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一下：自稱“姜子牙後代”的韓國總統，盧泰愚一生如何“榮辱參半”_風聞

大家好，我是在觀網陪你看世界的谷智軒。10月26日，這個響起“命運槍聲”的日子，韓國前總統盧泰愚逝世，享年89歲。盧泰愚這個人，想必看過韓劇《第五共和國》的小夥伴都不陌生，不過他真正發光發熱、給韓國留下點政治遺產的時候，是在之後的“第六共和國”時期。盧泰愚接了全斗煥的班，在1988至1993年擔任韓國總統。期間，他對內開啓了韓國的“民主轉型”之路，對外施行“北方外交”政策，對1992年中韓建交，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還自稱是“山東人、姜子牙的後代”。當然，他的結局，也不負韓國總統“全球最高危職業”之名，和全斗煥一起，連續接受了27輪法庭公審，史稱韓國“世紀大審判”。兩人一起同過窗，一起扛過槍，一起分過贓……還一起做過什麼？歡迎大家在公屏上猜一猜。總之，這張法庭“牽手照”，見證了兩人一生的愛恨情仇。

外界對盧泰愚的評價，非常兩極分化。韓聯社用“榮辱參半”一詞來概括，我覺得還是比較恰當的。本期《消化一下》就來聊聊，這位開啓了韓國“民主之路”的總統，為什麼一生“榮辱參半”。

1932年，盧泰愚出生於韓國慶尚北道一個農民家庭，7歲喪父，家道中落，全靠親戚資助，才讀完中學。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18歲的盧泰愚自願加入了學生義勇軍，但沒有直接參戰。1951年，盧泰愚考入了“韓版黃埔軍校”——陸軍士官學校，成為陸士11期的學員，而全斗煥正是他的同班同學，兩人性格互補，關係非常好。這個陸士11期，可是大名鼎鼎，甚至可以説，對戰後整個韓國的歷史，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全盧二人組”，後來能把握韓國的軍政大權，基礎是一個叫“一心會”的政治小團體。這個小團體，原本是陸士11期的同學聯誼會。全盧二人在讀書的時候，先拉了三個同學，成立了“五星會”，全斗煥在裏面自稱“勇星”，盧泰愚叫“冠星”。在座的各位上小學的時候，是不是也這麼中二過呢？兩人畢業之後，“五星會”漸漸擴大，1963年左右增加到了10人，改名“一心會”，之後的每年，都會在士官學校當年的畢業生裏，吸收10人左右，到了1979年朴正熙遇刺的時候，共有220名成員。

順帶講兩句“一心會”。這種小團體，最大的用處就是你拉我，我頂你——大佬平步青雲，也會提攜小弟一把，小弟上位了，就會反哺大佬，成為大佬鞏固權力、繼續往上爬的基石。“一心會”的元老們相互幫襯，提攜後輩，不斷在軍界擴充勢力，在“雙十二政變”的時候，大多都已經身居要職，所以才能借朴正熙遇刺的時機，眾星拱月一般，把全斗煥拱上位。所以大家以後同學聚會要多參加，同學之間呢，能幫就幫着點，指不定哪天就改變歷史進程了呢。

全斗煥這個人，“背刺”成習慣了。朴正熙政變，全斗煥為表忠心，舉報了自己的老校長；朴正熙和“一心會”算賬，全斗煥為表忠心，又舉報了同為“一心會”核心成員的尹必鏞。不過，全斗煥對盧泰愚，卻是異常信任，因為這兩人實在是太鐵了。全斗煥去美國留學，盧泰愚也去美國留學，全斗煥回來教書，盧泰愚也在同一個地方教書，全斗煥上街遊行，盧泰愚也去遊行，全斗煥去越南打過仗，盧泰愚也去越南打過仗。朴正熙遇刺，全斗煥發動“雙十二政變”，盧泰愚擅自調兵進入首爾，為全斗煥奠定勝局。全斗煥為了鎮壓學生、工人運動，發動全國戒嚴，也是盧泰愚調動麾下600名官兵和4輛裝甲車，包圍中央廳，迫使總統和國務總理同意“非常戒嚴令”，為全斗煥“登基”鋪路。也正是因為這次戒嚴，使得韓國軍民衝突進一步升級，最終釀成了195人死亡、1472人受傷、24人失蹤、 421人入獄的“光州慘案” 。

