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的近乎不可能之路（四）_風聞

接上文繼續講中國革命的獨特性。

中國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十一    中國革命者開創了和不同類型人羣打交道的新型複合戰略。

之前已經講過，既然選擇了最困難而漫長的發動最廣大人民起來幹革命的路線，就必須團結和動員羣眾。但這裏有兩個嚴峻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羣眾內部從來都是不團結的，**而且由於生存資源稀缺和分配嚴重不公，中國內部的矛盾是非常尖鋭的。這樣的話如何團結羣眾？

**第二個問題。革命者可以選擇廣大羣眾，但廣大羣眾憑什麼選擇革命者？**普通羣眾的覺悟肯定是不如革命者的，你和他做思想工作的時候能不能説“跟億萬民眾起來幹革命是唯一有可能取得徹底革命勝利的路線，所以跟我一起幹革命吧”？這種思想工作能做動多少普通羣眾？

中國的革命者開創了三循環的複合型戰略， 一舉解決了上述兩個問題。

首先是認識到中國人內部的矛盾非常激烈這件事本身就是發動羣眾的有利因素。既然生存資源稀缺而又分配高度不公，

如果能從既得利益者那裏擠出大量的利益交給普通羣眾，就能在短時間內調動羣眾的極大積極性。這個時候再配合上堅定理想和鋼鐵紀律下的共產黨人的帶頭奉獻乃至犧牲的榜樣力量，羣眾就可能會覺得這幫人不是常人，重新分配的事或許真能做成。 那麼革命之火就是可能被點燃的。 而嚐到了甜頭並看到了希望的廣大羣眾被動員起來之後，和極少數既得利益者的鬥爭力量又會大大增強，從而使鬥爭更加得心應手。 如此則容易建立起動員羣眾與鬥爭敵人的循環。有了這個循環，革命之火就有機會燒大。

但到這一步還遠遠不夠， 因為中國社會還存在着廣泛複雜的中間人羣。如果不能控制好循環的力度，鬥爭就可能過激從而導致革命工作的嚴重損失。 這個時候就需要搭配上統戰工作以形成三循環。

統戰的對象是什麼？就是不能動員而又不該作為打擊對象的人。 不該作為打擊對象好理解，不能動員的標準是什麼？我認為就是不能融入我前面提過的軍政動員體系。當然了，很多時候統戰人員與被鬥爭的敵人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比如經常會以鬥爭促轉化， 把他們轉化為可統戰的人員甚至是可動員的羣眾（想想對國民黨俘虜的轉化）。關於統戰下文還會再分析。

三循環的機制是什麼？就是在動員羣眾與鬥爭敵人這兩個環節間循環的基礎上再加入統戰工作這個既能催化又能抑制還能被催化的第三個環節。 中間的統戰工作做好了，打擊一小撮敵人的力度會更大，更有利於實現從打擊一小撮敵人中獲得動員羣眾所需的紅利 （這是統戰環節在催化循環）；統戰工作劃出一部分人列為朋友，則循環的激烈程度就能控制住不會太高（這是統戰環節在抑制循環）； 打擊一小撮敵人的工作做好了，則容易誘發一部分反動立場不堅定的前反動人員轉化為可以統戰的人羣（這是統戰環節自身被催化）；發動羣眾的工作做好了，很多被統戰的中間派會覺得革命大勢浩浩蕩蕩不可逆轉，也可能被轉化為可動員的羣眾（這是統戰環節從另一個方向在催化循環同時自己也被催化），等等。

當動員羣眾，統戰工作，鬥爭敵人的三循環實現以後，革命之火就可能呈現可控的燎原之勢。

**要實現這種三循環，首先在思想觀念上要破除簡單思維尤其是分類時的簡單思維（比如正邪二分法）。 你要分清什麼是敵，什麼是同志，什麼是友（有待統戰的中間人士）。**再稍微複雜一點，這三個類型相鄰之間還夾雜着兩個過渡類型。 如果對中間類型再根據轉化難度分為易轉化，極難轉化和通過鬥爭可以轉化的亞型，那類型又大大增多了。

上面的道理不難理解， 但在現實中要貫徹卻很難。 比如大家能明顯發現一些西方國家常常陷入到了極為死板的正邪二分法中， 或者可以多分類型但不容易接受類型的轉化。這是他們腦子笨嗎？我不這麼認為， 因為這種死板情況反映的是羣體策略而不是個體策略。

