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當代“民國大師”死了_風聞

早上聽到一則消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蘭州文理學院旅遊學院副教授劉拓，因探訪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四川阿壩甲扎爾甲山洞窟壁畫不幸墜崖去世。

一個31歲的考古學家去世了，死在自己熱愛的工作上，本來是一件令人悲傷和惋惜的事情。

中國的媒體和學界喜歡“死者為大”嘛，一上午微博新京報等都在哀悼。

但是這位劉拓博士的思想和言論，一直以來都很“奇葩”，有必要討論討論。

他思想上是一位典型的“白左”，一直以來反對西藏的解放、建設和工業化，他一直認為，像西藏這樣的地方，應該保持“原生態”，比如解放前的藏傳佛教、比如“農奴制”，都屬於西藏的原生態“文明”，不應該被外力打破，什麼“人皮唐卡”，什麼“阿姐鼓”，什麼活人祭祀，都有它的價值，不應當被消滅…..他甚至認為，當年解放軍解放西藏，是“摧毀了西藏的文明”。他甚至放出謬論——“希望西藏被印度”控制。

説難聽點，站在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角度，這種人就是個“分裂分子、反革命、行走的50萬”。

但他死都死了，我們就來詳細討論一下他思想的根源吧。

劉拓這種人，其實在中國的教育界和學術圈一點都不少，他們根子上都是“民國大師”，雖然活在21世紀，但思想上其實是一個民國買辦政權下的“胡適”，他們只在乎自己專業的一畝三分地，不在乎國家、民族和人的尊嚴。

比如劉拓博士，他就只關心他的西藏農奴制下的“人皮唐卡”、“頭骨法器”、“阿姐鼓”，一來他就喜歡這些玩意兒，二來他吃的就是這碗飯，所以他寧可國家不解放，民族不獨立，人民不翻身，繼續保留那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原生態”，這樣他才能一輩子風花雪月搞他所熱愛的“學問”，然後教出一大羣弟子餘孽，把他和他的理念，吹成“學術自由”、“大師之風”。

他們最大的問題，是隻在乎自己的感受，只在乎自己的利益，而沒有把廣大的人民當人，他們只在乎他們喜歡的“西藏原生態”，卻沒有問過當年在農奴制下西藏人民的感受。

舊西藏占人口不到5%的官家、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等農奴主，佔有西藏幾乎全部耕地、牧場和絕大部分牲畜。農奴超過舊西藏人口的90%。農奴主佔有農奴的人身，把農奴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隨意支配，可以買賣、轉讓、贈送、抵債和交換。1950年的西藏有100萬人口，其中沒有住房的就達90萬人。

農奴主用差役和高利貸對農奴進行殘酷的剝削，僅當時西藏地方政府徵收的差税種類就達200多種。農奴為農奴主支的差，佔農奴户勞動量50%以上，高者可達70%到80%。藏族民諺中描寫道：“農奴身上三把刀，差多、租重、利錢高；農奴面前三條路，逃荒、為奴和乞討”。

西藏地方統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維護農奴主的利益。舊西藏通行了幾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將人分成三等九級，明確規定人們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農奴主運用成文法或習慣法，設立監獄或私牢。地方政府有法庭、監獄，大寺廟也設法庭、監獄，領主還可在自己的莊園私設監獄。刑罰極為野蠻殘酷，如剜目、割耳、斷手、剁腳、抽筋、投水等。

西藏解放之前，西藏人民過的是什麼生活？毛主席講過：“我看，西藏的農奴制度，就像我們春秋戰國時代那個莊園制度，説奴隸不是奴隸，説自由農民不是自由農民，是介乎這兩者之間的一種農奴制度。……這個舊制度不好，對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興，二不財旺。”“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裏的反動農奴主對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幾歲女孩子的腳骨拿來做樂器，還有拿人的頭骨作飲器喝酒。”這樣野蠻透頂的制度，能夠允許其永遠存在而不改革嗎？

1959年秋天，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從前的農奴得以脱離農奴主，獲得人身自由。農奴們焚燒地契、債約，徹底獲得翻身和解放。1959年開始展開的民主改革，才真正使得西藏“百萬農奴站起來了”。

翻了身的農奴們歡呼：“達賴的太陽照在貴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陽照在我們窮人身上。現在達賴的太陽下山了，我們的太陽昇起來了。”

你要問當年的西藏人民最感謝誰？他們最感謝的是毛主席和解放軍。

日喀則拉孜縣著名的藏刀藝人次登家裏只供奉毛澤東像，平時他也不去轉經、朝佛。在次登看來，真正改變他命運的是“毛主席”。他説：“我們鐵匠以前在西藏是地位最低的，被稱為‘黑骨頭’，毛主席解放了我們，讓我們翻了身，我打心眼裏感激他。”

西藏的解放，也是人民的勝利。

偉大的民主革命，讓百萬翻身農奴迸發出極大的政治熱情和生產積極性，也挖掉叛國暴亂分子妄圖長期隱藏的土壤。在整個民主改革過程中，西藏農村共發展了629名共產黨員、1967名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建立了123個共產黨支部、252個共產主義青年團支部。

在這些積極分子的帶動下，翻身的西藏民眾積極參加平叛鬥爭，全身心幫助親人“金珠瑪米”解放軍。在唐古拉前線，藏族民工寧願自己睡在冰雪濕地上，也要找些樹枝、石頭把所運物資墊起防潮，遇到雨雪天氣，寧可自己受凍，也要脱下衣服遮蓋運送的物資。有的牲口累垮了，民工們就自己背上物資前進。有的民工奮不顧身，同解放軍一起戰鬥，打擊叛亂勢力和西方帝國主義。

