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獨行的華夏文明》全稿15第二章黃河之水天上來06_風聞

2、文明誕生：大禹治水

1）、大洪水是人類在文明早期，共同面臨的一次重大生存危機

文明早期的大洪水傳説，是幾乎現今所有人類族羣都存在的共同文化現象。

中國有大禹治水傳説；

基督教在《聖經》的創世紀中，有上帝降下大洪水，除滅原罪的人類，以及指引諾亞製造方舟的記錄：

世界在神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

神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

神就對挪亞説，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併毀滅。

你要用歌斐木造一隻方舟，分一間一間地造，裏外抹上松香。

方舟的造法乃是這樣，要長三百肘，寬五十肘，高三十肘。

方舟上邊要留透光處，高一肘。方舟的門要開在旁邊。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層。

看哪！我要使洪水氾濫在地上，毀滅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氣息的活物，無一不死。

我卻要與你立約，你同你的妻，與兒子，兒婦，都要進入方舟。[36]

世界上有人類長期居住的地區幾乎都有類似的傳説記錄：

比如歐洲學者在殖民地記錄的南美洲印第安人的洪水傳説：

“一隻美洲鴕警告它的主人洪水將至，他們跑向一座高山，在維爾卡科多頂上找到棲身之所。牧人與動物倖存下來，牧人便是祖先，所有人都是他的子孫。[37]”

歐洲學者在殖民地記錄的非洲喀麥隆洪水傳説：

“…一隻公羊跑來舔她磨的粉，她趕走了它，但它很快又回來了。女孩於是讓它吃了個夠。它吃飽後，對女孩説：‘我要告訴你一件重要的事。今天將有一場大洪水，因為你對我很好，所以我建議你和你哥哥趕快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兄妹倆於是收拾了一些能帶走的東西逃出村子。他們離開時，看到了一片洪水淹沒了他們的村莊…[38]”

類似的全球各地洪水傳説，有數以百計的不同版本。

這顯示，在人類文明早期，世界各地人類共同經歷過一次重大的歷史事件。這次事件不是日常災難的“常態”，而是一次影響巨大的臨時性偶發事件，所以才能引起了當時各地人類廣泛和劇烈的震撼，所以才被得以成為各自自主發生的傳説，流傳下來。

今天我們尚且還不清楚，這次大洪水具體的形式、規模範圍、原因、時長。但是被全世界各地先民共同記錄這個事件本身，就證明這次災難對人類先民整體性威脅的程度（大量傳説裏，倖存者僅剩一對男女，甚至高度近親的血緣關係，他們在洪水退後成為人類的祖先。可見當時的大洪水，對全球大部分地區的人類族羣，產生毀滅性殺傷。導致了其人口數量的超大幅的下降。為了人類繁衍，很多地方被迫近親通婚），以及對人類社會整體的影響程度。根據各地大洪水傳説，我們能看到，當時各地人類基本採取了三種應對災難對方式。

       2）、人類應對大洪水危機三種主要方式

如果對世界洪水傳説進行歸類，我們以各地人類應對洪水的方法為標準。有三種基本應對的方式：

a.向安全地點躲避；比如（中美洲的阿斯特克洪水傳説，一對男女躲在一株空心樹中逃生。南美洲洪水傳説，牧人逃往高山存活等。菲律賓洪水傳説，一對兄妹逃到山頂躲過洪水）

b.製造並利用工具逃跑；典型案例就是諾亞方舟（泰國的洪水傳説，兄妹坐在木鼓裏隨水漂流存活下來；中印度比爾人的洪水傳説，一對兄妹做了個箱子躲在裏面存活下來。後來成為人類始祖；蘇美爾洪水傳説，主人公躲進一艘船裏得以逃生）

c.正面抗擊：典型案例就是大禹治水（所有類似洪水傳説裏，幾乎僅此一例，作為正面抗擊併成功的案例。或許當時也有很多無畏的人類奮起反抗，但是因為各種原因，湮滅在歷史的長河裏。）

