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夏無文商少典(上)_風聞

略談夏無文商少典(上)

夏代承顓頊"絕地天通"政教分離→鯀築城廓衞君安民→禹治水劃定九州，鑄鼎定王權不易之制→啓稱王建國征伐不服。承幾代先人奮鬥之果實，開啓家天下世襲王政。

依孔子之説，夏代文字文化系統不發達，所謂夏無文是也。商代則制度典章不健全，所謂商少典是也。

什麼原因呢？先談夏無文。

夏代無文之原因，大體有四。

首先，王政文明初創，基礎終究淺薄，天下粗定，尚有少康失國中興之類反覆。積累有限，發育緩慢，卻萬事皆須從頭做起。有閒階級有限。底子薄、任務重、人才少、不得閒。到夏桀時，似乎稍有些閒了，卻是壓迫太過換得的。結果眾叛親離，反為外敵所乘，被取而代之。

其次，夏代之先祖，世代沿襲司空職守，專責土木工程、城建、冶煉、平定水土，為天下文明發展初步打下框架，也積攢了更雄厚實力基礎、更廣闊勢力範圍。

夏族能在早期萬族萬邦林立時代率先稱王建國，開啓文明時代，有賴於他們長期從事這項繁難疲重事務。功能設施更周全完善的城廓建立後，便足以傲立萬邦威懾周邊，立於不敗之地。以己之不可敗而坐待敵之可勝，不斷擴展統治區域與勢力範圍。原始時代有堅城者，可謂無敵。稍強大的競爭對手，面對堅城只會來而無功徒耗己力。而自己卻可在積攢了實力後，“有田一城，有眾一旅”，便可等待時機乘敵之機，一舉擊敗沒有城池防衞的對手。

但夏族夏國這方面的獨特優勢，既嚴重消耗國力，也難以持久保持專有。夏國從治水平定天下水土過程中積累了威望、擴張了勢力範圍，又依靠獨有的擅於城建的特長形成了戰略性優勢。

但成於斯，亦敝於斯。一直傾向偏重實務而輕虛文，力量有限而重心一直着力於時限長成本高收效慢基礎建設，對於上層建築、文化、教化既已無力，也一直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

硬實力一旦喪失代差優勢，軟實力又沒有注意培育。

夏桀更是大興土木一味擴充硬實力，以為自己憑堅城可立於不敗(後世胡夏赫連勃勃之統萬城亦然，西夏之都城再亦然)。以日自譽，殊不知民力已盡眾叛親離，內部已成"時日曷喪，與汝偕亡"。商湯伊尹用利益收買，內應外合，一舉而克。

第三，夏代建國之前，先後有三位傑出的首領功業顯赫，為大夏王朝建立奠定強大基礎。顓頊、大禹更都是位列華夏共祖的聖帝。鯀建城廓，也直接成為夏國傲視天下威懾萬邦的戰略優勢。

三位先代首領最傑出的成就，往往被後世機械沿襲發揮發展到有大害於國地步。鯀之治城廓，到桀變成大興土木不蓄民力。

顓頊絕地天通政教分離，擴大世俗權力擺脱神權桎梏，到了後嗣夏國夏代，也有類似走入歧途傾向。

夏國對祭祀宗教是打壓傾向，與商周大不相同。祭司階層地位低人數少，保有傳承已有文化、文字都極艱難，遑論創造發展。發展文字文化是要人的，搞祭祀掌握文字文化的有閒階級位低人太少，被打壓受限制，文字文化自然發展就停滯不前。

顓頊"絕地天通"政教分離改革，當然面臨挑戰付出了很大代價，甚至幾個子女都在激烈鬥爭中或早死或慘敗，成為掌控輿論祭祀階層口中各種"惡"“兇”。但夏國夏族率先堅持政教分離打壓祭祀階層，又為夏國夏族擴張勢力奠定堅實基礎。

《易.坤》有云"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上古時代華夏文明與夏、商兩族的世俗統治重心中心都在黃河中下游陝晉冀豫，圍繞鹽池散佈。夏、商兩族在宗教祭祀問題上有截然區別。

顓頊"絕地天通"政教分離，強化父權後，把祭祀階層宗教職能分置遷移到母妻族的巴蜀(顓頊→鯀→禹，母妻族皆在此地)，即今天三星堆一帶。這樣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夏族夏國主力就擺脱了神權政治的影響，在早期萬族萬邦各有自家原始宗教祭祀受神權影響、宗教衝突鬥爭頻繁普遍激烈環境下，獨具一格。夏族中原主力少受或不受神權影響，就能較公正更開放地執行最早的宗教祭祀信仰自由，大大減少與其它勢力因宗教祭祀信仰而持續血斗的頻率，也大大增強了夏族夏國協調各方事務的公信力。同時，母妻族勢力獲取更多掌握宗教祭祀職權而陷入神權政治泥沼，世俗上更依賴中原夏族主力，限於原始交通條件，往往天然形成"距離產生美"，相互輔助而不害。

