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的近乎不可能之路（二）_風聞

上面分析了中國革命面臨的極端困難局面，下面討論中國革命勝利之路的非同尋常之處。

中國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一    中國革命主要依靠生產關係組織術意識形態的變革而非掌握先進生產力

我在之前分析困難性的時候已經指出，中國近代的主要困難之一是屢次落後於技術革命，以至於在生產力方面差距太大。因此一個自然的想法就是要着力解決生產力發展的問題，使自己變得富強起來，在這個過程中獲得民族獨立和國家安全。近代以來一直有各種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或者先搞出一個和平環境踏踏實實搞搞建設以此來富國強兵的主張。但這些主張沒有一條是走通了的。又或者是可以先強力調整生產關係（必要時使用武力）為發展生產力掃除障礙，然後再發展生產和技術以富國強兵。對近代中國影響很大的日本變法強國之路就是這樣的，但這條路也沒有走通。

現實中走通的道路是將生產關係組織術以及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置於重要性超過生產力的地位，主要藉由前者而不是掌握先進生產力來完成救亡和獨立的歷史任務。

要理解中國革命的勝利主要不是建立在發展先進生產力基礎上的，只要想一想共產黨長期都是以農村為依託在軍事裝備和對手有巨大差距的前提下以弱敵強就不難理解。或者再想一想，在革命勝利的建國初期中國在工業上還是接近於一窮二白的地步，而僅有的一點工業基礎中有很大一部分（位於南方的部分）是到了勝利的階段才拿到手的，另一部分（東北地區）也是在革命力量已經很強的時候才掌握的。另一個説明上述觀點的例子就是革命勝利之時的加試題：朝鮮戰爭。美國在生產力方面毫無疑問對中國有碾壓式優勢，結果朝鮮戰爭中國卻取得了那樣驚人的戰績。

考慮到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和科學共產主義將生產力置於比生產關係更基礎的地位，**以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中國革命竟然是以這種倒置的方式來實現勝利就尤為令人震驚了。**這是比列寧主義更“離經叛道”的突破。我們比較一下好了。

俄國革命是先掌握了特大城市和（部分）軍隊等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部門然後才擴張到控制整個國家的。因此雖然有列寧主義的“革命不是發生在生產力最發達的國家而是發生在帝國主義鏈條脆弱之處”的理論突破，俄國革命本身也沒有超出控制先進生產力然後取得勝利的路徑。 這與中國革命的路線有很大的不同。

當然，我要強調我只是認為掌握先進生產力沒有改造生產關係和組織術等重要，而不是否認先進生產力或者技術能發揮重要作用。事實上，中國革命歷程中諸如無線電這樣的（當時的）較先進技術對於打造組織術是有關鍵意義的，但即使這個例子裏先進技術的主要用武之地也不在於發展生產力。

中國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二    中國革命勝利之路是一條非常困難和漫長的路線

中國革命採用的是發動農民搞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 現在大家覺得這是合理的，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因為這條路線獲勝而已。如果從當時人的角度上看，這是一條理論上有勝利的可能但看起來勝利的機會十分渺茫的路線。

農民是分散的，農民是缺乏紀律性的，農民是非常貧困的，農民是非常愚昧的，農民不代表先進生產力。在世界範圍內沒有哪一個近代以來的主要國家是靠農民起義而實現救亡與獨立的。要依靠發動農民在已經進入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世界上在工業化國家已經進入烈性博弈的背景下試圖取得革命勝利，聽上去簡直就是在開歷史倒車。

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喜歡説中國近代歷史上有很多種救國的途徑，但經過了嘗試都以失敗告終，最後只有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才是唯一可能的途徑。但請諸位想一想，如果屢次嘗試又失敗（甚至一次嘗試失敗）就足以認為是這條路線行不通，那靠農民的力量獲勝不是早就被證明行不通了嗎？從太平天國到義和團不是已經反覆失敗了嗎？

當然了1927年大革命之後共產黨也是走投無路了，城市裏很難待下去，兵變也接連失敗。好在以前有一些農民運動的底子，再加上軍閥割據導致一些邊緣地區屬於反動派的力量薄弱之處，因此佔一些山頭搞一些以農民為主的地方政權是可行的。可是從這裏到全國性的勝利還是非常非常遙遠的。

在現實中，以農民為主體力量而進行的革命雖然取得了蘇維埃國這樣的成就但不還是失敗了嗎？而這已經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了。 這能不能算是被實踐證明了哪怕在黨的領導下搞農村包圍城市也是走不通呢？

