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雷 | 為什麼美國測不準——“美國觀”的歷史批判、再出發與重新問題化_風聞

田雷 | 華東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立法與法治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那如幻的靈光逃到哪兒去了? 

那光榮與夢想，如今到哪兒去了?

——威廉·華茲華斯

如果把美國比作一部書，那麼這部書眼下對於我們來説是越來越難讀了。身處人人皆可發聲的自媒體時代，網絡上最不缺少的就是各種關於美國的信息、意見和立場，但在輿情喧囂的表象之下，“美國怎麼了”卻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大困惑。剛剛過去的“歷史”似乎走出了一道大轉向，而我們此前的美國觀再也經不起新的時勢的逼問，無力解答此時此地觀察者的困惑，一整套温馴的學術範式無法維持其公信力，其持續已久的歷史使命也行將完結。然而，舊的已去，新的卻還未及確立，歷史的發展又一次走在了歷史書寫的前頭。之所以出現“美國怎麼了”的認識困惑，歸根到底在於一個不斷變化的美國本體和一個經久不變的美國觀之間的矛盾。20世紀90年代，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曾風靡一時，其片頭曲《千萬次的問》也傳唱大街小巷，借用其中一句歌詞“我已經變得不再是我，可是你卻依然是你”，如果説前一個“我”可比作上述認知矛盾中的美國本體，那麼後一個“你”就是我們頭腦中還未來得及與時俱進的美國觀。

當前美國敍述的兩種路數：分歧與暗合

當前中文世界中關於美國的敍述看似紛繁複雜，究其路數則可以一分為二，各有其自身的邏輯、平台、聽眾和判準。具體地説，第一種路數走的是大眾路線，其典型敍述可見於國內時政類自媒體的日常推送。以某頂級流量的公眾號為例，在從特朗普到拜登的政府交接週期內，諸如此類的表述反覆出現在其推送文章的標題中：“美疫情已徹底崩盤!”“美國已到無藥可救的局面!”“這也是美國的大反噬噩夢!”“連他都沒想到，美國竟淪落到如此地步!”“再頂不住，美國要出大事!”作為一種類型，這種美國敍述重複着一種美國危機或崩潰論，而在流量為王的自媒體平台上，以聳人聽聞的標題來宣告崩潰，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行文方式來販賣危機，可以説是吸引眼球的不二法門。於是乎，此類時政自媒體的美國敍述雖然極少見於文化精英的朋友圈，但卻經常能夠成功打動更廣闊天地內的大眾，天文數字量級的閲讀量即是最好的判準。

面對美國崩潰論在網絡空間裏所聚集的流量巨浪，最不為之所動的也許就是以研究美國曆史為業的學者羣體了，他們專業的美國史研究和寫作構成了第二種路數。以 2021 年上半年舉行的一場美國史專題的學術研討會為例，在主題為“美國社會問題與社會抗爭”的單元裏，與會學者提交的論文有《19 世紀晚期美國農民對“喬治主義”的接受與揚棄》《捍衞“美國特性”：“例外論”與 19 世紀美國對外來移民的排斥》《母嬰保護與政府責任：美國母嬰保健事業發展與聯邦政府的介入(1912— 1921)》……而在另一場“美國社會政治變遷”的單元裏，會議討論的文章包括《跨大西洋視野下的美國早期商業公司及其政治爭論》《邪惡教義：洛克納案如何在美國歷史上被污名化與被利用》等。僅從這些論文的選題來看，在這個原先穩固而如今一切都搖搖欲墜的鉅變時代面前，美國史的研究者表現出極強的“專業性”，外部世界的紛擾看上去對他們的寫作沒有產生明顯的觸動。雖不排除學者內心的焦慮和困惑，但當他們轉到專業化的論文寫作時，兩耳不聞窗外事似乎成了他們追求的境界，故而他們在論文中的美國敍述保持着某種驚人的冷靜和定力，似乎美國一如既往。然而，問題在於，當時代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向前奔流時，專業定力的另一個面向就是封閉和僵化了。

概括地説，以上兩種路數是互為鏡像的。大眾傳播的邏輯要求短平快，追求麻辣燙。寫作要多些大膽假設，而無須小心求證，當然更談不上學術寫作所要求的規範和格式。反過來，對於美國史的專業學者來説，好的學術論文正是要避免以上任何一種寫作套路。而拋去寫作路數的對立，回到上述形成“美國怎麼了”這類問題的認知矛盾中，兩種路數一方面各執一端，另一方面也有着分歧之下的某種暗合，它們的寫作者各自以其不同的方式失去了歷史感。第一種路數鼓吹美國崩潰論，它所呈現出的美國是沒有歷史可言的，若是把這種“偏見”當作美國的全部真實，那麼構成美國的就是一個接着一個的危機、一次連着一次的崩潰。在這類寫作中，引用福山也許已經到了文獻的天花板，而美國的歷史再縱深也只能上溯至特朗普。簡言之，這種路數中的“美國”沒有歷史，沒有常態，也沒有規範，所有的似乎只是當下、混亂和崩潰。至於第二種路數中美國史學者的專業論文，學者以專業化和規範化的名義把自己關在書齋裏，外部世界天翻地覆的變化對他們的研究議程沒有影響，甚至本就不該有影響，他們的寫作往往聚焦於美國曆史發展中的某個“過去”，似乎只要讓自己的研究封存在某個“遙遠過去”的歷史分期內，就等於搭建起了某種抵禦現實萬變的防火牆。也正是因此，這些專業史家所缺乏的是作為歷史研究者或書寫者所必要的歷史感，他們並沒有立足於寫作時的這個“當下”來調整和反思自己的研究。面對現實兇猛的歷史潮流，他們太慢了，也可能是無所適從，於是他們在這一階段對美國曆史的研究註定是懸浮的，也是輕浮的。在寫作時，他們筆觸的一端停留在某段遙遠的過去，但另一端卻是懸空的，沒有紮根到寫作者身處的當下語境。本文所要論證的一個命題即在於，這種保守的路數最終會讓美國史的研究走向僵化，面對時代所提出的“千萬次的問”——美國到底怎麼了，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越專業就會越失語。這種基於專業慣性的謹慎就會導致不作為，也在很大程度上為第一種路數的野蠻發展留下了足夠的空間，專業學者不去或者無力去佔領的，就會留給他所看不到或者看不慣的營銷號或段子手。正是因此，本文還將嘗試反思美國史研究在當下可能的突破口以及新生長點。

