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一下:自稱“姜子牙後代”的韓國總統,盧泰愚一生如何“榮辱參半”_風聞
real谷智轩-观察者网原创视频栏目-2021-10-29 19:02
大家好,我是在觀網陪你看世界的谷智軒。10月26日,這個響起“命運槍聲”的日子,韓國前總統盧泰愚逝世,享年89歲。盧泰愚這個人,想必看過韓劇《第五共和國》的小夥伴都不陌生,不過他真正發光發熱、給韓國留下點政治遺產的時候,是在之後的“第六共和國”時期。盧泰愚接了全斗煥的班,在1988至1993年擔任韓國總統。期間,他對內開啓了韓國的“民主轉型”之路,對外施行“北方外交”政策,對1992年中韓建交,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還自稱是“山東人、姜子牙的後代”。當然,他的結局,也不負韓國總統“全球最高危職業”之名,和全斗煥一起,連續接受了27輪法庭公審,史稱韓國“世紀大審判”。兩人一起同過窗,一起扛過槍,一起分過贓……還一起做過什麼?歡迎大家在公屏上猜一猜。總之,這張法庭“牽手照”,見證了兩人一生的愛恨情仇。

外界對盧泰愚的評價,非常兩極分化。韓聯社用“榮辱參半”一詞來概括,我覺得還是比較恰當的。本期《消化一下》就來聊聊,這位開啓了韓國“民主之路”的總統,為什麼一生“榮辱參半”。
1932年,盧泰愚出生於韓國慶尚北道一個農民家庭,7歲喪父,家道中落,全靠親戚資助,才讀完中學。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18歲的盧泰愚自願加入了學生義勇軍,但沒有直接參戰。1951年,盧泰愚考入了“韓版黃埔軍校”——陸軍士官學校,成為陸士11期的學員,而全斗煥正是他的同班同學,兩人性格互補,關係非常好。這個陸士11期,可是大名鼎鼎,甚至可以説,對戰後整個韓國的歷史,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全盧二人組”,後來能把握韓國的軍政大權,基礎是一個叫“一心會”的政治小團體。這個小團體,原本是陸士11期的同學聯誼會。全盧二人在讀書的時候,先拉了三個同學,成立了“五星會”,全斗煥在裏面自稱“勇星”,盧泰愚叫“冠星”。在座的各位上小學的時候,是不是也這麼中二過呢?兩人畢業之後,“五星會”漸漸擴大,1963年左右增加到了10人,改名“一心會”,之後的每年,都會在士官學校當年的畢業生裏,吸收10人左右,到了1979年朴正熙遇刺的時候,共有220名成員。
順帶講兩句“一心會”。這種小團體,最大的用處就是你拉我,我頂你——大佬平步青雲,也會提攜小弟一把,小弟上位了,就會反哺大佬,成為大佬鞏固權力、繼續往上爬的基石。“一心會”的元老們相互幫襯,提攜後輩,不斷在軍界擴充勢力,在“雙十二政變”的時候,大多都已經身居要職,所以才能借朴正熙遇刺的時機,眾星拱月一般,把全斗煥拱上位。所以大家以後同學聚會要多參加,同學之間呢,能幫就幫着點,指不定哪天就改變歷史進程了呢。
全斗煥這個人,“背刺”成習慣了。朴正熙政變,全斗煥為表忠心,舉報了自己的老校長;朴正熙和“一心會”算賬,全斗煥為表忠心,又舉報了同為“一心會”核心成員的尹必鏞。不過,全斗煥對盧泰愚,卻是異常信任,因為這兩人實在是太鐵了。全斗煥去美國留學,盧泰愚也去美國留學,全斗煥回來教書,盧泰愚也在同一個地方教書,全斗煥上街遊行,盧泰愚也去遊行,全斗煥去越南打過仗,盧泰愚也去越南打過仗。朴正熙遇刺,全斗煥發動“雙十二政變”,盧泰愚擅自調兵進入首爾,為全斗煥奠定勝局。全斗煥為了鎮壓學生、工人運動,發動全國戒嚴,也是盧泰愚調動麾下600名官兵和4輛裝甲車,包圍中央廳,迫使總統和國務總理同意“非常戒嚴令”,為全斗煥“登基”鋪路。也正是因為這次戒嚴,使得韓國軍民衝突進一步升級,最終釀成了195人死亡、1472人受傷、24人失蹤、 421人入獄的“光州慘案” 。
