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上頭”、“太出戏”！《功勳》科學家“立”住了嗎？_風聞

撰文 | 李芸、胡珉琦、張文靜

來源：中國科學報

近日，取材於首批8位“共和國勳章”獲得者的重大現實題材作品《功勳》熱播，在各大網絡平台上收穫一致好評，彈幕裏打出的是“淚目”“最可愛的人”“那個年代的科學家不容易”，豆瓣評分高達9.1。

在《功勳》8個單元劇中，《無名英雄于敏》《黃旭華的深潛》《孫家棟的天路》《屠呦呦的禮物》《袁隆平的夢》講述的是科學家的故事。

塑造的這5位科學家形象真實嗎？他們的故事能讓觀眾共情嗎？當《中國科學報》記者採訪身邊的科研工作者、科學史及科學傳播工作者時，令人意外的是，這些“圈內人”居然大多數沒看過《功勳》。

無論是揹着“要接受採訪”的任務，還是主動觀看，幾位專家觀劇後，有人表示“很上頭”，但也有人認為“太出戏”。而這背後其實也正體現了普通公眾、科學工作者和藝術工作者對生活與藝術、寫實與虛構的觀念分歧。

姬揚 （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研究員）

我寧願看科學家的紀錄片

《中國科學報》：您是主動關注了《功勳》這部電視劇嗎？您覺得，科技工作者是那些以科學家形象為主角的影視劇作品的受眾嗎？

姬揚：我並沒有主動關注，是經朋友推薦才觀看了一部分。我想，大多數科技工作者很少有時間“追劇”。就我個人而言，電視劇肯定不是最好的選擇，我寧願看科學家的紀錄片。

《中國科學報》：所以，您認為紀錄片比劇情片更適合講述科學家的故事？

姬揚：這麼説也不完全準確。如果這是一部描寫科學家的純粹的虛構影片，我倒也不排斥，至少我明確地知道影片刻畫和傳遞的就是創作者心目中的科學家形象和價值觀。

但是，《功勳》的創作是以真實人物為原型的，在劇中用的是真實姓名，我就會對它的真實性有要求，而它的情節在我看來既有寫實又有虛構，真真假假，容易誤導觀眾，反而可能起到反作用。

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們就是從事科學研究的，受到科學訓練多一些，注意到的科學細節也多一些。

科學是求真的，如果我們看到一些明顯杜撰的細節，而且不符合邏輯，就會覺得尷尬，很容易出戏。紀錄片比較真實，不容易出戏。

傳播科學家故事、弘揚科學家精神肯定是好事，但採用真人真事改編的劇情片方式確實存在難度。

《中國科學報》：以《功勳》屠呦呦單元為例，主創曾經表示，屠呦呦是個非常冷靜的人，沒有太多的情緒表現，所以刻意將其這一特質放大。您認同這種創作方法嗎？您覺得現在的影視作品對科學家形象的描述還有刻板印象嗎？

姬揚：刻板印象一直很嚴重。具體到劇中的細節設置，比如屠呦呦回家，丈夫給她開門，發現她就端着書在門口看；出差忘記拔鑰匙；撞了人也不吭聲；屠呦呦父母探望女兒撲了空等，很刻意，不真實。

我從來不認為，科學家這個羣體在性格層面和別的人羣相比有什麼特殊性，人羣都是正態分佈的，生活中大家都是普通人。

科學家的成就本身已經很偉大了，影視作品沒必要非把科學家某方面的性格故意放大，看上去像個“怪人”。

另外，劇中幾位都是國家大科學工程推出來的代表性人物，我能理解創作者要把大科學工程具象化，具象到某個人物身上。

但屠呦呦的故事創作給我的感覺是，刻畫了一個非常正直的科學家，不會跟人打交道，克服外部環境的不利因素，做出了重大科研成果，這跟我所瞭解的科學史的敍述是不太一樣的，因此總有種怪異感。