兩方面綜合，也就是所謂"西南得朋"了。

夏族夏國從顓頊政教分離改革中獲取了他方所沒有的快速發展崛起機會，受益匪淺。稱王建國後，自然會繼續強化執行這一聖帝祖制。長期以往，就極大削弱限制了夏族夏國文字文化發展的條件。

到了夏末，夏桀試圖改變舊制，積極運作引入母妻族妹喜祭祀階層重用之。但各種具體政治操作上卻低級失誤頻頻，反而又引起內部矛盾加劇，眾叛親離。

與之相對，中原商族、後來的商國商王朝與東北母妻族祖地(紅山牛河梁？)宗教祭祀勢力結合更緊密。它們走了一條與夏國夏族完全不同的更強勢崛起，以商業開路武力跟進征伐為主要特徵，以宗教祭祀衝突、文明衝突之名積極對外侵攻的快速發展道路。

母妻族祭祀階層在商代一直與商族商王世俗權力共掌國家，信仰堅定製度血腥殘酷(人牲？)的母妻族祭祀武士宗教僱傭兵團，甚至是商王擴張勢力最可靠最強大支柱力量。

名氣最大、威望最著的兩代商王，開國之成湯與高宗武丁，都是在母妻族名臣伊尹、悍將婦好支持下，獲取了赫赫霸業。兩位名臣悍將的名聲功業歷史地位，在商王家族祭祀中享受的待遇，絲毫不亞於商王。

末帝辛紂，也是因為更依賴、強化來自東北母妻族故地的妲己祭祀集團(從妲己在歷代政治語境里長期被妖魔化，可以判斷她也是當時"聖女″“神女"之類祭祀宗教首領)勢力，強勢掀起新一輪征伐四方攻略，在內部激化了矛盾，引發外部普遍的恐慌抱團反撲，最終走上了窮兵黷武帝國共同的末路。

搞神權政治宗教戰爭，必然頻頻引發對外衝突，古今中外無不如是。

商族商國商王朝以商興族興國，註定高度依賴宗教祭祀信仰神權以強化力量凝聚人心，否則早就星分雲散，根本不可能聚族建國稱王征伐四方。

但宗教戰爭註定是孤立、排它的。過分依賴母妻族祭祀集團，雖然在原始時代，有信仰利益緊密結合的宗教武士往往所向無敵，為一代代商王打下赫赫聲威，但註定是"東北喪朋″、敵人越來越多、天下皆敵地。一旦紂王在″國際"形勢、“商外"力量對比已經發生根本改變局面下，盲目效仿祖宗征伐模式照搬宗教戰爭舊套路，走向失敗也是註定地。

第四，與顓頊聖帝政教分離，被夏代後嗣盲目照搬，從而大大限制了夏國夏族文字文化發展類似，禹帝的主要功業，在夏王朝亦被錯誤發揮到最終限制了文字文化創新進步。

在原始民主公天下時代，面對洪水威脅，鯀把主要精力用於築城廓(陝北神木石峁遺址？)，以保護髮展夏族力量。對於公共事務則敷衍塞責，頭疼醫頭急時拜天神的消極地以築壩擋水方式應付差事。最終堯都(陶寺遺址)被洪水淹沒，堯帝震怒。

鯀的所作所為，有利於夏族夏國的實力增強勢力擴張，是私有制發展家天下必然取代原始民主公天下歷史大趨勢下的普遍反應。在新舊時代交替時刻，他表現過於顯眼。夏族力量發展太快太突出，最終引發普遍擔憂恐慌。他對於公共事務過於敷衍，造成惡果太大引發眾怒。最終被舜帝以集體公議名義，流放遠方，殛死於羽山。

禹帝汲取教訓，身體力行，十幾年幾十年專注天下公務，以愚公移山精神堅持治水。三過家門不入，為平定洪水立下不世之功。他也理所當然被公推為原始民主公天下時代最後一代聖帝。

治水土這類公共事務，時間長投入多收益少收效慢，甚至往往不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而是我家種樹別族乘涼。

夏族夏國夏王朝承受禹帝功業天下擁戴之蔭庇，成為天下共主。開啓家天下之後，當然也仍會概括承包一些天下公共事務。這些公共工程大多是無法增加實力，反而大多隻是為保住共主虛名而不得不消耗己力。

