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後代話初心(一) | 父輩們的外交之路_風聞
外交官说事儿-外交官说事儿官方账号-让更多人了解有血、有肉、有情怀的中国外交官2021-10-29 14:11
故事的主人公和你們一樣,第一聲啼哭不是要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他就是要奶吃。青春期也追星,跋山涉水跑到陝北這個黃土高坡窮山溝,追一羣被執政黨追剿的窮寇,在土窯洞裏成年、成家、入了在野黨,腦子進水了嗎?沒別的活法了嗎?解放了,毛主席調他們幹外交,土八路愛吃洋麪包嗎?會吃洋麪包嗎?還真的不愛吃也不會吃。

那是1950年3月,新中國誕生剛半年,外交部成立才5個月,全國情報會議期間我黨的“大特務頭子”, 唯一沒帶過兵的開國上將,時任副總參謀長兼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找兩名部下談話,一個是軍委工程學校校長兼政委曹祥仁,另一個是我的父親,校辦公室負責人餘湛。
“大特務頭子”滿面春風:“毛主席指示調軍隊幹部到外交部工作。已經調了一批了,現在調你們兩個。”
我父親一聽就懵圈了,1938年,他在抗大學習時不滿十八歲就入了黨,出了校門就進了軍委二局破譯密碼培訓班。時任局長是25歲的曹祥仁,他是我軍首破敵密碼本的兩人之一。
二戰期間中共將希特勒進攻蘇聯準確日期的情報提供給蘇聯人,事後他們專程到延安致謝。我父親奉命接待,應蘇共同志要求介紹了我方無線電技術偵察經驗,懇請對方介紹他們的技術偵察經驗。出乎意料,對方竟然以沒有這個任務為由拒絕介紹情報工作經驗。這算是我父親的第一次外交工作。
中共公佈蔣介石閃擊延安的作戰計劃,引發國內民眾和英美盟國一致反對,使這個陰謀胎死腹中。這些事情都是二局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毛主席説:“二局加新華社,等於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抗戰後父母隨曹祥仁到東北,破譯了國民黨軍升級換代的密碼電報。
毛澤東曾對二局講:“你看我們腳底下這麼大個地球,每天自轉一圈,每年公轉一圈,天天如此,年年如此,老老實實,一點也不調皮,你這麼大點個人,還調什麼皮啊?要安心工作一百年!活不到怎麼辦?兒郎孫子接着幹!” 這才幹了十年,到張家口創辦軍委工程學校也才一年,做夢也沒想到黨叫他幹外交啊。土八路土得掉渣,心裏打鼓,推脱説:“我不懂外交,這恐怕不行吧。”

位於外交部街31號的新中國外交部東大門
李克農滿面春風依舊:“毛主席調軍隊幹部幹外交有兩條理由。第一條:你們不會跑。”
他們一聽都笑了。
父親生在大別山區農村裏衣食無憂的小康之家,祖父是地主成分。曾祖父弟兄幾個各有幾畝農田,都傳給了我的祖父,千頃地裏一棵苗,就這麼一個男性後代,取名餘永遠,指望他傳宗接代到永遠。地都傳給他了可不教他種地,供他讀書考功名,還安排他學中醫,學成後開中藥鋪,坐堂行醫吃地租,供父親讀書。進則學而優則仕,退則行醫吃地租,這是老百姓的初心。
濟南慘案時父親七歲啓蒙,九一八事變時父親十歲上小學,七七事變時父親十六歲在武漢讀中學。國難當頭,要另找一個活法了,他瞞着祖父賣了家裏一畝地,到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辦了手續,到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與大隊會合,徒步千里赴延安找抗大。在延安以南洛川一個村子裏找到了抗大六大隊,想象中的高大校門、大牌子、大禮堂、接待大廳都沒有,只有一位士兵打扮的政治處主任張正光在院子裏接待大家,父親覺得這不是小時候見過的紅軍嗎?

