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不想回農村_風聞

　　作者 |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呂德文

　　“人總有那麼一天的。”

　　父親跟我説過這句話，我沒有應答，不久他就走了，如今剛剛過了一週年的祭日。

　　父親是典型的中國農民，身上有這個名詞上面附加的堅忍、可愛，也有共同的積習，鮮活生動。他們這代人，承受了社會發展最大的陣痛，所幸最後還是抵達了一個物質豐沛的時代，就此而言，也算還有快慰。

　　時代的波折與變遷，都刻印在他們的命運裏。但這一切都隨着這代人的去世，以及記憶中的農村在風中消逝，快速成為陌生的過去。

　　但那些故事裏不僅僅是一個父親或者母親，而是所有人的來路。

　　早些年，父親在49歲的時候宣佈“退休”，過他認為的養老生活。他唯一的理由便是子女已經長大了，不用他負擔了。

　　去年除夕，父親去世後的第一個年，我和哥哥、母親三個人過（作者供圖）

　　彼時，家裏條件並不算好。我們兄弟姊妹都還在外打拼，哥哥姐姐們剛成家，但並未立業，我還在讀書，妹妹還小，初中畢業後外出務工。要説負擔，倒也還是有一點的，比如家裏之前欠的債務，我讀書的花銷——但自上高中起，就是哥哥姐姐在承擔我的學費和生活費，父債子還更是不用討論的。

　　村裏人説他“命好”，多少都有點羨慕加嫉妒的意思，他自己不負責任，卻生養了幾個懂事的子女。但是，鄉親們都認可這一行為的正義性，養兒防老天經地義。而我們做子女的，也沒什麼話好説的。小叔比父親小十歲，他在臨近六十歲的時候跟我説，他必須在六十歲之前“退休”，否則會被人笑死。

　　父親這一“壯舉”，因為我的講述而成了我們團隊認識南方宗族社會的典型案例。確實，父親的這一行為，在鄉村鉅變的過程中，顯得是如此突兀，卻也彌足珍貴。和他同齡的部分中部地區正在遭受養老危機，老年人自殺頻發，連帶着增加了中年人的生活壓力。而稍後幾年，北方一些地區也在遭遇以高價彩禮為代表的家庭危機，中年人不惜透支未來完成子女結婚這個人生任務，老年人也不得不面臨代際關係變化帶來的心靈衝擊。

　　村莊裏的荒田（作者供圖）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的中國鄉村，雖然順利實現了轉型，卻總歸是付出了一定的代價。而父親那一輩人，是這一代價的承受者。但是，他和他的大部分同輩鄉親們，卻可以安然度過晚年，算是幸事。

　　中國已是豐裕社會，物質財富極大豐富，這應該是父親那一輩人的深切感受。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鄉親們便陸續從村子裏搬到鎮裏，大哥也趕了個末尾，於十年前在鎮裏蓋了一棟房子。

　　大哥一家都在深圳生活，這其實算是父母親的養老房。父親剛搬到鎮裏時，信誓旦旦地説他就過年住一下新房，平時生活還是願意住村裏。沒成想，在新房住了一段時間以後，他卻徹底打消了回村養老的念頭。

　　小鎮一角（作者供圖）

　　因為，他發現，鎮裏生活方便，熟人也多，養老生活豐富多彩。簡單説，城鎮化並沒有打破其社會網絡，反而增強了其社會資本，連多年不來往的中學老同學也經常走動了。他在離世前幾年，身體不好，偶爾會對我回家少有意見，但日常生活卻極其豐富，精神滿足感也很強。

　　世人對快速城市化多有詬病，但誰曾想，道路通向城市，這是年輕人的夢想和歸宿。大哥僅僅是在小鎮裏建房“進城”，哪怕他們一年住不了幾天，父母親也甚覺高興，認為是子女有出息的表現，這也是其晚年幸福生活的物質和精神支持。畢竟，留在空心村裏的，差不多真是老弱病殘了。

