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民族復興為什麼不是狹隘民族主義？——黨史學習體會_風聞

       建黨百年之際，由中央宣傳部組織，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等單位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簡史》“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嚴格遵守兩個“歷史決議”和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史的重要論述，忠實記錄了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光輝歷程，充分反映了我們黨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和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作出的歷史功績，系統總結了黨和國家事業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寶貴經驗，集中彰顯了黨在各個歷史時期淬鍊鍛造的偉大精神。”[1]學習這部新編的《簡史》，我認為應該牢牢抓住貫穿我黨百年征程的“救國、建國、富國、強國”這一條主線，才能理解“中國共產黨”中，“共產黨”與“中國”的關係，以及這一關係在百年曆史中的展開，即“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光輝歷程”。

 篇幅所限，我在這裏只能講講自己對中國共產黨創建部分（《簡史》第一章的第一至第三節）的理解，主要目的是通過對這一部分的探討來澄清這樣一個問題：

 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為什麼要承擔“民族復興”的使命？她會不會因此而蜕變為一個民族主義的政黨，而背離國際共產主義的義務呢？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她的誕生，當然是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和共產主義運動的結果。囿於狹隘民族主義觀念，是無法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使命的。同時，正如《共產黨宣言》指出的，工業革命後，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使東方從屬於西方，也就使得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廣大人民不得不奮起反抗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反抗他們勾結封建勢力、買辦勢力所進行的掠奪和壓榨，而這些民族的資產階級比較軟弱無力，農民數量雖多但又不代表先進生產關係，都無法擔負起國家獨立、民族復興的重任。這就造成了無產階級革命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民主革命運動結合起來乃至通過後者而體現出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就深刻地體現出了這個歷史趨勢，因此她從誕生之日起，就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義不容辭地擔負起了救國、興國的責任。

 這就是《簡史》所説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是中國人民在救亡圖存的鬥爭中頑強求索的必然產物，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產物。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最先進的階級——工人階級的政黨，不僅代表着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利益。它從一開始就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初心和使命。”[2]

我們理解這一段話時要注意，這段話決不是説中國共產黨是什麼“超階級”的“全民黨”，因為它強調了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那麼，既然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又説她“不僅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這是否矛盾呢？並不矛盾。《共產黨宣言》就曾指出，隨着資本主義社會的日益兩極分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中間等級行將轉入無產階級隊伍，“這樣，他們就不是維護他們目前的利益，而是維護他們將來的利益，他們就離開他們原有的立場，而站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3]這就啓發我們：對階級關係必須聯繫具體的歷史形勢，作動態的歷史的分析。而在近代的中國發生的是什麼樣的情況呢？彭湃同志通過實地調查指出：“自耕農兼小地主及自耕農這兩種農民本可自給自足，自帝國資本主義侵入以來，中國的工商業不能發展，而一般手工業又被其打得粉骨碎屍！為帝國主義的海關政策所束縛，同時一般物價日高一日，而農產品之價格極其量只得保持原狀。故農村的生活程度只有繼長增高，農村日趨荒廢。況且帝國主義者勾結軍閥連年戰爭，於是農村對於種種軍費負擔真是不勝枚舉。苛捐雜税農民負擔異常重大，農村生活日陷困難，結果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賣其土地以應付目前生活之恐慌，遂至零落變為佃户——逐漸無產階級化。”[4]這就是説，近代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不但殘酷剝削壓迫工人階級，而且殘酷剝削農民、小資產階級，也嚴重壓迫和阻礙民族資產階級的客觀形勢，造成了這些階級的不但“將來的利益”會和工人階級一致，而且“現在的利益”也和工人階級的利益有相當大的一致性。作為最先進階級的政黨，不能對這樣的客觀現實置之不理而採取“左”傾關門主義的態度。另外，還應該看到，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中國已經失去了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從清末一直到新中國建立前夕，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雖然有所發展，但一直受到外國資本和本國官僚資本的雙重壓迫，到最後在65.5億元的資本總額中，也不過佔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比重，而且大部集中在商業領域而不是中國近代化所最需要的工業領域中。[5]這就説明：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也不可能完成領導國家獨立和工業化進程的任務——換言之，在這兩項事關中華民族存亡和全體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的領導上，其它階級是無能為力的，只有中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能擔負起這樣的歷史使命。

