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直接武力介入是必然的？台海的兩種誤判風險：英美的均勢外交與模糊保證_風聞

摘要：台海戰爭一旦爆發，美國的直接武力介入是必然的，除非陷入內亂，這是其國家利益決定的。美國在這場未來的戰爭中保衞的利益，絕不是所謂的具體台灣，而是遠東地區的力量均勢，這注定了戰爭爆發後的持續性和殘酷性。

前幾日我想撰寫一些中美關係的文章，主要是受到幾種觀點的影響，其中一個觀點稱，如果大陸決心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美國不會介入，原因是：

①台灣對美國沒有足夠的利益；

②而且美國對台灣的保證是模糊而非清晰的。

另一種則認為即便美國干預，但中國一旦佔領台灣，戰爭就會結束。

這兩種觀點在國內外很多人中頗有影響力，實際上，這種看法顯然是非常錯誤的，而且很可能招致致命的誤判，帶來不可挽回的後果。

下面我先講幾個例子：

1、對英美的誤判：利益與保證的錯覺

1853年克里米亞戰爭爆發，俄國入侵土耳其帝國控制的巴爾幹地區，至少當時的俄國外交家看來，英國在土耳其帝國沒有多少具體利益，而且英國與土耳其之間從未有過明確的軍事盟約，由此認為英帝國不會介入戰爭，這實際上是沙皇尼古拉一世誤判的原因，結果事實上恰好相反，英國很快介入戰爭，俄羅斯帝國在戰爭中慘敗，國家陷入動盪，沙皇尼古拉一世含恨而死。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的英德開戰也是如此，德國政府從首相霍爾韋格到皇帝威廉二世，都認為英帝國不會介入戰爭， 因為英帝國在歐洲大陸沒有具體的利益，而且英法俄三國協約從未以條約的形式規定英國的戰爭義務，德國外交家當時信心十足地相信英國將保持中立，但實際上，當戰爭進入八月份，隨着德軍的推進，英帝國以整個世界的資源隨即對德國宣戰，這注定了霍亨索倫王朝的滅亡。

1939年9月1日，德意志帝國元首和他的外長裏賓特洛普相信，英帝國在波蘭走廊和但澤自由市沒有利益，而且英帝國也從未給予波蘭明確的軍事義務保證（英國首相張伯倫1939年3月31日在議會中表示，“一旦波蘭被攻擊，英國將給予力所能及的所有援助”），所以德國決策者認為但澤危機不會導致德國與英帝國的戰爭，由此義無反顧地發動了對波蘭的攻擊，結果卻由此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儘管德國政府從未想過要為了但澤打一場世界戰爭。

1948年6月，斯大林發動第一次柏林危機，他試圖以此戰爭威脅逼迫美國在德佔區問題上妥協，他認為遙遠的美國在歐洲德國佔領區特別是西柏林沒有具體的重大利益，而且美國一直以來都沒有對西柏林政策的具體保證（那個時代的美國並未像現在這樣習慣在歐洲駐軍部署），但是卻遭到了來自華盛頓強硬的針鋒相對，最終推動了北大西洋公約的誕生和冷戰的爆發。

1950年朝鮮戰爭的爆發，實際上是美國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艾奇遜先後聲稱美國的亞洲國防圈不包括南韓，美國不對其承擔軍事義務，這促使斯大林下決心同意金日成的向南進攻，但戰爭爆發後，隨着南韓的潰敗，美國政策隨即轉變。

後人往往從成王敗寇的簡單視角看問題，在他們眼裏，沙皇尼古拉一世在1853年與英帝國的戰爭、德意志帝國在1914年、1939年與英帝國的戰爭、1948年與1950年斯大林在西柏林和朝鮮發起與英美的貿然冷戰甚至熱戰，都是愚不可及的重大誤判。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對此，我不止一次地與研究歐洲歷史的研究者交流，發現他們都將這些災難性的失策歸咎於當事人的愚蠢，卻忽略了英美均勢外交對大陸國家來説的目標抽象和保證模糊使得後者常常陷入重大誤判。

畢竟，在以上數次重大災難性決策中，英美所要捍衞的利益不是具體的，而是抽象的，英美公開做出的保證不是明確預防性的，而是模糊防禦性的，這就使得大陸國家的外交精英陷入致命的錯覺和誤判，最終使得整個國家走向無可挽回的外交災難。

