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的近乎不可能之路（三）_風聞

這一篇繼續講中國革命的獨特性。

中國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六    中國革命極端曲折的歷程導致政治權力的地域性基本被消除

之前我在分析困難性的篇章裏面已經指出，**中國近代以來面臨着嚴重的政治地域化的問題，表現為各地區的軍閥割據以及連名義上的中央蔣介石集團的權力基礎也有很強地域性。**這給中國革命造成的整合國家之困難可能不亞於帝國主義的外在壓力。即使僥倖獲得了明面上統一的國家，如果不以強力抹平政治權力的地域性，未來的發展也會受到極深的拖累。

我們看一看國際上的情況。能有資格和中國比的主要國家也就是蘇聯、印度、美國這幾家了，其他的規模都太小。蘇聯和印度的政治權力地域性問題顯然是遠比中國嚴重得多。即使是美國，雖有最長時間的建國史來逐漸抹平地域差別，但直到今天它依然有極為深刻的紅州與藍州之間的地域性政治張力， 嚴重製約了衰落期美國的國內改革和國外政策。和上面這幾個國家比，中國政治權力的地域性問題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了。 關於這一點，只要想想中國大陸內部不同地域間所謂政治矛盾在中國政治討論中的排位然後再和美國政治中的紅藍州和搖擺州議題熱度比一比就知道了。或許還會有人説存在“山頭”的問題，但現實早已證明“山頭”遠比地域性權力來源問題容易處理（還是與蘇，印，美，民國比比吧）。此外還要注意，中國這個局面的維持並不是基於高層的來源在地域上均勻分佈（這本來也是一種苛求了），這説明有更深層原因。

這種在廣土巨族中很大程度上抹去政治權力地域性的奇特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來自於中國革命的特殊歷程。

首先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本身就有五湖四海不重地域性的特徵， 但真正把這種願景落實的還不是意識形態（否則蘇聯會做得更好），而是具體實踐。由於北伐基於南方以及蘇維埃國基於南方， 在長征之時共產黨的政軍上層有大量的南方人， 他們中很多成為了未來的黨和軍的上層。延安時代他們又必須在北方全力擴充自己的基層。 經過了抗日戰爭時期的大發展，到抗日戰爭結束的時候已經形成了上層很多南方領導而下層大量北方軍民的這種南北合力的超強跨地域組合。 抗戰後大量幹部進入東北協助工作，解放戰爭期間大量南下幹部跟着部隊進入南方和西部與原先的本土幹部結合。 經過了來自東南西北貫通上中下層的幾輪大混合，到了建國之初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意識形態上而且在現實狀況上具備了可以強力抹平政治權力地域性的基礎。

很多人會認為中國能夠比蘇聯、印度、美國更能做到政治權力的地域性一統是中國大一統傳統決定的。我承認中國的歷史傳統有深刻影響，但歷史傳統絕不能決定上述格局的出現。 這是因為中國強有力的大一統王朝往往都依賴於一個建國的軍事貴族集團。從大秦的關中集團到滿清的八旗集團都是這樣子的，而這個集團有很強的地域性。 與此同時，可能還會有另外的基於經濟和文化優勢的其他地域性集團與這個集團相輔相成或者相互制衡，比如明清時代的江浙集團。 這種依賴於一兩個地域性很強的集團來長期統治維持大一統的手段在古典時代是可行的， 但是如何轉型到現代社會是絕沒有現成答案可供遵循的。而且即使在古典時代行得通，內部的代價也是非常之大的，比如極易形成嚴重黨爭。總之，很多人明白中國要重建大一統，但這還是淺層問題。深層問題是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大一統，這是中華傳統文明裏找不到答案的。

