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獨行的華夏文明》全稿11第二章黃河之水天上來02_風聞

二、華夏文明的誕生

1、華夏文明孕育期

華夏文明經歷上萬年漫長的文明孕育期，誕生於大禹治水之時

“超百萬年的文化根系，上萬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國，兩千年的中華一統實體”[20]。

大禹治水，作為一個歷史事件，不僅對華夏文明，甚至對整個人類文明歷史而言，都具備重大獨特性意義。它是對之前上萬年華夏先民的精彩實踐歷史積澱的一次大總結、大顯現。是華夏先民從無意識的被動應對生存的歷史階段，向主觀能動選擇文明發展方向的重大歷史轉折節點。華夏文明經過此役，由之前具象的文化層面一舉昇華到文明層面，由此初步確立了華夏文明的實踐朝向，並形成華夏文明與其他文明在文明實踐路徑最大差異（特殊性），為此大禹治水成為其中一個關鍵歷史事件。

這件特殊的歷史事件，作為整個人類的文明早期最重要的實踐功績，有力地促使華夏先民堅定地確立了自身文明的主要形態，並極大地指導了之後華夏曆史的主要實踐路徑。

這裏我們談的‘誕生’，並不是説華夏文明‘開始’與大禹治水之時，因為一個生命的誕生，總是經歷或多或少時間的孕育後，才能脱離胎兒狀態，‘顯現’出自身獨立存世的狀態。

所以，説‘華夏文明誕生於大禹治水’等於説‘大禹治水之前漫長的華夏曆史孕育造就了華夏文明的鮮活生命’。

從另一個角度説，大禹治水是華夏遠古先民長期實踐精華的必然結果（集大成者）。儘管由於歷史過於悠遠，能存世至今的材料已經非常有限。但是文明孕育期獲得的實踐‘基因’，決定了文明最終誕生的主要形態。因此，討論鮮活的華夏文明的內在結構及演化歷史，就不得不對文明孕育期進行一定的討論.

1)、“滿天星斗”的歷史現狀

根據現有的考古證據，可以推測，在舊、新石器時期，在華夏大地上，散佈着大大小小的無數遠古先民族羣。經過漫長的歲月，他們或基於地理交通便利或基於血緣、親緣關係密切等因素，或生產生活習俗類似等等各種原因，逐漸形成了一個個在一定地域內類同的文化區域。

他們中的一些佼佼者，經過歲月漫長的篩選，逐漸演化成所在地區的強勢文化而被這個地區的大部分族羣接受。

而這些強勢文化中的一部分，則經過一系列特定的歷史經歷，最終成為華夏文明誕生的關鍵組成部分。

這就如銀河中星辰不知凡幾，但是最終構成北斗的就是那麼幾顆星辰。

這就是筆者理解下的華夏文明起源的“滿天星斗格局[21]” ，以此，我們才能較為準確的理解，華夏文明是在一個怎樣的環境下誕生出來的。

我們可以把這個環境，分幾個層次談：

（1）、華夏文明多元起源

    根據至今為止諸多的考古發現及研究結果，中國考古學界的蘇秉琦先生據此提出地區、系類型理論，將華夏文化、華夏文明的起源地劃分為六大區系（1、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2.以晉、陝、豫三省接鄰地區為中心的中原地區，3.以洞庭湖及其鄰近地區為中心的長江中游地區；一級面向太平洋的三大區，4.以山東及其鄰近為中心的黃河中下游地區；5.以江、浙（太湖流域）及其鄰近地區為中心的長江下游地區；6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主軸的南方地區。[22]）.

以此，站在本書文明誕生這個視角起點上，從對華夏文明主要起源有重大影響的角度而言，筆者將這六大區系濃縮為華夏文明主要的三個半來源地域。三大來源地域即遼河流域為核心的北方文化起源地；以黃河中、下游為核心的黃河流域起源地（又分為中游為核心的中原地區及下游的東夷地區）；以長江中、下游為核心的南方文化起源地；半個來源是西南三星堆為代表的西南文化起源地（筆者認為依據現有考古發現及研究，還未有效釐清該西南地區早期文化與其他主要地區文化交流融合的歷史。三星堆代表的文化很可能是地理原因，限制了與其他文化地區較為緊密的交流。因此沒有留下足夠的證據和記錄，來較為明晰説明其對華夏文明具體影響的歷史，故此本文將其列為半個）。