簡而言之，如果我們以特朗普的“崛起”作為美國曆史的一個節點，那麼美國崩潰論作為一種路數，其歷史的上限基本上就是特朗普，而美國史專業的學者則反其道而行之，似乎特朗普從未出現——把自己的眼睛閉上，其寫作仍可按部就班。本文認為，上述兩種路數在形式上相互對立，但都缺乏某種歷史的態度：前一種把歷史壓縮為平面的當下，連讓子彈飛一會的距離都要切除掉；而後一種則躲在某個僵硬的歷史過往內，似乎歷史一經過去就能終結在寫作者的筆下。如果整個美國史研究的學術共同體都無法反思這個問題並找到某種新出路，那麼我們的論文即便發表了，也註定只能在朋友圈獲得轉發和點贊而已，而在此之外，就是爽文暴論的地盤。

當前“美國觀”的形成：一種語境化的追溯

曾經，在理解美國這個問題上，我們是很有“理論自信”的，也就是説，中國的文化精英，包括美國史的專業研究者，都曾認為自己是很懂“美國”的。畢竟，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階段，我們在研究美國方面是下了很大一番功夫的——讀了形形色色、姿態各異的介紹美國的書，很多人還親口嚐到梨子的滋味，有機會赴美交流，近距離看美國；以美國研究為業的學者還寫了或者翻譯了大量的作品，更年輕一代的美國史學者在研究中追求對一手資料的佔有和使用，學術判準進一步得到提高，要像美國本土學者研究本國曆史那樣去研究美國的歷史。如果要給這種很懂美國的“理論自信”找一位代表，最為形象的莫過於電影《中國合夥人》中的角色孟曉駿。在那部電影開場後不久，就是因為自信，孟曉駿同一位老教授發生了一場戲劇性的衝突，結果就是他大義凜然地宣告了一個“美國夢”的理念，面對批判美國種族歧視的老教授，孟曉駿説出了一段經典台詞：“所謂的American Dream，就是在夢想面前人人機會均等。全世界只有美國能做到這一點!”然而，如果説這種美國夢的自信確曾發自內心的話，那麼時至今日，當年的感嘆號可能要變成好多問號了。只要掃一眼最近幾年的圖書市場，就會發現目前流行的不再是《光榮與夢想》或《民主的奇蹟》那種自信範兒，取而代之的是某種普遍的困惑，如《美國真相》《重新認識美國》《看不見的美國》，以及不止一個版本的《美國怎麼了》。而凡是“美國怎麼了”之類的困惑，其實都源於我們先前的美國觀已經經不起新現實的檢驗。在這裏，如果把美國觀比作一副眼鏡，那麼這副眼鏡在戴上之後，一方面讓我們看到其視野內的風景，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對視野之外的屏蔽。之所以我們下了這麼深也這麼久的功夫，事到如今卻發現仍有有待重新認識的真相，仍有一個為我們此前所未看見的美國，就在於美國觀的這副眼鏡——孟曉駿帶上了機會平等美國夢的眼鏡，當然就無法接受老教授所描繪的種族歧視，反之亦然。那麼這副美國夢的眼鏡是如何戴上的，就是本部分要予以探究的。

首先應予明確的是，並不存在一個一貫正確、全能全知、政治中性的美國觀，事實上也從來沒有過完全定於一尊的某個美國觀。任何一種講法的美國故事，包括前一階段流行的近距離觀，都無法擺脱某種作為前見的美國觀。想一想，當我們選用中文中的“美”這個字眼來稱呼太平洋彼岸的那個國家時，我們的前見就已經存在了；反之，也如當前網友會用“漂亮國”來做調侃或揶揄一樣，“正名”本來就是一種深刻且隱蔽的態度表達。也正因此，對於本文的探討來説，所謂美國觀，必定是某種具體的、生成於某個歷史階段、得到其主流的政治意見檢驗的文化建構。一旦如此理解，美國觀就不只是三五學者在書齋裏的閉門研發，而是某個佔據支配地位的政治文化力量在長時段內的理解和想象。它是複數的，但也不會分裂至百家爭鳴，在任何一個具體的歷史階段，總有其主流和支流；它是穩定的，但也要與時俱進，當它所附着的時代本身走向結束時，它也就是無源的枯水了。在此意義上，追尋當前美國觀之來龍去脈，只是在專業領域內的學術文獻輾轉騰挪是不夠的，還必須要回歸到歷史行程和社會文化之本身。在此繼續拷問電影裏的孟曉駿，當他發出美國夢的宣言時，時間應當是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也就是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時期的起始階段。在某種意義上，電影的英文名 American Dreams inChina 真正點明瞭這部電影的情節和情結，也映射出了那個歷史時期精英羣體的渴望和追尋。隨着電影情節的推進，孟曉駿略經挫折後還是去了美國，時代再往前進，20世紀80年代的孟曉駿就變成了《北京人在紐約》中的王起明。如果我們把這個曾風行一時的美國觀凝聚成所謂的美國夢，以美國為夢，那麼美國史學者在相應階段所進行的專業寫作不過只是這個時代潮流上的浪花而已。我們今天檢討這段往事，應當首先意識到學者的有限性，無端誇張學術在這個歷史行程中的作用，也是一種僭越。