2、英美外交的目標：均勢利益的抽象與具化

殘酷到極致的歐洲三十年戰爭，整整兩代歐洲人死在戰場上，偉大的黎塞留由此在中歐建構德意志各邦的權力均勢，在海洋建構英格蘭與荷蘭的相互制衡，從而建立法蘭西無可匹敵的大國地位，並在現代外交史上第一次展現了均勢政策的威力和價值，

説起來，均勢外交第一次在現代外交上的運用，並非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智術，而是偉大的法國首相黎塞留之手筆。

作為深刻了解查理五世時代一個主導尼德蘭、中歐事務之絕對強權對法國致命威脅的政治家，黎塞留意識到，“法國的國家安全和優勢地位依賴於中歐各個力量的均勢，法國的國家利益不能容忍一個主導性強國在該地區的出現”，這種對抽象利益的認識構成了黎塞留三十年戰爭期間外交政策的主要利益目標，最終以戰爭締造了德意志各邦的均勢制衡，並由此構建了法國在歐洲兩百多年霸權的根本基礎。

到了威廉奧蘭治親王執政英格蘭之後，對大陸力量均勢的追求逐漸成為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外交根本利益目標。即盎格魯撒克遜人外交利益追求的主要目標從來不是為了鎮壓革命，也不是人類的正義，而是**大陸各個力量的均勢，**這點與黎塞留有異曲同工之妙。

關於這一點，基辛格博士在他的《世界的重建》一書中，曾經藉助英國外相卡斯爾雷（打敗拿破崙的英國外交負責人）的視角予以詳細闡述，這位以歷史學家自稱的政治家娓娓寫道：

“作為盎格魯-撒克遜國際關係史經驗的象徵，卡斯爾雷卻再合適不過。因為他促使英國參戰的原因既不是反對某個革命學説，更不是以其他名義，而是為了反對某一個絕對強國主導大陸的野心；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制衡而戰；不是為了秩序而是為了均勢。”

特拉法特海戰，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海軍是役擊潰拿破崙控制下西班牙和法國海軍的聯合，從此以武力稱霸世界

在1853年克里米亞戰爭中促使英帝國加入戰爭對抗俄羅斯的報告中，英國外交家Stratford Canning是這樣闡述英帝國必須對俄羅斯皇帝的壯志雄心採取嚴厲打擊之理由的，這位典型的盎格魯撒克遜政治家寫道：

“的確，英國人在這裏沒有多少可見的具體利益……但如果我們置諸不理，那麼整個地區將會完全失衡……土耳其的歐洲領土，從奧地利邊境到希臘，都即將落入俄羅斯皇帝的手中。如果俄羅斯人跨過多瑙河，巴爾幹地區各地的基督徒將會紛紛起來暴動加入俄國軍隊……雖然被捲入這一場結果難料的戰爭對英國人民來説是件非常不幸的事，但是與其等到將來不可收拾，不如現在就採取堅決措施處理俄羅斯帶來的危險”（《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vol.1pp.400-4》）。

Stratford Canning，傑出的英國外交家，他以促使英帝國參加克里米亞戰爭打垮俄羅斯大帝國而著名，他的名言就是“我們要留給俄羅斯人一場千年不忘的失敗”

打開1815年維也納會議、1919年巴黎和會以及1945年波茲坦會議的記錄，就會發現，在這些會議中，英國人包括後來的美國人外交追求的主要利益目標，就是大陸各個力量的均衡而非具體領土的得失。

1815年滑鐵盧戰役後，英國外相卡斯爾雷致信利物浦公爵，他這樣安撫憤怒的後者，為英國外交的均勢政策辯護，他説道：“由於拿破崙的背叛，我毫不懷疑對法國強硬路線是最受我國公眾歡迎的……但英國外交的任務從來不是蒐集戰利品，而是要儘量使世界走上力量均衡的正軌”。

的確，如同中歐各個力量的均衡能夠讓法國稱雄歐陸一樣，舊大陸各個主要力量的均衡與相互掣肘，同樣可以賦予海洋霸主盎格魯撒克遜人獨一無二的世界主導與仲裁的地位。所以，如同自黎塞留以來的每一代法國政治家都會不惜一切代價阻止中歐地區主導性強國的出現，自威廉奧蘭治親王以來的每一代盎格魯撒克遜政治家同樣也會傾全力阻止一個大陸主導性大國的出現。

在《重建的世界》一書中，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在論述卡斯爾雷的政策時，這樣闡述英美的外交政策目標和利益追求，他説：