全斗煥“退役”改當總統，開創“第五共和國”後，盧泰愚也“退役”步入政界，一路升遷，直到當上執政黨“民主正義黨”的代表委員，真正做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從“全斗煥的跟班”，變成了“全斗煥的接班人”。全斗煥乾的破事，基本都少不了他，全斗煥分的好處，他也沒少拿。對韓國民眾來説，“雙十二政變”、“光州慘案”，以及軍政府獨裁時期的種種暴行，全斗煥是主謀，盧泰愚就是幫兇。哪怕盧泰愚之後與全斗煥分道揚鑣，甚至反目成仇，最後清算的時候，都跑不了他這一份。

不過，雖然盧泰愚已經在軍政兩界混了三十多年，但在與全斗煥分手之後，才真正開始走出自己的道路。盧泰愚與全斗煥最大的分歧，不在分贓不均，而在於對大勢的判斷、和對路線的選擇上。

我們先來談“大勢”，幫大家梳理一下歷史。一般來説，經歷過大規模武裝衝突的國家，都要經歷軍政府轉變成文官政府的過程，這是大勢所趨，我們要觀察的，是什麼因素，會影響這個過程的長短和形式。那麼是什麼影響了韓國的轉變呢？請大家帶着這個問題來聽這段歷史。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這場戰爭造成的影響當中，有一點我們平時提得比較少，就是韓國擴軍。戰前，韓軍人數還不到10萬，到1953年停戰的時候，已經猛增到59萬。戰後，李承晚就跟某小島領導人一樣，要“北進統一”，一度把軍隊擴大到72萬。為了提高軍隊質量，他先後派了6700名軍官到美國培訓，遠遠超過文官。韓國的三個軍人總統——朴正熙、全斗煥和盧泰愚，都是這波赴美的“外派生”。這就給之後韓國近四十年的軍政權，打下了基礎。

李承晚這個人，喬治華盛頓大學學士，哈佛碩士，普林斯頓博士，外交和政治遊戲玩得賊溜，可惜領兵不行，根本控制不住軍隊。而朴正熙，行伍出身，對部隊的掌控力是夠了，但他是個起兵造反的“亂黨”，比李承晚更得位不正。朴正熙要坐穩“龍椅”，必然要更依賴拱他上位的軍事利益集團。他也明白，這種依賴，不是長久之計，但三八線對面的威脅不減，他就只能繼續強化這個集團的力量。為了照顧“多方利益”，他在上台後不久，提出要在常規軍之外，再設立預備役。但計劃一直沒落實，直到1968年，31個朝鮮特務攻入青瓦台，令他大受震撼，這才下定決心。

從結果來看，朴正熙通過經濟建設，是把蛋糕做大了，但蛋糕沒分好，導致在他執政後期，民怨沸騰，工運、學運不斷。但從過程來看，他實際上是被分蛋糕的那把刀綁架了。只要外部威脅不減，這把妖刀攫取社會資源、自我強化的能耐只會越來越大。朴正熙遇刺，握刀的人換成了全斗煥，但刀還是那把刀，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所以，雖然全斗煥維持了韓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勢頭，但社會運動不減反增。這些社會運動，導致了三個後果。

一方面，隨着社會運動不斷推進，各“民主派”變得更強大、更團結。另一方面，美國爸爸改變了態度。全斗煥變天，美國基本全程觀望，就連“光州事件”，也採取了默許的態度。但全斗煥執政後期，韓國的社會矛盾集中爆發，政局混亂，全斗煥已經變成了美國的負資產。再加上奧運會近在咫尺，到了1987年6月，韓國爆發“六月抗爭”的時候，美國直接禁止全斗煥出動軍隊，甚至向他施壓，敦促他採取“民主化”措施。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全斗煥的軍事集團內部出現了分裂。在全斗煥執政的幾年裏，“一心會”的規模不斷擴大，新進入的血液，不斷挑戰元老的權威。1986年11月，全斗煥對手下説：“軍隊就是個奇怪的地方。我當上總統以後也懼怕軍隊……年輕軍官的魄力很可怕”。這些他口中的“年輕軍官”，與老一輩的觀念不一樣，對“民主化運動”的態度也截然不同。1987年，面對大規模示威遊行，全斗煥仍試圖強行鎮壓，但軍中部分軍官，既出於對民眾的同情，也害怕全斗煥繼續統治，會威脅到他們的利益，於是採取了不合作的態度。