中國革命以一種前人很難想象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蕩平了中國政治權力的地域性。之後各種有意無意的安排又使得這一局面可以長期維持。到了今天，與外國比，中國大陸內部沒有出現“保守派地區”和“自由派地區”的激烈鬥爭（這個説法本身都有點違和感，對不對？），哪怕內部經濟發展是長期嚴重不平衡的。這令很多外國觀察家困惑而又失望。或許還有人想説自治地區如何如何，但仔細想想其權力架構其實是頂層設計的，權力源於全國人民而不是國家一隅，實踐早已多次證明如欲實施各種重大政治舉措在法理或者實操層面並無大的障礙（也遠比其他國家容易）。時至今日，與傳統朝代比，中國沒有出現湖南集團或者四川集團或者江西湖北“軍功集團”，困擾中國至少五六百年的江浙政經學集團搞結黨惡鬥並常把江南本位看得比全國利益重要的問題在共和國也得到了解決。

中華大地上的“大一統”進程在信史中有三個關鍵發育期。第一個是西周，形成了“天下，華夏，王土，王臣”等觀念；第二個是秦，出現了郡縣制的實踐；第三個是共和國，造就了大體上抹去政治權力地域性的格局。而且如同秦漢的變革領先世界一樣，這次共和國同樣領先世界。 西方有句政治名言“all politics are local”，被很多西方人視為基本政治常識，但中國是例外，已經超出他們的政治想象了。

中國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七    在解決中國的民族和邊疆問題方面中國的革命者憑藉正確的指導思想和出色的實操能力以極低代價極迅速地取得了極好成果

我之前曾經分析過，中國近代以來面臨着極為嚴峻的民族和邊疆問題。 既有嚴重領土撕裂的風險，又有為了阻止嚴重領土撕裂而爆發對外戰爭的風險，還有在此過程中結下長久民族仇恨的危險。

現在我們看看革命者的工作成果如何。

**除了責任完全在於民國的外蒙古損失之外，絕大多數邊疆領土都守住了。 雖然也有一些反叛的行為，但總的説來沒有爆發民族戰爭，也沒有造成深的民族仇恨。不僅如此，出色的民族邊疆工作還使少數民族在中國對外的武裝鬥爭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比如東北的朝鮮族顯然對中國抗美援朝有很大助力；又如雲南的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工作是如此之出色，不僅將長期對漢人戒心極重的很多少數民族吸收進了社會主義大家庭獲得跨越式發展， 而且沒多久就成為中國往東南亞強力輸出革命並在越南和美國蘇聯接連下大棋的堅實羣眾基礎； 又如西藏地區的成功接收和成功改造使得60年代初中國對印作戰時得到了很多西藏邊民的有力支援。在對外戰爭方面，新疆內蒙雲南東北西藏都在沒有打外戰的情況下拿下了，雖然後來有對美對印作戰，但彼時已經不是解放和統一戰爭了，而是中國在國際舞台上作為棋手的大博弈了。

和中國曆代控制新疆西藏付出的代價比，共和國在這方面付出的代價是奇低無比的。再比一比有資格和中國比的幾個大規模多民族國家：蘇聯、印度、美國。顯然中國國內的族羣關係要遠好於這幾個國家。

能做到這一點，首先是中國接受了共產主義當中淡化民族矛盾而將階級矛盾作為主要矛盾的判斷。大的方向掌握對了，才有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以很低的代價把這麼廣闊的邊疆都控制好。另一方面，光有正確的以階級敍事替代民族敍事的大方向還不夠，還需要強大的操盤能力。尤其是因為中國面臨着時間極為緊迫的問題（這在之前已經仔細分析過），操盤者不僅要追求低代價還有追求快速。

回想一下的話，中國的革命者在操作時是針對不同地區各自採用了符合當地區情的特色手段。 比如朝鮮族和蒙古族是中共在建立全國政權之前就與之有深度同盟關係的，自然這些地區的控制就比較順利。 滿族是前清的遺族從而長期承受漢民族主義者的壓力，並且由於偽滿洲國的存在而面臨着一定程度的被清算風險（不妨想想斯大林風格的對滿洲國清算會是什麼樣的）， 但我黨無論是在東北還是在北京都沒有做為難滿族的事情， 沒有打斷勢頭已經很好的滿族與主體民族深度融合的進程。在新疆方面，中國首先是搞定了和蘇聯的外部關係從而確保自己能夠獲得解決此問題的良好和平環境； 又通過統戰工作和生產建設兵團等綜合手段有效接收和改造了這一地區。 西藏的例子尤為精彩：打，談，和，拖，改，鬥，多種手段齊下。

