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可：東亞生產網絡視角下的中日產業鏈合作_風聞

來源：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

作者：丁可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亞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10月15日，長江產經智庫舉行雙月論壇研討會，聚焦“後疫情時代全球產業鏈的‘重新連接’（recouple）”，邀請國際知名智庫機構專家對這一主題進行分享，現在將部分嘉賓發言內容整理刊發，本期編髮的是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亞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丁可的演講“東亞生產網絡視角下的中日產業鏈合作”。

01

東亞生產網絡的形成與演變機制

進入本世紀以來，隨着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東亞地區出現了到目前為止在世界範圍內生產能力最強、分工協作效率最高的生產網絡。在這個國際分工體系裏，最初是日本，包括韓國以及中國台灣地區，向中國大陸出口中間產品，主要是一些技術含量比較高、附加價值比較大的科技產品。在中國大陸利用比較廉價的生產要素，把它組裝成最終產品，再出口到歐美發達國家市場。東盟也是這個生產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主要是以中間產品貿易的形式來參與東亞地區的分工。

東亞生產網絡有一個非常標誌性的產品就是蘋果手機，我搜集了蘋果200家供應商地理分佈的數據，可以看到200家供應商當中除了35家來自美國以外，幾乎所有的供應商都位於東亞。從國籍來看，大概東亞的供應商佔整個蘋果的供應鏈比重75%左右。如果我們再看這些供應商生產基地的分佈的話，這一比例更高達90%以上。雖然學界在討論這種跨越國界的分工體系的時候，更常用全球供應鏈或者全球價值鏈這樣的表述，但實際上全球價值鏈核心的驅動力量是來自東亞。

東亞生產網絡為什麼會形成？我的同事，也是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的主要編委之一豬俁，他在兩年前的研究中提出了一個分析的框架，認為有三個要素在驅動東亞生產網絡的形成和演變：比較優勢、廣義的貿易成本以及主導市場。

首先看比較優勢。與全球其他地區相比，東亞有個顯著的特點是區域內各個國家發展階段的差異性非常大，既有像日本、“四小龍”這樣的發達經濟體，也有像中國、馬來西亞、泰國這樣的中等收入國家，還有柬埔寨、老撾、緬甸、越南這樣的低收入欠發達國家。各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越大，他們通過分工協作進行交換獲得的經濟收益就越大，各個國家參與東亞生產網絡的動力也就越強。

第二個因素是廣義的貿易成本，即在各成員國之間商品、人員、技術、知識，包括資金能不能夠自由地流動。生產要素流動的成本越低，貿易成本越低。和其他地區相比，東亞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區域內的各個國家是通過海洋聯繫起來的，海運的成本與陸運和空運相比極為低廉。特別是進入本世紀以後隨着物流技術的發展、隨着通關成本的下降，海運的成本一直在非常顯著的下降，這是驅動東亞生產網絡形成的第二個重要的因素。

第三個因素是主導市場。市場的規模越大，市場的半徑越大，專業化分工的程度就會越高。從東亞的角度來看，我們知道二戰以後美國出於地緣政治的需要，一直向東亞的主要國家開放市場，進入本世紀以後隨着中國加入WTO，這個趨勢就更為明顯了，美國這樣一個巨大的開放市場的存在，是東亞生產網絡出現的第三個前提。

當然，東亞生產網絡它不是一個靜態的分工體系，隨着三個要素的不斷變化，它本身也是在不斷地演變、不斷地轉型。特別是最近這十年東亞生產網絡的結構轉型的趨勢非常明顯：

首先是區域內各個國家他們的比較優勢開始發生變化，特別是中國的經濟騰飛導致工資水平迅速上升，改變了各個國家相對工資上的比較優勢。比較2009年和2019年東盟主要國家和中國的工人月工資水平，可以看到僅僅在十年前，中國的工資水平僅僅處於東盟的中上游位置，但是到了2019年的時候我們已經遙遙領先了。這種比較優勢的變化會導致一部分勞動密集型、附加價值含量相對比較低的產業，從中國大陸轉移出去。但另一方面，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產業在中國又會進一步發展起來，這是第一個變化。