全斗煥“退役”改當總統,開創“第五共和國”後,盧泰愚也“退役”步入政界,一路升遷,直到當上執政黨“民主正義黨”的代表委員,真正做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從“全斗煥的跟班”,變成了“全斗煥的接班人”。全斗煥乾的破事,基本都少不了他,全斗煥分的好處,他也沒少拿。對韓國民眾來説,“雙十二政變”、“光州慘案”,以及軍政府獨裁時期的種種暴行,全斗煥是主謀,盧泰愚就是幫兇。哪怕盧泰愚之後與全斗煥分道揚鑣,甚至反目成仇,最後清算的時候,都跑不了他這一份。
不過,雖然盧泰愚已經在軍政兩界混了三十多年,但在與全斗煥分手之後,才真正開始走出自己的道路。盧泰愚與全斗煥最大的分歧,不在分贓不均,而在於對大勢的判斷、和對路線的選擇上。
我們先來談“大勢”,幫大家梳理一下歷史。一般來説,經歷過大規模武裝衝突的國家,都要經歷軍政府轉變成文官政府的過程,這是大勢所趨,我們要觀察的,是什麼因素,會影響這個過程的長短和形式。那麼是什麼影響了韓國的轉變呢?請大家帶着這個問題來聽這段歷史。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這場戰爭造成的影響當中,有一點我們平時提得比較少,就是韓國擴軍。戰前,韓軍人數還不到10萬,到1953年停戰的時候,已經猛增到59萬。戰後,李承晚就跟某小島領導人一樣,要“北進統一”,一度把軍隊擴大到72萬。為了提高軍隊質量,他先後派了6700名軍官到美國培訓,遠遠超過文官。韓國的三個軍人總統——朴正熙、全斗煥和盧泰愚,都是這波赴美的“外派生”。這就給之後韓國近四十年的軍政權,打下了基礎。
李承晚這個人,喬治華盛頓大學學士,哈佛碩士,普林斯頓博士,外交和政治遊戲玩得賊溜,可惜領兵不行,根本控制不住軍隊。而朴正熙,行伍出身,對部隊的掌控力是夠了,但他是個起兵造反的“亂黨”,比李承晚更得位不正。朴正熙要坐穩“龍椅”,必然要更依賴拱他上位的軍事利益集團。他也明白,這種依賴,不是長久之計,但三八線對面的威脅不減,他就只能繼續強化這個集團的力量。為了照顧“多方利益”,他在上台後不久,提出要在常規軍之外,再設立預備役。但計劃一直沒落實,直到1968年,31個朝鮮特務攻入青瓦台,令他大受震撼,這才下定決心。
從結果來看,朴正熙通過經濟建設,是把蛋糕做大了,但蛋糕沒分好,導致在他執政後期,民怨沸騰,工運、學運不斷。但從過程來看,他實際上是被分蛋糕的那把刀綁架了。只要外部威脅不減,這把妖刀攫取社會資源、自我強化的能耐只會越來越大。朴正熙遇刺,握刀的人換成了全斗煥,但刀還是那把刀,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所以,雖然全斗煥維持了韓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勢頭,但社會運動不減反增。這些社會運動,導致了三個後果。