個體當然是可以很靈活的， 但是羣體要具備複雜的集體性分析和行動能力那就難了。如果陣營類型搞複雜了再加上劇烈的時變性，不要説對外博弈，自己內部可能就先搞亂了。

中國革命者能夠讓羣體思維變得如此豐富有層次有靈活性， 我認為本質上是因為有革命精英的領導。這件事很大程度上要靠頂層設計基礎上的（根據實驗效果）不斷調整，本質上是一種科學家或工程師思維。要從頂層確立這樣的思維方式並帶動集體遵循這樣的邏輯，過程也是曲折的，中間為了糾正各種簡單思維人士（包括基於階級立場的和基於民族主義立場）的拖累也是付出了很多艱辛努力的。

動員羣眾，統戰工作，鬥爭敵人組成的複合性戰略一直到現在也常被使用。當然了，由於環境變化，具體措施也不一樣了。比如在動員方面有時只需要動員一部分黨組織和羣眾輿論，在打擊方面往往不搞肉體消滅而且優先考慮以鬥爭促轉化，等等。但內核思想是一樣的，比如被打擊者被打擊之時總是一小撮（雖然曾經一度看起來很強大），比如一邊打擊一邊強力統戰，等等。大家可以體會一下。

中國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十二    中國革命者具有極為優秀的統戰工作能力

前面已經講了統戰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要做好統戰工作可不容易。**這裏至少有兩個方面的棘手問題。第一個方面是統戰範圍劃分的寬嚴。**範圍太寬則統戰的對象太多太亂，可能會導致干擾你決策或者滲透影響你核心隊伍的成分； 範圍劃分太嚴了，統戰的對象太少，統戰的目的又達不到。另一個方面是政策上的穩與變。 統戰對象的性質是可能隨着時局的變化而發展的。如果你統戰的政策變化過快，那統戰對象不容易安心被你統戰；但如果你統戰的政策變化過於遲緩，那有可能又跟不上環境變化導致的統戰對象性質的變化。

我們看一下中國近代革命的情況。 一開始的時候感覺共產黨的統戰工作還是不錯的，他們統戰到了國民黨，搞起了國共合作，反對軍閥的事業欣欣向榮。但很快共產黨人就受到了血淋淋的教育。 這一次統戰工作顯然沒有搞好，低估了不可統戰者的兇殘程度，而自己一方的表現在關鍵時刻是太鬆太軟了。另一方面，在土地革命時期各根據地又存在很多鬥爭過於激烈甚至對自家同志都手段過激的問題。統戰工作搞得過緊過嚴了。當然我們可以理解很多革命同志在大革命失敗之後對階級敵人的高度不信任和憎恨， 但這麼走下去對革命發展也是極為不利的。

經過一次過寬一次過嚴的統戰失誤之後， 從抗日戰爭時期開始革命者的統戰工作大體上就步入正軌了。 那麼這一套統戰戰略的核心是什麼？我認為是三個要素：強大的剛性內核， 廣闊的統戰外圍，毫不動搖地圍繞主要矛盾搞統戰。

強大的剛性內核，指的是要先把革命的核心力量即共產黨這個先鋒隊打造成一個正確思想指導的有鐵的紀律和嚴格政治規矩的團體， 這樣才能使得外圍的各種滲透性腐蝕性的力量難以損害你的內核或者誤導你的決策。 而有了強大的剛性內核後你就有了相當大的擴充統戰範圍的餘地。 即使範圍廣一點也不容易產生顛覆性的錯誤。“毫不動搖地圍繞主要矛盾搞統戰” 則保證了根據局勢的變化而及時調整統戰政策或者保持其長期穩定。 要做到這一點又需要一個強大的內核，在需要長期懷柔時能統一內部認識維持戰略定力，在需要急劇調整時又能快速轉向。

我們還是看一下革命者的經歷。在抗日戰爭期間，有兩件事是同時發生的。一件就是共產黨隊伍的整合達到空前高度，標誌為整風運動和毛澤東思想的確立，這個就是打造剛性內核。而與此同時黨的統戰範圍之廣力度之大也是之前罕見的。以前視為階級敵人的地主也是統戰的對象， 有抗日之心的土匪，有馬列之心的日本兵，有中立之意的軍閥也可以統戰進來。 甚至一開始脱下紅軍帽與和自己有血海深仇的國民黨搞合作，這本身也是一次讓很多紅軍想不通的統戰。 這兩件事情要同時推進，任何一條偏廢則工作都很難做好。