走出這段歷史之後再去回看，一切就清晰起來：這個以美國為夢的美國觀，其實是嵌入在自1978 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歷史時期的，並且隨着這個階段自身的起承轉合，而相應地走出了自己的歷史軌跡。對於行進在這一歷史時期的美國史學者來説，他們的研究首先是時代的產物，大的政治決定了他們寫作的可能範圍或禁區。至於這些學術作品的力量或者無能為力，它們所打開的新視野或者自覺不自覺做出的掩飾，都不僅僅取決於學術作品本身的品質，它們既要接受學術標準的檢驗，同時也不能或者不可能超出歷史行程本身所畫出的可能範圍。在某種意義上，在國別史或者世界史的版圖內，美國曆史的研究從一開始就是獨特的，不只是單純體量上的龐大，它還有着其他國別史所不可能獲得的“關注”。但關注有時意味着隨運勢而至的推動力，有時卻意味着需要不斷閃避的障礙，尤其是對於很多更純粹的學者來説，關注就意味着某種干擾或者干預性的指引，就意味着無法靜下心來，無法做更長遠的規劃。

曾有美國史研究的前輩學者在文章中寫道：“同其他學科和研究領域一樣，近 40 年來國內美國史研究的種種變化，無不與改革開放的進程息息相關，同步共調。”這是一個概括性的論斷，表述得也非常精確。在追溯美國觀的形成時，一個發生在時間起點的歷史性交疊很能説明問題：改革開放歷史的展開，起始於 1978 年歲末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而在整個國家政治生活的大事記中，緊隨其後的就是 1979 年元旦的中美建交，接着是鄧小平從 1 月 28 日至 2 月 5 日對美國的國事訪問。也即是説，40 多年前，中國的對外開放其實就是一種對“世界”的重新進入，而這一變革作為一種現代化建設的外向戰略，當然就要求當時從精英到大眾重新睜開眼睛看世界。也因此，一個在當時新的美國觀的形成，各種影響深遠的美國故事的講述，也包括美國史學者的專業論述，其實都是內在於改革開放的時代進程的，若是仔細進行回溯，也應當保持着某種歷程上的“同步共調”。如此説來，我們才能理解一種多少不合常理的現象，即此前真正對大眾承擔起時代啓蒙之功的作品，往往很少來自精耕專業的美國史學者，真正的弄潮兒，基本上是旅居美國的近距離觀察者。

在訪問美國時，鄧小平曾經講過：“美國人民二百年來艱苦創業，實現了工農業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你們有許多東西值得我們借鑑，我們願意向你們學習。”在《鄧小平年譜》中，這句話出自 1979 年 2 月 1 日的條目。事實上，瞭解並學習美國也是鄧小平親口所説的訪美使命之一，也即“瞭解美國人民，瞭解你們的生活，瞭解你們建設的經驗，學習一切對我們有用的東西”。鄧小平作為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是改革開放事業的總設計師，關於中國在當時應以什麼樣的方式來面對美國，沒有比他更權威的論述者。自此以後，國內的美國研究也就承擔起“瞭解”的使命，完成了某種面向美國的撥亂反正，以一種重新理解的方式構建起了中國的美國史敍述。對於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的優秀學術作品，我們在今天仍應保持一種温情和敬意，這才是一種對史學研究的歷史主義態度。反過來説，脱離語境而評斷史學的著述，反而是一種歷史的虛無主義。尤其是在我們當下這個“平視”美國以及西方的時期，不再仰視，也戒除了迷信，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全盤否定此前歷史時期所積累的成果，這裏面不是非此即彼的。我們所能斷定的只是美國史研究不能再這樣一成不變，它需要建立起一種與新時代的連通，在此基礎上打開新的視野，與從前的模式交疊在一起以形成新的綜合。

1970 年以來的美國：“當代史”的必要和可能

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大業，其中的線索之一就在於面向美國、瞭解美國，並擇其善者而從之。當然，這裏的“學習”從來就不是全盤西化，如鄧小平訪美時所言“學習一切對我們有用的東西”，所謂“對我們”，這裏就包含着一種獨立自主的地位、自力更生的精神、為我所用的方法，乃至“師夷長技”的策略。在當年打開國門之後，要實現美國史研究的再出發，閉門造車顯然是不可能的。對於當年的美國史學者來説，只有虛心求教於美國本土的史學，才能擔當起啓蒙國人看世界的重任，於是就有了學術上的走出去和請進來。換言之，中國的美國史研究在改革開放時代的重建，也與同時期的現代化建設戰略一樣，是從承認自己落後開始的。故而也沒有必要否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文寫作的美國史著述都在追求某種模仿，學者在寫作時欠缺立足於祖國大地的主體意識。