**這條路線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即使行得通，花的時間也必定是非常長的。而根據前面的分析，近代中國是浪費不起時間的，而且是越來越等不了的。**到了出現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超級廝殺之後，到了日本明顯對中國有巨大野心的階段，看上去最合理的途徑是應該儘快建立穩定政權，然後在此基礎上富國強兵 (特別是強兵)，以應對即將到來的全面大廝殺。但在這個時候中國革命卻選擇了一條註定經過非常漫長時間才能勝利的道路， 這難道不是非常危險的嗎？

而現實中的情況是， 這條路線恰恰是抓住了國際局勢的急劇變化，在1937-1938後華北出現巨大力量真空的情況下迅猛發展然後才一舉扭轉了局面。 既使得黨領導下的農村包圍城市之路在第二次嘗試時終於走通，又有效避免了錯過戰後機遇期時間窗口。關於時機的把握問題下文還會進一步討論。

總之，中國選擇的是一條乍看起來反覆失敗的，乍看起來開歷史倒車的，乍看起來會完全無視超緊迫時間限制並因此可能拖累自己拖累別人的沒有任何成功先例的路線。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終極豪賭。如果賭贏了，理論上可以激發出中國社會的最大潛能從而有可能解決以前很多看似無法解決的問題。但如果賭輸了，我認為我們將不得不接受一個殘酷的結論：中國近代史上不存在革命勝利的通道，中國人民只能尋求一個半勝利半失敗的結局。 為了走通這條極為困難而漫長的革命之路，革命者必須採用非同尋常的方式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

中國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三    中國革命的隊伍呈現出一種極高程度啓蒙者與極低程度啓蒙者直接結合的狀態

根據統計數據，到了1950年的時候，共產黨員仍有70%為文盲半文盲，如果加上只有小學文化的人員，這個比例高達97%.  可見中國革命的主體是文化水平非常低的人民羣眾。而另一方面，從共產黨的早期領導陳獨秀李大釗到27年大革命之後的核心領導力量毛澤東周恩來以及蘇聯背景的若干人物，都是頗有學識甚至是有很深哲學造詣的人。可以説，是這些受到極深程度啓蒙的人直接與啓蒙程度極低的普羅大眾碰撞，擦出了革命的火花。

按常理思考，從極高啓蒙度到極低啓蒙度，需要一些中等啓蒙的人士作為中間傳導鏈條。如果大革命沒有失敗，如果在城市裏能夠深入發展組織，那麼工人和城市中受過初級教育的人員是可以發揮這個作用的， 是可以先啓蒙城市再由城市來教育農村的。 但是大革命的失敗把這個過程給打斷了，導致中國革命必須走標題所列的這條路，出現了哲人王與文盲半文盲長期講道理的場面。順便説一句，我有時候會有點惡趣味地想，像列寧這樣擅長鴻篇深論的哲人王能做這樣的事嗎？

走通這樣的道路意味着中國革命不僅僅是軍事作戰和組織革命，也不得不同時是一場困難複雜的深度文化啓蒙運動。從瑞金到長征途中的一邊打仗一邊掃盲，再到延安期間關於如何對文盲半文盲做思想文化工作的各種能力教育（比如反對黨八股等等），都充分説明了革命中文化啓蒙運動是一個重要的方向。

到了延安時代，甚至出現了發達地區的文化青年到經濟落後地理封閉的陝北接受政治和文化再教育再啓蒙的奇景。在此基礎上，革命聖地延安被進一步建設成為一個系統地對初等和中等啓蒙程度的人進行再教育再啓蒙的中心。

延安時代是中國革命者打造屬於自己的公共文化的關鍵時期，這裏面最突出的是新文風和新文藝的形成。 新文風上接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白話文風潮，通過報紙，廣播，會議，各種小冊子以及其他接地氣的宣傳手段，在掃盲，教育以及上情下情通達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塑造了以革命隊伍為核心的一大批中國人的説話行文方式。很多敏鋭的觀察者都曾經提到過共產黨的語言特別是深受毛澤東影響的毛氏文風對後來整個共和國的公共語言有極為深遠的影響。新文藝的形成則有賴於一大批中等啓蒙者帶着在北平上海甚至蘇俄西洋學到的美學底子與田間地頭山溝窯洞裏的普羅大眾情感趣味相結合， 形成了一大批既為最廣大人民喜聞樂見又絕不低俗或者守舊的文藝作品。這是土洋結合或高雅與通俗結合的最佳範例。

隨着新文風和新文藝的形成，紅色文化在延安時代誕生了，這就是共和國的文化根基。至此綿延約30年的新文化運動結出了碩果，而它達到的高度恐怕大大超出了新文化運動很多先驅的預想。與此同時，新文化運動中一些明顯過於偏激的主張比如完全摒棄中國的傳統文化，沒有被紅色文化所採納。