再看貿易成本的變化，最近這十年區域內的地緣政治風險在加大。中國和日本、中國和韓國、日本和韓國，區域內這些主要工業國家，他們在外交上都多多少少出現一些風波，這使得更多的國家希望能夠將供應鏈分散出去，儘量緩解供應鏈過度集中帶來的風險，這是第二個變化。

第三個變化是主導市場。除了美國繼續向東亞開放市場以外，中國市場強勢崛起。我搜集了從90年代中期到去年的東亞各個國家出口市場裏中國的排名數據。在2010年代之前，其實中國作為東亞的市場的定位並不是很突出。在一些東盟國家，比如像印尼、馬來西亞，中國只能排在他們出口市場的第四位。但最近這十年，中國市場的排名迅速提升，2016年的時候有一半的國家，中國排名升到第一位。到了去年，除了越南之外，對於所有的東亞區域內的經濟體來説，中國大陸都是最大的出口市場。中國市場的強勢崛起，完美地體現了劉志彪老師的重要觀點，即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模式出現了非常深刻的轉型，從客場的全球化開始向主場的全球化進行轉變，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依託中國超大規模的市場來整合全球的生產資源和創新資源。

02

貿易摩擦與新冠疫情對東亞生產網絡的影響

貿易摩擦導致中美之間的貿易成本上升。對華關税，還有高科技產品的出口管制，使得中美之間的人員、技術、知識，包括商品的流動的成本大幅提升，它推動了相當一部分以中國為基地，面向美國出口的企業從中國市場轉移到周邊地區。

疫情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第一方面從比較優勢的角度來看，中國相對區域內其他國家率先恢復了生產能力，所以原來流失出去的一部分訂單在疫情之後是迴流了。第二方面是貿易成本因為疫情顯著上升，包括日本在內各個國家進一步在推動產業鏈的迴歸和多元化，另一方面像海運這樣的運輸成本大幅上升，使得貿易成本形成了非常陡峭的上升曲線。再看主導市場，隨着美國疫情的加劇，中國市場它的重要性是在進一步提升的。

我們知道不同的因素對各個國家造成的影響和衝擊是不一樣的，具體的聚焦到日本，日企因為貿易摩擦和疫情的因素從中國轉移出去的比例非常低。根據我所在的貿易振興機構做的調查，2019年有打算或者已經實施產業轉移的日企比重只有9.2%，和中國台灣地區進行比較的話，根據台灣經濟部的調查，台灣的貿易摩擦之後實際轉移出去的企業比重已經高達21.5%。再看疫情的影響，有9成左右的日企在疫情後沒有重組供應鏈、變更生產基地的打算，而美國企業這個數字只有7成。我們還發現一直到去年年底，有接近4成的在華日企是希望能夠擴大在華業務的。加上願意在中國維持現狀的日本企業，整個數字高達90%以上。作為一個投資時間長達二三十年的成熟市場，這個數字還是相當令人振奮的。

我們還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就是在全球主要市場的日企當中，中國市場上的日本企業現在擴大研發功能的意願是最強烈的。這裏我比較了中國、美國、歐盟這三個主要市場上的日企，他們願不願意在下一個年度擴大研發功能。我們可以看到作為全球科技最為發達的美國，在大部分時間裏美國市場上的日本企業擴大研發功能的意願是最強烈的，但是就是在最近這兩年形勢發生了逆轉。我們可以看到在2019年的時候在中國的日企和在美國市場上的日企數字已經持平，到了去年有將近四分之一的在華日企願意擴大研發，而美國的數字下降到15%。這説明了什麼呢？儘管由於疫情還有貿易摩擦這樣的多重因素的疊加效應，但實際上日本企業更願意把微笑曲線上附加價值含量最高的環節放到中國市場上。