“毫不動搖地圍繞主要矛盾搞統戰”又體現在什麼方面呢？就以地主為例。抗日戰爭期間他們不是鬥爭的對象但一到解放戰爭就很快轉化為鬥爭對象，這是因為中國革命在不同階段的性質任務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這樣的案例還有很多。比如西藏工作就是這樣。一開始的統戰，從革命理想乃至普通人的道德角度看都是很難令人接受的， 因為你統戰的是殘暴的奴隸主啊。 但那個時候的主要矛盾是中國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面臨的極為嚴峻的邊疆民族問題。 先解決這個問題再考慮其他， 因此這時使用了極為柔性的統戰策略。 但等到國內的政治經濟安全大局已經鞏固，等到青藏川藏新藏公路已經修好，等到軍政人員已經入藏好幾年摸清了很多情況，等到解放軍在藏人普通百姓中已經有了一定的威望， 那就可以迅速改變統戰政策搞土地和民主改革了。

以這三要素為核心的統戰原則一直被傳承至今並廣泛使用，這是中國統戰水平獨步全球的根源。

中國革命的主要成就

在分析完了中國革命的困難性和革命勝利之路的特殊性後，下面分析一下中國革命的主要成就。

（一）中國革命的第一項成就   中國人民自救運動取得了偉大勝利

自救是一個比較籠統的詞。仔細考慮的話，它主要分為下面幾個目標。

一，建立強大的政治組織和穩定的社會秩序，這是一切和平發展工作的基礎。

二，為中國從前工業社會向工業化社會轉型鋪平道路。 既包括能夠領導這件事的政治組織的建立，也包括一定的初步經濟工作經驗，還包括全社會進行必要的文化革新。

三，獲得國家的政治獨立。

四，解決自身的國防安全問題。

五，在解決好前四個目標的前提下，儘量使自己付出的代價不要太高以至於影響發展的後勁。如果這個過程中領土損失太多，或者死的人口比例太高，或者內部的族羣關係搞壞了留下長遠的仇恨， 那麼即使前面四個目標實現了，也會存在長期的隱患或者後勁不足的問題。

現在我們來分析一下，到了中國革命終點的1953年這些目標實現得怎麼樣？

第一條和第二條目標顯然實現，不用再多説了。關於獨立的第三個目標，在1949年以後，中國已經廢除了西方列強的各種不平等條約並着手徹底收繳官僚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資產，可以説把列強100多年來在中國的投資一掃而空（個別特殊窗口如香港除外）。但這裏還有一個例外，就是看上去中蘇關係好像依然是不平等的。西方的觀察者是高度懷疑北京相對於莫斯科的獨立性的，搞不好莫斯科也有一些人是類似立場。但經過驚人的朝鮮戰爭之後，頭腦清醒的人都能看出來中國取得徹底的獨立以及成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棋手這件事情已成定局。 隨後蘇聯在中國的特權遺存很快消失了， 而幾年之後中國也以中蘇分裂的最極端方式證明了自己的絕對獨立性。

關於國防安全的第四方面。由於中國革命的勝利只是中國進行大規模工業化的起點，僅僅從軍事工業極為薄弱的角度看， 要求在革命勝利之時就解決國防安全問題是不現實的。 但是共和國作為統一大國的建立本身就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自衞能力。 在此基礎上又打出了震驚世界的朝鮮戰爭， 並且正確地選擇了至少短期內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這將中國的國防安全程度再提高一個檔次。 最重要的是中國贏得了可能不少於一代人的時間來追趕落後太多的軍事技術。 後來的事情大家知道，中國也確實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在最具威懾的兩彈一星領域取得了跨越性的突破，沒有辜負革命者在近代史上打下的基礎。

現在看第五方面。 中國的主要領土損失為外蒙古。可以説有遺憾但總體損失還可以接受。 不過即使是外蒙的這一相對較小的損失也在60-70年代給中國造成了極大的困擾。可以想見，如果不是中國革命後期極為快速和低代價地解決邊疆問題，後面的麻煩會有多大。在人口損失方面，抗日戰爭期間損失是比較多的，但考慮到全面抗戰爆發時中共的力量，説實話這件事共產黨也無能為力。 還好解放戰爭不僅短，而且人口損失比例頗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有重要工商業資產的大城市在這個過程中破壞程度也比較低， 這對保留髮展後勁是十分重要的。國內族羣方面，如上文曾經分析，既解決了邊疆問題又沒有釀成嚴重民族衝突，而政治的地域性也很大程度上被抹平。此外在49年到53年鞏固政權的過程中，採取了既懲辦首惡又不擴大打擊面的正確措施。到了1953年，中國的各民族之間各階層之間各地區之間團結程度已經較之民國時期有飛躍性的提高。綜上所述，可以説在第五方面中國革命者也交出了令人滿意的答卷。

