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無神論史》連載27——遇日食不再處死或罷免大臣_風聞

編者按：為宣傳科學無神論，從9月10日起，我們將連載李申的專著《中國無神論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縣人。1969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獲哲學博士學位；2000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轉任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現任中國無神論學會顧問、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中國反邪教協會副會長。

第七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無神論思想

三、遇日食不再處死或罷免大臣

依據天人感應理論，假如出現災異，特別是日食之類，則被認為是“陰侵陽”。是臣子要犯上作亂的象徵，因此要處死“三公”這個國家最高級別的臣子，包括宰相，或是太尉（軍事主官）。如果是洪澇災害，則認為是司空（三公之一，主管水利）的責任，因此就處死或罷免司空。這樣的制度形成於西漢，東漢時進一步貫徹實行。

東漢第一個因災異而被罷免的三公，是徐防。原因是“災異屢見”（李賢《後漢書注·安帝紀》）。先是水災，死者數以千計。接着是日食，京城洛陽又陰雨連綿，莊稼發生蟲災。當時徐防身任太尉，是三公中的最高長官，應對災異負責，於是被罷免，時間在漢安帝即位之初的永初元年。

徐防以後，因災異而罷免三公就成為一種慣例。到漢桓帝，幾乎每年都有因災異而罷免三公的事件。

建和元年，即漢桓帝做皇帝的第一年，正月日食，四月地震，六月，罷免太尉胡廣。九月，京城洛陽地震，罷免剛上任三個月的太尉杜喬。建和三年，四月日食，八月彗星，九月水災，罷免太尉趙戒。

元嘉元年，京城旱災，瘟疫，罷免司空胡廣。元嘉二年日食，罷免司空黃瓊。

第二年，永興元年，黃河水災，蝗災，罷免司空趙戒。永興二年，地震，旱災，蝗災，日食，罷免太尉胡廣。

永壽元年水災，罷免司空房植。……

三公之中，被罷免次數最多的人，是黃瓊和胡廣。被罷免最多的職務，是司空。

東漢初年，即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也曾經發生日食。三公也曾要求辭職。但漢明帝説，“災異屢見，咎在朕躬”（《後漢書·明帝紀》），自己承擔了責任。這本是從此糾正西漢因災異罷免三公的錯誤。然而從漢安帝罷免徐防開始，因災異罷免三公的事就愈演愈烈。東漢末，桓帝、靈帝時代到獻帝初年，因災異罷免三公的事，幾乎每年都有發生。直到曹操擔任三公職，東漢因災異罷免三公的事，才告一段落。

曹操死，曹丕先是繼承王位，後又廢掉漢獻帝，建立魏朝。不久，就發生了日食。有關部門上奏，應該罷免太尉。曹丕下詔道：

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三國志·文帝紀》）

曹丕仍然相信，日食等災異事件，是上天對於人間的譴告。但是他認為，應該對災異負責的，是君主，因而不去罷免大臣。並且指示，今後如有災異事件，也不要罷免大臣。曹丕的詔書，對於糾正漢代讓三公對於災異負責的錯誤做法，是一個重要步驟。而糾正這一錯誤做法，也是在漢代天人感應學説的防線上，打開了一個缺口。

魏文帝曹丕的指示得到了貫徹。他兒子魏明帝太和初年，發生日食。這次不僅沒有罷免三公，太史令許芝還建議，皇帝和太尉應該到靈台，也就是當時的國家天文台，進行祈禳。漢明帝也不允許。他下詔説，這是上天對於自己的責備，不可以轉嫁他人。

到晉代太康年間，也是接連發生災異。太康七年，還發生了日食。晉武帝司馬炎也認為，該對災異負責的是自己。太尉、司徒、司空這三公都要求辭職，司馬炎不予批准。

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朝廷上仍然辛勤地觀測着各種天象，注意着各種異常的自然現象，從中推測天意，但因災異而罷免三公的事，基本上沒有發生。

四、質疑善惡報應思想

漢代的善惡報應學説有兩家：儒教的報應説載於《周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道教的報應説，一是《老子》的“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一是《太平經》的“承負説”，認為一個人的善惡要由他的子孫來承當。行善者兒孫得福，作惡者兒孫受禍。在報應由兒孫承當這一點上，中國土生土長的兩大宗教是一致的。