也就是説，美國史研究在中國，研究者是我們自己，然而“學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移植而來的，是美國製式的。美國的史學界如何處理自己的國史，其一招一式，都深刻地影響着我們對美國曆史的研究，我們甘於某種追隨者的位置，渴望的是美國本土學術界對我們的承認，即便承認的內容是我們終於有了同他們進行平等學術對話的能力。對於美國史學者來説，這種“美國製式”無疑是一種學術上的文化霸權，不僅支撐着鑑別具體研究之優劣的判準，比如能用英文進行交流、寫作和發表顯然是技高一籌的，甚至它經由專業化的學術訓練而構成了學者身份的認同，只有經過這種制式的文化洗禮，新一代的學者才被認為取得了某種專業資質。就此而言，這種身份認同也是排他的，構成了美國史研究文或野的區分。進入美國史作為一個學科的內部構造，我們可以發現，美國本土的學術動向就好像是風，在此不帶任何價值判斷地説，只要大洋彼岸的風一吹，國內的美國史研究就難免迎風飛舞——美國史的寫作到底要關注什麼，哪些主體位於舞台的中央，哪個流派是正統，哪些人物是權威，整個領域的美學趣味基本上是舶來的。而對於本部分的論述而言，我們接下來要關注的，尚且不是各領風騷一代人的方法問題，而是某種更穩固的美國史地層構造，也就是美國史的分期問題。

歷史的分期從來都不是在時間的直線上進行簡單的切割，它不是一個幾何問題，如何為一國進行歷史分期，也不是歷史學者有權壟斷的問題。對於歷史研究來説，通過分期完成“斷代”，學者就有了自己可以精耕細作的領域。當然，任何一種分期的背後都站立着相應的某種史觀，是對歷史行程中的連續和斷裂的一種想象式構造，它一方面呈現可供學者去研究的諸多問題，另一方面也用這種斷代史觀來排斥不一樣的探索以及想象。相對來説，美國的歷史並不長，也因此更容易“通”，但美國史的內部仍有分期。以我熟悉的憲法史為例，布魯斯·阿克曼教授在其多卷本經典《我們人民》中就提出了一種三段論的分期法：美國憲法在其發展歷程中共經歷過三次“憲法時刻”，分別是聯邦黨人領導的建國、共和黨人領導的重建、民主黨人領導的新政。每一次的憲法時刻，都意味着人民的登場以及憲法秩序的轉型。作為一位憲法學家，阿克曼的分期方案自有其深意：既然上一次憲法時刻還是由羅斯福以及新政民主黨人所開創的，那麼新政自由主義以及民權運動時代的憲法變革就仍是美國的根本法，是後世不可輕易變動的祖宗之法。同樣，王希教授中文原創的美國憲法通史鉅著《原則與妥協》，20 多年來先後出過三版，不僅開拓了美國憲法史屬於中文世界的研究領域，而且樹立了一個學術著述的標杆乃至短期內難以超越的天花板。在這本書 2014 年第三版的新增序言中，王希教授將一整部美國憲法史劃分為三個歷史階段，分別稱之為原始憲政秩序、第二憲政秩序、第三憲政秩序，其起止時點大致相當於阿克曼的三分法。

不僅是為何以及如何分期，分期之後，學者就會根據自己的題目找到自己研究所屬的分期，或者在確定分期之後來尋找題目——歷史分期和研究主題之間總是存在着某種匹配。我們可以設想，假如一位法學院的博士生要研究美國的聯邦最高法院，那麼二戰後的沃倫法院時代就會很有料；也可以是反向操作，一位歷史系的博士生要研究美國的民權時代，然後很容易就會發現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很有戲。前些年中國學界曾對美國的進步主義時代多有關注，不僅限於史學，很多學科都把目光聚焦於美國 20 世紀之交在各方面的自我革新，説到底還是為了尋求某種“進步”的藥方。以本人的研究為例，我之所以對美國內戰前的憲法史下過一番功夫，就在於我要思考的是一種基於建國者的憲法而又能跨越世代的政治秩序最初是如何形成的。若是與這些高光時期相比較，有些歷史分期自然是處在隱蔽角落裏的，如美國 19 世紀30—50 年代，也即夾在建國之父和林肯之間的歷史時期，就好像是兩座歷史高峯之間的一段低谷，歷史敍述的主線似乎就是等待着一場內戰不可避免地到來，當我們用“內戰前”去標示這段歷史分期時，它也就失去了自己本身的意義。再往後包括美國自激進重建結束到進步主義時代開啓，也即 19 世紀的大約最後1/4 時間，也像是一個難以理清頭緒的時期，它為我們所熟悉的名字是“鍍金時代”，來自馬克·吐温的同名小説。如此看來，似乎它的歷史意義就在於為即將到來的進步主義運動提供一個疾病纏身的社會，還要等到羅斯福新政才能完成這次循環最終的撥亂反正。

而在美國史的敍述中，有一個問題雖然普遍存在，但在此前卻似乎少有人去思考，它可以表述為：一部美國通史，無論其內部做何種分期斷代，它的整體時間下限要設在哪裏？如果我們把歷史界定為已經過去的事，其時態為過去時，那麼這個“過去”和“當下”的分界線在哪裏?或者説得再通俗一些，當我們敍述美國的歷史時，講到哪個時間節點就不能再繼續了，再繼續講，就會從過去時跨到現在進行時，走入歷史學測不準的範圍了?當這樣提出問題時，一個簡單的作答可以是，所謂通史，自然就是由“始”通到“終”，而凡是在當下之前的，都屬於已經過去的歷史。根據這種理解，所謂“當下”就是某個説時遲、那時快的瞬間，在這個可以壓縮到忽略不計的時點之前，都屬於可以歷史化的過往。這個辦法在邏輯上可以講通，但在現實中卻難以操作。事實上，歷史學家必須在“過去”和“當下”之間設置某種或長或短的緩衝地帶，如果把當下比作今天，那麼史學家最好不要研究昨天剛發生的事情，昨天之前才是相對安全的。如是説，美國通史到底貫通至哪個時間下限，本身就是重要的史觀問題，其意義或許超過了在歷史內部的橫剖縱切。

