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翻案還不夠，還要全面美化李鴻章，這風氣怎麼來的？_風聞

文 | 傅正

大家好，我是傅正。很多觀眾的私信問我，為什麼現在對曾國藩、李鴻章的評價會兩極分化？我們該怎麼評價他們？電視劇《走向共和》真的不靠譜嗎？為什麼我的歷史老師會竭力推薦它？

這些問題非常好，它們可以成為我這個系列的起點。希望你們聽完我這個系列，能明白《走向共和》存在哪些問題，能理解為什麼對於李鴻章和洋務運動會出現兩極分化的評價。

大家注意一點，在歷史研究當中，尤其是近代史研究當中，真正靠出現新史料導致翻案的事情非常少。新史料的主要作用是豐富我們對於歷史細節的理解，而不是把歷史翻過來。真正導致歷史翻案的主要原因往往不是新史料的出現，而是時代風氣的變化。

為什麼對曾國藩、李鴻章的評價會兩極分化？倒不如這樣問，什麼時候開始對他們的評價出現了兩極分化？

直到改革開放之初，學術界對於曾國藩、李鴻章的研究雖然還有很多爭論，但總體評價都是負面的。直到80年代風氣改變，開始出現對於他們的正面評價。

比如有位叫作李時嶽的學者在1980年提出一個觀點，我們評價近代史，不要僅僅以胡繩講的“三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為主線，而要關注“四個階梯”。“四個階梯”指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李時嶽的意思是，近代史研究應該對考慮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而不是革命鬥爭，太平天國有幸入列，也是因為《資政新篇》，而不是農民起義。

這標誌着我們學術界開始對洋務運動有了更多的正面評價。儘管今天看來，李時嶽先生為洋務運動平反，當中有好多史實缺漏，但他對於洋務運動的總體評價還是在一個比較合理的框架當中，他承認洋務運動相對於過去而言有很大的進步性，但是嚴重先天不足，不能真正使中國富強起來。

但是到了90年代後期，公共知識界對於洋務運動越捧越高。2003年的電視劇《走向共和》就是這個風氣下的產物。它就已經不是還原真實的李鴻章了，而是在全方位美化李鴻章，連配音演員都有意挑選了吳俊全先生，就是老版電視劇《三國演義》的旁白。這就太過分了。

關於這部電視劇，網上有很多不實傳言，説它是因為主張民主才被下架。但事實恰恰相反，這部電視劇過分拔高李鴻章、袁世凱，而矮化孫中山，恰恰是反民主革命的。正因如此，它還在播放期間就遭到了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這三個北京近代史研究重鎮的一批老專家的集體抵制。《走向共和》在電視台下架，跟這個是有直接關係的。可以説，《走向共和》是一個縮影，體現了1990年代公共知識界對於現代化的某種理解。

蘇聯還在的時候，世界人民對於現代化的理解是比較多元的。現代化可能是美國道路，可能是蘇聯道路，也可能是損益美蘇的第三條道路。但蘇聯解體以後，其他的可能性似乎一下子不存在了。現代化等同於英美化，而英美化又等同於里根和撒切爾政府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化。

1990年代是華盛頓共識最甚囂塵上的時代。在新自由主義浪潮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提出了一整套經濟結構調整貸款方案，英文縮寫“SAL”。

你要接受貸款，就必須按照我的方案進行改革，比如開放金融市場，允許外國資本投資本國礦產資源等等。美國一大批政客和學者在拉美、東南亞、西亞北非、俄羅斯東歐等地到處推銷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