我們不妨再做一下橫向比較。**近代以來的很多國家也進行了革命和內戰或者是至少力度很大的變革，但他們能夠把上面的幾個目標同時處理好嗎？**英法這些太古早的就不説了。日本和俄國在19世紀走了捷徑，搞不消滅皇權的革新，國力有很大增長，令很多中國人感到十分羨慕。但是他們革命之不徹底導致國家存在着嚴重的帶病運行問題， 特別是政治問題很大。 而這些毛病終於在20世紀上半葉最激烈的工業化總體戰中爆發出來。 最突出的是沙皇在一戰後期的各種崩潰表現以及日本在二戰前和二戰中匪夷所思的下克上亂象。 最終這兩個政權都以慘敗告終。

蘇聯崛起很快，成就也很驚人。

但由於它奪權的速度太快，根基是很不牢靠的。雖然通過驚人的治理能力穩住了局面並取得了巨大的建設成就，但帶來的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包括但不限於加盟共和國的體制設計缺陷，斯大林的大清洗和一些民族壓迫政策的深遠傷害等。 此外它運氣不好遇上了極為兇殘的德國法西斯，在二戰中青壯年損失太多，也嚴重影響了發展的後勁。

美國看起來是中國近代史這一歷史時間段內地球上最大的贏家。

但如果我們把視野再拉長一點，拉到從19世紀中期到現在的尺度上，我們同樣會看到美國南北戰爭鬥爭不徹底以及避開了亞歐大陸最激烈博弈的後果是它在國內政治體制和族羣關係方面存在着極為嚴重的缺陷。

政治方面存在着集權能力不足和常態內耗太多的問題，其實這種體制是和世界霸主身份不匹配的。當然了二戰後其硬實力優勢實在太大，因此這套不太行的體系也能讓他撐下去。而族羣關係的缺陷則更加令人遺憾。它曾有在南北戰爭解放黑奴的進步表現，但那之後大約100年都沒有解決嚴重的種族主義問題，在法理平權的很多方面比蘇聯中國還遲，到60年代外部壓力很大的時候再來解決種族問題其實已經有些晚了。

當你把日、蘇、美等中國曾經視為老師的國家的表現和中國革命的成就來比較，你就會意識到中國革命者的成功是何等偉大。

（二）中國革命的第二項成就   造就了一個異常強大的體制

近代革命鍛造出來的共產黨這個組織在體制上有很多罕見的優點。 我講講我認為最突出的兩點。

特點之一  黨組織可以長期保持低成本高效率的動員能力

這件事的體制保障我在前文特別是關於軍政關係的部分和經濟的部分已經分析了，這裏不再重複。我以前在鍵政文中將其稱之為軍政體制。

注意這裏有**三個關鍵詞：長期保持、低成本、高效率。**很多國家根本談不上高效率， 有些國家高效率和低成本無法兼得。有個別的既能低成本又能高效率，但由於副作用太大而難以長期保持。最後這個例子我心中想的是蘇聯。 蘇聯已經很厲害了，從內戰到工業化到衞國戰爭的動員也是驚人的，但缺點就是副作用太大。這個和它從一開始就沒有建立非常紮實的黨軍關係，軍政關係以及黨和農村關係等幾對關鍵關係是分不開的。 最後的結果我們也看到了，從赫魯曉夫開始蘇聯逐漸喪失了低成本高效率動員的能力， 到了勃列日涅夫晚期以後，蘇聯工人的懶散垮恐怕已經不亞於西方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這套組織體系在共和國歷史上是受到過來自左和右兩方面的挑戰的，但好在最終沒有被動搖。究其原因，我覺得歸根到底還是因為革命階段紮下的根扎得太深。 為什麼我覺得原因要追溯到革命年代？因為不管是來自左還是來自右的挑戰，最後都是老同志出手來穩住大局的，而這些老同志都是經歷過革命年代打造和運行這套組織體系的人。