這三種主要應對洪水方式，依次顯示為相對更高的生產力水平。

向高地、樹上、洞穴逃跑躲避，是應對洪水基本的方法，只要能跑得動，會爬樹的人都能做到。但是能造船並乘船逃跑，直接顯示了這些族羣已經有了較高製造工具進行漁獵並藉此遷移的能力。而華夏先民選擇的正面抗擊方法，則顯示進入農耕的族羣具備同時代最強大的生產能力——他們不僅需要強大的製造工具的能力（開挖溝渠，開採、運輸建築材料，築壩等各類複雜工具），更需要有長期豐富且先進的水利設施建造及使用經驗，同時構建大規模水利設施反映了這個族羣擁有了動員當時超大人羣，進行大規模構建建築或基礎設施組織動員能力、生產組織能力（面對洪水，直接選擇治水，直接反映當時華夏先民已經擁有長期構築水利設施並加以有效利用的豐富經驗。這些經驗直接體現了華夏先民相對強大生產力水平，以及以此體現出的強大組織領導能力。這些先進的經驗和能力才讓華夏先民面對威脅全人類的洪水危機，有了強大的信心和意志，從而敢於正面抗擊洪水危機）

人類當年這三種應對模式，反映了當時世界各地生產力水平高低的現狀。可以説各地應對洪水的方式差異是當時生產能力差異的直接客觀反映。

而人類洪水傳説中，幾乎僅有華夏一支最終獲得抗洪勝利。顯然這直接反映了華夏先民當時具備的人類最強大生產力現實的必然結果。

抗洪的最終勝利讓華夏先民直接認識到，贏得自然對人類的重大考驗，不僅僅要有強大的先進生產力，而且要有正確的方式來利用這個生產力。

大禹之父鯀抗洪失敗的歷史，顯示“強大的自身”與“正確利用強大的自身”是兩個問題。“強大的自身”是對人類意志、意識主導關係下（人－他人）關係的認識結果，因為（人—他人）關係總有主導者，而主導者只會是人，因此強大的自身就是在（人－他人）關係中主導者具備的關鍵決定性因素。但是“正確利用強大的自身”則必須確認什麼是正確的，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説，正確作為實踐結果，是被實踐的對象所處關係中主導者來決定的。當關系的主導者是人，正確就受制於主導關係的人的客觀現狀及其使用客觀能力的意志。但是當關系的主導者是非人的，是大自然，則大自然被人認識到得“正確的”客觀的標準才是實現正確結果的決定因素。當人不成為主導者，而是被主導者，則認識到這個正確的標準（主導者的），並正確的去應對這個標準，人類才能通過考驗獲得勝利和幸福。我們必須認識洪水的規律，必須正確認識到洪水在現實反映出的客觀規則，我們必須認識到病毒瘟疫客觀表現及內在產生運行規律，才有可能以此去找到正確的應對方法；但是即便找到正確應對方法還不算完，我們還要排除萬難，以堅決的態度實現正確的方法，人類才有機會最終獲得實踐的勝利（比如新冠疫情裏，我們首先要能認識到病毒的基因，病情的狀況，疫情的規律，才能制定有效的針對性應對辦法，找到了辦法，還要看辦法的實現結果是否有效，比如中國有效抗疫經驗的答案擺在世界各國面前，但是各國抄作業的結果千差萬別，顯然正確的方法與正確的實現也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於是這裏就出現了面對（自然－人）關係中出現的三個層次的要求：

1、‘正確’認識自然規律；（天法道）

2、找出‘正確’應對並符合自然規律的方法（地法天）

3、‘正確’的實踐（人法地）

我們可以説，這三個層次的‘正確’的完整展開，才能最終實現天人合一這個理想實踐結果。這三個層次就是之後《易》顯示的天地人三道。找到正確的天地規則就是天法道；找到正確應對自然規律的方法就是地法天；而如何正確實踐，則是人法地之道。

比如在抗疫過程中，1、要認識到病毒的行動規律；2、於是針對病毒規律，我們才能制定隔離、口罩、製造疫苗的正確應對方法；3、而有了這個方法，我們必須排除各種困難和干擾，堅決貫徹到底實踐之才能獲得成功。這三個環節必須環環相扣，任何一個都不能缺少。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國就是把這三部分都出色實現，才贏得了抗疫的勝利。其他很多國家、地區，有些基於自身能力不足，無法對疫情的規律清楚認識；有些無法找到適合自身的最有效的抗疫方法；有些國家對病毒和疫情有正確認識，也知道正確應對方法，但是因為各種原因無法貫徹這些方法。造成抗疫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全面失敗（比如西方聯邦制造成的內部社會力量分化、內鬥，政治干預抗疫。自由主義氾濫、無神論無法形成社會壓倒性力量，引發的大量民眾反對疫苗、反對隔離、反對口罩，最終造成防疫結果出現極大缺陷和漏洞等等）。