餘湛
父親留下來,因為他拉了兩天痢疾。張主任安排他進了醫務所,可容二十多人的病房就他一人住,有牀具沒病牀,褥子是草,枕頭是磚,自帶牀單和被子,有醫生護士,但卻沒有藥,只給小米粥喝,讓腸子休息。
十幾天後考試,考題就一道:你為什麼要到抗大學習?
沒有標準答案,考的是你觀察社會、蒐集信息、獨立思考、分析判斷的思維能力和表達能力。
父親的答卷有五六千字之長:被錄取後當了副班長,那時他十七歲。
鬼子來了,不抗日就成了亡國奴。中華民國陸海空軍正副總司令蔣介石張學良兵力十倍於敵,不戰而棄東北。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爆發,國軍屢戰屢敗,半壁江山淪陷。國民黨靠不住,我曾和同學嘗試自己組織抗日武裝隊伍,兩個月沒有搞到一條槍,沒有招到一個人,深感自己政治上軍事上無能。
反觀共產黨,兵力不及國軍百分之三,武器也差得遠,卻能深入敵後收復國軍失地。所以,我要到延安抗大尋找抗日救國改造社會的真理,學習為實現此目標所需的實際本領。
我問過父親,你把人生的全部希望都寄託在共產黨身上了,這個黨跟你想象的一樣嗎?
他説也有他想不到的事情。他們那個學員隊一百二十多人住在一個村子裏,村民幾十户,水井僅一口。隊裏規定只有炊事班長可以取井水做飯,其餘人一律用山溝裏的水。每個班每天晚上派兩個人用茶缸舀一桶黃水抬回來,沉澱一夜變成淺黃色。早晨每人一茶缸,先漱口後洗臉,剩下半桶就是全班一天的飲用水了,用完了還有兩三寸的泥。洗衣洗澡都不可能,人人長蝨子。
父親在國統區曾為抗戰募捐,可沒想到老百姓的血汗被貪官中飽私囊,一腔熱血助紂為虐。到共產黨這裏,課堂上講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啥意思?不能與民爭水,讓蝨子吸自己的血,別讓它吸老百姓的血。父親當時十六七歲,這反差太刺激了,五十年後還會跟我講。
另一個沒想到是抗大這所軍政學校還有民主生活,令父親這樣的青年知識分子喜出望外。
在一次軍人大會上,放牛娃出身的隊長賴光勳批評三班為保模範班聲譽,出了問題隱瞞不報,要處分犯錯誤的同學。什麼事呢?班裏同學拿了別人的鋼筆做筆記。父親和班長商量,為勸人向善,在生活會上反覆講,有錯誤承認就好,不給處分,不對班外張揚。結果,這位同志真的承認了錯誤,班長信守諾言沒有報告隊部。
參加革命已經十年的指導員廖鼎琳主持會議,請大家發表意見。父親立即起身發言批駁隊長,爭持不下,舉手表決,多數人同意隊長的意見,父親不服。
次日,隊長找父親談話,先向他做了自我批評,説他在開會前沒有找班長交換意見,會上發言不冷靜,沒有耐心講道理。父親聽了很受感動,人家是老紅軍,自己是新學員。回想小時候和老師頂嘴,要捱打,由家長出面道歉才能了事,今天倒是隊長先作自我批評,真是兩種人際關係。父親也誠懇檢查了不向隊部報告、對他態度不好的錯誤。同志之間,只講真理不講面子。從此兩人彼此信任,找到知音了。
兩件小事雖然令父親對共產黨刮目相看,但胸中還有一團疑雲。國統區亡國論、唯武器論甚囂塵上,人民惶惶不安,愛國志士救國有心,取勝乏策。面對工業強國的野蠻侵略,落後的農業大國會不會亡?怎樣取勝?父親一口氣讀完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胸中疑雲一掃而空。毛澤東全面透徹地分析了中日雙方的特點,批駁了速勝論、亡國論、唯武器論,闡明瞭中國抗戰為什麼能勝利、為什麼是持久戰、怎樣動員農民爭取持久戰的勝利,做了一個實事求是的典範。
抗日救國改造社會的真理是父親渴求的,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是父親前所未見的。父親晚年回憶説:“給我教育最深的莫過於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和兩門政治課:《社會發展史》和《中國近代革命史》。我還清楚地記得,在政治學習會上,我作了一次長篇發言,結論只有兩句話:中國革命最終必然走向共產主義,這個目標只能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達到。這是我寶貴的心得。”
他入了黨,宣誓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到底,老百姓的初心昇華為共產黨的初心。
抗大參訓隊要到隊裏挑兩名學員,隊長找父親談話單刀直入:參謀是個埋頭苦幹不出名的工作,你去不去?賴光勳自己就是個測繪地圖的參謀。沒有地圖,領袖們沒法指揮戰爭,賴光勳默默無聞,革命照樣勝利。他離休前最後的職務是烏魯木齊軍區副司令兼參謀長,那時他還在和手下的參謀們説要熱愛這項工作。父親説:“我是來革命的,不是來出名的。”