司馬遷撰《史記》，寫到伯夷的命運，於是又想到了英年早逝的顏回，可能也想到了他自己的命運，於是激憤地問天：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徳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絶。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餘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史記·伯夷列傳》）

司馬遷是歷史學家。他對於天道報應的質疑，有着充分的事實根據。然而孔子説：“不怨天，不尤人”（《論語·憲問篇》）司馬遷的質疑，屬於“怨天”一類。在剛剛主張獨尊儒術的漢朝，他對天道報應的質疑得不到響應。而且由於當時的社會秩序大體安定，國家政權運轉還算正常，善人惡人大多都能有相應的結局，他的質疑也就被現實掩蓋下來。

東漢末年，社會動亂，善得惡報、惡得善報的事情更加突出。呈現於社會表面的重大事件之一，是曹操陷害太尉楊彪事。

楊彪在東漢末年，曾歷任司空、司徒、太尉，三公之職全都做過。其曾祖楊震，就以廉潔著稱。建安元年，曹操將都城由洛陽遷到許昌。慶祝遷都大會上，他見楊彪面色不悦，就借楊彪與當時發動叛亂的袁術兩家有婚姻關係，誣陷楊彪要圖謀廢掉獻帝，“被以非罪，篣楚併兼，五毒俱至”（《後漢書·袁紹傳》）。孔子謫孫孔融時任將作大匠，來不及換上朝服，去見曹操説：

楊公四世清徳，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後漢書·楊震傳》）

曹操説，這是皇帝的意思。孔融説，假如成王要殺召公，周公可以説他不知道嗎？由於孔融等人的營救，楊彪未能被殺。但這件事説明，政治混亂、社會動盪，一定會促使人們對所謂善惡報應的懷疑。

大約這一時期，一位叫李康的儒者寫下了一篇《運命論》。開宗明義地説道：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

也就是説，人的富貴還是貧賤，都是天命，是上天決定的，由神祇告知的。這是自孔子以來儒教的基本信仰，沒有什麼新奇的地方。但是在漢代流行善惡報應的情況下，卻起到了否定善惡報應的作用。所以這篇文章很短，理論上也無創新之處，但卻在東漢末年造成了廣泛的影響。

東漢末年廣泛流行的《論衡》，也極力主張“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王充把人的命運分為“正命”“隨命”和“遭命”三類。正命是上天賜予的本來命運。不必行善，就可以得到幸福；當然，未必作惡，也會遭受苦難。隨命，即隨着個人品行的善惡而得到的報應。遭命，是突然遭受的命運。行善的反得惡報，作惡的反得善報。似乎面面俱到，但不認為善有善報，而認為命運是不可抗拒的上天之命，則影響深遠。

從東漢末年到晉代初年，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政局更加混亂，社會也更加動盪。行善的反得惡報，作惡的反得善終的事例，比比皆是。於是，命定説廣泛流傳開來。晉代，著名儒者摯虞發揚王充的天命説，作《思遊賦》，認為“富貴在天”，不可改變。其序言道：

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佑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廹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遊，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晉書·摯虞傳》）

《思遊賦》假託黃帝的後裔，王充的信徒，周遊天地之間，見到了許多神人，求教了許多問題。最後得出結論是，要“信天任命”。於是回到了家鄉，“樂自然兮識窮達，淡無思兮心恆娛。”（《晉書·摯虞傳》）因為這一趟旅遊，證明了“天任命之不可違”，自己也就“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不再信什麼善有善報，也不再和命運抗爭了。

李康的《運命論》，王充的《論衡》，摯虞的《思遊賦》，對於魏晉南北朝的社會思想，都造成了很大影響。他們的共同點是，不再相信善惡報應，認為命運是上天決定的，個人的努力，是沒有用的，至少是很少有用的。

這本來是發生在儒教內部的神學爭論。是相信善有善報，還是相信命運前天定，都不過是對神的意志的一種解釋。但在和《易傳》、《老子》的報應思想對立的意義上説，當時則是屬於天道自然思潮的組成部分，因而具有無神論的意義。

摯虞以後，這本是儒教內部關於教義的爭論，遂波及到了對佛教教義的理解。因為佛教不講命運神定，他們極力主張的，是輪迴報應。也就是説，在佛教看來，善惡報應的結果，決定着人在輪迴鏈條中的禍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