這個外部環境直接影響到了我國學術界。以至於當時社會科學界甚至形成了學術論文的固定寫作套路：

第一步指出我國社會存在×××不好的現象；

第二步分析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通常會被歸結為私有產權不明晰；

第三步熱情洋溢地介紹英美國家的相關做法；

結論我們應該趕緊引進他們的先進制度。

總之，就是拿我國的制度和英美的制度進行比較，但凡兩者有不同的地方，那就一定是我們落後的象徵。

這甚至鬧出了很多今天看來是笑話的東西。比如大家可以在知網上搜到類似這樣的文章，什麼“美國疫情防控機制對於我國的啓示”、“拉美農業現代化對於我國的借鑑作用”等等。

公正地説，我們不能責怪這些作者，因為這就是當時的大風氣，是單極化世界的典型產物。大多數學者都是這麼看問題的。

這種風氣直接影響到了歷史學研究。對於很多人物和事件的評價就完全被顛倒了過來，過去正面的形象變成完全負面的，過去負面的形象又完全正面起來。回到我們一開始的問題聽到這裏你就能明白，為什麼對曾國藩、李鴻章的評價會兩極分化了。

這種新的近代史評價體系，我們把它叫作“現代化史觀”。有些朋友可能就會問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不就一直在宣傳“四個現代化”嗎？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就是一種縝密的現代化理論嗎？

對！這個問題就問到了要害。學術界對於“現代化史觀”有非常多的爭論，比如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和北京大學世界史研究中心之間在90年代末就有過激烈的論戰。

在爭論的過程中，學術界出現了對於現代化史觀的多種定義。這裏選取一種對於公共知識界影響力最大的定義，就是《走向共和》奉行的那種定義。這種意義上的現代化史觀，恰恰是以排斥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化論述為宗旨的。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的姜義華教授在2000年的時候曾經這樣評價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評價。他説道：

對於近代啓蒙運動，特別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近些年來出現了截然相反的兩種評價。一種評價認為，近代啓蒙運動、新文化運動全面地反傳統，倡導全盤西化，後來是全盤蘇化，導致中國文化的斷裂，最終引發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另一種評價認為，以民主與科學為主要旗幟的近代啓蒙運動、新文化運動實際上中途夭折了，正因為它們為傳統所壓倒，沒有完成自己的使命，方才在中國大地上演了文化大革命那樣一場歷史的悲劇。

前一種評價就是指這裏討論的現代化史觀。

早在1986年，美籍華人林毓生的英文著作《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被翻譯出版了。林毓生在書中嚴厲地批判了包括陳獨秀、魯迅、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一批干將。在他看來，這些人儘管具體主張不同，但本質是一樣的，都是全盤性的反傳統主義。這種“全盤性的反傳統主義”給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帶來了很大的災難。林毓生號召，只有漸進式的改良主義才能真正帶來現代化。

乍一看，他似乎是一箇中國傳統文化的維護者和捍衞者。其實不然，林毓生説中國文化本身就有濃厚的反傳統主義傾向，只有英美文化才真正懂得改良主義的真諦。

這種説法就讓人感覺很矛盾，一方面他説我們不能搞全盤性的反傳統，要學會在傳統的基礎上漸進改良，另一方面又説中國沒有改良主義傳統，所以應該全盤接受英美文化。

所以我們到底應該怎麼對待自己的傳統呢？接受還是拋棄？讓人很糊塗。但就是這種思維方式，直接影響到了90年代的公共知識界。告別革命、告別五四、告別政治浪漫主義的呼聲此起彼伏、不絕於耳。也就是在這個風氣下，洋務運動被當作了漸進式改良主義的典範，被當作最接近於英美的現代化道路被抬了出來。

彷彿洋務運動的道路才是對的，很不幸後面的戊戌維新、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越來越激進，也越走越歪，打斷了中國本來應該有的現代化進程。《走向共和》不敢公開宣揚這點，但是你看它一方面拔高李鴻章，為慈禧太后平反，另一方面矮化孫中山，把康有為搞成了一個小丑。其實就是這種思路的體現。

進一步説，他們對於英美現代化道路的理解，又主要來源於“輝格主義史學”或者“輝格史觀”。“輝格主義史學”，顧名思義，就是19世紀英國輝格主義者的歷史學想象，

我們都知道，19世紀的維多利亞時代是英國歷史上著名的“王道盛世”時代。當時的帶英打着“自由貿易”的旗號在全世界各地商品輸出。要做到這一點，光靠軍事、經濟實力是不夠的，還需要一整套意識形態體系來為帶英的擴張政策背書。輝格主義史學就起到了這個功能，它的基本線索可能大家耳朵都聽出老繭了：

