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急診室超飽和，走廊也擁擠不堪，並非都是新冠病人！_風聞

圖注：救護人員推着輪牀穿過斯派洛急診部的大廳。過度擁擠迫使醫護人員對病人進行分流，將一些病人安置在候診室，將其他人放在推車牀上和大廳裏的椅子上治療。

在密歇根州蘭辛市斯派洛醫院的急診科，工作人員正在努力照顧病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嚴重的病人。

沿着醫院走廊米黃色的牆壁，排着一長排推車牀，每張上面都躺着病人，一些病人為了擋住走廊的亮光和雜音，用帽子或衣服捂住了頭。急救室護理主任蒂凡尼·杜桑（Tiffani Dusang）看着這樣的情景，焦慮之情溢於言表。“看到這個，你沒法不難受，”她説。

但她無能為力。急診室的72個房間都已經住滿了。

“當我走過走廊，看到病人痛苦不堪、需要睡覺或需要安靜時，我總是感覺非常非常難受。但你也能看到，他們只能睡在走廊裏，每秒鐘身邊都有人經過。”

這與這個急診室——以及其他數千個急診室——在疫情開始時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除了紐約等最初的熱點地區，在2020年春天，全國各地的許多急診室通常都空得嚇人。由於害怕感染新冠病毒，患有其他疾病的人儘可能避免上醫院就診。根據Epic健康研究網絡（Epic Health Research Network）的數據，急診室的就診次數降至正常水平的一半，直到2021年夏天才完全恢復。

但現在，急診室過於飽和了。就算在美國的一些地區，新冠肺炎沒有導致衞生系統不堪重負，但現在的問題是患者出現在急診室的情況比疫情前更糟，他們的疾病更嚴重，需要更復雜的醫療護理。

“肺炎、糖尿病、心臟病患者……以及大量兒科危重患者，這種情況我以前從未見到過，”斯派洛急診部的註冊護士凱利·斯皮茨(Kelly Spitz)説。“在新冠之前，我們當然也會看到病人，最多的是創傷、中風和心臟病患者。但我們現在看到的患者規模可能是我們以前看到的危重患者的4倍。”

很多醫護人員説，這是因為在過去18個月的疫情期間，很多人推遲了治療，或者根本無法獲得治療。

密歇根大學急診醫學教授、密歇根大學急診醫師學院前任院長布拉德·烏倫博士（Brad Uren）説：“我們回到了新冠之前的病人數量，但我們也還要承擔新冠患者的額外負擔，以及過去一年積壓的一些患者的護理。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人在面對身體的早期預警時沒有能及時就醫，所以當他們現在來的時候，病情已經被耽擱了。”

但現在為他們騰出空間要困難得多。

沒有病牀

 

圖注：蒂凡尼·杜桑是密歇根州蘭辛市斯派洛醫院的急救護理主任。當過度勞累的護士離開時，她努力安排每一班的員工，並努力讓留下來的護士不要精疲力竭。

沒有地方能接收所有病人。理想情況下，急診科應該是風暴中短暫的避風港，患者在那裏獲得緊急處理和分診，有的可以被送回家，接受家庭醫生的後續指導；也有的需要進一步治療，在體徵穩定後可以被轉移到樓上的住院病房或重症監護室。

可是現在的情況不同。那些住院病房裏也擠滿了患者——包括新冠病人和非新冠病人。這意味着來急診室的人要被留觀幾個小時甚至幾天，迫使急診室的工作人員履行本不應由他們承擔的長期護理職責。

在斯派洛醫院的急診室裏，空間被用到了極致：醫院的一個單獨區域變成了一個溢出單元。推車牀堆在大廳裏。他們甚至拉來了一排棕色的躺椅，靠牆排成一排，供那些沒有病到需要推車牀，但又病到不能待在主候診室的病人使用。儘管如此，坐在棕色躺椅上的一些病人仍在接受靜脈輸液，而其他人則安靜地與醫生們交談，後者坐在他們對面，手裏拿着寫字板，坐在帶輪子的凳子上。

在這裏沒有隱私可言。這一點阿萊霍茲·佩裏恩託茲（Alejoz Perrientoz）剛剛意識到。他這天早上來到急診室，因為他的手臂已經發麻刺痛了一個多星期，現在連一杯咖啡都端不起來了。他説，初步檢測排除了中風。一位護士剛剛在大廳裏給他做了全面的身體檢查，撩起他的襯衫連上了機器，這讓他感到難為情。

“我覺得有點不自在，”他小聲説。“但我也沒法子。我現在只能躺在走廊裏。沒有單獨的隔間。”

“當然情況已經算是不錯的了，畢竟他們沒在停車場給我做檢查，”他努力開了個玩笑。

急診室的另一邊是斯派洛醫院的救護室，那裏有許多看起來一模一樣的走廊和只有員工卡才能打開的厚重的雙扇門。每天有70到100輛救護車呼嘯着衝進來。看着急救人員不斷將病人送進分診台，杜桑説：“病人太多了。這是我職業生涯中見過的最高紀錄。”