這些後世對《易》的認識結果，使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沒有深刻的成功應對自然考驗的重大現實經驗，是不會有這麼深刻理論認識結果的。也就是説，**我們對後世華夏傳統理論的解讀（以《易》為核心的華夏文明理論體系），可以倒推出在這些理論產生的源頭，存在戰勝自然重大考驗的歷史現實。**重大實踐功績既是華夏文明的實踐源頭，也是華夏文明理論的源頭。縱觀我們人類當下所有遺存下來的古代歷史記錄，符合這種標準的唯有大洪水這個事件。

而抗擊洪水的歷史功績，不僅規範了之後誕生的華夏文明的特色及核心內容，更從正確實踐所體現的一系列有益經驗中，總結並昇華出華夏一族之後實踐的價值觀方向——（向善的）合作性，共同求存的大善結果（以人為本：以人為本就是團結合作，共同求存。）

3）、大禹治水傳説的簡略分析及造成的部分現實結果**（試論）**

根據大禹治水傳説，成功治水並非一蹴而就。是經歷過反覆失敗挫折才最終成功的。相傳大禹之父鯀先被委任治水，採取策略以築壩堵水為主《國語·魯語》記錄：鯀障洪水而殛死。九年屢試不成，最終被處死，大禹接任治水職責，改堵為疏，歷經十餘年，終成。

《史記》夏本紀 記錄：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

 這個故事內容雖然簡單，但是如果我們對其表述內容進行深究，就可能發現更多的歷史現實。

首先，我們確認大洪水是全球重大災害，因此治水絕非單個部落一家之事所能成事的。

其次，我們之前討論的滿天星斗論，顯示，即便到大洪水時期，在一個較為廣大的地域內，仍然存在眾多部落共存一隅的現象。這些部落不僅在生產方式甚至利益結構，主體文化都呈現出巨大差異。也就是説，當歷史從部落為主體轉向鬆散部落聯盟為政治主體的歷史階段，基於相同利益或相近血緣或相同生產生活方式或相同文化政治體制組成的不同部落聯盟（鬆散）在一個相當廣大的區域內，有較大可能呈現為多個聯盟犬牙交錯的共存一起狀態。那麼被大片洪水困在相關地域內的族羣，就不能簡單認為是單一部落的成員，也不能認為是同一部落聯盟（鬆散）。（“原隰厎績，至於都野。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其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貢璆、琳、琅玕。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序[39]”。我們從《史記夏本紀》這裏看到，隨着大禹治水各地逐漸有效，與華夏族共存的三苗、西戎等部落的順服的記錄。證明當時是多族羣、多文化共存的狀態）

於是，我們根據這個分析結果，大禹治水所涉及的主體，顯然是跨部落聯盟的（也就是不僅僅是簡單地華夏族所屬族羣，還有洪水圍困地區內大量其他族羣存在其中），抗擊洪水的主體是由不同的部落及部落聯盟（鬆散），基於共同生存下去的巨大共同利益，組成的一個史無前例的超大型部落聯盟（鬆散）。

因為無論大規模築壩還是挖渠，都需要跨越相當廣大的地域，涉及相當廣泛的地區族羣利益，不實現整個地域的聯合抗洪，那麼這個部落不許挖渠挖了他的地，那個部落不接受築壩淹了他的房，顯然這些矛盾就足以能讓整個抗洪活動無法進行下去。

這個超級跨部落聯盟（鬆散）是華夏先民開始治水時的最可能的基本社會現實。從這個現實，我們就能很快發現鯀失敗的根本緣由，以及是什麼讓大禹最終成功。

我們前面説了華夏先民敢於治水，是因為有豐富水利建設利用的經驗，比如良渚發現的當時超大型水壩遺址就是證明。那麼利用水利設施提高農業生產水平，不僅僅只有築壩這一個手段，築壩蓄水，蓄水灌溉農田還要開挖灌溉渠網，築壩為堵，挖渠為疏，缺一不可。所以説有豐富水利建設利用經驗的族羣對疏堵之策都很應該瞭解才對，何以鯀只用堵一策？

大禹原有所在部落利用水利的經驗非常豐富，可以説是這個跨部落聯盟裏水平最高的一個。這就是為什麼鯀治水失敗被殺，主導權還留在大禹部落的主要原因。

而鯀被殺，治水主導權還在大禹部落手裏，顯然説明，發起對鯀追責的並非大禹部落內的政治勢力（追責者不畏懼殺死大禹部落前首領，而引起大禹部落對此的巨大反彈。因此顯然在隸屬關係上，各自都有強大的獨立性，且這類部落（部落聯盟）數量眾多，他們聯合起來根本不畏懼大禹部落，甚至能迫使大禹部落服軟，這就從一個側面證明在這個跨部落聯盟內部有大量與大禹部落平時關係一般、甚至關係不好的成員）。這裏間接反證了當時抗洪的組織形態初始為臨時組建的跨部落聯盟（鬆散）。