**這種操盤能力固然令人眼花繚亂，但本質上也是黨在之前極為複雜的鬥爭環境下磨練出來的。**就以統戰工作為例，共產黨也不是一開始就知道如何做得很好的，有時候連自己人都團結不好，在和少數民族打交道的過程中甚至有西路軍失敗那樣的案例。但在抗日和解放戰爭的鬥爭中，黨的統戰水平不斷提高。 當你已經有了統戰抗戰期間地主鄉賢，有馬列之心的日本兵，有抗日之心的土匪，有中立自保之意的偽軍，不喜歡共產黨但又更擔心國民黨的中間派民主人士，有投共之意的前反動派等等各種人物的經驗後， 再去做民族宗教統戰工作也就沒那麼難了。

總之，**我認為建國初的統一萬里邊疆固然波瀾壯闊，但很大程度上是中共深度自我改造後水到渠成之作。**正如我前面所説，革命者選擇了一條極為艱難風險極高的路線， 但一旦走通了那麼很多以前覺得難以處理的問題或許也就迎刃而解了。

中國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八    中國革命者創造性地解決了革命工作軍事鬥爭和政權鞏固中的經濟問題

在之前的困難性分析中，我指出中國近代面臨着極為嚴重的生存資源稀缺問題，從而導致革命者陷入多難境地。 靠武裝先打出去解決經濟問題不行，埋頭搞好經濟再打出去也不行，依賴於外部列強資源則後患無窮。 那中國革命者是如何解決經濟問題的呢？

一開始共產黨也比較多地依賴於外部資源，甚至到了1938年陝甘寧邊區經濟收入的一半仍來自外援。但在1927年之後中國共產黨逐漸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根據地經濟學。 首先當然是在南方的蘇維埃國使用，然後帶到了北方並且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發揚光大， 一舉解決了革命工作和軍事鬥爭中的經濟問題。

這個解決之道有下面幾個主要特徵。

第一是通過非常特殊的軍政軍民關係來極大降低軍事化動員的成本。 這一點在上面關於軍政關係的條文中已經解釋了。 僅僅是這一條就已經很了不得了，世界上能夠玩轉這一套的沒有幾家。即使是蘇聯，它在動員成本方面也是難以與中國革命者相提並論的，這和他沒有搞好農村工作有很大的關係。當然了他靠着戰時共產主義以及各種強制性很高的手段依然可以完成動員以及完成工業化和衞國戰爭這樣的偉大任務， 但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非常大的副作用。而相比之下，中國革命階段的這種持續二十多年的高強度長期動員並沒有留下什麼大的副作用，其經驗反倒成為了未來中國發展的寶貴財富。

第二是開闢了通過調整生產關係來深度挖掘經濟潛力的通路。 這本身不是了不得的事情，各國都可以幹，真正了不得的是中國革命者把這件事做到了極致。

這裏的調整生產關係，最集中體現於土改，它極大地推進了解放戰爭勝利的進程，也為建國後的經濟鞏固提供了巨量的物資保障。不僅如此，即使在出於抗日統一戰線工作需要而不能像後來那樣鋪開來搞土改的抗日戰爭階段，中國革命者通過調整生產關係而挖掘潛力的能力也是很驚人的。抗日戰爭階段的經濟更為困難，而為了統戰不搞土改導致調整生產關係的餘地相對更小。但即便如此，共產黨依然通過種種手段（從自力更生的大生產運動到減租減息既調動積極性又避免破壞統一戰線等等） 實現了基本上靠自己解決經濟問題。

**從蘇維埃國到抗日根據地的實踐證明，中國雖然貧窮破敗但仍有巨量潛力藴藏於巨量人口之中可供開發，最主要是要做到兩條：調動積極性和增強組織性。**注意，要做到這兩件事都是要大大增加治理成本的，如果做到之後不能收穫足夠大的經濟紅利則之前的付出就付諸東流甚至會反噬自身。**這裏的最大難點（假設組織力動員力已經足夠的前提下），我感覺是預判到底能挖出多大潛力而不崩盤。**有了預判力，才不至於開發強度太低（這是很多亞非拉國家的情況）或者措施太過火造成極嚴重後果（蘇聯農村工作就有過這種問題）。