在目前這樣的環境下為什麼日本企業還願意加強對中國的產業鏈合作？這裏主要有三點因素：中國市場的重要性、中國在供應鏈上的優勢以及中日在創新上的互補性。

毫無疑問中國是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之一。最近這十年中美輪流成為日本排名第一的出口市場，去年中國又超過了美國。對於日本的優勢產業來説，中國市場的意義更為強烈。在全球12大半導體設備中，歐洲在光刻機這個市場佔據絕對的領先優勢，美國佔據絕對領先優勢是6種設備，剩下5種設備都是日企佔優勢。日企的半導體設備為什麼賣得這麼好？我們調查了日本的半導體裝備出口的數據，與中國市場有密切的關係，到去年日本半導體設備對中國出口的比重已經達到40%，可以説日本在半導體裝備這個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它的絕對壟斷地位是和中國市場的崛起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中國市場對於日本來説不僅是一個規模非常大的市場，而且是一個最賺錢的市場，這裏我們收集到海外日企的利潤總額的數字，我們可以看到2008年的時候海外日企賺取的利潤當中16.8%來自中國，2018年的時候這個數字上升到21.7%，在全球從單個國家的排名來説遙遙領先，而且這個數字還超過了東盟、歐盟這樣大的經濟區。

資料來源：JETRO『世界貿易投資報告』我們還有一些數字，可以看到日企在中國市場上的投資回報率，這個利潤率也是遠遠地高於其他地區。這條黑色的曲線就是日企在中國市場上的投資回報率，2015年以後一直在全球處於最高水平，最近一直維持在15%左右的高收益水平，高於中國大多數上市公司或者是民營企業。我們再來看看地緣政治上對日本非常重要的美國，美國市場上日本投資的回報率多少呢？只有5%。

再看第二個因素，就是中國在供應鏈上的優勢。我剛剛提到中國的工資水平迅速上升，使我們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失去一些比較優勢。但另一方面中國有全世界最完備的工業部門，我們的供應鏈的完備程度、供應鏈的效率是全球最高的。在這樣的背景下，供應鏈的優勢會在一些行業幫助中國企業抵消掉因為工資上漲帶來的成本因素。這裏我比較了中國、泰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四個國家的日本企業採購渠道的數據。藍色是本土採購，日企在當地它的中間產品從本土採購的比例有多高，大致比較一下就能看出來在中國的本土採購比例是最高的，2019年的時候已經達到70%，而且這個數字在不斷地上升。

日本企業就算是轉移到東南亞之後，他們仍然在繼續地維持和中國供應鏈上的聯繫，我們比較了東南亞主要五個工業國的採購渠道的數字。大家可以看，東盟和中國這兩組數字的對比是非常有趣的：日本企業最近這十年從東盟區域內供應鏈採購的比重是在下降的，但是從中國的採購比重卻在上升，這説明什麼呢？就算你是出於分散風險的考慮將供應鏈多元化，一部分轉移出中國，但是想在全球供應鏈當中完全剔除出中國因素，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03

影響中日產業鏈合作的關鍵性因素

日本企業為什麼願意強化對中國的產業鏈合作，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因為中日在創新上有很強的互補性。創新可以區分成顛覆式創新和積累式創新，中日進行比較就會發現中國企業很明顯的更擅長顛覆式創新，而日本企業更擅長積累式創新。中國企業在一些技術生命週期短、市場變化快、商業模式更容易被顛覆的領域創新能力非常強，具體的體現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等等和數字經濟相關的行業。在這些行業想要獲取競爭優勢，需要有好的想法、旺盛的企業家精神、有龐大的超大規模的市場進行支撐，有充裕的資金、有快速的反應，這些恰恰是中國市場和中國企業家最為擅長的。

日本企業和中國企業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比。日本企業更擅長的是一些對於提高產品的生產率或者產品的性能、精度，在這些方面能起到關鍵性作用的長週期技術。具體的產品就包括半導體設備、材料、精密儀器、機器人、機牀這樣的產業鏈的上游領域，還有像汽車這樣相對比較傳統的行業，在這些行業後來者要想實現突破是非常難的，需要長期的堅持、反覆的試錯、不斷地積累經驗，幾十年如一日打磨一個技術，最終才能夠實現突破。