王揚宗 （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史研究中心主任）

徐遲筆下的陳景潤，感人就在於普通而真實

《中國科學報》：作為史學工作者，您平時會看關於科學家的文學作品嗎？會看紀實類的作品（紀錄片、回憶錄、人物傳記）嗎？為什麼？

王揚宗：過去經常看。是從喜愛徐遲的科學報告文學開始的，但是近些年看得越來越少了。上大學的時候，各種文學作品都看，現在幾乎只看紀實文學。

因為唯有紀實文學，包括關於科學和科學家的紀實文學，離真實的歷史和科學史，特別是現當代的科學史和歷史更近一些。這或許是一種職業病。

同時，我又對某些紀實文學作品感到很不滿意。一些打着“紀實”旗號的作品，卻不乏虛構，甚至充斥着虛構的情節，用所謂“藝術的真實”來忽悠讀者。

不僅是文學作品，繪畫等藝術作品也虛構歷史故事和情節。如有一幅油畫“科學的春天”，杜撰根本沒有的歷史場面，卻收進了歷史著作，當作一個重要歷史事件的見證，成了“名畫名作”。其實這是不足為法的。

“紀實”不實，“文學”和“藝術”手法再好，也不屬於紀實文學或紀實藝術。名實不副，這不能不講究。

《中國科學報》：您覺得《功勳》裏塑造的科學家形象對新中國成立初期那批科學家的還原度有多高？您如何評價近幾十年來我們文學作品中塑造的科學家形象？

王揚宗：我能感受《功勳》的編創者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特別是有一些歷史細節，能夠在劇中再現出來，是很不容易的。但總的還原度並不是特別好。

這牽涉到怎樣理解那一代科學家、他們所處的時代環境、他們的努力和奮鬥、他們的精神面貌，以及對他們科學成就的理解等一系列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紀實文學包括傳記文學，湧現出很多很好的作品。唯有科學家傳記，還在不合時宜地塑造一些假大空的科學家形象。

徐遲為了寫陳景潤，深入科研機構瞭解人物環境以理解陳景潤，《哥德巴赫猜想》塑造的並不是一個符號化的科學英雄，而是一個處於社會邊緣的數學家掙扎奮鬥和成功的故事。

徐遲筆下的陳景潤感人就在於普通而真實，是常人可以學習和努力的榜樣。

可是有些作者卻添油加醋、杜撰典型情節，以表現科學家的典型性格和精神面貌。這是紀實作品的大忌。

2017年楊振寧先生在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成立儀式上曾嚴厲批評國內科學家傳記杜撰情節的問題。

楊先生説：“我希望不久之後，比如五年、十年之後，情況能有所改變，能夠使得大家都知道傳記文學這種寫法是錯誤、要不得的。”

但我國科學紀實文學作品的杜撰問題仍在延續。

一方面是專家學者寫出來的科學家傳記可讀性不高，另一方面作家寫作的科學家傳記等紀實作品可讀性雖好但可信性有問題。這種局面恐怕還會繼續下去。

《中國科學報》：在知乎裏有位答主認為，現在的宣傳總強調功勳科學家甘守清貧，但其實那時國家也給予了他們最好的待遇，是“國士待之”。他列舉，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關於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問題的報告》（1960年），説科學家是相應地“享受部級、副部級待遇”或 “享受司、局級待遇”。他的“考證”靠譜嗎？

王揚宗：這位答主恐怕不夠細心。1960年那份文件所涉及的“高級知識分子”，只是資深的高級專家，相當於一級、二級和三級教授，在參與“兩彈一星”研製攻關的科技工作者中，這樣級別的科學家只是極少數。

那一點兒所謂“優待”，也不過是免於饑饉而已。所謂以“國士待之”更是想當然耳。

在“兩彈一星”研製的年代，也是知識分子問題政策執行得比較“左”的時候。以錢三強為例，他是一級研究員（原為特級研究員，後來國家取消特級，改為一級）、二機部副部長，但在二機部並不受信任，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壓力。

