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的近乎不可能之路（一）_風聞

中國近代以來的主要歷史任務是中國人民的自救，自救的方式是革命。然而革命自救面臨着巨大的困難和複雜的形勢，中國革命的勝利實為走通了一條近乎不可能之路。在這裏我們先分析一下中國革命自救運動的深刻困境，然後將解釋中國革命之路的非同尋常之處。

革命的困境之一  近代史上的中國面臨着兩到三次技術革命接連掉隊的問題

第一次和第二次技術革命，中國都沒有跟上步伐。到了近代史的末期，以核技術和計算機為代表的第三次技術革命也開始湧現了。 反覆落後於技術革命並導致落後度不斷疊加，這使得中國的自救之路變得相當艱辛，甚至是越來越危險。

隨着技術革命的迭代升級，中國面對的主要列強的相對實力越來越恐怖，這是中國革命面臨的殘酷局面，也是中國的革命力度和組織能力不斷升級卻反覆重挫的一個基本原因。開始的列強主要是英法，行為主要是佔一些口岸，索要一些特權和賠款以及小規模殺戮。再後來的日本野心遠超英法和大量吞併領土的沙俄，甚至想侵吞大部分中國並取得了很大進展。這裏固然有地緣便利，但也離不開技術發展比如下文描述的軍事技術升級。再往後，正如日本在對付中國時顯示出遠超英法的干涉力，美蘇也較之往日的日本更加強大。

一個典型的代表就是軍事能力的發展。從甲午戰爭前的清朝到北洋軍閥，從北洋軍閥到國民革命軍，應該説中國的軍事力量是發生過不止一次的實質性提升的。可是如果我們看一下外戰的戰績情況就不容樂觀了。19世紀末的時候，列強尚缺乏吞併絕大部分中國的能力（或者至少是缺乏決心，而這種決心的缺乏和他們對能力的判斷也是有很大關係的）。而到了40年代初，列強中最多屬於第三檔次的日本已經具備了佔領大部分中國人口聚居區， 控制佔領區絕大多數城市並建立大量偽軍的能力。 可見在中國軍事能力取得至少兩輪實質性進展的情況下，和世界軍事的差距恐怕還越拉越大。 這就是被技術革命反覆甩下的殘酷性。更為殘酷的是，40年代末美蘇接連進入核武器與導彈時代，新一輪軍事技術變革到來了。

不亞於軍事壓力的還有體量優勢和技術革命帶來的美蘇兩超史無前例的經濟輸出和經濟體系建設能力。 這是曾經的英法和日本比不過的。這種力量在40年代末期的馬歇爾計劃，50年代開始的日本經濟起飛，再往後的四小龍崛起，蘇聯東歐經互會的建立和相當一段時間內的穩定運行，蘇聯在50年代對共和國的體系性工業輸出等等案例中都清楚體現了。這也意味着美蘇可能都有力量軍事經濟雙管齊下將一個或半個鬆散軟弱的中國置於自身體系中並長期深度控制。

被技術革命反覆甩下還造成了另一個嚴重問題： 中國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具有高度的不平衡性。

上海在20世紀上半葉已經是遠東超級大都市，知識分子可以容易地接觸到世界前沿思想文化，而全國絕大多數地方依然是文盲遍地的赤貧封閉農村。此種內部的嚴重不平衡極容易導致族羣內部由於階級，文化，經濟模式等差異而被縱向撕裂。 這種撕裂既容易使佔大部分人口的普羅大眾對能接觸到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少數精英感到不信任， 也容易使少數精英主動地甚至被迫地脱離普羅大眾， 而真正想要紮根羣眾動員羣眾的精英則往往不得不在文化和政治理念上開歷史倒車以保證自己能接地氣。一個組織要想同時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和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是十分困難的。

很多發展中國家和後發工業化國家在近代之所以革命不徹底不成功甚至成功之後又國勢重挫，就和這種內部發展不平衡帶來的嚴重撕裂密不可分。這是世界性的技術革命條件下的轉型難題，印度中東拉美等都解決不了。

革命的困境之二  中國近代以來遭受到的外部挑戰是全方位的文明衝擊。清朝人用了幾十年時間逐步認識到，中國在軍事、經濟、科技、政治各個方向上全方位落後於西方。此種文明衝擊是中國古代史上未曾面對過的，也使得中國沒有辦法依託豐富的治亂循環，王朝更替和同化少數族羣的經驗來處理此次外部文明挑戰。