一方面,隨着社會運動不斷推進,各“民主派”變得更強大、更團結。另一方面,美國爸爸改變了態度。全斗煥變天,美國基本全程觀望,就連“光州事件”,也採取了默許的態度。但全斗煥執政後期,韓國的社會矛盾集中爆發,政局混亂,全斗煥已經變成了美國的負資產。再加上奧運會近在咫尺,到了1987年6月,韓國爆發“六月抗爭”的時候,美國直接禁止全斗煥出動軍隊,甚至向他施壓,敦促他採取“民主化”措施。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全斗煥的軍事集團內部出現了分裂。在全斗煥執政的幾年裏,“一心會”的規模不斷擴大,新進入的血液,不斷挑戰元老的權威。1986年11月,全斗煥對手下説:“軍隊就是個奇怪的地方。我當上總統以後也懼怕軍隊……年輕軍官的魄力很可怕”。這些他口中的“年輕軍官”,與老一輩的觀念不一樣,對“民主化運動”的態度也截然不同。1987年,面對大規模示威遊行,全斗煥仍試圖強行鎮壓,但軍中部分軍官,既出於對民眾的同情,也害怕全斗煥繼續統治,會威脅到他們的利益,於是採取了不合作的態度。
這批軍中的“温和派”,也需要一個領袖,來代表他們的利益和訴求,這個人就是盧泰愚。前面説過,盧泰愚是全斗煥死忠,但是在這個歷史節點上,兩人卻出現了分歧。“六月抗爭”爆發後,盧泰愚坦言,“無法確定動員起來的軍隊,究竟會站在哪一方”,“直覺告訴我,如果動員軍隊,政權只能垮台”。在他看來,美國的反對、社會力量的衝擊,以及軍事集團內部的分歧,已經讓全斗煥的統治難以維繫。再採取硬碰硬的方式,各方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且全斗煥也絕對不會是最後的勝利者。
這時候,盧泰愚的位置就非常微妙了。如果他繼續站在全斗煥這邊,温和派可能會投向民主派,事情很可能會演變成全斗煥帶着軍中強硬派勢力,與民主派帶領軍中温和派力量,來一場內戰。而如果他成為軍中温和派的領袖,就能夠利用自己“全斗煥欽定接班人”的特殊地位,協調軍中的温和、強硬兩派,再度將軍事集團整合起來,與民主派代表的社會力量,進行可控的妥協。
最終,盧泰愚選擇了後者,而事情也正如他所預料的那般發展。1987年6月29號,作為民主正義黨總統候選人的盧泰愚,在事先沒有與總統協商的情況下,發表“6·29宣言”,接受了反對黨所有的要求,包括修憲、保障輿論自由、赦免和恢復金大中的權力、年底舉行大選等等。兩天後,全斗煥宣佈接受盧泰愚的建議。接着,盧泰愚和民主派領袖金泳三共同協商起草憲法,雙方各讓一步,執政黨同意軍隊的政治中立,反對黨則放棄清算 “光州事件”。同年12月的總統直選中,盧泰愚戰勝金泳三、金大中,當選韓國首位真正意義上的“民選總統”。兩個月後,全斗煥將政權和平移交給盧泰愚,從此淡出朝野。
沒有了全斗煥的影響,盧泰愚便走上了自己選的路。在“六月抗爭”的壓力下,盧泰愚妥協了,這個妥協,是真正的妥協,而不只是停留在紙面上。作為總統,盧泰愚採取了一系列步驟,使新舊利益集團達成妥協。一方面,他先是穩住了自己人。在一開始,他並沒有進行太多的人事變更。盧泰愚政府的25個部長,仍有7個是前軍官。在他當選的前三年,軍費依然上漲。另一方面,他穩步推進“民主化”進程,從制度上逐步斷絕軍隊干政的可能性。
在軍事上,他公開表示,自己將會是最後一個來自軍營的總統,將防止軍事政變,納入國防安全司令部的使命中,並將原本具有高度自主權的軍隊,置於武裝部隊總參謀長的控制之下,總參謀長則對國防大臣負責。盧泰愚還改變了高級官員的提升程序,將專業性作為更重要的標準,減少政治操縱的可能性。
在經濟上,盧泰愚把着力點,放在減少區域發展不均衡,打破地方主義上。他上任時就以“均衡發展”為四大國政目標之一,最重要的舉措,就是制定了開發西海岸的計劃。韓國有嶺南地區和湖南地區。嶺南地區指的是慶尚南北道,位於韓國東海岸。湖南地區指的是全羅南北道,包括了光州市,位於西海岸。朴正熙是嶺南人,全斗煥是嶺南人,盧泰愚也是嶺南人。他們一手養大的軍事利益集團,幾乎都盤踞在嶺南地區,所以嶺南地區,自然就得到了軍政府的大量政策傾斜,而湖南地區受盡打壓,變成了“民主運動”的聖地。“光州事件”,表面是一場“民主運動”,底層矛盾之一,就是嶺南官僚對湖南百姓的鎮壓。所以要把蛋糕分得好,改變軍事集團與民主派之間的力量平衡,把西海岸的湖南地區發展起來,就是至關重要的一步。