原子彈研製成功之際，也是他被排斥在慶功者之列之時。

至於絕大多數普通科研人員，包括許多作出了關鍵性貢獻的科學家，資歷不高，工資也不高，哪能指望什麼特殊待遇？他們都是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默默奮鬥、無怨無悔，哪有條件計較個人得失呢？

近些年國防科研系統整理出版了不少“兩彈一星”研製參與者的回憶和訪談錄，許多事例俱在，大家看看就知道當時是什麼樣的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了。

星河 （作家、《郭光燦傳》作者）

不必擔心觀眾將具體細節當真

《中國科學報》：《功勳》的宣傳語是以首批8位“共和國勳章”獲得者為人物原型的重大現實題材電視劇，我們如何理解有人物原型的電視劇類型，是屬於虛構的還是非虛構的？

星河：我雖然是帶着任務（要接受採訪）和成見（聽過一些不好的評價）去看的《功勳》，看了幾集，竟然被“圈粉”了。

決定有時間一定詳細認真地再看一遍。我還是很認可這種創作方式的。

首先我們需要一個基本認識，那就是描寫科學家的文藝作品有兩種，一種是紀實作品，一種是重新塑造人物、進行了文學加工的虛構作品——對，虛構作品，以事實為基礎的虛構作品。

大家耳熟能詳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一部紀實作品（報告文學）；這種作品如果拍成影視，就是所謂的紀錄片。

而諸如榮獲了奧斯卡獎的《美麗心靈》，則屬於再創作的文藝作品，裏面有大量的虛構成分；這種作品要是以文字形式出現，就屬於小説作品。這二者是截然不同的。

舉個例子，《舌尖上的中國》，哪怕拍得再文藝，也屬於紀實作品，畢竟那些廚師和食者不是由演員出演的；而有些偽寫實的作品，哪怕看着再生活，也屬於虛構作品（人物角色由演員出演）。

《中國科學報》：大部分觀眾是創作圈外、科學圈外的人，如果他們，特別是青少年把故事裏的事當作真事、當作歷史，會不會造成誤導呢？

星河：擔心青少年觀眾將一些具體細節當真，我覺得大可不必。

告訴他們有些是藝術加工即可，甚至不必反覆刻意地強調。

其實我們對很多人和事的認識，往往都建立在對文藝作品的瞭解上。

經典名著《三國演義》，很多青少年讀者讀過或者早晚要讀，但其實裏面的曹操、關羽、孫權之類，全是藝術形象。

説得極端一點，除了名字之外很多事情都是假的。我們對此又有所擔心了嗎？

我們讀《三國演義》，不是為了學習歷史，而是為了感受歷史的波瀾壯闊，也許由此會激發對歷史研究的興趣。

同樣的，有關科學家和科學事件的文藝作品，起到的也是類似的作用：我們可以看到科研人員的努力與鑽研，我們能夠看到科學如何一步步發展，也許會由此激發青少年投身科學的興趣。

文藝作品基於事實，但畢竟不是事實。

《中國科學報》：觀眾對周迅扮演的屠呦呦評價分歧比較大，一方面是關於演技的討論，另一方面是關於劇中所表現的人物性格，有人認為劇中屠呦呦性格“很不討喜”。我們都不瞭解真實的屠呦呦，像與不像無從評價。但以此來看，是否公眾心中是有對科學家的刻板印象的？如果作品中表現的科學家與自己認知的不相符就會不太接受？

星河：公眾不只是對科學家有刻板印象，或者説對“有名望、有貢獻的著名科學家”有刻板印象，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距離太近”所造成的。

假如文藝作品塑造的是古代或者外國的科學家，距離觀眾的生活較遠，大家也就接受了；而生活在我們身邊的人，還在世或者剛剛離世不久的人，就不那麼容易讓觀眾認同了。這一點很正常。

在虛構作品當中，有時為了人物形象鮮明，典型化地集中展示一些人物特徵，是十分正常的，這種藝術創作，目的是讓人物更加豐滿和鮮活。

只不過中國文化中有“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傳統，所以有些稍顯誇張的創作會讓觀眾感覺不舒服。