我之前分析過世界上很多後發國家面臨的一個巨大痛苦就是內部經濟文化發展極度不平衡， 這導致少數接觸到先進文化思想的精英和廣大極度愚昧保守的平民之間難以結合。 要麼就是精英不接地氣（這方面例子實在太多了），要麼就是精英為了接地氣而不得不在先進文化方面出現大倒退大讓步， 甚至被直接從保守文化中發掘力量的土精英掌控大局 （比如很多國家出現的依靠激進的宗教進行動員的情況）。而中國的情況是政治上最精英的一批人直接和政治上最矇昧的一批人結合，結合得是如此之緊密，但又依然強烈代表着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中國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四    中國革命在組織上具有高度集權能力和高度分權能力並存的特點

高度分權能力的存在是顯然的，因為各地都很大程度上靠着分佈的力量建立起了星羅棋佈的地理上分隔的根據地。甚至在黨中央受到了近乎毀滅性的打擊之後，像陝北這樣偏僻地方的根據地不僅能維持住自身的存在還能有效地接納黨中央這個盤子。到了抗日戰爭期間，這種強大的分權能力也得到了體現。 沒有這種分權能力，不僅華北的根據地工作不可能搞好， 廣大的華南地區也存在着基層組織喪失導致戰爭結束後共產黨缺乏根基的風險。

此外還有大量的城市地下黨和打入敵人內部的特殊人員。他們都有很強的靈活機動自主行事的能力，很多可以在長期得不到上級指導的情況下保存自己積蓄力量。聽上去這像是強有力的特工組織才具備的能力， 但我想當時的很多地下工作者恐怕並非訓練有素的特工，至少他們沒有時間或者不能冒險進行系統的集中培訓吧。 但從解放戰爭後期若干城市快速解放和解放後快速恢復秩序和生產的表現來看，他們的實際工作能力是驚人的，這也是在分權下成長和行動能力的突出體現。

**在具有強大的分權自主行事能力的基礎上，黨組織又有非常強大的集權能力。**延安時代之前突出的幾個例子有：軍隊接受政治性整編之後被黨所絕對領導，黨中央主力在消耗極其嚴重的情況下仍然在各根據地具有極高的權威，

手握最大份量重兵的張國燾試圖分裂黨的行動未經火併就以失敗告終，等等。到了延安期間，以整風運動和毛澤東思想形成為標誌，黨的集權能力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峯，諸多表現就不贅述了。

同時具備極強的集權能力和極強的分權自主能力，這是很難實現的組織目標。在中國共產黨之前，我真的想不出還有近代史上還有什麼地方出現過這樣的組織？也許列寧時期的布爾什維克一度具備這種特徵（但斯大林時代就是集權大大壓倒分權了）。

**黨組織同時具有這兩種超強的能力， 也意味着共和國是真正的民主和專政能力都極強的一個政權。**這在後來的共和國歷史上是極為重要的，因為後面也出現過很多次集權與分權的重大轉換。很多人調侃組織的時候喜歡説“一抓就死，一放就亂”。但另一方面請大家想一想，如果想抓就能抓到死，想放就能放到亂，抓死了還可以放，放亂了還可以抓，抓放可以不斷循環，甚至可以在不同尺度上並行存在，這是一個怎樣的既充滿活力又充滿整合能力的組織啊。

中國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五    中國革命打造了極為特殊的軍政關係

這一特殊軍政關係的主要特點有三條：第一，半軍事化的政府和政權基層；第二，高度政治化的軍隊；第三，政權與軍隊角色之間的強大融合和轉化能力。

先有共產黨，後有共產黨創立的軍隊，在軍事勝利的基礎上再逐步建立政權。這一歷程決定了共產黨政權具有很高的軍事化特徵。

歷史上通過軍事勝利建立軍事化政權的情況其實是有很多的，所以軍事化政權本身並不稀奇。 但歷史上的軍事化政權很容易陷入以軍控政的地步, 或者為了有力控軍而大搞特務組織。而中國的情況不是這樣。半軍事化的政權被建立的同時，**中國實現了軍隊被政治組織（而不是軍隊本身）絕對控制，這是軍隊的高度政治化的根本表現。**同樣地，這也是由軍隊的誕生髮展歷程決定的。黨首先是一個政治組織， 而紅軍在建立之初，就從根子上確立了黨絕對指揮槍的原則。在經歷了三灣改編，古田會議以及長征的反覆鍛造之後，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已經成為了神聖的原則。