西方的全方位領先和不同種族性使得他們不存在被同化或者局部同化的可能。 更不用説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正是西方種族主義極為猖獗的時代，一旦中國持續虛弱下去西方對中國的侵略是沒有底線的，印度的被全面殖民已經是一個很好的警告。 而印度的情況還只是反映了19世紀西方列強的進攻性， 到了20世紀納粹已經發展到了有理論有計劃有系統地全面工業化種族大屠殺的地步。

而在西方的強烈刺激下短期內自救成功的日本也爆發出了變本加厲的殘暴， 全然沒有因為與中國近文同種而手下留情。 在1905年日俄戰爭之後，很多中國知識分子還一度被黃種人的勝利所鼓舞， 但日本在侵佔東北後十幾年內的政策已經表明了，即使中國願意將自身融入日本主導的黃種人東亞秩序， 中國的民眾無論是精英還是普羅大眾在日本治下的前景都將弱於過往的漢人在滿清之下的前景。原因是很明顯的，後發國身份和本土資源匱乏的現實使日本走上了利用民族主義深度動員本族基層進行擴張的道路， 此種民族主義深度動員使得日本人很難接受向中國讓渡利益，而政治體制的落後所致的下克上風潮更是進一步嚴重限制了日本統治階層統戰中國的能力。

早在20世紀初， 中國的有識之士就已經陷入了全面喪失自信和慌亂的狀態。著名的保國保教保種的討論就深刻反映了他們的高度焦慮。在高度焦慮之下，各種稀奇古怪離經叛道的思路都湧現了出來， 即使像魯迅這樣優秀的知識分子也一度鼓吹要讓漢字消亡。在高度焦慮之下，中國的精英階層很容易出現兩種嚴重的心理問題，要麼完全陷入投機主義，要麼走入另一極端而被刻上某種來自（廣義的）西方的思想鋼印。中國近代史上，投機主義者不斷背叛革命，鋼印族則多次令革命遭受無謂損失。中國人不僅被打垮了，而且被打懵了。

革命的困境之三  中國革命面臨十分複雜的國際政治格局。

近代史期間世界局勢紛繁複雜，列強的命運也是跌宕起伏。尤其是從八國聯軍到朝鮮戰爭這五十年的博弈格局高度混沌。

參與八國聯軍的英法德奧俄意日美八國，在1945年後除了美蘇（俄）兩國之外其他六國的地位都遭受重創，甚至有的不復存在。而蘇俄在期間也遭受了數次極為沉重的打擊。

在這種高度混沌的國際環境之下，中國革命自救的道路始終瀰漫在迷霧之中。

複雜國際局勢的影響主要是兩方面。

第一方面，由於列強很多很強，中國自救的歷程勢必包含着從國外借力，而從什麼國家那裏借力以及如何借力就變成了很難準確判斷的事情。

一度能夠大體協調好列強關係維護自身統治的慈禧政權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把局勢給搞崩潰了。後來多路軍閥試圖利用列強來為自己謀取利益和安全，玩失手的也非常多，從袁世凱到張作霖都是如此。孫中山從英美、日本各方向都試圖獲得助力，但一直沒有獲得成功。到了他晚年從蘇俄獲取助力的路看起來頗有前途，但很快就人亡政息。

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派系長期依賴美國資源在國內進行他們認為正確的自救道路。但在熬成了二戰勝利者之後也在迅速發展的美蘇冷戰格局中進退失據，最後不僅沒有協調好和蘇聯的關鍵性關係，也出人意料地在關鍵時候沒有得到美國的及時有力支援。中國共產黨在藉助外國力量的過程中，更是眾所周知地遭受過嚴重的挫折。 看上去很有希望的蘇維埃國很大程度上由於蘇聯勢力錯誤干涉而遭受滅頂之災。

另一方面，國際局勢的混沌化也導致了中國如何學習以及學習何種外國經驗變成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中國人民自救運動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深度使用外國思想資源，這從太平天國運動就開始了。在中國近代以來，學西歐，學日本，學蘇聯，學美國的思潮都各自擁有很多的支持者，甚至30年代還一度有想模仿納粹的意願。學習路線太多，本身就分散了中國革命組織和動員的力量，並容易造成反覆的革命者內部自相殘殺。