曹祥仁
曹祥仁就更不會跑了。他出身農家,四歲喪母,九歲喪父。父親生前借債供他讀了三年小學就撒手人寰,房子和地都典押還債了。繼母改嫁,親弟弟過繼給叔父,姐姐嫁到外村做童養媳,自己由伯父收養,供他又讀了一年,算是初小畢業,十歲起自謀生路給人放牛。牛耕田有草吃沒工錢,他放牛有飯吃沒工錢。牛蹄子不穿鞋,他要穿鞋,可他沒有,冬天只能把腳伸到牛糞裏面取暖。
活法沒有,死法倒有兩種——窮死、戰死。
這是曹祥仁的中考題:兩種死法挑一種。他鋌而走險跟紅軍走了。臨走那天,姐姐從外村趕來送弟弟一雙自己親手做的鞋,姐弟倆抱頭痛哭,這是這家人最後的親情和温暖。
二十年後全國解放,曹祥仁回到家鄉一打聽,親弟弟參加紅軍戰死了,親姐姐被當做赤匪家屬賣到了偏遠的窮村子裏,享年僅二十幾歲,窮死了,只有他自己置之死地而後生,活了下來。
平心而論,曹祥仁和我父親出身於對立的階級,一個不想過牛的生活,一個不想當亡國奴,都只有一個活法——跟着共產黨走。革命好不容易勝利了,調他們幹外交,當然不會跑,都覺得好笑,毛主席可真幽默。
李克農收起笑容説:“你們不要笑,這可是最關緊要的事啊!外交幹部是代表國家利益的,必須挑選絕對忠誠,任何時候都能站穩立場的人去做,絕不能有一絲馬虎。據説,英國只有貴族子弟才進得了外交學校,擔任外交官職務。事實上,每個現代國家的統治階級都要挑選本階級最忠誠、最可靠的知識分子來從事外交工作。你們都知道,蘇維埃政府的第一任外交部長契切林就不是職業外交家,而是一個忠誠的布爾什維克,他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他的任務。中央調你們做這項代表國家的工作,是對你們最大的信任,是你們最大的光榮。”
這番話説得他們渾身熱血沸騰,轉念一想又涼了,不會幹啊,幹不了對不起祖國人民。李克農依舊笑容可掬:“毛主席調軍隊幹部幹外交還有第二條理由呢,你們會學。知道你們不會,一定會遇到從未遇到的困難。怎麼辦?老辦法,邊幹邊學嘛!我們原來不會打仗,不也是邊打邊學會的嗎?我們還有毛主席、周總理、黨中央的領導,只要你們多向黨中央請示報告,便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中央給予他們最大的信任和光榮,意味着職務晉升嗎?

李克農
李克農説:“由於外交工作要求高,調到外交部工作的幹部都要降級使用,你們不要以職位高低論英雄,這點要有個精神準備。”
在密碼戰這條特殊戰線上,他們攻堅克難,默默奉獻了自己最好的年華。改行去攻克新的難關還要降級使用。父親他們説:“這點您可以放心,我們都能服從革命的需要。”
談話後兩個半月,離波蘭國慶日24天,參加過南昌起義的老紅軍彭明治出任駐波蘭大使,調29歲的父親改任駐波蘭使館一秘。
7月13日,一行十四人身着軍裝,在飛機上領到了西裝,才跟着兩個俄文專業大三學生學着打領帶。

簽名後交換文本,立於桌旁的是時任政務參贊楊琪良。(圖為餘敬東提供)
當天飛到蘇聯的伊爾庫茨克,飯後散步,政務參贊楊琪良與餘湛聊天。
楊:“大使館每天都幹些什麼具體工作?”
餘:“不知道啊。”
楊:“你不是來了三個月嗎?”
餘:“三個月也沒人告訴我啊。”
兩人去問大使,大使説:“也沒人告訴我。”
最後大家一致決定,15日到了莫斯科婉言謝絕波蘭駐蘇使館的宴請,向已工作半年的我駐蘇使館請教,每個人都找同崗位的同志問兩個問題:大使館幹什麼具體工作?我這個崗位幹什麼具體工作?16日火車上集體彙報,使館具體工作內容就算知道了。
17日到達波蘭首都華沙。舊中國駐波使館人員各奔前程:原代辦、主事帶着印章、密碼、文件、公款現金和索賄所得,到南美度晚年,一個年輕人起義了,守着一棟租來的二層小樓等待新中國外交官接收,每層都是兩室一廳。他們決定兩廳都做會客廳,四卧室都兼辦公室。

駐波蘭使館第一個國慶招待會,華僑與波蘭朋友的合影。(圖為餘敬東提供)
18日上午彭大使拜會波蘭外長遞交國書與頌詞的副本,下午波方禮賓司長約見楊參贊談儀式程序。19日按楊參贊的詳細記錄預演三次,直到大家學會為止。20日遞交國書,22日趕上了波蘭國慶招待會。這就是毛主席説的“你們不會跑,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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