　　村莊空心化，這些房子已經沒有人居住了（作者供圖）

　　普通人在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之間，的確難以匹配。但從家庭整體而言，卻是可以的——年輕時的精神意義，往往在於為物質富足而奮鬥；年老時的精神滿足，亦源自於子女的奮鬥和年輕時的無悔青春。

　　父親這一輩子，後半生過得有點悠閒，甚至於懶散，但前半生卻是極為奮進。他1964年初中畢業，然後就回到村小學的一個教學點做代課老師。在集體化時代，這算是一個不錯的出路。在我年長時，他常常跟我描述那一兩年的幸福時光：

　　白天上課，傍晚和凌晨去搞副業——那個教學點的生產隊為了照顧他，專門給他分了一部分松樹林，他利用課餘時間割松脂賣松油，就可以賺不少。我可以感受到，這應該是一個物質和精神都極其自由的時光，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且還有“奔頭”，社會評價還很高——我聽長輩偶爾閒談他的過往，他年輕時意氣風發，眼界很高，“調皮得很”，普通姑娘都看不上。

　　村莊裏的田地和山林都已經荒蕪（作者供圖）

　　好景不長，代課老師只當了一年多，大隊就不讓他幹了。按他的分析，爺爺是“封建大伯頭”，正受批鬥，他當然也就沒辦法在這個崗位待著了。再説了，村裏想做這事的人，可不少。回到生產隊後，立馬就碰上了修水庫。天寒地凍的，他在水裏泡了一段時間，回家就大病一場，在牀上躺了幾個月，差點死了。幸虧奶奶照料周詳，每天端粥水喂他，還有本村一箇中醫，契而不捨用藥，竟神奇般地活了過來。

　　但此後，他也就落下了風濕，身體羸弱伴隨一生。他每次和子女説起這段經歷，總會落淚。有一次我和他頂嘴，他向大姐傾訴，又邊説這事邊掉眼淚。偶然的生活事件對人生道路的鐫刻，我因此深信不疑。

　　對於個體而言，人生經歷都是由一系列的偶然和瞬間構成的，但對於國家而言，這些事件背後卻是社會工程塑造的必然。曾祖父幾兄弟在解放前苦心經營，置辦了田地和房產，並舉辦了鑄造、造紙廠，經營了幾個百貨店，算是村裏的顯貴。祖父長得人高馬大，性格頑劣，從小就是家族鬥爭中的急先鋒，並留下了“藩王”的諢名。在祖父一輩人中，他也就順其自然成了所謂的族長。

　　但在新中國成立之時，我們家族早就家道中落了，大家都是貧農和下中農。但家族大了以後，族內兄弟妯娌甚至小孩之間的糾紛，就難免轉化為鬥爭的理由，祖父是舊社會族權的象徵，甚至在新社會還習慣於對家族子弟吆三喝四主持公道，成為被批鬥的對象也就在所難免。從代課老師被逐開始，父親應該就受到祖父的影響，一直籠罩在不甘、隱忍又無奈的心緒之中。

　　非常幸運的是，他在26歲這個大齡之時娶了母親。母親一生體諒他，承擔了家務，年老時還對他照顧得無微不至。且，母親性情温和，心地善良，人緣甚好，倒也平和了父親的不甘和無奈。

　　2015年11月，父親和母親到武漢時拍下的合照（作者供圖）

　　那時，母親的親叔叔是甚有聲望的大隊長，他對祖父和父親評價都高，父親母親結婚以後，也對我們一大家照顧頗多。至少，在當時鄉親們的眼中，我們家應該不算是受欺負的對象。父親也算是擔負起了家庭責任，和大伯（其實是二伯，大伯幼時夭折）和三伯分了家，他和奶奶、小叔以及母親、大姐、大哥等過了幾年，直到二姐出生後，小叔要結婚，我們一家才和小叔分家。