她解釋説，大約每週有三次，她的急診室會到達無法再接收病人的閾值。之後他們會發出警報，要求救護車將病人轉送到其他醫院。但這也是一個冒險的舉動，因為斯派洛醫院是該州這一地區僅有的幾家有能力處理嚴重創傷的醫院之一。杜桑説，這感覺就像“揮舞白旗”。

“但為了安全起見，你必須這麼做，”她説。一旦醫院過於擁擠，醫護人員將無法為病人提供有效安全的治療護理。“所以，儘管我們的警報不能完全阻止救護車前來，但至少能讓他們意識到，‘哦，你知道，急診科有麻煩了。’”

即使是被救護車送來的病人也不能保證有一個房間：一名護士在這裏負責分診，篩查那些絕對需要牀位的人，以及那些可以放在等候區的人。

杜桑説：“我討厭我們必須做出這樣的決定。”最近他們為了安置重症患者，甚至要把一些已經送進單獨診室的病人拉出來。“我們基本上是要對病人説，‘我們要把你放在走廊上，因為我們需要照顧病得更重的人，’誰聽了都不會高興的。”

病人病得更重了

圖注：一個新病人剛剛被送進斯派洛醫院，在分診台接受分診，而其他病人的輪牀擠在走廊兩側。

這不僅僅發生在斯派洛醫院。

“我們正在聽取來自全國各地的成員的意見，”美國急診醫學會主席麗莎·莫雷諾博士（Lisa Moreno）説。“中西部、南部、東北部、西部……他們也看到了同樣的現象。”

儘管今年夏天急診就診人數恢復到了新冠之前的水平，但從急診到醫院住院病區的住院率仍然高出了近20%。這是根據Epic健康研究網絡的最新分析得出的結論，該研究收集了全國1.2億多患者的數據。

Epic的數據科學家卡列布·考克斯（Caleb Cox）説：“這是一個早期指標，表明急診科正在發生的情況是，我們看到的危重病例比疫情前更多。”

考克斯解釋説，不那麼嚴重的病例，比如患有皮疹或結膜炎等健康問題的人，現在看急診的次數仍然不像疫情前那麼多，而是會選擇緊急護理中心（Urgent Care）或看家庭醫生，甚至在網上求醫。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是因為更嚴重的疾病，比如中風和心肌梗塞而來到急診室。

考克斯説：“儘管我們看到今年夏天急診病人的總數量恢復正常，但危重病例仍然高於疫情前的正常水平，而不那麼嚴重的病例仍然低於疫情前的正常水平。”因此，儘管到急診室就診的總人數與疫情前大致相同，“如果我是一名急診室醫生或護士，這絕對會讓人感覺，我看到了更多的病人，我看到了更多的危重病人。”

影響治療質量

美國急診醫學會主席麗莎·莫雷諾醫生在新奧爾良的一個急診科工作。她説，現在病人普遍病得很重，加上無法迅速接納病人並將他們轉移到住院部，已經在急診室裏製造了一種她稱之為“不人道”的混亂。

她説最近有一天，剛剛上班沒多久，她聽到一位病人在附近哭泣，趕忙過去查看。這是一名截癱男子，最近剛做了結腸癌手術。手術傷口很大，外科醫生使用了一種叫做傷口真空輸助閉合的設備將創面密封起來，將傷口中的液體抽到連接着便攜式真空泵的引流管中。

這是一種非常先進的傷口護理方式——但設備出了故障，所以他只好來急診室。可是工作人員太忙了，等到莫雷諾注意到這位病人的時候，他傷口裏的液體已經漏得到處都是了。

“當我走進去的時候，牀上到處都是漏液，”她回憶道。“他基本上是躺在分泌物中。他當時一直在哭，他對我説，‘我癱瘓了，動都動不了，沒法擺脱這些分泌物，我知道我肯定會感染的。我知道我肯定會出現潰瘍的。我已經在這裏躺了八九個小時了。’”

負責照顧他的護士告訴莫雷諾，她真的沒有時間來幫助這個病人。“她説，‘我有這麼多病人要照顧，還有這麼多危重病人。我已經給這個病人掛上了點滴，連上了心臟監測器，他的指標比其他病人穩定。我一直沒有擠出時間顧上他。’”

“這不是人道關懷，”莫雷諾説。“這是一種可怕的護理。”

但是，當急診部門的工作人員沒有足夠的資源來應對巨大的衝擊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

莫雷諾説：“所有的護士和醫生都願意為病人做正確的事情。但由於病人數量太多，而醫人和護士與病人的比例又不合理，這個病人沒有得到他應該得到的照顧，他甚至沒有被當作一個人來對待。”

這種程度的忽視非常極端，可能大多數現在來到急診室的病人都不會碰到。但這個問題並不新鮮：甚至在疫情之前，急診室人滿為患就已經是一個“廣泛存在的問題，也是對病人造成傷害的根源……這不僅反映了單個部門和單個醫院的問題，而是反映了整個美國衞生系統的功能障礙，”《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最近的一篇評論寫道。