這批軍中的“温和派”，也需要一個領袖，來代表他們的利益和訴求，這個人就是盧泰愚。前面説過，盧泰愚是全斗煥死忠，但是在這個歷史節點上，兩人卻出現了分歧。“六月抗爭”爆發後，盧泰愚坦言，“無法確定動員起來的軍隊，究竟會站在哪一方”，“直覺告訴我，如果動員軍隊，政權只能垮台”。在他看來，美國的反對、社會力量的衝擊，以及軍事集團內部的分歧，已經讓全斗煥的統治難以維繫。再採取硬碰硬的方式，各方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且全斗煥也絕對不會是最後的勝利者。

這時候，盧泰愚的位置就非常微妙了。如果他繼續站在全斗煥這邊，温和派可能會投向民主派，事情很可能會演變成全斗煥帶着軍中強硬派勢力，與民主派帶領軍中温和派力量，來一場內戰。而如果他成為軍中温和派的領袖，就能夠利用自己“全斗煥欽定接班人”的特殊地位，協調軍中的温和、強硬兩派，再度將軍事集團整合起來，與民主派代表的社會力量，進行可控的妥協。

最終，盧泰愚選擇了後者，而事情也正如他所預料的那般發展。1987年6月29號，作為民主正義黨總統候選人的盧泰愚，在事先沒有與總統協商的情況下，發表“6·29宣言”，接受了反對黨所有的要求，包括修憲、保障輿論自由、赦免和恢復金大中的權力、年底舉行大選等等。兩天後，全斗煥宣佈接受盧泰愚的建議。接着，盧泰愚和民主派領袖金泳三共同協商起草憲法，雙方各讓一步，執政黨同意軍隊的政治中立，反對黨則放棄清算 “光州事件”。同年12月的總統直選中，盧泰愚戰勝金泳三、金大中，當選韓國首位真正意義上的“民選總統”。兩個月後，全斗煥將政權和平移交給盧泰愚，從此淡出朝野。

沒有了全斗煥的影響，盧泰愚便走上了自己選的路。在“六月抗爭”的壓力下，盧泰愚妥協了，這個妥協，是真正的妥協，而不只是停留在紙面上。作為總統，盧泰愚採取了一系列步驟，使新舊利益集團達成妥協。一方面，他先是穩住了自己人。在一開始，他並沒有進行太多的人事變更。盧泰愚政府的25個部長，仍有7個是前軍官。在他當選的前三年，軍費依然上漲。另一方面，他穩步推進“民主化”進程，從制度上逐步斷絕軍隊干政的可能性。

在軍事上，他公開表示，自己將會是最後一個來自軍營的總統，將防止軍事政變，納入國防安全司令部的使命中，並將原本具有高度自主權的軍隊，置於武裝部隊總參謀長的控制之下，總參謀長則對國防大臣負責。盧泰愚還改變了高級官員的提升程序，將專業性作為更重要的標準，減少政治操縱的可能性。

在經濟上，盧泰愚把着力點，放在減少區域發展不均衡，打破地方主義上。他上任時就以“均衡發展”為四大國政目標之一，最重要的舉措，就是制定了開發西海岸的計劃。韓國有嶺南地區和湖南地區。嶺南地區指的是慶尚南北道，位於韓國東海岸。湖南地區指的是全羅南北道，包括了光州市，位於西海岸。朴正熙是嶺南人，全斗煥是嶺南人，盧泰愚也是嶺南人。他們一手養大的軍事利益集團，幾乎都盤踞在嶺南地區，所以嶺南地區，自然就得到了軍政府的大量政策傾斜，而湖南地區受盡打壓，變成了“民主運動”的聖地。“光州事件”，表面是一場“民主運動”，底層矛盾之一，就是嶺南官僚對湖南百姓的鎮壓。所以要把蛋糕分得好，改變軍事集團與民主派之間的力量平衡，把西海岸的湖南地區發展起來，就是至關重要的一步。

