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守軍 | 中國為什麼必須加快培養國際組織人才？_風聞

內容提要

1、目前，中國在國際組織中僱員人數及職級既與中國高額的會費支出極不匹配，又與中國的大國地位和綜合國力極不相稱，導致中國在國際組織的話語權受到制約，國際事務主導權難以得到充分發揮，負責任的大國形象難以有效彰顯。

2、當前，面對全球化發展帶來的各種問題，一些既有的國際組織在內部機制上尋求改革以增強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比如聯合國安理會的擴大與否決權的廢存與限用；另一些新型的國際組織，如中國在2017年發起的全球性國際旅遊組織世界旅遊聯盟（World Tourism Alliance 即WTA）在實踐中被創立起來以適應新的合作需求。以此為契機，中國與國際組織的關係也在不斷加深、調整和重構。

3、加大對青年國際組織人才的培養是提升中國在國際組織任職能力的關鍵鑰匙。自2017年以來，中國留學基金委加大了對高校學生到國際組織實習的資助力度，並推出了全額資助前往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實習的項目。同時，國內各高校也競相探索和創新國際組織人才培養模式，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大學成立了國際組織學院，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等也設立了相應的項目。

作者：崔守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國際組織學院副院長。

1971年10月25日，中國終於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承擔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重大責任使命。五十年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參與度不斷提升，在聯合國組織的職員總數也不斷增加，進入聯合國工作也成為眾多社會棟樑的夢想。然而，相較於中國國家實力的增長以及對聯合國會費的貢獻比例，中國在聯合國機構任職的人員仍然存在一些結構性問題，調取和梳理中國五十年來在聯合國任職人員的數據變化，發展路徑、問題缺口及解決措施將更加清晰。

一、五十年，十八人

自1972年起，我國向聯合國連續推送了9位副秘書長，他們分別是唐明照（1972-1979）、畢季龍（1979-1985）、謝啓美（1985-1991）、冀朝鑄（1991-1995）、金永健（1996-2001）、陳健（2001-2007）、沙祖康（2007-2012）、吳紅波（2012-2017）、劉振民（2017-今）。自1973年起，衞生部（現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向世界衞生組織推送了9位助理總幹事級別官員。目前，正在世界衞生組織擔任總幹事的是任明輝博士。他自2016年1月以來擔任世衞組織負責艾滋病、結核病、瘧疾和被忽視的熱帶病防控事務的助理總幹事，現在將以傳染病和非傳染性疾病事務助理總幹事的新職銜繼續負責該領域的工作。

陳馮富珍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香港特區衞生署原署長陳馮富珍當選世衞組織總幹事，為首位在聯合國專門機構中擔任最高職位的中國人，並於2012年連任。在任十年，她接連面對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2年的中東呼吸綜合徵、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2016年寨卡疫情等多次公共衞生事件。世界衞生組織駐中國總代表亨克·貝克德（Henk Bekedem）過去曾與陳馮富珍一起工作，他稱讚陳馮富珍對工作充滿熱情。在全球禽流感疫情變化時，記者們都會要求她召開記者招待會，她會坦誠地面對各種記者的提問，記者會時常開到很晚。2017年6月30日是陳馮富珍擔任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的最後一天，當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在北京的例行記者會上稱，陳馮富珍女士擔任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以來，忠實履行總幹事職責，成績有目共睹，中方高度讚賞。

趙厚麟

目前，在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中，有3人專門機構的行政首長來自中國，分別是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總幹事屈冬玉、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總幹事李勇和國際電信聯盟秘書長趙厚麟。此外，劉振民任聯合國副秘書長，夏煌任聯合國秘書長非洲大湖區特使（副秘書長級），徐浩良擔任聯合國助理秘書長、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助理署長兼開發署亞太局局長。網絡安全問題是當今世界所面臨的巨大挑戰之一，網絡戰爭狼煙四起，給國際互聯網治理造成了巨大的挑戰與難題。這個長期的棘手問題勾起了趙厚麟的鬥志，他為建立能維持國際網絡安全的規則奔走五大洲，遊説各國首腦和社會各界，還鼓勵歐洲國家、廣大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等大膽創新。鳳凰衞視《問答神州》主持人吳小莉曾經問他：“有學者覺得在互聯網的世界當中沒有那麼多極的霸權，是否只有美國這一極”時，他毅然決然反駁道：“如果有的話，這極霸權也在消亡之中，也不可能就這麼長期一家獨大，獨霸下去……中國的阿里巴巴、騰訊上來了，怎麼可能叫它一家獨大呢！”。同時，他也在努力推進祖國的電信企業在國際上發揮更多作用。他為國家電信企業做顧問，到大學講授信息通信技術發展課程，向政府監管部門提出國家信息通信發展的建議，並積極向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建議，在“一帶一路”的國家發展戰略中納入電信區域合作內容。