（2）、每個起源地曾經多元文化雜居的現實

   不僅僅是華夏文明起源的多元性。華夏大地上每個區域內，不僅僅存在我們上面討論的“祖先溯源”所涉及的相關文化及族羣。而是並存大量的其他類型文化的族羣。可以説華夏文明起源不僅多元，在文明起源的整個時代，呈現大量不同文化如“滿天星斗”一般並存華夏之地的景象。他們經過漫長的歷史，才逐漸融合成華夏文明。中華民族是大熔爐的產物，而各文化區系也都是熔爐。[23]

通過滿天星斗的早期族羣分佈樣式進行猜測、推論：當時的人們，在很大程度上，對領土的觀念以及實際控制與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是不同的。首先控制領土的主體基本應該是各個部落，部落聯盟更多隻是個虛化的政治意義，即便對比之後的分封制，主導型部落也缺少指揮整個部落聯盟的手段和能力，極其鬆散的部落聯盟應該更多呈現出一個相當虛化的政治象徵意義的聯盟。

由於早期農耕族羣大量伴隨半遷徙活動形態（商朝國都都遷移多次），因此早期疆域的概念是伴隨部落主要活動範圍，以對自己族羣生存有益的領地才有明顯的控制慾望。因此領地的概念很可能以點、線、面方式構成的（居住點、資源點、戰略要點；遷徙路線、運輸路線、水道等；耕地、牧場、漁場、林場、狩獵場等），而各個族羣基本只對自己有限活動地區進行了控制，由於華夏大地極其廣大，在早期部落人口規模不大，生產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只需要較小的活動區域就能滿足生存，除非本地資源完全枯竭，不得不遠程遷徙。

但是隨着族羣的擴大，以及生產能力的擴大，族羣活動的範圍越來越大，不同族羣相互接觸的概率及頻次越發增加。不同的族羣及不同文化類型的族羣開始頻密的接觸。他們之間開始了或相互學習，或相互鬥爭的生存樣式。

不同的生活生產方式是不同部落最初的文化差異，在漫長的歷史互動中，隨着族羣活動範圍的擴大，相鄰的部落活動範圍緊密銜接一起，甚至可能出現了不同方式相互重疊共存一個區域的現象，比如同一地區的山民和山外面的農耕族羣，形成了各自特色的活動地域，比如一地的農耕族羣與偶爾轉場路過的遊牧羣體由於共存與一個較大的地域之中，活動範圍和生活生產樣式逐漸固化並形成了自己不同的文化特色。

 這些早期族羣共存華夏大地，就是滿天星斗，他們有些直接融入進華夏文明，有些在歷史中湮滅了，有些離開了祖居地而成為以後歷史中其他族羣、文化的祖先。

（3）、同類型文化內部存在複雜關係

   對於華夏文明起源涉及考古學劃分出主要的六大區系來源，我們並不能簡單理解為這個類型的文明內所有的族羣是“一體的”。

  同類文化地域內部，或許有一些大的強勢部落或強勢的鬆散部落聯盟，但是在實現政治一體化之前，同區系文化內部各個部落或部落聯盟之間，存在非常複雜的關係：他們可能是聯盟，可能只是相交淡如水的朋友，可能存在強制從屬，可能只是千百年不交集的陌生人，甚至他們還可能是敵人。

我們今天考古出的新舊石器類同的文化，只是更多表明他們當時具備相互類同的生活、生產方式，而不代表他們都有相同的身份認同（政治認同）。

他們最終是合而為一，或是通過極其漫長的文化交流融合歷史，或是政治強力導致的族羣兼併，或者是面臨現實考驗下的優勝劣汰結果。

通過上面三個層面，我們才能較為充分的理解居於華夏的遠古先民，以怎樣的滿天星斗的現實狀態來孕育華夏文明的。以此我們就能對華夏文明誕生前得一些歷史傳聞，以更為準確的方式去理解它們更接近真實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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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蘇秉琦著，趙汀陽、王星選編中信出版社2016.11第1版  p84 ）

[21]《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第二章章名 

[22]《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p84 

[23]《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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