英格蘭憲政的基礎來自於13世紀的《大憲章》。《大憲章》確立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這條原則經由光榮革命一直延續到19世紀的維多利亞繁榮。它構成了英格蘭民族強大的根本，英格蘭民族正是在《大憲章》的基礎上不斷漸進改良，才有了後來的繁榮。

直到今天國內還有很多人信之不疑。

很遺憾，這種輝格主義史學儘管在邏輯上很流暢，但經不起史實的考驗。類似的《大憲章》在封建時代的歐洲還有很多，英格蘭的特殊之處在於《大憲章》其實並沒有真正發揮多大作用，尤其是在14、15世紀英格蘭王權強化以後，而波蘭的《大憲章》還真的就推行下去了。等到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以後，《大憲章》才被人從故紙堆裏發掘出來，被不斷賦予新的意義，也被不斷拔高。

一份長期以來無人問津的法律文件，我們當然不能説它決定了英國的興盛。就好比我們從清華簡裏找出了一份大家都不知道的文獻，説這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繼承了這份文獻的傳統，這不就搞笑了嗎？

但英國的輝格主義者還真的就這麼幹了。對此，20世紀的英國歷史學家巴特菲爾德曾嚴厲地批判輝格史學對於《大憲章》的虛構。他指出，這種輝格史學不是科學的歷史研究，而是一種政治洗腦，真正的歷史學家恰恰需要強調13世紀、17世紀與19世紀截然不同的時代背景，《大憲章》只適用於13世紀的封建社會，而絕不能套用到17世紀的光榮革命頭上，更不能用來解釋19世紀的資本主義社會。

輝格主義史學家不僅虛構了《大憲章》，更虛構了光榮革命。在他們的搖唇鼓舌之下，光榮革命被當作不流血的漸進改良的典範，被當作維護私有產權的典範，而一再為人們所吹捧。但這種解讀只是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意識形態，17世紀的人不會這麼考慮問題。

對於當時人而言，1688年的光榮革命恰恰宗教戰爭的產物，新教貴族不允許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當國王，寧可從荷蘭找一個同樣信奉新教的威廉來充當國王。光榮革命也根本不是不流血的革命，相反，英國在光榮革命後開始了大規模對天主教徒的有組織迫害，歧視天主教徒的法案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

1690—1691年，代表新教勢力的新國王威廉三世剛剛站穩腳跟，就馬不停蹄地開始了對愛爾蘭天主教地區的大規模土地掠奪，與此同時，威廉三世的軍隊又大規模血洗了信奉天主教的高地蘇格蘭，製造了英國歷史上有名的格倫科河谷大屠殺。據説蘇格蘭天主教領袖麥克唐納家族的後裔流亡到了美國，其中有兩兄弟創立了著名的麥當勞。

這場屠殺構成了英格蘭和蘇格蘭歷史積怨的一部分，未來如果蘇格蘭和英格蘭在脱歐問題上的矛盾進一步尖鋭，那麼相關歷史記憶就會被不斷地動員出來。

總而言之，在巴特菲爾德看來，輝格史觀把本來應該豐富多元的歷史學研究變成了一套封閉的意識形態，這種虛構完全不能反映歷史的真實。但它恰恰構築了1990年代以來公共知識界的現代化史觀的基礎。正是在這種史觀的支配下，洋務運動被不斷拔高了。

尤其是當時的公共知識界十分擔憂中國會出現民族主義情緒，深恐中國不能與國際接軌。所以過去革命史學家批判李鴻章簽訂賣國條約，但到了這個時候，這反而成為了最值得辯護的事情。我們在電視劇《走向共和》與一些著作中，會看到創作者不惜筆墨地描繪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時的場景，會通過對這些場景的大量藝術加工，來渲染李鴻章那種不被世人所理解的悲情人設。