那麼，該怎麼發展西海岸呢？盧泰愚奉上了配套措施——“北方外交”。西海岸發展的關鍵，就來源於對岸的中國，所以“北方外交”的核心，就是改善與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除了發展經濟，改善中韓關係的另一個重要作用，是穩定南北局勢、減小外部威脅，給韓國裁軍以及向美國要價，留出了空間。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盧泰愚分了三步：文化接觸，經濟交流，最後建立政治與外交關係。為了與中國搭上文化關係，盧泰愚甚至攀起了親戚。1992年8月，山東的一位領導訪問韓國，盧泰愚在會見中説“自己是山東人、姜子牙的後代”，希望能幫他尋根問祖。山東有關部門趕緊考察研究，您猜怎麼着？還真確認了濟南長清區的盧故城，就是盧氏宗族的發祥地。至於他是不是姜子牙的後代，這我們就沒辦法也考證一下了。你們看這兩人長得像不像？不能説一模一樣吧，只能説毫無關係。在盧泰愚執政時期，中韓經貿往來快速增長，雙邊貿易額，從1988年的10億美元，增長到了1992年的64億美元。對中國來説，與韓國建交，在地緣與經濟上的好處，也逐漸超過了因中朝關係冷卻而造成的損失。所以最後，中韓建交，水道渠成。

軍事、經濟、外交，三方面的政策環環相扣、釜底抽薪，對阻斷軍人干政、穩定民主政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軍官們也漸漸開始明白，干涉政治是徒勞的，必須接受這種“政—軍”關係不可逆的轉變。盧泰愚履行“讓軍隊政治中立”的承諾，不遺餘力，甚至不惜損害了許多“自己人”的利益，在軍中遭人嫉恨。

反觀民主派這邊，卻重新開始了對全斗煥的清算。迫於在野黨的壓力，盧泰愚被迫同意“五共清算”，一邊向民主派提出，不得對全斗煥進行政治報復，另一邊親自勸全斗煥發表道歉聲明，導致全斗煥與他反目成仇。不過，民主派仍不放過全斗煥，在盧泰愚卸任之後，對他和全斗煥發起政治清算，將二人送上了法庭，用一場“世紀大審判”，讓全民稱快。

盧泰愚的前半生，與全斗煥密不可分。“光州慘案”，給韓國民眾留下了撫不平的傷痛，也讓他們對作為全斗煥幫兇的盧泰愚深惡痛絕。盧泰愚的後半生，致力於推進韓國的去軍事化進程，得罪了大批軍政府的既得利益者，韓國的精英階層中，對他恨之入骨的人，也不在少數。然而，正是在他手中，韓國完成了從軍政府到文官政府的轉型，跨出了“民主化”過程中質的一步。更重要的，正是由於他，新老軍事精英之間，才達成了妥協，而作為整體的軍事集團，方能與代表新興社會力量的政治、經濟精英之間達成妥協，主動交權，讓去軍事化的進程，能以少流血的方式，漸進、可控地完成。他執政期間的內政和外交政策，大幅削弱了軍事利益集團，為金泳三肅清“一心會”，將軍事力量牢牢限制在國家制度框架內創造了條件。“第六共和國”的出現是註定的，可是達到這個目標，韓國究竟是“硬着陸”，還是“軟着陸”，盧泰愚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盧泰愚的一生，榮辱參半，有功有過。韓國的百姓、精英都不喜歡他，甚至不願意談他，但歷史會做出公正的評判。他在遺言中説，可以為偉大的祖國和國民服務，他感到十分榮幸和感激，將虛心接受自己的命運。他希望國民對自己的不足之處及過錯予以寬恕。我們在這裏也希望，在未來的某一天，他的這個願望，能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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