饒曙光 （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

一味評論真實不真實，這本身就是個大問題

《中國科學報》：以科學家為主角的影視作品為什麼相對比較少？

饒曙光：在大眾傳播領域，科學家羣體的顯示度比較低，廣大老百姓對他們本身就比較陌生。科學這個領域專業性非常強，科學家的個人生活大都又缺少故事性和戲劇衝突，這對藝術創作來説是個很棘手的問題。

在觀眾對《功勳》的反饋中，《能文能武李延年》的評價是最高的，從客觀上來説，戰爭故事本身的戲劇衝突就非常強烈，就更容易吸引觀眾。

如果聚焦到科學家的人物傳記片，傳記片在國外市場都是一個創作難度非常高的類型，在影視圈，他們公認演過人物傳記片才能夠稱得上是一個偉大的演員，可見它對錶演者來説是有極高難度的。

《中國科學報》：在我們的採訪中，科技工作者對於電視劇情節的真實性還原提出了一些質疑。您認為，影視作品如何平衡歷史真實與藝術創作這對關係？

饒曙光：《功勳》首先不是紀錄片，它更接近傳記片，屬於劇情片的一種。有真實人物作為原型，又經過了藝術加工和創造。

傳記片創作就像是戴着鐐銬跳舞，在影視創作中是很有難度的一個類型。

真實性在這類作品中是一個永恆的話題。科技工作者在領域內很專業，他們有自己的關於真實性的一套標準。

但前提這是一個藝術作品，需要具備應有的戲劇張力和審美情趣，不能完全拿生活的真實、歷史的真實來要求人物的創作。

影視劇作品的情節，不能跟正史畫等號。如果一味評論真實不真實，這本身就是個大問題，説明評論者不太能理解藝術創作的基本邏輯和規律。

如果影視劇作品只講求真實，那就變成了一件完全與藝術無關的事了。

《美麗心靈》《模仿遊戲》《萬物理論》《國王的演講》《丘吉爾》……這些優質的傳記片難道是因為強調人物和事件的真實性、正確性才得到觀眾的認可嗎？並不是。

最終衡量影視劇作品藝術價值的高低，在於創作者是否成功地塑造了人物形象，符合基本的事實，契合人物的精神氣質，能夠真正感染觀眾、打動觀眾，讓觀眾進入到創作者的敍事情景中，認同他們在藝術表達、藝術價值理念上的一個傳遞，這是藝術創作的根本。

《中國科學報》：除了科技工作者，普通觀眾也對《功勳》中部分情節刻畫提出了意見，比如袁隆平單元，意象化的浪漫化的呈現方式過多，讓人覺得刻意，還有屠呦呦單元，為凸顯人物性格的一些行為方式缺乏邏輯合理性，讓一些觀眾出戏。您認為，什麼樣的科學家形象更符合現在觀眾的審美，創作者如何塑造這樣的科學家形象？

饒曙光：總的來説，《功勳》的創作者們還是下了很大力氣，飽含着感情，儘可能地讓科學家形象在屏幕上動起來、活起來，能被更多觀眾接受，並且產生共情。這樣的努力是存在的。對個體而言，觀劇感受總是見仁見智的，有不同的意見和看法，是藝術創作和傳播過程中很正常的現象。

敍事可以有藝術加工，但人性要真實，尤其是在呈現英雄形象時。

我相信，觀眾更希望看到一個能展現真實人性的科學家形象，他們內心的痛苦、掙扎、委屈、不捨，甚至是後悔，種種複雜的情緒，能夠帶給觀眾更多的共鳴和感動。

放眼全球，一些成功的人物傳記片，最關鍵的創作方法就是要長時間地去研究人物，把握人物最核心的精神氣質。

據我所知，國外一些大牌演員為了拍攝一部人物傳記片，準備期長達幾年。

比如奧斯卡史上唯一一位三次獲得影帝的男演員丹尼爾·戴—劉易斯，他為了演好林肯，花了幾年時間完全沉浸在自己跟人物的對話當中，使得藝術完成度非常之高。

《功勳》的創作時間畢竟還是有限，留給創作者去認真體驗生活、深入研究人物的機會有限。

因此，我認為這類作品確實需要給藝術家們更多的創作時間和空間。

胡翌霖 （清華大學科學史系副教授）

與其追求“真實性”，不如追求“豐富性”

