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志斌：冬筍壩墓地出土巴蜀符號探析_風聞

內容提要：文章對冬筍壩墓地56件出土戰國時期器物上的60種巴蜀符號進行了整理歸納，並與臨近的巴蜀文化墓地出土的巴蜀符號資料進行了對比研究。冬筍壩墓地出土巴蜀符號在種類上與峽江地區的巴人區出土巴蜀符號具有較多的共性，同時也有突出的自身特色。冬筍壩墓地與涪陵小田溪墓地、開縣餘家壩墓地、雲陽李家壩墓地、宣漢羅家壩墓地之間關係緊密。同時，據冬筍壩出土銅器符號的組合來看，其與成都平原交通與文化聯繫是緊密的，文化上也具有明顯的一致性。冬筍壩墓地居民在巴蜀文化交流的廊道上起着重要的聯接作用，但不是戰國中晚期階段巴人的中心性聚落。

重慶冬筍壩墓地是一處最早經過考古發掘的巴蜀文化的重要墓地。墓地位於重慶九龍坡區（原巴縣）銅罐驛鎮長江北岸，先由取土燒磚時發現，1954年開始第一、二次發掘，1955年、1957年又進行了第三、四次發掘，共清理墓葬81座，其中有船棺葬具的21座。其後出版了報告《四川船棺葬發掘報告》。冬筍壩墓地位於巴文化的核心分佈區，曾被視為巴蜀船棺葬的代表。此墓地與寶輪院墓地的發掘是巴蜀文化科學研究的肇始。鑑於冬筍壩墓地發掘與資料刊佈都比較充分，對一個墓地出土的資料進行綜合研究有助於我們整體上對巴蜀符號的理解與把握，下文擬對冬筍壩墓地這批器物上的巴蜀符號進行分析。另外，部分出版物如《巴蜀銅印》收錄有4件巴蜀符號銅印、《巴蜀埋珍—四川五十年搶救性考古發掘紀事》《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重慶博物館》《尋巴》各收錄1件巴蜀符號器物，據稱都出土於冬筍壩墓地，本文也一併進行討論。

冬筍壩墓地出土有56件巴蜀符號器物（表一），並依據筆者意見作斷代。

到目前為止，筆者蒐集到公開刊佈材料的有符號的巴蜀器物835件，其中冬筍壩墓地出土的56件，約佔總數的6.7%。巴蜀符號的種類有272種，冬筍壩墓地見有60種，約佔總數的22%。巴蜀符號總個數2844個，冬筍壩墓地出土的符號個數為156個（有部分器物上的符號模糊不清，暫不能計入，實際數量應大於這個數字），約佔5.5%。冬筍壩墓地出土的巴蜀符號的種類較多，但每件器物上符號的組合比較簡單。

這61種符號中，目前僅只見於冬筍壩墓地的符號有10種，每種只一見：

 符號，説明這些符號是族名的可能性不大。

冬筍壩墓地出土巴蜀符號，一件器上最少1個符號，最多有11個符號，巴蜀符號的組合情況如圖二所示。

其中戰國中期偏晚階段1-6個、至戰國晚期偏早階段為1-11個、戰國晚期偏晚階段以後為1-4個。冬筍壩墓地的墓葬時代集中在戰國中期偏晚階段與晚期偏早階段，延續時間不長，對其符號組合的繁簡變化過程不便觀察。但1-4個符號組合的出現頻率明顯很高，佔半數以上。

冬筍壩墓地出土有矛、劍、戈等兵器，其上巴蜀符號形成了不同的組合。這種組合，有的見於不同的巴蜀文化遺址，我們可以據此來觀察不同遺址間的關係。

1.組合

此組合見於冬筍壩墓葬出土戰國中期晚段的銅戈M3：11，符號為“”。與之符號組合近同之器有同屬於巴人區的宣漢縣羅家壩墓地戰國晚期早段的M31：12銅劍，其上符號組合為。

與其符號組合近同的還有滎經同心村銅劍M19：21的符號，為“，”。同心村墓地戰國中期晚段的銅戈M21－A：29及同墓地所出銅矛M24：18的符號為“”、M1：6銅劍的符號為“,”，M1：2銅矛有符號“”，此四器符號中皆有“”。戰國中期晚段的四川什邡市城關戰國墓銅劍M38：30的符號為“”、四川寶興縣隴東鄉漢塔山墓葬出土銅劍M63：3符號為“”、成都市北郊羊子山第172號墓出土三枚銅印皆為“”、四川廣漢供銷社出土銅劍上有符號“”，以上諸器宜斷為蜀人之物。

2.組合

此組合見於冬筍壩出土戰國中晚期的銅劍。與此符號組合相同的器物，見於峽江巴文化區的有重慶市豐都縣白沙鎮出土的銅劍，重慶市雲陽縣高陽鎮青樹村李家壩墓地戰國中期晚段的銅矛M51：1，四川宣漢縣羅家壩戰國中期的銅矛M40：1、銅劍M28：30、銅劍M55：5，湖北省荊門市子陵鋪鎮美滿村羅坡崗墓地出土的銅劍M52：1，四川省高縣文口公社黃泥坳出土的銅劍。