對於國內的美國史研究來説，“通史”並沒有貫通至眼下，其時間下限甚至相當靠前，若是隔離出美國史研究者給自己的領域所設置的緩衝地帶，它的厚度也許遠超我們的想象。而如果非要為這個從歷史跨越至當下的分水嶺標出一個大致年份，也許我們可以從 2021 年向前推 50 年，似乎就在進入 20 世紀 70 年代之後，美國曆史跨入了它在歷史學者尺度內的“當代”，由此而開始的數十年曆程，彷彿是美國 200 多年曆史所拖着的一個尾巴，於親歷者而言，它尚且無法凝固成一段水落石出的過去，仍是活的現在。於是，自 1970 年以來的美國，時至今日就構成了一段厚度約半個世紀的“緩衝區”，構築出美國史研究在中文世界裏的某種時間下限。跨越這個界限，就進入歷史測不準的區域，而且越是接近當下，歷史的行程就越是無法落地——很有可能，最終讓一項研究翻車的，並不是研究本身的錯失，而是未來的猝不及防。公允地説，這麼長的“空白”存在，美國史學者並非全責，因為研究歷史本身就要求至少一點兒的遲滯，要讓子彈再飛一會。更何況中國學者研究外國的歷史，勢必無法擺脱某種相對於本土進度的“時差”，而對於本文的檢討而言，我們還要去考問我們所持有的這個美國觀最初形成的語境。

其實這並不難理解，假設一位美國史的青年研究者在改革開放之初走出國門，到美國留學，那麼很大概率，其美國導師出生於新政之後，成長於民權時代，在 20 世紀 70 年代取得博士學位後進入學術界，繼而在 1980 年前後用一部開拓性的著作奠定了自己的學界地位，就此而言，新政後的這一代學者的學術寫作以及創作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此前的視野。對於那一代美國學者來説，他們最多產的學術時光正逢美國世紀鼎盛時，故而將論文寫在自己的祖國大地上，就能成其大。現在回頭去看，那一代學者在很多領域內仍限定着我們對美國的理解，羅爾斯之於政治理論的構建、達爾之於美國民主的分析、帕特南之於美國社會的診斷、方納之於美國曆史的敍述、阿克曼之於美國憲法史的再發現……很多時候，我們所做的其實只是在他們所開拓的領域內進行某種修繕或接續，在學術的語境內，這麼定位自己並非就是妄自菲薄。如此追根溯源，則我們所持有的美國觀出現在 20 世紀 80 年代的思想和文化語境中，而它所根據的，如上面一番簡要的知識考古所示，於今而言當然是一個歷史上的美國，是經由新政 40 年後所開花結果的那個美國。若是我們可以將 1932 年至 1972 年稱為美國的“短 20 世紀”，那麼我們的美國觀所基於的大概就是這個“短 20 世紀”的美國。但問題在於，自此以後的半個世紀呢?如果説歷史往往要有一個圖窮匕見的時候，那麼在經歷了特朗普、中美貿易戰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後的當下，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1970 年之後的美國作為一種歷史研究的課題，已經瓜熟蒂落了?若是如此的話，關於美國曆史的研究，我們最急需的和我們最薄弱的也就重疊在一起了。在某種意義上，所謂 1970 年之後的美國曆史進程，其在中文語境內就好像是接續當年曾風靡一時的《光榮與夢想》，這部四卷本鴻篇鉅製書寫了美國自 1932 年至 1972 年的 40 年曆史，現在我們的問題就是，自此以後的50年呢?光榮不再，夢想凋零，歷史從來沒有這麼真切地赤裸在我們面前。

要真實地面對這段歷史，美國史的研究者就要完成某種心態上的自我革命，首先是要承認我們的“無知”，所謂“不知為不知”，並不需多做苛求，即便是美國本土的學術界也只是在近年才開始恍然大悟，痛説家史，此前不也曾是一方面宣揚“歷史終結”，另一方面鼓吹“中國崩潰”嗎?其次是要擺脱“盡信書”的好學生態度，要清醒地意識到很多書中所講述的美國相對於當下來説其實是一個遙不可及的過往，史學界常説的“過去乃是一個異邦”恰好可以適用到這裏。相對於今日的美國來説，羅爾斯寫作《正義論》時的那個美國確實好像一個異邦，大概就是在他出版《正義論》的 1971 年前後，那段曾經醖釀出“正義論”的歷史週期就悄然告別，連再見都沒説一句。在此意義上，所謂的“光榮與夢想”倒也並非美國非虛構作家的忽悠，而是他們曾經油然而生的理論自信。只是歷史不捨晝夜前行，一步步地延伸着他們的視野盲區。《正義論》是寫在新政美國的大地之上的，若是我們非要在其中讀到一個特朗普時代的美國，要找到去工業化如何導致民粹主義的興起，大規模監禁如何導致下層家庭的破碎，放任自由又是如何造成了一個貧富懸殊、階級隔離的不平等社會，這不可能是羅爾斯在一本 50 年前的書裏所能預言的，而這絲毫不影響其人其書的偉大，因為羅爾斯本來就不是未來學的大師。