軍隊被黨控制，不僅僅包括讓打哪就打哪，讓撤退就撤退，讓犧牲就犧牲等等這些已經很難得的軍事素質，還包括“讓脱軍裝就脱軍裝，讓拿勞動工具就拿勞動工具，讓忍耐就忍耐，讓刮骨療毒式自淨就自淨”等等政治素質。 這些特點不僅僅存在於革命時期，也一直存在至今。

人類歷史的一個基本政治問題就是軍隊和政府誰能控制誰？中國革命給出的回答是兩個選擇都不要，誰也不能控制誰。 在他們之上還有一個領導一切的黨組織，軍隊和政府都是黨組織執行歷史任務的手段。尤為重要的是，黨組織搞好軍政關係的核心不在於劃出軍政兩條軌道然後居中平衡或者制衡（這可能是很多聰明人的第一想法），核心要點在於軍和政的功能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二者有很強的融合和轉化能力。 大量的政權基層組織即使在常態下都保持着隨時轉入半軍事化動員的潛能，比如大量的人員只要需要就可以立刻轉化為民兵，甚至有大量的婦女團兒童團等在緊急情況下可以執行軍事輔助任務。

軍隊則可以根據需要隨時化身生產隊，教育宣傳隊和政治工作隊。從延安的大生產運動，到解放戰爭期間快速轉化戰俘，再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等等都有突出體現。

具體到軍隊內部，則有軍事長官和政委之間以融合協調而非對立制衡為主的基本特徵（雖然制衡性也是有的）。這是中國相對於蘇聯政委制度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關鍵。 要在軍隊建立雙首長而又避免顯然很容易產生的內耗，除了黨委領導的軍事化民主集中，恐怕沒有其他的途徑。這一套東西説起來容易但執行起來難，並沒有什麼根本性的制度設計能夠保證它一定能運行好。 只能在長期的鬥爭中鍛造出一批能夠玩轉這套體制的人，然後由這批人以傳幫帶的方式培養下一批人。 在軍事民主集中制保證了軍隊內軍政兩條線融合協調的前提下，軍隊不僅具有了很高的政治屬性而且培養出了一大批軍政複合型人才。很多人既能做軍事主官，又是優秀的政工人員，以至於在軍隊打下了地盤建立了新政權之後很多軍隊的人可以立刻化身為地方行政首長並在崗位上作出突出工作業績。 這又從高層方面大大鞏固和提高了上文提及的軍政融合與轉化能力。

再有，**軍事民主很有利於有效地從基層收集信息與經驗，並且必然要求將上級的意圖充分地傳達給基層，使得基層戰士哪怕文化水平不高也往往能夠充分了解自己的戰鬥任務，戰鬥目的和隊伍性質。**這就保證了軍隊經常可以做到形散而神不散，進行從純軍事角度看高難度的靈活變化。 比如分成若干個小分隊行動還能實現總任務的協調，比如在大撤退或者大勝利的階段可以輕易打散編制重新混編等等。

德國、蘇聯和美國在20世紀也展現出了強大的軍事動員能力，並且在大戰中實現軍隊和政權比較強的協調能力。 但他們的動員和軍政協調與中國革命的情況有根本性的不同。

第一，德蘇美的軍事動員與戰時軍政協調是一種政治上的非常態，也是對經濟有嚴重透支作用的。而中國革命中的動員與軍政協調本身就是黨長期生存和鬥爭的常態， 不僅是可以長期維持的，而且本身就是解決嚴重經濟困境的重要手段之一（這一點下文還會討論）。

第二，**德蘇美的動員與協調是建立在強大的工業化基礎上的，是有非常強的中央計劃的背景的。

而中國革命者是在沒有工業化的情況下實現了深度軍事動員和強大軍政協調的，而且雖然大的指導原則是源自黨中央但具體的事務安排很多是在分權條件下由各地自己探索出來的，具有強烈的分散自組織特徵。 但這種自組織又不是去中心化的**。 中央始終是一個強勢存在，中央和地方之間以及中央內部也形成了半軍事化的民主集中關係。中央本身也具有強大的學習和反饋能力，一旦有優秀的地方自主組織經驗， 很容易通過進入中央的總結推廣而擴散到全體系。

總之，中國革命打造的特殊軍政關係使得中國獲得了超乎尋常的動員力，很大程度上能夠在缺乏先進生產力和充分經濟資源的基礎上廣泛深度動員全社會的潛力去執行中心任務。而中國共產黨的競爭對手由於不理解這一套厲害體系很容易產生對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的嚴重低估。 日本，國民黨，美國，印度都因此付出了沉重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