與這個現象相呼應，批判西方的聲音往往容易被人扣上當代義和團的帽子。但事實上哪有這麼多義和團，義和團的帽子哪能隨便給人亂扣？

老實説，我們沒有理由苛責當時的知識分子，畢竟那也代表了當時的世界潮流。在90年代公共知識界風氣影響下的人會推崇類似《走向共和》的歷史觀，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應該對此大張撻伐。甚至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認，所謂的現代化敍述對於推動當時的社會進步起到過一定的貢獻。

但時代走到了今天這一步，英美已經漸漸褪去了籠罩在它們身上的神聖光環。曾經的新自由主義典範國家，阿根廷、智利、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埃及、突尼斯等等，要不在各種經濟危機下垮台，要不被金融風暴拖得緩不過勁。就連大本營美國也面臨嚴重的社會結構分化和尖鋭的政治對立，找不到解決的辦法。

因此我們應該適時地改變自己，走出過去史觀的桎梏，走出對於現代化的片面理解。否則它會限制我們的思維，嚴重影響我們對於現實的判斷。

舉個例子，前幾年特朗普政府單方面對我們發動貿易戰，如果大家回顧當時的輿論氛圍，就不難發現，當時網上瀰漫着一種聲音：擔心我們一旦跟美國發生貿易摩擦，就會導致與世界脱軌，會重新走上閉關鎖國的道路。

這種論調的前提是不是就把美國等同於全世界？是不是不自覺地認定只要與美國鬧掰了，就與全世界鬧掰了？但世界上有兩百多個國家，美國代表不了全世界，恰恰是特朗普政府四處樹敵，而不是我們。

相關缺陷是很多的，90年代以來，不僅亞非拉歷史的研究出現了青黃不接的現象，就連俄羅斯東歐歷史的研究也出現了青黃不接的現象，要用的時候，找不着人了。與此相反，不僅美國史成為了世界史研究的中心，社會科學更是扎堆研究美國，出現了嚴重的內卷。但事情往往是你越崇拜一個東西，就越看不清楚它。

近些年情況好轉起來了，一大批揭露西方殖民主義醜惡嘴臉的著作被翻譯過來。一大批海歸碩博士開始填補了我們第三世界研究的空白，但他們同樣面臨很大的挑戰：在國內找不到足夠的刊物和審稿人來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如果在西方的刊物上發表，就又必須迎合西方人的口味和價值觀。

所有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刻反省的。我曾説過，新冠疫情保衞戰不只是一場公共衞生運動，也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它破除了來自英美的洋教條，破除了我們對於現代化的片面理解。也讓我們有底氣去重新審視文科學術研究的主流範式，去重新審視近代的人物和事件。

因此我們發現，儘管過去的革命史學存在着簡單化、臉譜化的缺陷，是需要得到深入改造的，但反帝反封建還真的是近代史研究不能拋棄的主線。畢竟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劉大年、丁守和等一批老先生，才是真正見識過什麼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人。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下次我們總體評價一下洋務運動的成敗得失。

常有觀眾私信讓我推薦書目，今天我在這裏推薦兩本書，一本就是我剛才引用過的巴特菲爾德的著作。這本薄薄的小書對於20世紀劍橋史學的影響非常大，有兩個中譯本，一個譯為《歷史學的輝格解釋》，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另一個譯為《輝格黨式的歷史闡釋》，三聯書店2013年版。

順帶強調一句，除了極少數保守派，今天英美學界已經幾乎沒有人相信輝格史觀了，它的最大受眾羣體恰恰在我們中國，而不是別的什麼地方。第二本書是一個叫作雷迅馬的美國人寫的書，《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副標題是“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這本書披露了美國在冷戰期間是怎麼通過向第三世界輸出一套以所謂“現代化”為中心的社會科學體系，是怎麼通過這套體系與馬克思主義競爭的。

儘管這本書主要不涉及中國，但它卻能解釋我國80、90年代知識界思想轉變的外部因素。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