那麼,該怎麼發展西海岸呢?盧泰愚奉上了配套措施——“北方外交”。西海岸發展的關鍵,就來源於對岸的中國,所以“北方外交”的核心,就是改善與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除了發展經濟,改善中韓關係的另一個重要作用,是穩定南北局勢、減小外部威脅,給韓國裁軍以及向美國要價,留出了空間。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盧泰愚分了三步:文化接觸,經濟交流,最後建立政治與外交關係。為了與中國搭上文化關係,盧泰愚甚至攀起了親戚。1992年8月,山東的一位領導訪問韓國,盧泰愚在會見中説“自己是山東人、姜子牙的後代”,希望能幫他尋根問祖。山東有關部門趕緊考察研究,您猜怎麼着?還真確認了濟南長清區的盧故城,就是盧氏宗族的發祥地。至於他是不是姜子牙的後代,這我們就沒辦法也考證一下了。你們看這兩人長得像不像?不能説一模一樣吧,只能説毫無關係。在盧泰愚執政時期,中韓經貿往來快速增長,雙邊貿易額,從1988年的10億美元,增長到了1992年的64億美元。對中國來説,與韓國建交,在地緣與經濟上的好處,也逐漸超過了因中朝關係冷卻而造成的損失。所以最後,中韓建交,水道渠成。
軍事、經濟、外交,三方面的政策環環相扣、釜底抽薪,對阻斷軍人干政、穩定民主政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軍官們也漸漸開始明白,干涉政治是徒勞的,必須接受這種“政—軍”關係不可逆的轉變。盧泰愚履行“讓軍隊政治中立”的承諾,不遺餘力,甚至不惜損害了許多“自己人”的利益,在軍中遭人嫉恨。

反觀民主派這邊,卻重新開始了對全斗煥的清算。迫於在野黨的壓力,盧泰愚被迫同意“五共清算”,一邊向民主派提出,不得對全斗煥進行政治報復,另一邊親自勸全斗煥發表道歉聲明,導致全斗煥與他反目成仇。不過,民主派仍不放過全斗煥,在盧泰愚卸任之後,對他和全斗煥發起政治清算,將二人送上了法庭,用一場“世紀大審判”,讓全民稱快。
盧泰愚的前半生,與全斗煥密不可分。“光州慘案”,給韓國民眾留下了撫不平的傷痛,也讓他們對作為全斗煥幫兇的盧泰愚深惡痛絕。盧泰愚的後半生,致力於推進韓國的去軍事化進程,得罪了大批軍政府的既得利益者,韓國的精英階層中,對他恨之入骨的人,也不在少數。然而,正是在他手中,韓國完成了從軍政府到文官政府的轉型,跨出了“民主化”過程中質的一步。更重要的,正是由於他,新老軍事精英之間,才達成了妥協,而作為整體的軍事集團,方能與代表新興社會力量的政治、經濟精英之間達成妥協,主動交權,讓去軍事化的進程,能以少流血的方式,漸進、可控地完成。他執政期間的內政和外交政策,大幅削弱了軍事利益集團,為金泳三肅清“一心會”,將軍事力量牢牢限制在國家制度框架內創造了條件。“第六共和國”的出現是註定的,可是達到這個目標,韓國究竟是“硬着陸”,還是“軟着陸”,盧泰愚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盧泰愚的一生,榮辱參半,有功有過。韓國的百姓、精英都不喜歡他,甚至不願意談他,但歷史會做出公正的評判。他在遺言中説,可以為偉大的祖國和國民服務,他感到十分榮幸和感激,將虛心接受自己的命運。他希望國民對自己的不足之處及過錯予以寬恕。我們在這裏也希望,在未來的某一天,他的這個願望,能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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