“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外交目標更容易用否定而非肯定的語言來表述。這些目標體現了一個海洋強國的利益追求，對它來説，一旦大陸被一方霸權統一，則意味着致命的威脅……盎格魯撒克遜人自視為大陸均勢的平衡者，這是一種防禦性的外交概念和獨特的關鍵利益。”

如果説俄國將自身的安全建立在相對力量的威懾之上，那麼英美將自身的安全建立在大陸均勢之上，這是大陸強權與海洋強權的不同抉擇。大陸力量的均勢即是英美國家安全利益的主要基礎。

拿破崙主導的歐洲秩序，俄國人、普魯士人、奧地利人都可以選擇暫時忍受，但英國人無論如何都不能忍受，因為一個主導性的歐陸強國對英帝國的威脅最致命，這導致了英帝國從1792年-1815年與法國近乎不間斷的一代人戰爭，直到滑鐵盧戰役徹底埋葬拿破崙

3、英美均勢外交的模糊性保證

不過，作為現代海洋強權，英美外交最令人困惑的地方，恰恰在於其保證的模糊性。

在克里米亞戰爭前，土耳其帝國對英國的友誼常常感到懷疑，因為倫敦從未保證過將以武力幫助自己，這讓俄國人對戰爭倍感振奮；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同樣如此，當時的法國外長德爾卡賽雖然是致力於相信英國的友誼，但倫敦卻從未明言對德戰爭爆發後將與法國協同作戰，德國人由此宣傳倫敦將讓巴黎孤軍奮戰，以此消減法國人的膽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波蘭外長貝克對英國保證的模糊性憤怒不已，他多次公開要求英國明確其在戰爭中的參戰義務，但都遭到拒絕；在冷戰初期，歐洲人對蘇聯勢力向西方的擴張膽戰心驚，對美國人是否願意不惜代價抵擋俄國人不抱信心——因為美國人從未明確自己的義務，直到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機爆發並由此促使北大西洋公約的建立。

為什麼英美的保證會是模糊而非清晰的呢？

這裏面的原因其實非常簡單，英美外交追求的大陸力量的均勢而非單純對潛在敵國的摧毀，這一點決定了其最初外交保證的模糊性。

對於英美來説，只要大陸各個勢力相互在均勢中制衡，英美的安全利益和優勢地位就足以得到保證，以克里米亞戰爭為例，只要土耳其帝國避免被俄羅斯入侵併保持完整，那麼英帝國在近東的均勢利益就能夠得到維護。反之，如果英帝國給予土耳其明確的保證，則可能鼓舞土耳其對俄羅斯發起服務於土耳其利益的戰爭，進而反過來破壞均勢穩定。

即模糊的保證相比於明確的保證更有利於服務地區均勢利益。對此，基辛格在其《世界的重建》闡述卡斯爾雷的外交思維中説得非常清楚：

“均勢本質上是政治性的，盎格魯-撒克遜人或許將以全力抵制任何試圖摧毀力量均勢的企圖，但必須是公然的威脅而不是單憑猜測；採取的行動必須是防禦性的而不是預防性的。”

但是，這種模糊性保證卻是足夠有力且可靠的，因為促使英美加入一場戰爭的從來不是具體的利益，而是其自身根本安全有賴於對大陸均勢的依賴。而這就是1853年、1914年、1939年、1948年分別被沙皇尼古拉一世、德皇威廉二世、納粹元首和斯大林元帥所忽略的關鍵地方。

大陸國家追求的是具體的利益和明確的保證，但海權帝國則追求的是大陸力量的均衡，這種抽象政策目標使得現代歷史上大陸國家對英美外交政策最慘烈的外交誤判得以屢屢發生。

4、中國崛起對遠東均勢的客觀挑戰

2017年文章參考鏈接：《中印之爭的背後：中國崛起的最大噩夢》

這麼多年來，我看過很多人談論中國崛起，但很少有人認真討論過一個無法忽略的現實，那就是中國崛起對遠東均勢的客觀衝擊。這實際上才是今天影響中國外交的關鍵所在。

隨着中國作為一個力量中心的快速壯大，遠東的地緣格局實際上正在或者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曾經與中國實力並駕齊驅甚至更強的臨近大國們今天被中國遠遠超越：今天中國的經濟實力是印度的六倍，二十年前僅是印度兩倍多一點；今天中國經濟實力是日本的三倍多，二十年前則不足日本的三分之一，人口則是日本十倍以上；今天中國的經濟實力是俄羅斯的十倍，人口也是十倍以上。