這個一開始的鬆散的跨部落聯盟的現實，才是導致鯀失敗身死的主要原因（也是其選擇以堵為主治水策略的核心因素）。

2020年爆發的新冠疫情，一開始在中國花費巨大犧牲為代價，找出的有效抗擊疫情的標準答案後，我們看世界一些國家在抄中國抗疫作業的千差萬別結果，尤其那些個人主義橫行國家的表現，我們看到一些光怪陸離的現象：一些人主動染疫；一些年輕人認為這病只危害老年人，不顧國家禁令，忙着要自由，反對隔離封鎖；一些社會開始優先拋棄老弱病殘等等。説白了，一個不團結一心的社會，就算表面是一個羣體，他們遇到巨大問題時也只會優先選擇各人自掃門前雪。這就如歐盟這種鬆散聯盟在面對新冠疫情時，幾乎無所作為一樣，（歐盟還有長期的磨合，有相同的文化歷史及價值觀，統一的貨幣經濟體系，都無法展開有效的共同行動）我們可以想象大洪水時期，不同文化，不同生活生產方式，不同友好敵對關係的部落臨時組成的鬆散部落聯盟，能聯合起來做一件事的難度。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可以説當年鯀能讓這樣一羣臨時拼湊出的散兵遊勇一起去築壩，其能力比今天歐盟內主要國家的領導人都還要強不少。

這就是華夏先民開始抗洪時，直接面對的現實。

雖然各個部落及部落聯盟（鬆散）為了共同生存的利益，組成了一個跨部落聯盟（鬆散）。顯然這個臨時起意的鬆散組織結果，各個部落各自一開始的本能反應，跟今天很多國家社會一樣，就是各人自掃門前雪。在抗洪措施的選擇上，就只能偏向築壩堵水的策略。因為大規模挖渠引流，勢必要選擇很多族羣活動生存區域，作為挖渠引流甚至泄洪區，這就要在相關土地上生存的部落作出重大生活改變甚至犧牲。這裏涉及矛盾顯然極大，而築壩堵水的核心思路，就是以大壩圈定自己安全區域，把洪水驅趕到自己安全區以外區域。每個部落雖然參與跨部落聯盟，但是基於自掃門前雪的基本思路，這種各自自保，由挖渠築壩技術能力最強的大禹部落進行指導（想想今天新冠疫情我們不斷派出的醫療專家組，他們不可能建議援助地政府以犧牲自己現實利益方式來維護全人類整體利益。），成為最容易通過的對抗洪水策略。但是各個部落基於各自部落利益的小九九，沒有意識到或者故意沒有意識到最核心的問題在於，自己部落大壩構築的安全區以外的區域説不定就是別的部落的生存區！

以堵為主的策略選擇結果，今天的人想想都能推想到結果是什麼！

你也築壩我也築壩，水往哪裏去？我們甚至可以推想，在這種比着把洪水趕出自己領土（趕到別人領土）的行為，會引發一系列極端行為（三苗作亂的部分原因？），甚至不排除為此一些以往的引流的窪地甚至都被相關部落堵了，進行着互相傷害式築壩。這簡直不是在遏制洪水災害，這是在擴大洪水損失！

不僅如此，大禹一族指導各族一起築壩，但是各個部落畢竟能力和經驗有巨大差別，大壩的建築質量，建築速度等因為這些能力、經驗差異，會形成巨大的實踐差異結果。極有可能出現，築壩速度最慢，大壩質量最差的部落，最先遭到不斷上漲洪水的打擊，而各部落各自為戰，各自築起大壩，使得更多的洪水向最先垮壩的部落駐地奔襲而去。也就是説，鯀基於鬆散跨部落聯盟制定的各人自掃門前雪策略，最終結果就是能力最差部落遭遇最大加成打擊，而築壩能力最強的部落是撐到最後的部落。可以毫無疑問地説，這個堵水的策略，大禹一族是受損最小的那個。

可以説鯀的堵水策略，是當時唯一能實現的策略。但是這個策略的結果無法有效抗擊洪水，這必然讓所有人失望。更重要的是，他給跨部落聯盟裏大部分部落以沉重打擊。大禹一族作為技術總指導，沒有成功抗洪，更糟糕的是，作為主導方大禹部落竟然損失最小，這必然在跨部落聯盟內形成千夫所指的局面。大禹部落及其友好部落的勢力在這個部落聯盟裏沒有佔據優勢地位，站在必須繼續抗洪來實現全體生存的更大利益目標，舜為此不得不把鯀作為前期以堵為主策略失敗的替罪羊處死。這才是最可能的鯀取死之因。