那麼這種預判能力是如何形成的呢？我覺得是蘇維埃國和長征幫助革命者探查了自身的極限。 後來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雖然也辛苦但我想經濟條件比起長征時應該還是更好的，可能經濟情況也不會比蘇維埃國糟糕很多（即使比蘇維埃國糟糕）。既然以前都挺得住，那麼經過長征鍛鍊後成為革命骨幹的數萬老紅軍心裏就有了底。很多觀察者都注意到，延安時期不管再困難氣氛都是頗為樂觀的，這和蘇聯動輒慷慨悲壯不是一個風格。 我想可能關鍵就在於”再難也遠沒有長征難”。我尊重蘇聯的精神，但我以為中國的境界更高。

再有，蘇維埃國的經濟工作經驗也很重要。這是共產黨第一次實踐根據地經濟，成就不小，失誤也很多（尤其是一些過激政策）。蘇維埃國雖然失敗，但帶着經濟工作正反經驗的很多骨幹活了下來，第二次於陝北華北實踐時他們就成熟得多了。可以説，中國的廣闊空間使革命者獲得了較多的試錯機會，所謂大國戰略縱深這時候就體現出來了。再多説一句，我覺得中國的此種大國“試錯縱深”比蘇聯還深厚，雖然蘇聯地域更廣。比如説我很難想象蘇聯革命者把莫斯科-聖彼得堡政權搞失敗後還有跑到偏遠地方再起的機會。

中國革命遭受過反覆慘敗，後來勝利的共產黨則兩次嚴重挫敗。這固然是損失，但所謂“殺不死我的使我更強大”，兩次命懸一線後又能整裝再出發的**共產黨革命隊伍不僅有人民的力量，理想的力量，真理的力量，還有重生的力量。**這最後一種力量是其他很多國家包括蘇聯的革命者都不具有的。

第三是高度重視並逐步玩轉了匱乏條件下的實物經濟，從生產到流通環節都有豐富經驗。 當然這是客觀環境造成不得不如此，但在高度重視實物經濟中嚐到巨大甜頭之後，中國就形成了利用超強的動員力以及實物經濟實操能力去和更加現代的經濟體系融合或者對抗的自信。這一點大家比較熟悉，我就不多講了以免這一節篇幅過大。

到了革命快要勝利的階段，中國革命者在強大的根據地經濟的基礎上又快速而卓有成效地搞好了一個二元經濟體系，即城鄉二元經濟。

考慮到在接收大城市之前中共沒有在大城市搞經濟工作的經驗， 他們能夠在解放戰爭後期到建國初期把大城市的經濟工作搞得如此之好其實是令人震驚的。 從東北開始獲得部分工業城市後就能很快恢復交通以及相當多重工業和兵工廠的生產從而有力支援後來的解放戰爭乃至朝鮮戰爭。 這個已經是不錯的初級工業組織能力了。而在接收了上海為代表的廣大南方地區之後，則面對積重難返的蔣介石集團留下的經濟爛攤子在短期之內就擺脱困境。到了53年左右，全國經濟工作格局大振，各方面預言或者擔心的把城市經濟搞砸的情況沒有出現。

而這一切是在中國還在朝鮮進行激烈作戰以及在國內四處剿匪鎮反的情況下進行的。這個過程中，既有大家津津樂道的手段老辣的上海經濟戰，又有善戰者無赫赫之功的貨幣統一和新舊貨幣平穩過渡轉換。我黨在長期農村工作和根據地經濟建設的過程中竟然也培養了一批一上手就能搞好城市經濟工作的人才，這種人才儲備和培養能力也是叫人匪夷所思的。我不明白這是怎麼做到的，也就不進一步分析了。

只有把建國初那幾年的經濟工作做得那麼好，中國後來才有可能比較順利地接下蘇聯的大規模經濟援助和工業輸出並開始五年計劃，也才有足夠的信心和能力快速完成後來的公私合營社會主義改造從而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經濟體制。 這是不亞於抗美援朝的大事，但時常為網絡議政者所忽視。