　　我長大後，父親和小叔都不時會談起當年一起過日子的“日常”，他們相互之間有怨氣，都覺得自己付出的多。母親則客觀一些，説小叔也非常勤奮，會鑽營。想必，父親的負責任是實情，那麼大一家子需要打理，他是勞動主力，當然是起早貪黑。但小叔的勤勞也是有目共睹，他確實為這個大家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他們的“怨氣”，無非是源自於兩兄弟分家時的微妙而不可言説的瑣碎之事。只不過，這終歸沒有影響兄弟感情。我小時候，小叔家日子好過一些，有一年過年還抓了一隻公雞給我家。

　　父親這一代人，算是苦日子過來的，也是從大家庭裏走出來的。他們未必有多高的覺悟，為社會主義事業而奮鬥，他們或許未能體驗。但他們確實是為各自的家庭奮鬥。乃至於，我們兄弟姊妹從小到大在他那裏受到的教育是，一個人只要勤勤懇懇，總歸是會熬過苦日子的。並且，家庭合睦，量大福大，那才是家庭經營之道。

　　父親雖然在農村，卻從未在生產隊集體勞動過（除了修水庫那次），他都是自己去搞副業，然後給生產隊上交副業款。因此，雖然辛苦，他的日子在當時也不算差，關鍵是生活有自主性，勞動可以自己安排。以至於分田到户以後，他很興奮，拉了滿拖拉機的化肥往責任田裏倒，結果把禾苗燒死了——他根本就不會種田。在我的兒時記憶裏，我們家的禾苗很可能是要比別家長得差，尤其要比鄰居老農五叔公家的低產。

　　他搞副業倒是得心應手。所謂副業，就是靠山吃山。改革開放後，他是村裏第一批做木材生意的人。他請人砍樹、鋸成木板、運輸，賣到臨近的廣東市場上。

　　村莊裏的山林，村民們靠山吃山做副業（作者供圖）

　　客觀上，木材生意的利潤主要源自於灰色利益，比如，少批多砍。並且，木材是有專營管理的，但廣東市場的收購價比福建的高，他就得請拖拉機在夜高風黑的時刻偷運。他不算是有經營頭腦，也不算是有膽量的人，能夠這麼做，無非是這一灰色市場一直存在，甚至於在集體化時代就很發達。事實上，他的交易對象，很可能就是我們家在廣東的親戚，以及他長期交往結交的朋友。

　　父親的副業生涯，給了我非常多的關於農村市場的啓示。計劃經濟時代，其實也有發達的市場。一個落户到我們村的幹部家庭，男主人大家稱之為老沈，女主人大家都叫她李嫂。他們一家和村民們打成了一片，李嫂因其有文化又有膽識，變成了諸多違規幹副業的領頭人。比如，誰家有山貨運輸到廣東，她就可以組織一幫婦女半夜“挑擔”，在生產隊幹活之餘賺取額外收入。

　　而到了改革開放後，雖然市場經濟開放了，卻也是時時受到政策規制的影響。但農副產品的利潤，確實比較稀薄，無論是哪一個時代，都主要是源自於勞動力收入。比如，父親雖然是“老闆”，但其收入卻未必比那些靠勞動力賺取勞務收入的人多。

　　上世紀八十年代，算是父親的另一人生高光時刻。那時，政策放活，對經濟活動的監管也沒那麼嚴格，他算是如魚得水，開始家裏條件還算可以。甚至於，他和母親還信心滿滿地打了地基，準備好了材料，準備蓋一棟兩層的四室一廳的樓房。但臨到蓋房的時候，發現存款只夠預算的一半。

　　村莊一角，房子附近的田地和山林也無人管理，雜草叢生（作者供圖）

　　母親主張先蓋一半再説，他則不願意。結果，這棟樓房就再也沒有蓋起來。原因就在於，他和母親無論怎麼努力，都只能維持基本的家庭再生產。我們家五姊妹，兩個姐姐和哥哥是70年代生人，我和妹妹是80後，大姐小學畢業就早早出來幫襯家裏了，而其餘四姊妹都在九十年代遭遇了最貴學費——我後來從事三農研究才理解，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恰恰是中國農村普及義務教育和交通建設的高潮，哪怕是在家鄉這個山區，農民負擔也不輕。