《中國科學報》：最近您看了電視劇《功勳》嗎？作為科學史學者，您平時會關注科學家題材的文藝作品嗎？

胡翌霖：我沒看過《功勳》。説來慚愧，我平時也很少看文藝作品。

如果需要獲得某位科學家的信息，我一般會看傳記或其他科學史研究，比如艾薩克森的《愛因斯坦傳》就寫得很好。

我的專業主要在西方科技史方面，一般情況下，對一位科學家最入門的瞭解無非是維基百科，這是最快捷的入口。

然後是科學史學界知名的科學家傳記或辭典，以及在ISIS等科學史期刊中檢索相關文章。

《中國科學報》：相比於科學史研究，文藝作品在塑造科學家形象時，會進行藝術加工，且還有創作者侷限等多種因素，造成呈現出的科學家形象只是部分真實，您怎麼看？

胡翌霖：且不説文藝作品，哪怕是正經的科學史研究、口述史研究、傳記寫作，也會遇到當事人的保留、創作者認識有限等種種原因而導致刻畫不全面的問題。

無論是文藝創作、歷史研究、法庭判案乃至於自然科學研究，人類的認識都是有限的，要達到絕對的真實是不可能的，沒有人能夠掌握絕對真實的標準。

所以，事實上我們追求的與其説是“真實性”，不如説是“豐富性”。

法庭上講“孤證不立”，你主張，你就要有證據，還要有佐證、旁證，加上邏輯重構和意圖揣測，形成證據鏈條，就讓人覺得比較可靠了。這就是“豐富性”，證據越豐富，主張就越成立。

當然，我們還要求各條線索的探究之間是相對獨立的，比如雖然證據很多，但都是同一個人提供的，那其實也不夠豐富。

要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描繪出多個側面，這樣才算豐富，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言才算豐滿。

回到科學家形象的塑造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確，並沒有一個標準的、真正的科學家的形象存在。

科學家有千千萬，每一位科學家都是獨立的個人，性格和追求都很不一樣。

屠呦呦是科學家，陳景潤也是科學家，不能套進一個簡單的模板裏。更何況，哪怕是同一個人，他在生活和工作中往往也有很多面相。

今天我們對科學家形象的塑造，確實比幾十年前有進步，或者説更加豐滿。

因為我們不再滿足於一種臉譜化的敍事方式，把多樣的人套用到若干個標準的模式之下來刻畫。

另外，這種豐富性還體現在，我們能夠允許更豐富的解讀方式並存，而不是説對某一個人只許這樣解讀，其他都是誤讀。

《中國科學報》：科學家形象的豐富化，對大眾理解科學家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您認為，影視劇是傳播科學精神的好方式嗎？

胡翌霖：在單調的、刻板化的理解下，科學彷彿變成了一門宗教，科學家成了聖徒，高尚、完美、正確，但缺乏人性。

我們要讓科學走下神壇，從而真正走向大眾。科學家形象豐富化後，科學家仍然是高尚的，但不再是高不可攀的。

他們可以像“鄰居家的好孩子”，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學習榜樣，始終生活在我們身邊。

在我看來，傳播科學精神的最好渠道當然是中小學教育。其次是中小學階段的課外閲讀，其他都是額外的補充和豐富。

在讀書學習中如果沒有樹立良好的觀念，靠影視劇是很難補救的。

當然，一些影視劇也許會通過觸動家長、激勵家長重視孩子的科學文化素養這種間接的方式來起作用。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科學報”，編輯：趙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