鯀、禹雖然都是土木工程大師，都給夏國夏族打下堅實根基。但鯀與孫子啓，是朝着私有制家天下方向努力地，顓頊與禹則是更偏向融入維護公天下舊時代舊體系地。前者更適應時代大潮更符合人類文明發展歷史大趨勢，後者則是以治水定九州奏響了舊時代最宏偉壯麗的輓歌。人類文明、華夏文明註定要掙脱"民主"公天下的原始時代，大步跨入能更飛速進步的私有制時代，直至徹底掙脱物質資料的桎梏，跨入自由人聯合體。

新舊時代交替，既有禹、啓兩父子，閃爍舊時代最後的光輝，開啓新時代無上的榮耀。同樣也有人為之付出犧牲，鯀為進入新時代付出了慘烈代價，伯益則也為舊時代奉獻了最後祭禮。

禹帝公天下時代的餘蔭，其實既是夏代夏國合法正統天命天下共主地位之來源，也是不斷吸血流血消耗的根源。位高責重，力量消耗。自然發展文字文化受到限制。

鯀遺傳的城建類工程，同樣也帶來巨大族力民力國力力量消耗，但更多成就了夏國夏王朝戰略優勢。禹帝所遺傳的公天下時代殘餘性質的公共事務工程，則更多地只是徒耗國力族力民力。

禹帝遺留功業中的公共事務工程，還只是給夏代文字文化發展無力帶來間接影響。

他的另一項遺傳功業，才真正決定了夏代文字文化走入死衚衕。

禹範鑄蝌蚪文字於夏鼎，將公天下時代帝位轉授時，方便帝王隨身持有攜帶的玉璽王印性質信物金冊玉牒，變為不易移遷的青銅重鼎。直接表達顯示了從公天下公舉公推帝位禪讓，向家天下世襲不易轉變的強烈意志。夏禹鼎也成為夏商周歷代帝王傳國之根本，三代更迭天命所寄最重要之憑信。

但鐫刻於金冊玉牒上的蝌蚪文字，雖是字典字符集合，卻是為了適應金冊玉牒帝位傳讓特殊信物之要求，天然與上古時代有限的日常文字符號有根本區別。它是對當時日常文字作了"藝術"加工、“宗教″加持地，具有保密、神秘特徵，不易辯認不易仿製不易學習不易傳承。

事實上，金冊玉牒與夏鼎上原本只有四十五個、五十四個字符(後者多出禹定九州之名符)。到了夏商周至宋，歷三千年，仍然只有七十七個字符。創制之難，堪謂古今中外字體之唯一。

蝌蚪文字從鐫刻於帝王一人獨持、帝王間轉讓的金冊玉牒，轉為範鑄於天下可共見能長期昭於天下的青銅寶鼎，其實就是將蝌蚪文字向天下公開半公開，由神秘走向公開。禹帝的地位權威、禹鼎的神聖，都讓蝌蚪文字"神聖"起來。

於是，夏代夏國夏族的文字文化發展進入一條死衚衕。

辯認學習掌握傳承蝌蚪文字，成為地位受持續打壓、本就數量稀少的祭司階層唯一出路。日常文字得不到發展，日益被拋棄。

範鑄蝌蚪文字於禹鼎，變相將蝌蚪文字推向普及推廣之路。而蝌蚪文字之創造，根本只是為了彰顯神秘、權威，保障傳承，根本不利於文字之創造發展普及推廣。就象中古歐洲貴族們以掌握最難學的希臘拉丁字母為榮耀，或是在現代要在大陸普及推廣繁體乃至大篆甲骨文，完全有違文字發展正常趨勢，也最大限度地限制了文字文化發展。

總之，顓頊、鯀、禹前後相繼，為夏族夏國打下堅實基礎。夏啓稱王建國開創家天下王政時代，是幾代先王共同努力水到渠成的結果。但顓頊鯀禹之主要功業固然是夏族壯大夏國強盛之原由，然而也都為夏代留下各種隱患，是國力耗費、文字文化長期難以發展的重要根源。原始時代，得祖宗制度之利而重祖制不敢擅改，忽視其弊端而坐視成大害，在文明初創時代，自然到必然，實難倖免。

夏代依堅城立國傲視萬邦，在有限區域內能穩固有效統治，少有挑戰，沒有發展文字文化的迫切需要。顓頊、鯀、禹之遺傳，又從不同層面削弱了夏代文字文化發展所需的人力、物力支持。禹鼎範鑄蝌蚪文字，更是把夏代文字發展導入死衚衕。

夏之無文，由來有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