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1984年特等獎社論《就是要徹底否定“文革”》刊發的台前幕後_風聞

西方視點：

在慶祝建黨100週年的喜慶日子裏，我看到了一個值得欣喜的現象：90後、00後新時代青年們，對於中國共產黨和她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已經恢復了應有的敬仰之情！

這與10年前公知們羣魔亂舞，互聯網烏煙瘴氣，肆意攻擊領袖的景象相比，確實恍如隔世。

因此，可以説，我們對於領美國人狗糧的極右勢力的反擊，卓有成效---當然，不能忘了特朗普與新冠病毒的神助攻。

不過，與此同時，另外一股勢力---極左勢力---的捲土重來，卻讓人不得不警惕！

這些人，打着維護領袖的旗號，居然想以對“文革”一分為二的幌子行翻案之實。

而如果任由這些人興風作浪，今天來之不易的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必定遭遇非難，甚至可能毀於一旦！

因此，我認為，這篇文章來得非常及時。它是一記警鐘，可以讓我們清醒！

遊文途思 10月15日

人民日報1984年特等獎社論

《就是要徹底否定“文革”》

刊發的台前幕後

1984年4月22日晚，人民日報評論部副主任李仁臣在總編室值夜班，負責為次日的版面配評論。為當晚上版的新聞配評論，本是媒體評論員一項倚馬可待的基本功。

當時，《光明日報》報道説，杭州大學地理系在“文革”中把7名老教師打扮成“牛鬼蛇神”進行“活人展覽”，“文革”後主要策劃人不知悔改，依然頑固堅持錯誤。李仁臣覺得抓住這個典型説點話，可以配合當時正在進行的“整黨”，便提筆寫下了500字的“今日談”《就是要徹底否定“文革”》。1983年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決定“整黨”，系統地肅清“文革”的影響，從黨的組織路線、作風、紀律等方面，加速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

當時的評論部領導範榮康、錢湜辛看了這篇短文，都説談的問題相當重要，寫成“今日談”太可惜了。他們建議擴充篇幅，改寫成“本報評論員文章”。正巧，值夜班的社領導丁濟滄又收到湖南一個工廠黨委書記仍然堅持“文革”派性的報道，要求評論部配發評論。他看了李仁臣寫好的“今日談”，也建議提高評論規格，把文章做足。

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在噩夢初醒的上世紀80年代，牽動着太多中國人的情感波瀾。

“文革”，一代人的噩夢和創傷

今天的年輕人難以想象，一場自上而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竟然把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和元帥彭德懷、賀龍等一大批開國元勳迫害致死，而副主席林彪元帥狼狽出逃，攜妻兒摔死在蒙古國温都爾汗。

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市長彭真在“文革”後感慨地説：“解放前，我在國民黨監獄坐了6年牢；解放後，我在自己人的監獄裏坐了9年半牢。這是我們黨不重視法治的報應啊！”

八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文革”中全家幾乎被一網打盡。陸定一及長子陸德，陸定一夫人嚴慰冰及其母親、二妹、三妹、四妹均被捕入獄，全家總刑期達56年！陸定一被軟禁3年、監獄10年、絕食3次、批鬥八九十次。在絕境中，他清醒地意識到要活下去，必須找到釋放壓力的辦法。在秦城監獄的單身牢房裏，他經常高唱京劇《空城記》、《甘露寺》，逼迫自己開懷大笑，雖然蹲了十幾年監獄，卻未失去説話的功能。情難自已時，陸定一就大聲嘶喊：

“毛主席呀，我什麼問題也沒有呀！”

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的陶鑄，因與江青發生分歧，被當做最大的“保皇派”而打倒。專案組給晚期癌症的陶鑄兩個選擇：與妻子曾志同去合肥，與女兒陶斯亮斷絕來往，因為陶鑄的住處不能讓人知道；曾志不去合肥，可以與女兒來往，但必須與陶鑄斷絕聯繫。面對如此殘忍的選項，陶鑄經過反覆考慮後，對曾志説：

“我活不久了，你跟我去也幫不上忙，何苦再犧牲你？還是爭取和亮亮在一起吧，現在不行，將來總還可能。有你和亮亮在一起，我也放心了，我們只有她這一個女兒……”

在合肥流放地，儘管到了生命的黃昏，陶鑄還是沉着堅定地告訴專案組：

“我已經是油盡燈殘的人，他們儘可隨意給我做結論。但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有權利保留自己的意見。我相信歷史會對一切做出説明。”

到合肥43天后，陶鑄淒涼離世，骨灰也不知下落。

還有更多的普通百姓，在“文革”中遭遇了更悲涼而無聲的命運。人民日報老記者林晰在1966年8月“文革”高潮期間，奉周恩來總理之命，同衞戍區戰士一道採訪北京郊區大興縣蘆城公社新立村殺人事件。林晰回憶説：