革命的困境之四  中國近代以來出現了生存資源嚴重稀缺的問題。

在清朝後期中國人口就已經突破4億，這是歷朝歷代從未出現過的情況。到建國初人口已突破5億。根據統計數據，中國大量關乎基本民生的核心物資產品的人均產量在建國初已經排在了全世界末尾。此種局面似乎也是歷朝歷代所未有。

事實上，**組織力超強的共和國建立以後中國仍然常年面臨糧食非常緊張的情況就已經很能説明問題。**中國歷朝歷代一旦大一統政權實現國內統一和平往往便能快速進入國內經濟和資源矛盾大為緩解的紅利期，而且生活水平能夠明顯超出周邊地區。但近代中國是不同的。歷代政權能做到這一點，和戰亂中人口大量減少，和平環境下可以大量開闢新的土地以及中國本來就是經濟及技術高地等等有關係。但近代中國面臨的情況是，即使在戰亂狀態下人口依然居高不下甚至慢速增長，而適宜開發地區基本被佔據殆盡或者面臨嚴重生態破壞和烈性高頻度自然災害。這就導致既存在大量人口預期壽命很低的悲慘狀況，又依然面臨着越來越嚴重的資源高度稀缺，甚至第一個問題的解決會加重第二個問題的負擔。

在自身資源稀缺的情況下，早已成為世界範圍內經濟和技術低窪地區的中國難以抵禦外國資源的誘惑。中國近代以來出現了深度依賴外國資源的問題，這也是中國歷朝歷代改朝換代之時未曾面臨的局面。

首先是中國的武器嚴重依賴外國。中國缺乏製造哪怕比先進武器落後兩代的武器的能力。這種至少三級的武器代差使得列強很容易下決心武裝中國軍隊。在反覆的內戰中，誰能夠先於對方拿到外國武器，誰就能在軍備上獲得具有代差的優勢。第二是中國在財政上陷入了深度依賴外國資源的地步。這是從清朝末期就開始的。這在大大改善了晚清財政狀態的情況下，也使得中國從此極難擺脱外國人對中國經濟的深度介入。

蔣介石政權就是深度依賴外國資源的一個例子，這既是他的強處亦是他的軟肋。另一方面， 最終獲得勝利的共產黨也沒有辦法擺脱前期對蘇聯資源的深度依賴以及之後的一定程度的依賴。

這些問題的並存導致了中國革命的深層矛盾。新興力量即使能夠在某一地區獲得一段時間的相對穩定以從事建設積累實力，

也很難在短時間內解決生存資源和軍事資源稀缺的問題，同時還要面臨巨大外部軍事壓力。而一味地將軍事問題擺在第一位也是非常危險的，僅僅是自身的維繫都可能搖搖欲墜，蔣介石集團的後期命運即為明證。

**想發育好自身再打出去是不行的，想靠擴張解決經濟問題是不行的，想依賴外國經濟資源則是後患無窮的。**如何平衡協調建設與擴張，經濟與軍事，短期壓力與長期壓力，內部開發挖潛與尋求外部資源，這是對組織者能力的全面挑戰。

革命的困境之五   中國的革命自救運動面臨着深刻難解的族羣問題和領土問題。

清朝本身就是一個多族羣多體制的多元統治體系，在清朝統治崩潰之後有大量少數民族聚居的半數領土面臨着長期分裂乃至無可挽回的風險。 甚至連漢族比例很高的東北後來都出現了偽滿洲國這樣的分裂政權。 而漢地在清朝體系崩潰之後則陷入了深度的碎片化，各路軍閥往往依賴地域資源進行動員，核心小圈子經常搞同鄉化以提高信任度。

此種有深厚地域背景的博弈和邊疆的民族問題交織在一起， 再加上列強的干預以及全世界範圍內興起的民族主義與民族自覺意識， 使得中國的大一統希望看上去越來越渺茫。 作為比較，我們注意到事實上同時代的其他亞歐多民族大國也都出現了大分裂（英法殖民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沙皇俄國，英屬印度）或者留下極大分裂隱患（蘇聯）。