當然大家都知道以後的發展過程中我國經濟是遇到過很多困難走過很多彎路的，但是這不能用來貶低中國近代史階段革命者的經濟工作成就。 而恰恰是中國近代史階段經濟工作的巨大成功，為中國未來的困難和彎路階段積聚了很強的抵禦能力。 比如農村被打造成了很強的經濟蓄水池和緩衝網，又比如城市工作方面基本上能避免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再比如，在以較弱的國力進行一度與美蘇同時對峙的冷戰大棋局的過程中，在進行工業化原始積累的過程中， 中國雖然財政嚴重緊張了幾十年但沒有被財政問題壓垮也沒有陷入還不清債的局面，這和建國前在極端條件下長期運行的積澱分不開。

中國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九   中國革命打造了一套獨特的意識形態

這套意識形態我指的就是毛澤東思想。 它是中國自主形成的，是將外來重大思想資源本土化的， 是與實踐並行發展的成體系指導思想。

後發國家在救亡獨立和轉型的過程中需不需要成體系的意識形態？需要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如何形成這樣的意識形態？這些是革命者必須解決的重大基本問題。中國的解決之道有如下幾個獨特方面。

第一， 新意識形態是建立在對深厚文明傳統中落後部分的深刻批判和堅決揚棄之上的。 從打倒傳統官方意識形態儒家的統治地位到掀翻長期在民間中生命力非常頑強的各種迷信和宗族勢力都是如此。 這種力度的涅槃重生意味着新生的體系將是受古典時代思想拖累最輕的從而是最現代的。 這一點在中共之前甚至中共之外可能沒有一國能做到。比如各個先發國家都保留了大量宗教殘餘，後發國家保留的古典時代殘餘只怕更多。哪怕是蘇聯，從近幾年我看到的解釋看，與傳統的決裂也不如中國深。

第二，新意識形態建立在對居於指導地位的外來思想進行堅決改造的基礎上。中國革命的成功當然有賴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入，但無論是馬克思的經典理論還是經過列寧改造後已經具有強大戰鬥力的列寧主義，都不能回答中國革命應該如何進行的問題。 要正確回答中國革命該如何進行，就必須要做出一些看似離經叛道的意識形態改造。

在本國的很多深厚傳統已經被揚棄的情況下， 對於外來先進思想還敢於做如此深度的改造，這裏需要的勇氣是非常巨大的。**而改造能夠服眾，歸根到底也必須依賴於實踐中的成功。**這就指向了第三個特點。

第三，中國革命指導性意識形態是在壓力極大的革命實踐中依託穩定核心而逐步形成的。

歷史上有很多重大社會轉型非常漫長並因此沒有很系統化的意識形態指導，比如西方進入近現代資本主義。有的重大轉型則是事前有了很系統的意識形態從而速度很快，比如俄國革命之前就有列寧的重大理論突破。 而中國的情況與上述都不同。 毛澤東思想雖然在1927年之前有一些早期的部分，但其主體部分是1927年開始建立革命政權的實踐之後才發展起來的。**這種一邊打仗一邊搞根據地建設一邊改造外來先進思想一邊發展自己思想既用理論指導新的實踐再用新的實踐來支持新的思想的模式，是很難操作的。**因為這要求一個相當穩定的思想核心，而這個思想核心必須既有強大的學習能力，還要有強大的思想建構能力，與此同時還必須有重大的實操能力，如此才能做到學，思，改，行合一的境界。

**第四，中國革命指導性意識形態形成並取得重大勝利的時間是很短的。**從共產主義在中國大規模傳播到毛澤東思想進入黨章不超過30年時間。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不僅完成思想體系的構建而且用思想體系武裝了數以百萬計乃至上千萬的鋼鐵戰士建立強大政權，效率實在是驚人。 我覺得人類歷史上可能只有伊斯蘭文明崛起之效率可以與之相提並論。