“到達目的地已經是昏暗的傍晚時分了，只見上百名農民拿着棍棒和農具站在村口，不許我們進村。當説明來意，要求會見村長時，一位農民厲聲地吼道：‘你們是幹什麼來的？今天要是為地富翻案，你們可就是有來無回了！’

經過相當長時間交涉，我們才被允許進到村政府辦公室。此時，我發現在座的人眼睛血紅，有的人直視且發愣，雙眼充滿了敵意和殺氣。這些人的異樣，顯然是殺人殺紅了眼。”

原來，這個村在頭一天晚上，一口氣殺死了五十六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連抱在懷裏的嬰兒也未能倖免。具體作法是，召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到一間屋子裏開會（包括從天津、北京臨時召回的地富子女，他們在外面都有工作或經商），然後不分青紅皂白地用亂棍亂刀砍殺，現場一片慘叫聲。屍體統統埋在村後的沙灘地裏。

在“階級鬥爭”的煽動下，大興縣13個公社的“紅衞兵”和“貧下中農”幾天內集體處死“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其中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家被殺絕户。後來據遇羅文調查，一對祖孫倆被揚土活埋時，懷中的小孫孫抱怨説：

“奶奶，迷眼。”

無望的老人安慰説：

“一會兒就不迷了……”

這是慘絕人寰、天地凝固的一刻。蒼天有眼，也是欲哭無淚。當晚林晰回到衞戍區，執筆寫出一份調查報告，立即報送中央。但調查報告交上去後未曾聽到處理此事的下文。

他們當時所不知道的是，公安部部長謝富治聽完彙報，輕描淡寫地表態説：

“殺了就殺了。不要追究了。沒有被殺的，就不要殺了。”

作為記者，林晰只能暗暗感嘆媒體的無力和悲哀：

“大興縣發生的這件事，在整個‘文革’中以及粉碎‘四人幫’之後毫無下文。在那個極‘左’的時代，也無人敢於提出來查個水落石出。然而，這件事卻深深埋在我的心頭！”

1978年歲末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以丙辰清明節事件為背景的話劇《於無聲處》進京演出。編劇宗福先多年後還記得，劇組成員在北京街頭購物，被一位中年婦女認出，對方相見無言只是淚流滿面。劇組上車她也上車，劇組下車她也下車，問她有什麼心事，她卻什麼也不説，只是一路哭，哭到後來她走了。

“我不知道她在‘文革’中遭遇了什麼，跟我們戲裏面的主人公有什麼相同的命運，就這些事是讓我永生難忘的。”

北京市民在火車站迎接《於無聲處》劇組

否定“文革”在體制內有高度共識

粉碎“四人幫”後，葉劍英元帥曾經沉痛地説過：

“文化大革命死了兩千萬人，整了一億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轉引自《往事——1966寫真》，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1980年，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問鄧小平，中國“文化大革命”到底死了多少人，鄧小平回答：

“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闊。總之，人死了很多。”

連温文爾雅的政治局委員胡喬木，也悲憤地控訴説：

“在全國範圍停止了憲法和法律的作用，從國家主席到所有公民的人身自由沒有了，抄家、抓人、打人、鬥爭。這件事一定要講，憲法和法律廢除了，這是大事變，是不能容許的，一定要大書特書！侵犯了公民的權利，侵犯了黨員的權利，黨員停止組織生活，在羣眾中公開宣傳多數服從少數。所有這些事情，説明‘文化大革命’是怎樣荒謬絕倫，怎樣叫人沒法在這個社會中生活了。”（胡喬木：《對“文化大革命”要作出從歷史到邏輯的總結》，《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90頁）

這是劫後餘生的共產黨領導人對歷史的沉痛反思。這樣的政治氛圍，給人民日報編輯部以深刻的影響和感召。

據李仁臣回憶，當時中央領導同志高度重視在整黨中反應出來的思想動向，胡耀邦總書記在一次內部講話中提出要徹底否定“文革”，就是針對有些人主張要對“文革”一分為二的錯誤思潮，針對在“文革”中犯有嚴重錯誤的人拒不反省、拒不認錯等問題，旗幟鮮明地提出的觀點。當時部隊的整黨首先觸及到了徹底否定“文革”這個重要的內容。

為審慎起見，李仁臣重温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原文的基礎上增加了400字，以《決議》精神為指針，對當時糾結於黨內外的這段歷史公案，寫出了一段擲地有聲的文字：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

這個結論，反映了全黨、全國人民的共同認識。對“文革”就是要徹底否定。不徹底否定“文革”的那一套“理論”、做法，就不可能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就不可能有政治上安定團結、經濟上欣欣向榮的新局面。

**黨報評論：**道出共產黨人的良知擔當

1984年4月23日，本報評論員文章《就是要徹底否定“文革”》，經總編輯李莊審定，在頭版報眼位置加框刊出，標題字體用的是超粗黑。當天早上6時30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轉播這篇評論。