**二、**中國在聯合國任職人員缺口在哪裏？

聯合國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對聯合國會費的分攤比重從7.9%提升至12%，首次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會費國，中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為第一大會費國。然而，中國在聯合國僱員總數中的比例只佔1.46%（這一數字在2021年下降到了1.2%），總人數常年穩定在在550人左右，排在第17名，中國籍僱員的比重大幅滯後於中國貢獻的會費比重。

在國際維和領域，中國的維和攤款比例從10.24%升至15.21%，成為第一繳費大國。與此同時，2019年，中國在聯合國地域名額分配擴大到238-322人，而目前中國在聯合國總部僅有90餘名僱員，人才缺口巨大。據統計，中國是聯合國193個會員國中任職人數偏少的42個國家之一。

從職級結構上看，聯合國職員從高到低分為D、P、G三個類型。D類（Director）指領導類職務，主要包括各部門主管等高級職員；P類（Professional）指專業人員，是聯合國職員的主體和中間力量，常規方式是通過參加聯合國YPP考試（即青年專業人員考試）錄用；G類（General）指一般事務，由文秘、行政、後勤等輔助性僱員構成，一般從機構所在國當地招聘。D類屬於領導職務，部分是在聯合國內部一級一級晉升上來的，另外一部分則來自各國直接派遣，比如我國各部委派駐到聯合國的工作人員。由於D類層級最高，所以在聯合國機構中D類職員數量的多少成為衡量一國議題設置能力高低的“晴雨表”。按地域分配原則，目前聯合國D類職務共有378個，而中國在聯合國機構中擔任D類職務人數僅有14人，排第8位，低於美國（43人）、英國（18人）、印度（15人），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

一個國家擁有國際職員的數量和職位是其國際影響力和軟實力的重要體現。然而，當前中國國際組織人才缺口大、代表性不足、高級官員比例偏低，屬於人員構成代表名額不足的國家之一，已成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瓶頸所在。目前，中國在國際組織中僱員人數及職級既與中國高額的會費支出極不匹配，又與中國的大國地位和綜合國力極不相稱，導致中國在國際組織的話語權受到制約，國際事務主導權難以得到充分發揮，負責任的大國形象難以有效彰顯。這對中國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升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影響力、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恐形成隱性制約，也直接導致中國在重要國際組織中的議程設定能力薄弱的不利後果。

三、中國為何必須加快培養國際組織人才？

從數據分析的結果我們不難看出，中國在聯合國任職人數缺口較大，這是中國必須加快培養國際組織人才的原因之一。但是，為什麼缺少就需要彌補？這還得從國際組織在全球治理的作用説起。目前，國際組織在全球治理中作用愈發顯著。從學理上看，全球治理的意涵為通過具有約束力的國際規制解決全球性的衝突、生態、人權、移民、毒品、走私、傳染病等全球公共問題，以維持正常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隨着全球化進程的日益深入，各國的國家主權事實上已經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而人類所面臨的經濟、政治、生態、人權、安全等問題則越來越具有全球性，因此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努力。全球治理順應了這一世界歷史發展的內在要求，有利於在全球化時代改革和完善現有的國際秩序。

董必武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全球治理的主體，即制定和實施全球規制的組織機構。主要有三類：一是主權國家政府、政府部門及機構；二是政府間國際組織，即主權國家政府根據多邊國際條約等創設性文件建立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三是非政府國際組織，即不隸屬於任何政府、不由任何國家建立的國際組織，其中倡導型非政府組織是以影響政府政策為目標，地位尤為突出。由於全球治理的客體具有跨國性和國際性，國際組織已成為當今社會各國開展國際合作和參與國際事務的重要舞台。政府間國際組織和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在處理國際事務和開展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已經成為制定國際規則、協調多邊事務、配置國際資源的重要平台。當前，面對全球化發展帶來的各種問題，一些既有的國際組織在內部機制上尋求改革以增強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如聯合國安理會的擴大和否決權的廢存與限用問題；另一些新型的國際組織，如中國在2017年發起的全球性國際旅遊組織世界旅遊聯盟（World Tourism Alliance 即WTA）在實踐中被創立起來以適應新的合作需求。以此為契機，中國與國際組織的關係也在不斷加深、調整和重構。作為迅速崛起的世界大國，中國急需加強國際組織人才培養與輸送，更多地發揮自身在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力，拓展參與全球治理的有效路徑，進而推動國際秩序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發展。