再多説一句，革命年代的上述成就還只是動員力組織力發展的第一階段。後來在和平年代特別是温飽解決後的年代，中國又有重大突破，開創了常態運行和非常態動員交替出現一張一弛的模式，我在其他鍵政文有論述。軍政體制與交替模式配合之下的中國在政治和社會動員力上已經和世界其他國家拉開檔次具有代差了。

特點之二   黨組織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而同時又沒有脱離人民

黨領導一切，全黨服從中央，中央來自幹部團。 軍政風格的幹部團培養機制是：從年輕時候就投身，一旦離開很難重返，半路加入很難高升（除非有大功）。任勞任怨，高度服從。要往高處走則各種考驗和問責壓力頗高，工作履歷往往要求比較複雜。 考核要看部門和基層意見但提拔完全決定於上級黨委。 做幹部和發財不可兼得。做高級幹部則全家都受到相當程度約束。

上面這一套機制保證黨不需要以任何特定利益集團作為權力“基本盤”或者資源提供者。 所以，任何利益集團都不是黨的對手。

用經濟手段滲透控制也基本不行，腐蝕一些人是可能的但奪權不行。 腐敗者在這一套體制中是身處險境之中的，這和很多西方國家的政經利益勾結合法化有天壤之別。此外，西方體制中只要體制不顛覆，政經勾結（中國人理解的“腐敗”）越大則往往越安全，因為這意味着權力也越大；而中國的這套體制中腐敗越大就越危險，因為這意味着對權力的威脅也越大從而越發容易招致政治權力的打擊。

上面分析的早已為事實反覆證明。 我認為這也是對”腐敗可能亡黨亡國”的正確理解。即，在黨的組織體制存在的情況下，從長期看，特定的腐敗是難以維持和坐大的（雖然新興的腐敗可能會不斷滋生）；如果腐敗要獲得根本安全，只有尋求亡黨。所以腐敗的主要威脅不是危害經濟秩序或者政治清明，而是會走向反黨反革命。反過來想，黨組織的這套體制在，靠腐敗維持利益格局的想法就沒有前途。

到這一步已經厲害了，但還不夠。歷史上有一些權力小團體也可以短期內做到這一步。 共產黨和他們的根本區別在於共產黨的幹部團是對全體人民開放的。

如果你不對人民開放，基本上就是三種結果。 第一是由於圈子過小而權力過大導致處於不穩定狀態（這類例子太多），第二是退化為利益集團共治（這類例子也多）， 第三是你能用強大的手段有力地長期維護了這個壓倒其他一切利益集團的權力小團體的地位但付出的代價是全社會的活力受到較大影響（由於對執政者水平要求很高這類例子倒是不多，乾隆時代算一個）。當然也有介於上述狀態之間的，比如普京俄國介於第二種和第三種狀態。

**共產黨通過對人民羣眾徹底開放上升通道而避開了上述三種結果。**於是不代表任何特定利益集團就成了可持續的並且是健康的。 西方政治體制的穩定基於分權制衡和責任分散轉移（比如將很多政治責任通過選舉輪換轉移給選民），中國體制的穩定基於嚴苛的政治規矩（上述軍政風格的機制）加上羣眾基礎最廣泛的幹部來源。西方體制建立起來相對容易維持也容易。 中國體制建立很難但一旦建立了維持起來其實也不難，組織自身會自我複製延續的。

所以要理解中國的政治組織模式就離不開理解特殊的革命歷程如何導致其能夠被建立。 這裏最重要的因素有兩個。第一是之前説過的中國革命的路線選擇問題。先有革命先進分子主動選擇最廣泛的人民羣眾，然後人民才選擇了共產黨。 第二個就是中國革命遭受的兩次嚴重挫敗使得大量早期的同志犧牲，能夠活到革命勝利的只佔革命隊伍的極少一部分。 這兩條決定了： 第一，中國共產黨的隊伍不可能是精英化程度比較高的。 所以對人民羣眾徹底開放上升通道便不難理解。第二，黨的隊伍在殘酷鬥爭中不可能不建立非同尋常的高標準政治規矩。上面提到的軍政風格的幹部團培養機制裏固然有些方面是建國後逐漸穩定下來的，

但這些看似要求極高在西方人看來甚至不近情理的規矩能被接受，很大程度上就是老一輩的經歷塑造了第一代經受極高標準考驗的幹部，從而為後來維持和發展高標準軍政風格的機制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