另一方面，在近代革命動員中不訴諸於民族主義是愚蠢的嚴重自我設限。**於是如何既動員民族主義又避免民族主義反噬就是革命者的一個重要課題。**這一點是辛亥革命時期精英就十分重視的問題，在利用強烈反滿情緒鼓動反清活動的背景下他們又提出“五族共和”來試圖維繫清朝版圖。然而這對於連漢族共和都做不到並且在自身實控區都製造了嚴重民族對立的民國而言實在是太奢侈了。 邊疆地區事實上長期處於中央政府不能有效管理的狀態，情況比晚清還要嚴峻。

**長期不能有效治理邊疆地區的另一惡果就是累積了大量複雜的領土問題。**到了共和國成立之時，從東北到新疆，從西藏到南疆，從台灣到南海，萬里陸海前沿遍佈領土爭議問題和大國勢力範圍劃分問題。

朝鮮半島和東北方向被迫陷入美蘇大棋局，新疆有強烈的長期分裂趨勢，外蒙已經分裂從而內蒙形勢亦有微妙，西藏依然深度依賴於印度的經濟後勤而印度已經是新生的野心勃勃的大國，東南亞方向尚未解決殖民地問題更不用説殖民者身後的劃界問題，台灣是前政權的盤踞之地，南海顯然力不能及但放眼長遠也絕不可置之不顧，東海黃海和南海之間的海運很大程度上不能順利進行。。。參與博弈的國家和政權眾多，而且很多都是根本無法放過和中國激烈博弈的，因為這涉及他們的基本國家安全（比如新疆，蒙古和東北之於蘇聯以及西藏之於印度）。

這些問題通常被認為是共和國面臨的問題， 但這很大程度上是解放戰爭快速結束的後果。如果此次內戰沒有很快分出勝負，那麼上述問題中的很多依然存在，其中一些會更加嚴重。在之前的中國革命歷程中，由於更嚴重的問題太多，很多上述問題還沒有成為革命者的中心關注議題，而**一旦中國革命自救取得實質性重大進展（比如有效整合關內），則此類問題立刻無法迴避並且必定和族羣問題裹挾在一起。也就是説，中國革命即使能走向勝利也會在勝利關頭遭遇嚴重外部干涉的巨大風險，**這其實也是很多後發國家自強自救運動受挫的關鍵。

現實中，近代末期中國捲入了朝鮮半島戰爭並在此畫上近代革命救亡運動的句號。**而如果從1945年的形勢看，有外國介入的東北戰爭，蒙古戰爭，新疆戰爭，西藏戰爭和南疆戰爭都已經在醖釀之中，而且都有可能誘發國內嚴重民族衝突造成長期民族仇恨。**如果中國革命沒有快速取得勝利，這些戰爭和族羣創傷大概就會深度介入中國人民已經拖得太久太久的革命救亡運動中。

革命的困境之六   中國近現代以來的革命自救遭受過反覆的慘敗

中國人嘗試了非常多的自救之路，包括土洋結合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洋務運動，最原教旨的義和團，清末新政，袁世凱復闢帝制（是的，在他看來這也是自救的方式），西方議會制，民間的聯省自治，民族主義同蘇俄組織術結合（孫中山晚期路線），利用軍閥割據裂縫實行馬克思主義同發動農民相結合建立地方政權（蘇維埃國路線），依託英美勢力控制經濟發達地區並逐步利用軍閥鬥爭而擴張基本盤（蔣介石的路線）。這些探索都遭受到了慘重的失敗或者至少是極為沉重的挫折。 尤其是最後兩條路線的標誌性失利之後（江西蘇維埃國終結並且只有極少比例紅軍從長征中倖存以及蔣介石政權被日本人趕入四川苟延殘喘）， 中國似乎已經耗盡了政治路線的想象力。

國外的經驗都學了，中國的傳統手段也挖掘殆盡，老祖宗的文化根咱們也願意刨了，甚至國外經驗和中國實踐也結合了， 還能怎麼辦？ 對日本人正面戰場打不過，敵後戰場不知道要熬到何時。 好像只剩下等待國際局勢發生有利於中國的轉變後見風使舵地接受一個與巨量人口廣袤國土悠久歷史和輝煌文明不相稱的命運。