四、進入國際組織工作，你需要什麼？

從國家角度看，國家應以全球勝任力為引領加強人才培養力度。參與全球治理以及爭取國際話語權應建基於廣泛的知識生產與人才儲備。對國際組織人才的培養是大國的一種戰略投資，需要把握好人才培養的特點和規律。長期以來，在中國教育部、外交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以及地方政府教育部門的支持下，國內高校、科研院所和社會組織開展了眾多國際化、多語種、跨學科高端複合型人才培養項目。但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國際組織人才儲備仍嚴重不足，這是制約聯合國機構中中國籍職員晉升和人數增加的最大瓶頸。

伴隨全球化進程和國家深度參與國際事務的戰略需要，中國對國際組織人才的需求將越來越迫切，供需矛盾將愈發突出。鑑於此種形勢，亟需加快培養一批高素質中國籍的國際組織人才，特別是需要高校在國際組織人才培養中發揮關鍵作用，構建綜合性大學國際組織人才的培養體系，對接聯合國可持續性發展目標（SDG），設定新的人才培養目標體系，並利用綜合性大學的學科交叉優勢，改革其現存課程體系，培養符合國際組織所需的人才。從美國、瑞士、日本、韓國等國的經驗來看亦是如此，將國際組織專業人才培養計劃和高等教育改革計劃有機結合，有助於國際組織人才實踐應用能力的提升。

從國外高校的縱向對比看，美國的眾多頂尖高校均有“公共事務學院或專業”。例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設有國際公共事務學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美國還設有“公共事務”（Public Affairs）專業全美排行版，在2020年排名前十位（排名有並列）的高校依次是印第安納大學布盧明頓校區(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佐治亞大學（University of Georgia）、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紐約大學（NewYork University）、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及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等。

檢視中國國際組織人才培養現狀，其培養模式多侷限於在外語和國際關係相關領域，而忽視了適應新時代要求的“全球勝任力”（Global Competence）的培養。2017年12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美國哈佛大學正式發佈PISA2018“全球勝任力”評估框架，從知識維度、認知維度、社交維度和價值維度四個層面對“全球勝任力”予以界定。歸納起來，“全球勝任力”是指對全球、地區和跨文化議題的分析能力，對他人的看法和世界觀的理解和欣賞能力，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開放、得體和有效的互動的能力，以及為集體福祉和可持續發展採取行動的能力。“全球勝任力”的提出具有明確的目標指向，這與聯合國機構對專業人員任職應具備的三大核心價值高度契合，即正直（Integrity）、專業（Professionalism）和尊重多樣性（Respectfor Diversity）。

從實際培養路徑看，國際組織人才培養的知識構成要求極高，既包括語言學、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一級學科，也包括翻譯學、國際關係、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法、行政管理等二級學科，又要有國際組織、國際公務員的業務知識，還要了解跨文化交流、外交談判和禮賓禮儀。因此，不斷探索和創新國際組織人才模式以適應國際組織多元化的用人需求，是未來高校人才培養工作的重點所在。

加大對青年國際組織人才的培養是提升中國在國際組織任職能力的關鍵鑰匙。自2017年以來，中國留學基金委加大了對高校學生到國際組織實習的資助力度，國內各高校也競相探索和創新國際組織人才培養模式，比如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大學等高校專門成立了國際組織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外交學院等也設立國際組織人才培養項目，旨在加大青年人才儲備，為中國國際組織人才培養涵養更多的青年英才。

綜上所述，中國的國際地位正在持續上升，但在國際組織中的參與能力和影響力還有待提高。當前，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發揮的影響力，與其它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既無法滿足國際社會的期望，也不能滿足中國自身發展的需求。50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為中國登上國際多邊舞台並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鋪平了道路。50年後，站在嶄新的起點上，服務國家的重大戰略需求，加大對青年國際組織人才培養的支持力度，將為中國全面參與和引領全球治理髮展注入新動力、開啓新篇章。

文章來源：

鳳凰網《風向》202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