關於中日因為創新的互補性帶來的合作空間我還想多談兩句：

第一點，創新的互補性它實際上是和制度的互補性密切相關的。最近創新研究有一個新的發現，各個國家的創新模式實際上和這個國家的制度結構有非常密切的聯繫。你的金融市場的制度、勞動力市場的制度、國家創新體系的結構，都會影響這個國家擅長的創新模式。比如勞動力市場，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勞動力市場相對來説更為開放，員工的流動性很高，創新創業非常活躍，這有利於新技術的快速商業化、有利於商業模式創新。但在現在的制度框架下要培育一個長週期的底層的技術，或者説所謂的硬核技術，對中國來説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源、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

我們再看日本，日本的《勞動法》對於員工的就業保護強度非常大，企業開除一個人是非常困難的，成本極高。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大部分企業都形成了終身僱傭制，勞動力市場非常封閉、員工特別是核心員工流動性極低，一輩子就在一個企業工作。這種勞動力市場上的結構不利於創新創業，不利於將一個新的技術快速商業化。但是反過來，因為團隊非常穩定，大的企業可以長期地投入研發上的支持，更有利於你培育一些底層的、通用的或者硬核的長週期技術。制度的差異是結構性的，這就決定了兩個國家在創新上的比較優勢有可能會長期存在。

可以舉一個例子來看一下中日的互補性。我們知道二維碼是日本最大的汽車零部件廠商發明的，初衷是為了改善流水線上的生產效率，這是典型的通用技術，花費了很多的資源，投入很長的時間和精力才研發出來。但受制於日本大企業的制度，二維碼技術在日本並沒有找到很好的應用場景。真正把這個技術發揚光大的是中國。隨着移動互聯網的發展，我們知道中國企業把這個二維碼技術的應用場景極大的豐富化、多元化。現在不管是手機支付也好，手機解鎖也好，手機點餐也好，生活中二維碼無處不在，全世界目前一天二維碼的使用頻率達到100億次，絕大多數都是中國市場創造出來的。

第二，基於創新的互補性的這種比較優勢，有可能使得中日之間避免跌入所謂的“薩繆爾森陷阱”。“薩繆爾森陷阱”是指如果後發國家趕超發達國家的過程中，在發達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高端產業獲得技術優勢，那麼會有損該國的福利，趕超者的經濟規模越大，發達國家損失就越大。從中日的經驗來看，我們發現由於制度差異造成的創新上的互補性，也許兩個國家可以在高端產業形成相對穩定的國際分工關係，未來即使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已經達到和日本同一個程度，工資上已經沒有比較優勢了，在這種情況下大家仍可以在高端產業實現水平分工，達到雙贏。

未來影響中日產業鏈合作的因素，我比較關注兩點：一點是地緣政治風險，它會推高貿易成本，是阻礙中日合作的最大障礙。第二是貿易協議。如果成功簽署和有效執行高水平貿易協議，會有效降低貿易成本，推動產業鏈合作走向新的層面。

關於第一點，在調查中我們發現大量的日企，現在不得不同時啓動面向中美的兩套研發體系。在面向未來科技的投資的過程當中，很多日本的跨國公司現在也是兩邊下注。舉自動駕駛的例子，我們看豐田，基本上中美的自動駕駛上做出一點成績的初創企業豐田都投了，他們一邊投了Uber的無人駕駛出租車公司，轉過頭到中國找了一家小馬智行，又是下注4億美金，基本任何一個新技術出來、一個新的初創企業出來，現在日企採取的策略是兩邊下注。還有很多日企向我們反映，目前基於數據跨境流通的創新合作難度越來越高，因為各個國家的政府都在強化經濟安全保障。

怎麼化解這種地緣政治風險？我覺得最關鍵的還是要儘快地簽署、有效地執行貿易協議。中日都已經加入RCEP，中國目前正在積極地謀求加入CPTPP，對於兩個貿易協議來説，數據跨境流通都是它的核心議題。除此以外，保護知識產權、國企需遵守競爭中性的原則等等，這些都是加入CPTPP的重要條件。如果中國能夠加入CPTPP，並且能夠和日本以及其他有關貿易協議成員國共同地有效地執行這些協議的話，將大幅度地緩解地緣政治帶來的風險，降低貿易成本，從而為區域內國家的產業鏈合作提供制度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