見於蜀文化區的則有四川省什邡市城關戰國墓的戰國中期早段的銅戈M92-1：10、銅劍M69：12、戰國中期晚段的銅劍M16：8、銅矛M38：6，四川省彭州市致和鎮紅瓦村青銅器窖藏出土的銅矛，四川省郫縣晨光公社向陽大隊戰國船棺葬出土的銅劍，四川省成都市石灰街出土的銅矛，四川省蒲江縣鶴山鎮飛龍村鹽井溝花樣年小區出土戰國晚期的銅劍2006CPHM3：1，四川省寶興縣隴東鄉漢塔山墓葬的銅矛M38：1，四川省滎經縣附城鄉南羅壩村墓葬戰國中期晚段的銅劍M1：43。滎經縣同心村墓葬出土的戰國中期的銅劍M5：17、M24：21，戰國晚期的銅矛M19：18。

3.組合

此組合在冬筍壩墓葬比較常見，如M6：8、M9：7、M34：2、M37：2。與此符號組合近同的有涪陵縣小田溪戰國土坑墓M1：16、17、19、20，開縣渠口鎮雲安村餘家壩墓地的銅劍M8：1，雲陽縣高陽鎮青樹村李家壩墓地的銅矛M43：3、宣漢羅家壩墓地的銅劍M17：7、雲南省昭通市水富縣張灘墓地的銅劍M8：16。

見於蜀文化區的有滎經縣北郊同心村墓葬的銅劍M21－A：34、昭化寶輪院戰國墓的銅劍M21：2、犍為縣金井鄉萬年村墓葬的銅矛M6：2、蘆山縣升隆鄉的銅劍、郫縣紅光公社獨柏樹墓葬的銅矛、什邡市城關戰國墓的銅矛M61：5。

4.組合

此組合見於冬筍壩墓葬M1：6銅印。符號組合與其全同的見於蜀人區的四川省什邡市城關戰國墓的銅印M54：18。另外，類似組合還見於犍為縣五聯鄉出土戰國中晚期的銅印，其符號為“王”、宣漢縣普光鎮進化村羅家壩墓地戰國中期晚段的M24：5的銅印，符號為“王”。

5.組合

此組合見於冬筍壩墓葬戰國中晚期的銅劍M34：2。另外，同地還採集一劍也是同銘。類似符號組合的巴蜀文化器物還見於四川省郫縣紅光公社獨柏樹墓葬戰國晚期早段的銅矛，符號為“”。彭縣義和公社採集的一件戰國中期晚段銅矛，符號為“”。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冬筍壩墓地出土器物上的巴蜀符號組合，與滎經同心村墓地、什邡市城關戰國墓地、宣漢羅家壩墓地以及涪陵小田溪戰國墓地等四處墓地出土的巴蜀符號器物有很多共性。整體而言，冬筍壩墓地的巴蜀符號有其獨特性，多達10種符號不見於其它地區的墓地。符號組合上，既與附近其他的巴人墓地出土者有相同者，也與地域上相距較遠的蜀人區墓地出土者有很多地共性。這些現象表明，在戰國中晚期階段，冬筍壩墓地居民與峽江地區一帶巴文化居民（如涪陵小田溪墓地、開縣餘家壩墓地、雲陽李家壩墓地、宣漢羅家壩墓地）的水路聯繫是相當緊密的。但同時，據冬筍壩出土銅器符號的組合來看，其與成都平原交通與文化聯繫也是緊密的，文化上也具有明顯的一致性。換言之，巴人與蜀人在四川盆地邊緣地區的活動，其範圍與影響已經超越各自聚居地區，並經長江、岷江等水道及盆地西部山前平地的陸路交通將這個時期內不同的族羣緊密聯繫起來，頻繁地交流互動，摶成了考古文化面貌上呈現一致性的巴蜀文化。

冬筍壩墓地所在位置有多條水道在附近交匯，是長江水路要衝之地。根據上文的分析，冬筍壩墓地居民在巴蜀文化交流的廊道上起着重要的聯接作用，特別是溝通四川盆地西南部蜀人與峽江地區巴人的交通上，其作用是重要的。但是，從冬筍壩墓地墓葬的規模與規格來看，其社會結構相對比較簡單，船棺墓葬長平均為5米左右，最長的M9為6.64米，最短的M7長4.25米。墓葬之間的階層分化並不明顯，而且等級性也不是很高。這也説明冬筍壩一帶不是戰國中晚期階段的巴人社會的中心性聚落。相較而言，冬筍壩墓地東邊的涪陵小田溪戰國墓地的墓葬規格相對更高，層級分化程度更為複雜，應該是當時巴人的一箇中心聚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