“急診室擁擠不只是會給病人造成不便，”作者寫道。“無可爭議的證據表明，急診科擁擠會對患者造成嚴重傷害，比如患者在無法獲得及時治療時，發病率和死亡率都會上升……”

而這讓本已不堪重負的員工更加疲憊不堪。

惡性循環

每天早上，蒂凡尼·杜桑醒來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她的工作郵箱，她的心裏只有一個希望：收件箱裏不要再出現另一封護士辭職信。

她説：“我無法告訴你有多少護士告訴我，他們下班後是哭着回家的。我每天都只能祈禱在第二天還能看到他們。”

儘管杜桑盡了最大的努力來支持她的員工，定期與他們聊天，與他們談論他們的職業，讓他們感到被關注、被傾聽和被欣賞，但她無法阻止他們辭職。他們走得太快了，要麼去做旅行護士這樣薪水更高的工作，要麼嘗試壓力更小的護理工作，要麼乾脆完全離開這個職業，這讓醫院無法及時找到合適的替代人選。

這一天下午，一名護士突然抽泣起來。另一名護士艾米·哈維（Amy Harvey）把她拉到角落裏，提醒她做深呼吸。

**“每個人都有個臨界值，”**哈維後來説。“這取決於當天的情況……我今天沒崩潰，但沒準明天也會。有時候突然我就會覺得再也無法承受了，但是我知道我的職責擺在那裏，那麼多病人還等着我，我不能崩潰，至少不能在工作時崩潰，我能做的就只是去廁所哭上一分鐘。”

為了幫助填補人員缺口，斯派洛的急診科僱傭了大約20名所謂的“嬰兒護士”。原先急診室護士需要至少在其他地方有一年的護理經驗，但現在醫院太缺人了，就連剛從護理學校畢業的新人也只能接收。這些新護士還在實習期，但已經需要挑大樑了。

“能幫幫我嗎，”一個新護士手裏拿着一個輸液袋，打不開蓋子，她小聲對主管説，“就是往裏擠，是嗎？”

老護士接過來做示範：“你得把它擰一擰，”她説。“嬰兒護士”帶着感激的口氣説了一聲“thaaank youuuu！”轉身朝病房走去。

凱利·斯皮茨（KellySpitz）在斯派洛醫院急診室做了10年的護士。但最近，她也想着離開。“這事在我腦海中閃過好幾次，”她説，但她還是堅持了下來。“因為我在這裏有一個團隊。我愛我的工作，”她説，但説着説着她哭了起來。她説，她哭不是因為工作太累，也不是因為壓力。她之所以難過，是因為她覺得無法給病人提供她想給他們的照顧和關注。

她仍然會想起不久前來過的一個病人。他的檢查結果顯示他已經是癌症晚期。斯皮茨一整天都在打電話，跟社工討價還價，想要幫他在家裏提供臨終關懷。他就快不行了，她真的不想讓他在醫院裏嚥下最後一口氣——醫院每次只許進一個人探視，太可憐了。她想送他回家，回到他的家人身邊。

斯皮茨説：“救護車沒空，我們等啊等，怎麼等都等不到。最後我甚至提出可以用我自己的車把他送回家。”幾個小時後，他們終於找到了一輛救護車，將這位患者送回了家。隨後臨終關懷團隊開始為病人提供止痛和心理支持。

三天後，這位病人的家人打電話給斯皮茨：他去世了。但他在家人的陪伴下去世的。他們打電話來感謝她。

她説：“這件事讓我有點欣慰，我覺得我還能有所作為，能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一點不同。但這種感覺現在很少有了。同時護理這麼多高危病人，你真的很難關注到每個人獨特的需求。”

下午4點，急診室進入了一天中最忙的時刻。在大廳裏等待的病人似乎特別脆弱，默默地看着其他病人從他們身邊掠過。一名婦女在輪牀上緊閉雙眼，也許在睡覺，也許失去了知覺。她的下半身赤裸，有人用牀單蓋住了她，但部分臀部和腿是裸露的，小腿上露出了明顯的潰瘍。

隨着一個輪班的結束，杜桑面臨着新的危機：夜班的人手比平時更緊張。

“我們能從樓上住院部借兩個護士嗎？”她問。

“已經試過了，”護士特洛伊·拉通斯基（Troy Latunski）回答。

如果沒有更多的醫護人員，將很難照顧那些因為車禍、癲癇或其他緊急情況而在夜間送入急診的新患者。

但拉通斯基想好了：他現在趕緊回家，抓緊時間補幾個小時覺，晚上11點再回來在急診室上夜班。這意味着他將在只睡幾小時的情況下，獨自照顧八個病人。但現在，這是他們唯一也是最好的選擇。

杜桑想了一會兒，深吸一口氣，點了點頭。“好吧，”她説。

“回家。好好睡一下。謝謝你，”她補充道，向拉通斯基投去一個感激的微笑。然後她轉過身來，因為另一名護士已經向她提出了又一個棘手的問題。這是下一場危機。

紐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