附：評論全文

在我們國家的政治大舞台上，“文化大革命”這出鬧劇已經謝幕多年了。但是，在生活的一些旮旮旯旯裏，少數人有時還要掀起一點“文革”的餘波微瀾。

十多年前，杭州大學地理系曾搞過侮辱人格的“活人展覽”。七位老教師被打扮成“地主”“資產階級太太”、“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保護人”，受辱於大庭廣眾之前。這種踐踏斯文、戲弄正義的政治惡作劇，令人髮指。尤其不能容忍的是，當年進駐杭州大學地理系，參與策劃這一事件的個別人，至今仍然認為這種摧殘知識分子的做法是正確的，是“嚴格按照黨的方針政策，實事求是做耐心過細的思想工作，以政策開道，嚴禁逼供信，啓發幫助他們講清自己的問題”的。

這散發着“文革”黴味的語言，不正反映出“文革”在這些人的心目中並沒有推倒嗎？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

這個結論，反映了全黨、全國人民的共同認識。對“文革”就是要徹底否定。不徹底否定“文革”的那一套“理論”、做法，就不可能有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就不可能有政治上安定團結、經濟上欣欣向榮的新局面。這是人所共知的。

但是，在這次整黨中，一接觸到“文革”中的某些問題，有人就“剪不斷，理還亂”了。他們拐彎抹角，千方百計，肯定當時的所作所為，甚至為搞“活人展覽”以及比這更醜的惡行辯護。儘管作這種“表演”的只是極少數人，仍然值得引起我們的嚴重注意。

粉碎“四人幫”以後，對參與搞“活人展覽”之類惡行的人，除了打砸搶分子外，一般都未予查處（有些地方打砸搶分子也未查處）。這是考慮到“文革”的歷史背景，不過多地去追究個人責任，也是為了給這些犯錯誤的人一個認識錯誤、改正錯誤的時間。如果他們至今仍然堅持錯誤，有的甚至身居要職，被當作“接班人”加以培養，人們就有理由責問，這還有什麼是非呢？這樣的人究竟會是誰家的“接班人”？

這次整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列為必讀文件的。認真閲讀這個文件，對每個黨員都是必要的。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犯有嚴重錯誤，至今尚無正確認識的同志，更要認真學習，嚴肅地對照檢查，這一課必須補，來不得半點含糊。

這篇發表在人民日報頭版“報眼”位置的評論，在黨內外迅速引起極大的震動。很多在“文革”中慘遭迫害的老同志紛紛給人民日報社打來電話，稱讚這篇評論員文章説出了大家的心裏話。有老戰友提着茅台酒，敲開了社長秦川的家門。

當年6月25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發新聞《四川對黨員進行徹底否定“文革”教育》，提到四川把這篇評論員文章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等列入整黨學校材料，要求通過學習，聯繫實際討論，徹底肅清“左”的影響。

四川省委旗幟鮮明地指出：

歷史已經判明，“文革”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文革”中的兩派，都是“左”的產物，都是錯誤的，不存在哪一派正確、哪一派錯誤的問題。對“文革”是否定還是肯定，是徹底否定還是所謂一分為二，是重大的原則問題，是統一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能否進一步肅清“左”的影響，消除派性，增強黨性，加強團結，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作好核查三種人工作的關鍵。

每一個共產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對此必須作出明確回答。

人民日報以《就是要徹底否定“文革”》為開篇，發表了一系列措辭尖鋭的小評論，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深化了肅清“文革”遺風流毒的主題，在黨內外引發了強烈的共鳴。例如，李德民9月6日在另一篇本報評論員文章《根絕整人的惡習》，痛斥“文革”十年是整人的十年，有整人的氣候。“文革”結束，“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口號早已取消，四化建設成為全黨全國的中心任務。可是總有一些人，念念不忘重操整人舊業。評論呼籲：“整人不得人心，整人的惡習必須根絕。”

新中國從長期的“階級鬥爭為綱”轉入改革開放，新聞媒體搖旗吶喊，反映和凝聚黨心民心，功不可沒。如果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改革開放開山之作，那麼《就是要徹底否定“文革”》則是改革開放奠基之作。因為不否定“文革”，改革開放就如沙上聚塔，根基不牢。

1984年全國好新聞評選，這篇評論眾望所歸摘取了特等獎。李仁臣談起當年的評論，認為：

“文革”是逆革命而動，逆社會進步而動的運動。否定“文革”應該是符合黨的決議的，符合民心的，符合社會進步潮流的。 

李仁臣，復旦大學畢業，後出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現已退休

温故而知新

以徹底否定“文革”為標誌，中國從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長期的內鬥內耗，鳴笛轉入偉大的改革開放新時期。人民日報的這篇評論，在歷史的風口發出了金石之聲。

轉眼評論發表已經32年，當年鏗鏘有力的語句還在耳邊鳴響：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列為必讀文件的。****認真閲讀這個文件，對每個黨員都是必要的。**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犯有嚴重錯誤，至今尚無正確認識的同志，更要認真學習，嚴肅地對照檢查，這一課必須補，來不得半點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