最後，回到本部分所提出的美國史的分期問題，也許，我們可以把這個 1970 年以來的美國史概括為“當代史”。從其詞意上説，當代何以為史，這一時段本身就自帶某種特殊的“可塑性”，但可塑並非歷史書寫的反義詞，我們永遠都要立足於當下來做歷史的研究，歷史寫作的能動性在美國史研究中並不是一個要屏蔽出去的問題。就以本人的研究為例，即便我對美國建國一代的憲法問題有多麼精深的理解，也無從判斷下一次的總統選舉會不會觸發憲法危機；即便我精心研讀過林肯總統的多篇經典演説，也無法講清楚現代共和黨是如何從林肯的政黨變成特朗普的政黨的。而美國“當代史”研究的提出，正是要讓這種不能變為能，至少是我們可以知道自己為什麼無知了，無知在何處，然後怎麼開始讓自己知道起來。

從政體到社會：“變”的辯證法

以上所述，旨在從美國通史的版圖內構造出一個最新的章節，一個名為“當代史”的板塊：大致以 1970 年為分水嶺，自此以後的美國故事構成了它的“當代史”，時間跨度至今正好半個世紀，而在此之前的美國曆史既可以一如其舊，用美國人的方法來命名分期，如建國、重建、新政，將來也不排除發展出基於中國視角的理論概括。畢竟，任何一種政治文化秩序的長期存在，即便是美國這樣絕對時間並不算長的共同體，都必定有其自身序列內的上古、中古、近古——這乃是史觀的內在邏輯。但 1970 年之前的歷史在此不談，在這個“當代史”的分期構造出來之後，也就意味着我們的基調一定是此階段的美國之變，美國仍在，但卻一步步變得面目全非，“我已經變得不再是我”，《北京人在紐約》主題曲的這句歌詞竟然唱出了歷史的隱喻。簡而言之，美國當代史的這個 50 年之變是什麼，又為什麼變，這就是美國當代史給我們出的一個大題目。

另一個問題也就隨之出現，我們此前之所以看不到美國當代史的分期，一方面是因為“只緣身在此山中”，時代尚未水落石出，觀察者尚且把握不住它的輪廓，另一方面則是我們總是希望捕捉到美國的某種本質——某種不變的東西，某種定義美國、使得美國成為美國的東西。而這種對美國本質的追尋，一方面表現為在時序上不斷前溯，對美國立國做某種追根溯源的探究，另一方面則是要做貫通式的梳理，捕捉美國萬變卻不離其宗的那個國本。兩種路徑交疊在一起，也就形成了以憲法為方法來理解美國的學術範式以及相應的著述生產線。“憲法”——暫且不論其定義為何——就構成了美國的某種本質，相對於具體問題的某種主義，美國通過制憲而建國，此後這部憲法一直延續，憲法的超穩定成為美國發展的基礎，這種制度主義的範式曾經構成了一個時代的文化信念，美國憲法及其所承載的各種制度也因此成為我們關注的焦點。在上一代學者的美國史著述中，王希教授的《原則與妥協》之所以脱穎而出，成為中國學術脈絡中的一部西學經典，首先靠的是這部書本身的學術品質，當然也要考慮到這部書創作時所處的歷史行程。或者反過來説，王希教授當年作為一位旅美的歷史學家，何以傾注如此精力用中文寫作一部美國憲法通史，這無法脱離當時身處的語境。就在《原則與妥協》出版前後，另一位重要的美國史學者任東來也轉向了憲法史的研究，用他在代表作《美國憲政歷程》後記中的話來説，作為法律的外行，“這個領域既充滿了誘惑，也有很大的風險”，是“一段愉快的精神之旅”。若是我們從科班擴展到通俗寫作，那麼從林達早期的《總統是靠不住的》，到劉瑜的《民主的細節》，再到尹宣對美國立憲文獻的翻譯，這些用今天的話來説出圈的作品其實都屬於廣義的憲法著述。包括易中天這樣和美國研究毫無關聯的學者，也曾以文化名人的身份寫過美國製憲的故事。至於我所處的法學界，當年追逐美國最高法院的熱情至今仍歷歷在目。所有這些曾在時代演進中掀起浪花的作品，都圍繞着美國憲制而展開，它們所代表的，正是創作之時中國知識界對美國本質的某種孜孜以求。

從知識生產的角度來説，這些著述雖然曾讓我們對美國憲制大開眼界，其中有些嚴肅的學術作品仍擁有持續的生命力，但問題在於，它們宣講憲法，卻未曾準確領會美國憲法史上的一句經典判斷：憲法並不是一部自殺契約。這一判斷指向的乃是憲制的本意，也即對一國根本政治制度的守護。向美國學習，作為改革開放初期現代化建設的一種策略，並不意味着照搬照抄，更不可能是全盤西化。返回到美國當代史的構造和邏輯，既然“變”是貫通這 50 年的基調，那麼繼續在憲法問題上做文章就有些不得要領了。因為美國憲法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它的不變——這種“不變”的能力，曾經為我們所推崇，以之為基礎形成了某種超穩定敍事，但在時移世易之後，卻暴露出它封閉僵化的基因，導致美國民主政治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依法而亂。也就是説，病根恰恰就出在這部制定於 18 世紀而在當下又無法進行修改的憲法上。對於本文來説，無需用新的政治學去批判一部舊時代的憲法，關鍵在於重新審視我們自己，為什麼以憲法為方法的美國觀近年來暴露出它的無能，就在於這種方法近乎完美地遮蔽了美國過去 50 年的變化——功課終於學會了，然而考試科目卻換掉了。過去我們一直孜孜以求的是貫通美國曆史的某種不變的本質，但至少在當下所處的歷史階段，過去 50 年的美國之變，將這種我們曾深信不疑的方法和範式擊得粉碎。