“麥地卡剿匪中，基層幹部多吉帶領10多名民工、趕着100多頭犛牛支前。多吉先後參加支前10次，送糧幾十萬斤，參加戰鬥10餘次，被叛匪的槍彈打傷過手臂，但一直堅持支前，每次都出色完成任務，成為那曲地區支前模範，還加入中國共產黨。”

“山南加查縣邦達鄉女鄉長次仁瓊宗帶領羣眾和叛匪進行堅決鬥爭，一次她被兩名叛匪攔在路上，敵人要她投降，她不怕威脅，隻身與叛匪搏鬥，被連砍九刀，壯烈犧牲。”

“青藏公路那曲養護段林場工人、牧民出身的佈德為解救被圍困的養護段林場，衝出叛匪重圍，深夜去給解放軍送信，被叛匪抓獲，叛匪逼他説出林場的情況，他寧死不屈，竟被叛亂首領殘忍地挖去雙眼。”

“1960年5月，美國中央情報局空降在然次卡的藏族特務益西旺加等與寧靜叛首扎巴喇嘛、麥巴本會合，恰好碰上解放軍388團在當地剿匪，已通過民主改革獲得翻身的羣眾積極對叛匪堅壁清野。嚴重缺糧的叛首扎巴派保鏢登甲羣培回家取糧，妻子抱住登甲的腿勸降，兒子將他的槍藏起來，迫使登甲向解放軍投誠。扎巴、麥巴本連續斷糧九天，陷入絕境，至5月18日不得不出來搶糧時，被解放軍包圍於奇比，全殲兩名叛首以下17人和空降特務益西旺加等8人，繳獲各式步槍32支、電台1部。”

這就是共產黨、解放軍和西藏人民團結在一起的力量。

新中國能夠有今天的成就，靠的也是大一統國家的凝聚力，全國人民的解放，工業化和現代化，先進的黨和14億人民團結在一起的力量。

孤立的政治環境，保守的宗教氛圍，很難創造出優秀的文明，更沒有有趣、高尚、豐富的精神生活。一個“桃花源”不會產生什麼田園牧歌、歲月靜好，只會滋生封建、迷信、保守主義、極端宗教，桃花源，也會變成《盲山》。在美國，至今依然有一羣阿米什人排斥現代文明，排斥電燈、電話、工業機器，穿着長袍，守着基督教的聖訓過日子；美國猶他州的摩門教徒，還在搞“一夫多妻制”。你覺得這樣的“原生態”真的好嗎？

劉拓博士這種人不是少數，幾年前，我曾經坐過一次順風車，司機是位美女，我倆相談甚歡。

她年少多金，喜歡自駕遊，走過很多地方，我們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西藏，那姑娘忽然感嘆道：“青藏高原真的很美，原生態，人們都很淳樸，他們有信仰，我看到很多大人小孩在公路上磕長頭，一路磕下去，真的很感動，感謝佛祖，我們不應該把工業和商業帶進那樣的聖地。”

我當場就一臉懵逼，念在她是一位好看的小姐姐，我就耐心解釋道：“他們確實要感恩，不過不是感謝佛祖，而是要感謝新中國，感謝毛主席和解放軍。”

“沒有新中國，他們連人都算不上，只能被貴族和活佛們當作墊腳石、會説話的牲口，戴着鐐銬勞作，砍手、挖眼、斷腳，活活折磨死在地牢中，農奴的大腿骨會被做成法器，少女的皮會被剝下來做成人皮唐卡、阿姐鼓…..你看，多好的原生態”。

“沒有解放軍，沒有人民子弟兵的犧牲，沒有工程人員的犧牲，那裏還是一片農奴制的封建社會，與世隔絕，沒有工業，沒有鐵路公路，沒有自來水和輸電，他們磕長頭的那條‘天路“，都是子弟兵用生命修出來的……”

小姐姐聽完，瞪大了她美麗的眼睛，驚歎道：“對不起，我之前真的不知道，這些都是真的嗎？”我隨手打開手機，找了了幾張藏傳佛教人骨法器、人皮唐卡、西藏農奴的照片給她看……最後，她表示真的要感謝新中國和解放軍。

這姑娘不是壞人，只是太單純，被當年的“偽文青”、公知大V們的雞湯帶了節奏，不食人間煙火，不知世間疾苦，把一點小布爾喬亞情緒，當成了全世界的共識，就像如今那些到印度拜大師淨化靈魂的女明星一樣。

這個世上沒有天生的蠢人和壞人，但人太容易被影響，先入為主，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事情。很多人如今吃飽飯了，能夠到處旅遊了，看到那些大山深處的好山好水好風光了，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帶一帶節奏，就以為那裏的人民天然淳樸，那裏的生活健康自然，不要工業，不要商業，不要現代文明，可以用愛發電了。

實際上，西藏人民需要先進的生產力、生產關係，需要工業化，需要現代的知識文化，需要和外部世界的溝通和交流。西藏的人們有接受現代教育的權力，有享受美好生活的權利，有勞動就業的權力，有享受先進科技、文明成果的權利。

你要幫助一個落後地區，只有打破這個舊世界，讓現代文明得以進去，讓保守的舊勢力消亡，讓反動的舊勢力消滅，讓進步的力量進來，讓舊世界的人民走出來，一起改造自己改造世界，他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一個考古學博士年紀輕輕去世了，本來挺可惜的。

但我想説，這樣的人還是越少越好，中國的學術界，需要人民的知識分子，需要建設祖國服務社會的國之棟樑，不需要“民國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