女士與埃德加·斯諾齊名，因名字中都帶有相同字母S，被我國國民稱為3S。

　　三人的遭遇是有一致性的。一方面，他們三人都是純粹的國際主義者，對左翼運動特別是紅色中國的廣泛報道讓中國人民永遠懷念，另一方面，三人回國後都遭受國內反共思潮的迫害。

　　反動勢力的做法古今一道，現在他們仍在黑安德魯·穆迪“收錢吹中國”，與當年指責斯諾報道中國共產黨的國內外報紙的招數如出一轍，根本無視斯諾是冒着殺頭的風險才來到蘇區的事實。

　　無論“埃德加·斯諾”還是“當代斯諾”，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對於他們的貶低和攻擊從未休止。

　　法國《世界報》於今年五月的新聞報道

　　“有用的白痴”是政治學術語，常常在西方語境下被描述為接受共產黨洗腦、擺佈的左翼宣傳分子。這樣看來，在西方語境下，似乎這個世界上所有近當代政治、歷史，都能夠通過意識形態變得非黑即白，只有反華反共，那才是他們眼中“正確的大聰明”。

　　前面説到了，斯諾和穆迪觀察報道紅色中國，開始時並非出於對革命的同情，而源自單純的好奇。別小瞧了這好奇，它至少意味着放下自以為是不容置喙的傲慢，嘗試通過自己的親身實踐去探索事實，這正是西方主流眼中的“聰明人”做不到的。

　　“智叟”和“愚公”孰是孰非，不是已經有結論了嗎。

　　參考資料：

　　安德魯·穆迪：一位“新時代的斯諾” - 中國日報網

　　英國記者用生命書寫新時代中國

　　就算手臂像“綁着10公斤的沙袋” 也阻擋不了他報道中國的熱忱 - 中國日報網

　　安德魯·穆迪：雖然不是中國公民但我已經完全徹底地屬於這個國家 - 中國日報網

　　英國記者身患絕症卻不願離開中國：“這就是我的家”_嗶哩嗶哩_bilibi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