這也就意味着，要以歷史研究的學術態度進入美國當代史這個領域，要組織起 1970 年至今的美國曆史敍事，只有表層的憲法是完全不夠的，歸根到底，我們當然無法以“不變”的材料和基調去講述以“變”為主旨的故事。美國作為一個有機體，成文憲法以及各種不成文的憲制可能只是它身體的髮膚，我們現在需要透過表層進入它的肌理、骨骼、血液甚至基因。在此意義上，如要深刻把握美國在上一歷史週期的 50 年之變，在我看來，歷史研究者要開始某種從憲制到社會的轉變，也即“社會”才是美國過去歷時半個世紀的大變動所發生的場域，只有以“社會”為方法，我們才能發現並正視這場大變局，對之進行具有理論自覺的描述和解釋。這裏對“社會”一詞加了引號，是因為站在這一學術轉向的開端，我們其實無法講清楚“社會”究竟是什麼，作為一種廓定研究者視野的學術範式，它的範圍 / 邊界到底劃在何處，以及它與之前的憲制範式到底是什麼關係。在此意義上，保持某種戰略化的模糊是有利於我們解放思想的，研究者只有讓自己完全敞開，投入這段歷史行程的史學研究，才是一開始的正確姿態。進而言之，與這一學術旅程相伴隨的將會是某種歷史和理論之間的複雜關係，若是我們從一開始就尋獲了某種自以為是的理論範式，那就重犯了此前憲制方法的錯誤，意見先行，而原本紛繁複雜的歷史卻被抽空。真正良性的探索應當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最初只是提出問題，界定領域，至於到底什麼是“社會”，又發生了何種“變化”，其實都是最後作結論時才能給出帶有理論自覺的回答，也是這個領域的研究基於歷史又能超越史學的可能性所在。所謂“當代史”的表述本身也包含着某種悖論，當代何以為史?正在進行的東西如何觀察並描述，實踐尚未有結時史家如何做論，當代史的寫作是否就如同歌裏所唱，問題出現我再告訴大家?但也是在此意義上，“當代史”研究的困境讓中美學術界第一次做到了大致的同步，這個對我們而言為新的領域在美國學術界也尚在進行中，這裏沒有地層累積而成的各種學術範式，我們因此也可以不受理論“污染”地去觀察歷史行程之本身。或者説，美國“當代史”作為一個領域的提出，要求既不以史學為名而盲目地抗拒理論，同時也不能直接把現成的理論拿過來，甘做消費方，具體的研究在這裏要保持同理論的適當距離，在不否認現有中層理論的先行啓示作用的同時，所要追求的還是基於研究對象的整體而提出新理論的可能。

美國處在危機中，這一判斷無疑是正確的，但如何診斷這場危機，它是局部的還是整體的，是短暫的還是長期的，是週期性的低谷還是史無前例的衰敗，是無心的政策失敗還是政治性的蓄意收割，是僅限於美國本土還是具有溢出美國的某種普遍性，誰在危機中受到傷害又是誰從中獲益，最終能否以及如何轉危為機，問題清單可以就這麼列下去，也許真正的回答也不可能是如此非此即彼的兩分。作為世界上頭號社科大國，美國本土近年來也不缺乏各種各樣的反思以及諸多中層理論的提出。美國到底怎麼了？首先把這個問題當作問題來提出的還是美國本土的學者。福山在冷戰結束後曾得意揚揚地鼓吹歷史終結論，但歷史接下來的發展早已證明，唯一能終結的也許就是歷史終結論本身。反過來説，他的老師亨廷頓最後留下的問題“我們是誰”，在後特朗普時代的美國卻顯示出先知般的預見力。下沉到具體的研究和寫作，“獨自打保齡”“堪薩斯到底怎麼了”“美利堅共和國的衰落”“績優制的陷阱”“鄉下人的悲歌”“故土上的陌生人”“掃地出門”“絕望之死”“推特治國”……這種基調的學術著述或非虛構寫作在美國本土也形成了危機論的生產線，它們在學術上不乏各種遠見卓識，只是美國的現實政治早已被以憲法為核心所構成的體制而鎖死，某種程度上可以説是體制不破，危機未已。而對於我們來説，要開啓美國“當代史”的研究，這些作品也是不可忽視的，不可盡信書，但也不可無書。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以“社會”為方法來發現美國的 50 年之變，我們沒有一幅可以詳盡標示出路徑的學術規劃圖，但可以確信的是，所謂以“社會”為方法並不預設“社會史”的路徑，尤其是美國本土所流行的“社會史”模板。一方面，好的社會史研究確實能激發出某種能動的力量，讓原本的沉默者發出他們的聲音，形成某種復調的歷史；但另一方面，社會史研究作為一種學術建制卻與身份政治捆綁在一起，甚至上升為某種政治正確以及霸權的學術套路。隨着具體研究在前沿陣線上不斷演進分化，我們所能看到的終於只有片段化的真相以及基於身份的“真理”，越來越難還原成一個整體的史觀。而在面對美國 50 年之變的歷史時，好的研究一方面要求在具體的敍述乃至深描中還原歷史本相，進行小心求證，但另一方面也要敢於大膽假設，在自己所關注的案例與相應的宏觀歷史行程之間建立起有機的聯繫，不能迷失在局部真相的碎片中。也許相對於美國本土學者，在研究美國題目時，我們真正能生長出理論自信的優勢就在於不同於他們的深陷其中，我們可以做到置身事外，從外部對“當代史”以及“社會之變”做整體性的思考，通過歷史的批判來揭示此前理論的“依附性”，構建出不一樣的社會圖景以及想象。