鯀死，而大禹擔任大禹一族新首領，繼續指導抗洪。這首先證明了大禹一族是跨部落聯盟裏生產力最強（長期農耕及大規模定居，對大型建築及大型水利設施的建設利用非常有經驗）的族羣。雖然前部落首領因為抗洪策略失敗，遭遇其餘部落的最廣泛壓力，不得已以死謝罪。但是繼續抗洪還得指望大禹一族進行指導。所以才有大禹繼位繼續主導抗洪的情況。

基於之前各掃門前雪策略失敗經驗，顯然之後整個跨部落聯盟及大禹一族都作出了一定的相應改變。這才使大禹之後改堵為疏的策略能夠實現。因為挖渠引流，需要將洪水從設定路線所挖的渠溝引走，這就要路線所及部落做出利益讓步和犧牲。因此，要實現疏堵結合以疏為主的策略，必須一定程度硬性要求整個跨部落聯盟根據鯀時期慘痛現實，一定程度改進內部組織形式，各部落向主導跨部落聯盟治水的部落去讓渡一些權力，這能使主導抗洪的大禹能在整個跨部落聯盟裏有效調配各類資源，超脱單個部落自身單一利益訴求，站在整個聯盟的更高角度，去努力實現抗洪的勝利。沒有這個制度改變，大禹是沒法成功治水的。

制度及規則的改變是必須也是必然的，成功推動這個制度的建立的就是當時的華夏族首領舜。而作為主管治水的大禹也利用這些規則，利用政治手段擴大自己在跨部落聯盟裏的影響力。這裏筆者尤其建議關注史書記錄大禹建立夏朝時採取的一些非常手段。這裏反映的一些當時政治鬥爭的策略手段，不一定僅僅是夏國立國時才發生的，而很可能是大禹長期治水過程裏為了獲得更強政治主導權而做出的不斷嘗試行為的映射。

在面對世界性大洪水這個超級敵人。如果大禹不能掌握極強的聯盟內部資源調配權力，不把整個聯盟的各類人財物資源緊密團結結合在一起，不擰成一根繩，讓不同的部落共同行動，是不可能最終實現抗洪勝利的。當然我們不能排除當時舜作為最高領導者作出的重大作用。就如堯帝培養出了舜，而處於大洪水時期的華夏族，為了解決巨大生存威脅，在權力傳承上迅速偏向了最‘正確’的方式，就是以賢能為選擇首領標準的所謂“禪讓制”。因此，沒有太大政治根基的舜，培養有着強大部族根基的禹，這讓大禹對整個聯盟的權力控制最終如魚得水.

因此大禹主導抗洪後，事實很可能是聯盟基於鯀治水失敗經驗，各部落讓渡出部分自身權力給聯盟，並制定出一定的跨部落聯盟強制力權力給予聯盟治水主導者。而主導者大禹用強大的政治行動能力，利用這些初始規則快速擴大了自身在聯盟中的政治權力，並逐漸形成了較強的政治權威，並在整個治水過程中，通過抗洪的資源調配組織過程創新再造，根據抗洪有效性，不斷優化以及最終構建出一套嶄新的政治組織體系，最終重構了整個聯盟的新生產組織體系。

可以説，舜和大禹通過治水的契機，將華夏族作為領導核心的跨部落聯盟（鬆散）最終改造為一個跨部落聯盟（緊密）。強大的生產技術能力，強大的組織領導能力，強大的意志及執行力，再加上抗洪成功的滔天之功，最終形成整個聯盟對華夏族文化為主體的文明認同（就如今天我們抗疫有效且成功的表現，必然讓全世界廣大的人羣都會對華夏文明產生正面認識效果一樣）。這不僅在文化形式上，更從組織形式上，將被洪水圍困的廣大地域（這個區域是超越了華夏本族原有控制地域）各族羣整體統合在一起。這些都是大禹之後所以能建立夏朝的關鍵條件。大禹在舜的領導下應對大洪水的傑出表現，使大禹獲得了足夠大的權力和威望。因此，隨着舜的逝世，華夏族就自然而然進入世襲（分封制）王朝歷史時期。

夏朝的建立就是歷史給予大禹一族偉大治水功績的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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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聖經》創世紀

[37]《洪水神話》p196，美阿蘭。鄧迪思編，陳建憲等譯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  2013年12月第1版

[38]《洪水神話》P218

[39]《史記夏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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