　　上世紀九十年代，也是我們村發展的高峯期，屬於“亂山”階段，家家户户都在砍樹，將幾百年老祖宗留下的山林資源都換成了現金。因此，只要有勞動力，就可以賺足夠的錢，便可以在鎮裏蓋樓房。客觀地説，我們村因為山林資源豐富，算是小康村了——這是村書記正兒八經在村民大會上宣佈的。但父親的身體，卻不適合乾重體力活，我們家也就沒有分享這一波發展紅利。

　　今年春節期間，我們幾姊妹在清理家裏的老物件時發現，我家在1997年被評為貧困户，享受了政府1000元的幫扶。那一年，我初中畢業考試了縣一中，大哥高中畢業出來勞動了，二姐初中比我也先畢業一年也隨大姐去廈門打工了。政府扶貧雖然是雪中送炭，但家裏條件其實已經開始有了好轉，至少負擔沒那麼重了。儘管如此，我仔細回顧了一下，我們家成為貧困户，還算是合情合理，畢竟我們家算是全村最貧困的家庭之一了。

　　清理家中的老物件時發現的貧困户材料（作者供圖）

　　但是，父親也就是在哥哥姐姐們開始有勞動收入後，開始動了“退休”的念頭。他也跟隨村民發展養豬業，這個產業輕鬆，適合他，但行情並不穩定，他並沒有賺錢。但比較好的是，家裏沒有負擔，賺的是他的，賠了是哥哥姐姐們墊付，所以他的日子很是逍遙。這個逍遙日子，一直到他去世。

　　他晚年的幸福，歸根結底還是要感謝這個時代。最近十餘年來，鎮裏的工業園區建起來了，妹妹和妹夫也就可以在家門口就業。父母親從村裏搬到鎮裏後，他們的及時照顧對提升兩個老人的生活質量，不可替代。

　　父親生前總是感嘆，妹妹要比兒子還鼎力，幸虧有了妹妹和妹夫。客觀上，**當前中國老年人的養老，物質支持是一方面，但最難以解決的恐怕是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畢竟，在城鎮化的進程中，城市並非大多數農村老人養老的理想之地，哪怕是物質豐富，但城市正規生活體系無法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照料。父親晚年的幸福，源自於一系列制度支持，如未打破熟人社會的城市化、在地就業等等。

　　村莊一角（作者供圖）

　　去年九月，我陪他去醫院。那時，他身體很弱，沒辦法走路，只能推輪椅。他心血管病多年，現在回想起來，其實他那個時候已經有心力衰竭的症狀了，只是我不太懂，未曾注意而已。我還想着帶他到處走走。甚至於，我們還約好，國慶期間請他來武漢小住一段時間，看看他子女的生活狀況。

　　回想起來，我陪他住院的那幾天，他有次坐在病牀上，跟我輕聲説：人總有那麼一天的。我知道他的意思，但我沒接話，覺得還很遠。沒成想，國慶期間因身體不適沒來成武漢，國慶過後不久，他就突然走了。

　　父親走了過後，我問母親和妹妹，生前他留下什麼交代沒？母親説，沒有，沒有任何遺言。看來，他未曾留下遺憾。

　　父親是一個極其普通的農民，生前，我和他交流不多。但他卻是我體驗人生，理解中國鄉村變化的源泉。我性情閒散，偶爾不思進取，師長朋友們總會從我的父親找根源。我們父子倆，生前對話不多，也未曾有過深度感情交流，甚至於我一度在很長時間裏不太能接受其生活方式。但最後，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卻還是有他的影子。

　　他去世一年來，總有一副畫面縈繞在我腦海裏。畫面中，他悠悠地走着路，微笑着對回到老家的我説：阿文，你回來啦？

　　懷念父親，祭奠終將逝去的鄉村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