其他文明在近代以來也試過很多革命路線， 但就試錯路線之豐富和失敗之慘烈頻繁而言，中國是獨一無二的。其他的文明在反覆慘敗程度尚遠不及中國的情況下， 就很大程度上已經耗盡了社會自救力而陷入了長期看不到出路的狀態或者被迫退而求其次接受半成功半失敗的結局。

革命的困境之七   近代中國面臨要不要堅決革命到底的艱難抉擇

其實接受一種半成功半失敗的革命不徹底的結局對近代以來遭受反覆慘敗的中國人民來説是頗有誘惑性的一個選擇，尤其是在1945年這個時間節點。平心而論，國共廝殺已經一代人時間，雙方領導年紀都不小了，誰也沒滅掉對方，眼下也都有不少地盤和人口了。 中國剛剛從損失慘重的抗日戰爭中熬過來，百廢待興，和平談判和平建國是政治上眾望所歸之事。 後來獲勝的共產黨當時是支持聯合政府的，也並沒有很強的信心能夠在軍事上掀翻國民黨的統治。然而我們不難想到，如果沒有1946-1953一系列的歷史性軍事勝利，如果留下來的是一個奇特的政治縫合政府，那中國失掉的將是一個多麼美好的未來。另一方面，一旦放棄聯合政府卻又不能快速分出勝負，那麼美蘇兩超劃分勢力範圍的前景基本上就不可避免了。

時鐘回撥十八年，1927年北伐取得巨大成果後的國民革命軍面臨着重大選擇。最富庶的東南沿海已經拿下，和英美媾和是可能的，剩下的軍閥應該不是國民革命軍的對手，雖然搞定還需要些時間。要不要把大革命繼續下去呢？如果繼續下去，動員起來的工農勢必要求分配體系的變革，而這會對軍官團產生多大的衝擊？新的分配體系要多久才能建立？甚至能建立起來嗎？除了蘇聯又有哪一家能讓庶民起來奪了權呢? 要不要和美英鬥爭？鬥得過嗎？和美英鬥了那豈不是讓更加包藏禍心的日本得利了呢？是不是讓蘇聯得利了呢？如果選擇了繼續大革命，前路必然是漫長而艱辛的，仍然完全可能因為其他原因而失敗。歷史上的蔣介石選擇了背叛革命，但其治下的中國又是何等讓人失望啊。

時鐘再回撥十五年，辛亥革命後中國也面臨着要革命到什麼地步的選擇。晚清以來積貧積弱已經大半個世紀，現在掀翻了腐朽的清王朝，是不是應該認為革命的主要任務已經完成現在應該重點放在建設上了呢？就連孫中山似乎都一度表現得願意接受這一前景了。當然了，我們知道後來是一波接一波的新革命浪潮，而**中國在長期內戰和社會動盪中滑向了難以“攘外”並一發不可收拾直至大半山河淪陷。可是另一方面，辛亥之後建立一個妥協政府不搞進一步的革命更不搞高烈度的大革命難道就是正道嗎？**沒有經過大革命啓蒙和動員的中國會是怎樣的一個局面呢？其實亞非拉很多國家已經提供了大量的範本， 我想沒有一個體量五千萬以上的國家道路是大家願意選擇的吧。

時鐘再往回撥， 來到清末戊戌變法之時。**戊戌變法是失敗了並大大加劇了中國的困境。可是難道變法成功就是好事嗎？**中國成為一個比俄日晚了一代人以上的後後發君主制變法國家，以少數族裔皇室統治絕對多數的主體民族，勇闖早已被瓜分完畢連德國都上不了車的西方主導下世界， 經歷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狂猛興起的二十世紀上半葉，參與工業國總體戰搏殺一戰二戰大博弈，這樣的道路有多大可能走成功呢？

上面反覆説的就是這麼一個道理：搞革命到底，則有相當大風險陷入長期內戰從而在激烈國際競爭中進一步嚴重落伍，亦有可能與強大的帝國主義迎頭相撞；不搞革命到底，則是拖着朽氣橫生的泥足巨人之軀繼續混下去，前途依然陰暗。

革命自救的反覆慘敗刺激和是否革命到底的反覆抉擇， 這是中國近代革命者們面臨的非同尋常的長期意志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