到此為止，本文主要形成了關於美國史研究的兩個判斷，首先是美國“當代史”作為新斷代的提出，緊接着的是應當以“社會”為方法去描述美國的 50 年之變。這是兩個大膽的假設，不那麼魯莽的地方或許在於本文的態度，僅限於表達困惑、提出問題，並勾勒出一種新的可能，而不是提供決斷的答案。激發本文思考以及論述的，歸根到底在於時代的逼問以及學者的苦悶。從邏輯上説，我們首先要做的是意識到我們的“不知”，在我們自以為對美國瞭如指掌的時候，還有哪些是我們不曾瞭解的事情。而勾勒出這種“無知”區的存在當然只是有限的推進，我對之的辯護仍要藉助眾所周知的智慧，“不知為不知”也是一種知，而更重要的是，只有在這種心態之上，我們才能真正走向對美國的“知之”。

一個新的研究議程?

僅有焦慮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做些什麼。若是美國憲法的當下可以證明什麼，那就是學不會與時俱進，自己就會變為危機之源，時代水落石出之後，這也許是美國憲法研究留給我們學者最新的啓示。基於以上提出的兩個判斷，是否能探索出美國史研究在中國的一個新的研究議程，有待同行們的爭鳴，在結束本文之前，我們也許可以對美國史研究在中國的發展提出幾點簡要設想，並不拘泥於本文所勾勒的美國當代史這個新領域。

首先，是在通史中斷代的問題。美國的歷史並不長，對於中國的美國史學者而言，完全把美國製式的斷代方法照搬過來，並非長遠之策。這個邏輯其實可以參考美國的中國史學者，在面對漫長的中國歷史時，他們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做到更加貫通。歷史在分期後形成了一個個斷代領域，對於深耕於此的學者就構成了某種學術繭房，似乎只要超出了自己的分期，就能理直氣壯地無知，要讓一位美國早期史的專家去分析特朗普崛起的社會因素，就好比讓一位先秦史的學者去回答辛亥革命的問題，“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但學術建制的從來如此就一定合理嗎?恐怕是未必。事實上，即便是對於本文所主張的美國當代史的研究來説，難道上限就一定是在 1970 年?怎麼安放這一“新時代”與羅斯福新政的關係，怎麼把它放回到美國 20 世紀史甚至一部通史的構造中去，這些都是在斷代同時要形成新的貫通的問題。歷史的分期從來都是人為的擬製，我們對美國史的研究需要有更貫通的眼光，也應該有貫通起來的學術勇氣。

其次，是擴展研究視界的問題。對於研究美國史來説，中國學者的身份註定不可能是一個空洞的背景板，王希教授多年前就提出要做有中國特色的美國史研究，而他本人用中文寫作的《原則與妥協》也凝聚了他在這一問題意識下的心血和努力。僅以視野來説，中國學者研究美國史要有基於中國立場的能動性，中文材料也要做某種積極的介入，這就是説不僅我們的研究要更多照顧到連帶中美之間的題目，而且我們這一邊的材料也要動起來。比方説，《北京人在紐約》作為20 世紀 90 年代家喻户曉的一部電視劇，它就構成中國學者研究美國時的獨家“史料”，即便是其片頭片尾的歌曲，甚至每集開始前王起明那段關於紐約的唸白，或許都比現實更真實地反映着我們曾經是如何理解美國的，因此文化史的研究就要把這些材料帶回來。再比如，電影《中國合夥人》的敍事，作為現實原型的新東方，以及中國學生留美的歷史，也都可以作為中國學者研究美國史的素材。甚至是過去半年，在史學大師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去世 50 年、其作品進入公版領域之後，其著作《美國的反智主義》竟然接連出現了至少四個簡體中文版，美國史專業學者對此應當如何解釋?簡言之，在進行美國史的研究時，我們所謂的第一手材料未必非要是某個數據庫裏檢索來的古舊檔案，它可能就在我們的身邊，發生在我們正在或已經經歷的生活中。

最後，在學科建制中，美國史研究在中國屬於世界史，但在世界史的版圖上，並非每個國別史都是平等的。美國並不是在人類文明史上早已消亡的古國，它的歷史仍在進行中，與我們息息相關。在現階段，關於美國的敍述註定承載着其他國別史所無須負擔的太多需求或要求，它不可能是純粹的史學，要比科學探究更為複雜且微妙。對於某個非洲小國當下發生的武裝衝突，普通羣眾未必有興趣；關於四千年前兩河文明的烏爾第三王朝，也不會有太多人想要去了解，甚至大部分人對其聞所未聞。但美國史不同，套用《北京人在紐約》中王起明的那段唸白，它既是天堂，為人所愛，也是地獄，為人所恨。簡言之，美國史作為一個領域，有着其他國別史望塵莫及的大眾需求和期待，之所以此前真正出圈的美國敍事並非出自專業史學者之手，也是這個原因。那麼現在怎麼辦?回到本文開始，當兩種美國敍述的路數在中文世界中已經涇渭分明時，首先要做出調整的應該是專業學者，美國史研究以及寫作的天地並不限於專業的學術期刊——我們不妨設想，當又收到一封退稿郵件時，嘗試下新的寫作形式，利用寫作專業論文餘下的邊角料，書寫美國曆史中某個無人知曉的小人物，某個沒有大事發生的年份，某個隱蔽的角落，篇幅自定，形式不拘，然後用自己的匿名公眾號推送出去吧……這也許是走出當前困境的一種方法。而且這並不是退而求其次，在某種意義上是更高的要求，看一看那些為我們所推崇的美國本土的史學大家，其中很多不就是這麼做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