**中國形成了自己獨立改造外國先進思想基礎上的指導性意識形態之後，就擁有了驚人的政治思想底藴。**這個底藴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未來擺脱外來意識形態源頭（蘇聯）的束縛走向政治與外交的徹底獨立有了堅實的基礎。第二，為將來吸收和改造其他外國先進思想（改開以來學習西方）提供了一個成功的範例，至少使得後來人覺得這件事是做得通的。第三，這種發展和改造指導思想的傳統也為後來人對革命和建設歷程中形成的傳統做進一步改造提供了先例。

中國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十    中國的革命者具有極強的分析外部形勢和把握重大外部機遇的能力

其實革命者並不是一開始就具有這種能力的。中國革命的兩次重大挫折（1927大革命失敗和蘇維埃國反圍剿失利）都和分析外部環境時有重大失誤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在遵義會議以後情況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首先是找到中央軍和各路軍閥之間博弈的縫隙，成功擺脱多次包圍。其次是快速堅決地通過零星情報在陝北找到了合適長期立足之地。 再往後雖然有西路軍這樣的失誤，但那可能是中國共產黨與外界博弈時犯的最後一個重大錯誤。 從西安事變開始，革命者領導集體取得了一系列對外鬥爭的重大正確判斷和決策。

這些重大正確判斷和決策包括： 正確處理西安事變，在37-38年判斷華北出現重大權力真空， 全力往華北擴張並繼續堅決走之前已經走失敗過一次的農村路線， 正確分析日本力量的限度，提出持久戰戰略， 在華北擴張時採取正確的統戰政策，在國民黨掀起以皖南事變為代表的反共高潮之後有力地以鬥爭求團結， 正確判斷衞國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形勢，利用重慶和談和馬歇爾調停為自己爭取戰略時間，及時派大量精幹力量進入之前力量較為薄弱的東北地區，在東北正確處理與蘇聯的關係，敢於放棄延安與敵冒險周旋牽制敵人大量力量（可能也造成蔣的很大誤判），劉鄧大軍挺進蔣介石統治腹地，及時發動遼瀋淮海戰役（不僅僅包括國內戰局的把握也包括國際上抓住美蘇陷入一年多柏林危機抽不出手的關鍵機遇），以打談並舉的手段解決平津問題， 在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期間不惜長時間停留莫斯科來獲取一份對當時的中國較為有利的中蘇友好條約， 執行一邊倒的對蘇友好政策並利用此政策保障的戰略時間快速解決西北青藏和南疆問題以及徹底沒收帝國主義資產等， 做出冒險性極高的參與朝鮮戰爭決定並取得重大勝利， 既敢於對英帝國主義開炮又堅決保留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及時介入印度支那事務援越抗法，等等。

總之我認為從1936年西安事變後到1953年（即我劃分的中國近代史的終點），中共在對外博弈方面沒有犯過一次較大錯誤。這段時間正是整個世界近現代史上列國博弈局面最為混沌和政治家決策壓力最大之時。蘇，德，日，美，英，法等世界主要玩家都犯過大錯誤。但中共卻交出了可謂“零失誤”的答卷。

尤其難得的是這裏面的很多決策都是中央位於地理上極為閉塞的西北內陸或者華北小村之時做出的。 他們如何在這樣的閉塞條件下具備這樣強的時局分析判斷能力？

我想這歸根到底取決於兩個要點。兩個要點的代表人物分別是毛澤東和周恩來。

第一個要點，就是有人具有很高的站位能夠跳出一時一事的進退得失來看出大道理管着小道理。第二個要點就是中共始終具備非常強的情報能力。

第一個要點前面已經説過很多。關於第二個要點我再多説幾句。

從打入國民黨內部高層的各種特科特工人員，到潛伏在廣大城市裏的大量地下人員，到有可能在美國（甚至蘇聯？）也有相當情報收集能力的人員，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掌握着一張強大的情報網。沒有這張網，縱有正確的宏觀判斷，在戰術執行上也很可能陷入很多麻煩。

這種在混沌環境下在強者力量邊緣進行激烈博弈的成功傳統當然是首先從毛澤東指出為什麼如星星之火的小型革命政權可以在軍閥混戰的中國存在開始， 之後在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朝鮮戰爭中這一傳統被發揚光大。其實這一傳統也被一直延續到了21世紀，成為中國革命者又一筆寶貴的精神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