曾經穩固的力量均勢遭到巨大的衝擊，作為一個被迫忍受遠東地緣安排的大國，中國必然尋求改變。在2012年5月，當中國以實力與日本就釣魚島發生衝突時，中國以巨大的優勢迅速將對方壓倒，這代表着曾經穩固的中日兩強格局從此逆轉。

到了2014、2015年，中國的實力更在南海爭端中得到體現，一個強大的國家以壓倒性的實力推動基於自己企圖的地區議程，並取得關鍵優勢，顯然即是遠東地緣格局的具象。

實際上，2012年6月美國提出亞太再平衡以及2015年以來的南海摩擦，乃是遠東現實與英美均勢外交的共同反映。

説起來，一個真正理解1945年後舊冷戰如何爆發的政治家，一定能夠從中看到似曾相識的地方，並由此確信歷史浪潮的流向。2020年以來包括HK事件在內的諸多重大事件，只不過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趨勢。

1947年，隨着蘇聯憑藉自身絕對實力優勢在歐洲擴張和壯大，美國開始違背從歐洲撤軍諾言，以軍事力量重返歐洲，並在中歐地區與蘇聯針鋒相對，由此開啓第一次冷戰的大幕。

“歐洲大陸的命運絕不能由單獨的某個大國主導，而應以多國協商的方式處置”

——美國國務卿馬歇爾1948年4月就英美在西柏林的地位問題對蘇聯喊話

5、對台海風險的兩種誤判

實際上，對於英美來説，由於中國已經是如此的強大，任何明眼人都會意識到，如果中國佔領台灣，將控制整個南海和東海的航路，日本和韓國將不得不聽命於北京，這必然使得整個遠東的力量均勢完全破碎，一個具備壓倒性優勢的強國將會毫無疑問地主導遠東格局，這將是英美不惜代價也要避免的噩夢——就像黎塞留以來的法國政治家絕不能容忍中歐主導性強國的出現一樣。

説到最後，由於大多數中國學界不理解英美的外交追求是力量均勢的抽象目標而非具體的利益，使得中方學界對英美在可能出現的台海戰爭中存在兩種風險極大的誤判。

第一種，中國學界認為英美於台海不存在為之作戰的利益，由此認為英美不會參戰。這顯然是嚴重的錯誤，英美的地緣利益追求是遠東力量的均衡而非具體的利益，這是一個現實主義政治的常識，決定了英美幾乎必然以武力介入台海，但中國學界顯然對此理解有限。

第二種，中國學界認為一旦中國控制枱灣，促使英美繼續戰爭的動機就會不存在了，和平就會到來，這顯然也是錯誤的，因為英美參戰的動機是遠東力量的均衡而不是“守衞”所謂的具體台灣——這種認知幾乎就是1940年德國征服法國後對英國外交求和努力和1942年日本徵服南洋後對美外交努力的翻版，他們都試圖通過一次突擊戰爭的勝利迫使對方嚥下苦果承認和平。

1940年7月德國征服法國後，試圖與英國議和，但遭到英國拒絕，法裏漢克斯表示，英國不可能與一個主導歐陸秩序的德意志尋求和平；

1941年的日本戰爭計劃就是通過軍事力量打敗英美太平洋海軍，然後迫使對方承認日本在遠東的主導地位，但這一設想從開始就是錯誤的；

事實上，對於英美外交來説，具體的台灣本身不重要，台灣對於遠東力量的均衡很重要，這才是與英美的戰爭得以發生的根本理由。就像1939年9月德國人消滅了波蘭，但與英帝國的戰爭依然在繼續，因為英帝國戰爭追求的不是保護波蘭，而是恢復歐洲大陸的力量均衡。

從某種程度上説，第二種錯誤實際上更容易發生。

事實上，1806年促使反拿破崙戰爭爆發的神聖羅馬帝國名號不存在了，但英國依然與拿破崙繼續作戰；1939年10月之後引發反德意志戰爭爆發的波蘭人被毀滅了，但英國依然繼續與德國作戰；1942年6月幾乎整個遠東被日本帝國佔領了，太平洋艦隊遭遇慘敗，但英美繼續與日本帝國作戰——短暫的勝利者試圖利用勝利與英美的和談努力全部失敗，戰爭依然在繼續，只是更加殘酷、更加血腥、更加無情而已——直到一方被徹底壓倒。

總而言之，任何將戰爭僅僅會侷限於一個島嶼的爭奪本身就是一種無可挽救的錯覺。

淘太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