 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意味着中國人民對救國大業的路徑選擇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此前中國人民進行抗擊外國侵略的戰爭（例如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往往擺脱不了“忠君”的封建色彩；而進行的各種內部變革（例如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則不但對封建勢力妥協或者自身存在封建化的趨勢，而且往往也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這就是説，此前的志士仁人和廣大羣眾，雖然有着強烈的救國願望，也採取了各種救國行動，但對於該救一個什麼樣的“國”、如何救國，靠誰救國，卻不能有準確明晰的認識，主要表現是既不能有效地反帝，也不能徹底反封建，更不能將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這就是《簡史》所説的：這些獻身於民族進步事業的先驅，“由於沒有找到科學的理論、正確的道路和可依靠的社會力量，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了，無數志士仁人為此而抱終天之恨。”[6]既要徹底反帝，又不盲目排外，而能夠達成國家現代化與繁榮富強；既要徹底反封建，又要能夠驅除帝國主義勢力並敢於和能夠戰勝帝國主義的侵略干涉——無論是中國的舊文化，還是西方資產階級思想，都提供不出這樣的理論武器和實踐方案。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此前有人在中國零星介紹過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社會主義思想，但無論就其準確和系統程度或影響力來説，都是不能與十月革命之後相提並論的）。舊的救國方案已經全部失敗了，新的思想恰恰在此時傳來，中國共產黨就誕生在這樣的國際國內背景中。所以，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這一大事變，猶如擎起的一把熊熊火炬，給近代飽受戰亂、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送來了光明和希望。從此，中國人民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鬥爭就有了主心骨，中國人民就由被動轉為主動。”[7]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理解中國共產黨誕生的背景和意義，對我們把握黨的百年曆史，理解黨的初心和使命，理解自身的歷史擔當，都有着極為重要的價值。中國共產黨誕生於一個資本主義並不發達甚至還飽受摧殘壓迫，工人階級人數並不佔多數的東方大國，誕生於中國人民救亡圖存的鬥爭中，她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她的最高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但她能夠得到幾萬萬中國人民的信賴和擁護，主要是因為她自覺承擔起了救國救民，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歷史使命，因為她用鬥爭實踐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是“行”的，工人階級的利益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證明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以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以工人階級政黨為核心領導力量，國家獨立、人民解放、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才能勝利，也定能勝利。事實上，她還證明了：《共產黨宣言》緊接着那句著名的“工人無祖國”之後所説的“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把自身組織成為民族，所以它本身還是民族的，雖然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種意思”[8]的偉大意義：在東方，在中國，無產階級通過她的政黨，不但要把自身組織為民族，還要把全體人民組織為民族。這是無產階級所能找到的最大也最強有力的組織形式，而因為有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進行這樣的組織，民族這個組織形式也會被賦予全新的內涵，而成為未來共產主義自由人聯合體的起點。國內外都有一些人對此不大理解，甚至有人認為中國共產黨是“民族主義”的。這是因為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認識不夠充分，沒有從這一歷史中領會到無產階級革命（至少在東方）必須建立和鞏固一種新型的民族國家的合理性與必然性。近代千百萬受盡國內外反動派欺凌壓迫的中國人民，看待問題的眼光是很現實的，只有看到了共產黨能夠救國，能夠徹底打敗那些其他人怎麼也打不敗的不可一世的侵略者、賣國賊，能夠讓本國人民過上富裕安定的生活，能夠實現社會團結和社會公正，他們才會相信共產黨能夠實現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等更為遠大的目標。我們當然應該逐步啓發人民把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更好地結合起來——事實上我們黨一直也是這樣做的——而不是停留在簡單的民族主義情感中，但一定不能以“國際主義”來貶低或排斥愛國主義，那樣的“國際主義”或“共產主義”就會流於空談，就會在理論上產生混亂，實踐中產生危害，併為廣大人民羣眾所反感。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不會害怕這樣的“國際主義”，反而會利用它當做抹黑我們黨和國家歷史，瓦解無產階級政黨執政基礎，渙散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意志的最佳手段。這也是我們學習這段黨史時可以着重思考的一個問題。

[1] 人民日報2021年2月26日。

[2] 《中國共產黨簡史》，人民出版社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21年，第14-15頁。

[3] 《共產黨宣言》第一章。

[4]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網頁版），第二節，個別文字有校正。

[5] 許滌新、吳承明 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41、748頁。

[6] 《中國共產黨簡史》，人民出版社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21年，第3頁。值得注意的是，新編《簡史》對辛亥革命的評價更側重於它的積極意義，而不像以往那樣側重於它的侷限性。但對這個積極意義的敍述，主要並不是説它建立中華民國這一現實政治成果，而主要是着眼於它承前啓後，“使反動統治秩序再也無法穩定下來（第3頁）”——這是一個極富辯證意味的説法。辛亥革命後，曾經有一種看法，認為革命之後羣雄並起，軍閥混戰，反而不如革命之前有一個皇帝坐穩天下那麼“統一”、“安定”。《簡史》對此給出的論斷則是：反動統治秩序無法穩定下來，這是好事——這就是説：1.辛亥革命之後，因為這個革命的種種侷限，所以統治秩序仍然是反動的；2.但是這個新的反動秩序卻讓各種社會矛盾更充分地暴露和爆發出來，也註定了它自身不可能長久；3.這一革命所憑藉和所帶來的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的衝擊力，又使得所有人立刻意識到這個秩序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這就會繼續推動更新的社會變革。

[7] 《中國共產黨簡史》，人民出版社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21年，第1頁。

[8] 《共產黨宣言》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