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紐約要建毒品安全注射場所，這個爭議並不新鮮_風聞

Insite，北美第一個合法監管的注射場所，位於温哥華。

文：紐約華人資訊網主筆 詹涓

近日，紐約市長白思豪提出要推進一項長期擱置的計劃——在紐約開設有監管的毒品安全注射場所，這在紐約乃至全美國引起了軒然大波。 

很多人應該都看過一個關於費城街頭的視頻。在這個視頻中，人們有如殭屍，行動呆滯，而街景蕭條骯髒，整個街區完全喪失了生命力。

這是美國或者費城日常的景象嗎？也對也不對。視頻拍攝的地點位於費城的肯辛頓，它以其海洛因問題而聞名，肯辛頓在1950年代經歷了非工業化，從一個藍領工廠社區變成了一個充斥着毒品的角落。隨着城市財政投資的減少，毒品市場填補了經濟缺口。現在，肯辛頓被稱為“海洛因的沃爾瑪”，全國各地甚至其他國家的人都來這裏尋找最便宜、最有效的毒品。據當地警察局稱，目前肯辛頓有80多個角落設有露天毒品交易市場。可以説，肯辛頓將美國的毒品問題以一種尖鋭而又畸形的方式拋到了光天化日之下。

與毒品相伴而來的是因吸食過量而導致的死亡。自1994年以來，當地的吸毒過量率已經開始直線上升，近幾年強效鎮痛藥芬太尼摻雜進毒品，進一步加劇了毒品危機。從2018-2020年，費城有超過3500人死於吸毒過量，而這與美國的整體趨勢是一致的：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的最新統計稱，2020年報告的藥物過量死亡人數為8.8萬人，比前一年增加了27%。

設置“安全注射場所”的想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美國已經進行了半個世紀的毒品戰爭，但毒品仍然屢禁不止；如果徹底禁毒的任務無法一蹴而就，那能不能退半步，提供一個受監管的注射點，在吸毒者吸食過量後給予搶救，先救人命，再幫人戒毒呢？

費城差一點就批准了建立這類場所的提案，但在2019年被聯邦政府叫停；到了今年7月，羅德島醫學協會（Rhode Island Medical Society）的推動下，羅德島州成為美國第一個授權在全州範圍內使用安全注射場所的州。該州將創建一個為期兩年的試點項目，允許人們在醫療監督下使用非法藥物。這些中心還將提供健康檢查、針頭交換和康復支持。

這個試點項目被一些媒體譏諷為“官方營業”、“官營大煙館”，暗示美國政府支持吸毒。但這並不是事實，首先，聯邦法律仍然規定使用非處方阿片類藥物和阿片類藥物屬於非法行為，因此安全注射場所的資金將由私人資助的非營利組織提供，相關設施中並不提供毒品；其次，在真正將想法化為現實前，該州仍然面臨許多現實的挑戰，包括該州衞生部門需要在2022年3月之前制定相關法規，然後各市和郡必須投票批准其所在地區的中心，此外還需要讓警方合作，説服聯邦政府支持——任何一方反對都有可能讓法案胎死腹中。

作為一項健康政策，允許某人在護士的監督下注射疫苗的想法可能看起來違反直覺，但監督注射地點並不是一個新想法。這個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荷蘭。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歐洲其他地方的一些安全注射場所已經運營了幾十年。大約有120個這樣的機構在十幾個國家運作，隨着全球吸毒導致的艾滋病感染上升，越來越多的機構在不斷開放。

迄今為止，這些中心從未出現過服藥過量死亡的報告，幾乎所有的科學證據都表明，它們減少了吸毒過量死亡、艾滋病毒感染率、降低了周邊社區犯罪率，緩解了急診室的壓力。例如，歐洲毒品和毒品成癮監測中心最近的一份報告審查了30年的研究，發現這些場所鼓勵吸毒者接受毒品治療，並沒有增加犯罪。

當然，無論在哪裏，安全注射場所都是一個極具爭議的想法。一些在毒品戰爭中身處第一線的執法人員認為這是繳械投降，很多批評者認為這會助長毒品使用，安全注射站點附近的社區則認為這將令毒品和毒販滲透到自己的街區。安全注射場所並不完美，但對於吸毒這樣一個錯綜複雜的社會問題，也很難有完美的解決方案。

什麼是“安全注射場所”

加拿大蒙特利爾的一家安全注射場所。

在肯辛頓，幾乎每個街區都可以看到警察和緊急醫療隊隨時待命，搶救吸食海洛因過量的吸毒者。

幾十年來，吸毒已經成為肯辛頓許多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死亡人數從未像過去五年那麼高。

原因跟濫用處方藥止痛劑和強效麻醉劑芬太尼的出現有關。在注射海洛因的年輕人中，近一半的人都是從濫用處方藥開始的。然後他們轉向了更便宜、更容易獲得的替代品。從藥物到針頭的轉變意味着，自2010年以來，美國死於海洛因的人數增加了五倍。由於人們過量服用含有芬太尼的海洛因，死亡人數還在繼續攀升。芬太尼是一種合成阿片類物質，使海洛因的效力更強，因而更致命。在肯辛頓，每天街頭都會出現兩三起藥物過量。

這就是安全注射場所的由來。在全球120多個受監管的注射點，通常情況下，吸毒者帶着他們自己的毒品來，而注射場所給他們乾淨的針頭和一個乾淨、安全的空間。訓練有素的志願者監督它們，以確保他們不會過量服用。如果過量，他們會提供氧氣面罩和解毒劑納洛酮。

吸毒者在安全注射中心監管下使用毒品。

2014年對這些場所的75項研究的審查表明，它們緩解了急診室和衞生診所的壓力，降低了毒品使用率，降低了艾滋病毒感染率（使用者共用針頭時導致），清潔了社區（減少了散落在操場上的針頭），減少了人們在露天眾目睽睽之下使用毒品所帶來的不良影響，而且並沒有發現增加犯罪或毒品使用。

根據美國醫學協會的簡報：“數據本身就説明，受監督的注射場所能有效地處理健康緊急情況，並幫助防止某些與毒品相關的傷害或死亡。”

但也有些人援引來自英國南威爾士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Wales）的犯罪學家在2018年8月份發表於《國際毒品政策雜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的一篇研究綜述，聲稱監督注射的證據並不像之前認為的那麼有力——問題在於，這是一篇已經被撤稿的文章。

英國哥倫比亞物質使用研究中心（British Columbia Centre on Substance Use）的流行病學家M-J·米洛伊（M-J Milloy）是《國際藥物政策雜誌》的副主編，米洛伊表示，在他看來，這份報告並沒有很好地反映證據，由於“方法上的缺陷”，這篇文章將1058項研究縮減到只有8項，認為大多數研究沒有包括對照組，或者存在其他設計缺陷。米洛伊指出，從倫理上考慮，這類研究通常很難建立對照組，隨機對照試驗意味着將吸毒者樣本分成兩組，一組可以獲得及時搶救，另一組不能，而拒絕為一些人提供可能挽救生命的服務是不道德的。

加拿大的模型

關於監督注射部位的影響的現有研究大多來自兩個地方：澳大利亞悉尼的醫療監督注射中心和温哥華的Insite，公共衞生官員已經運營和研究了15年。

加拿大的安全注射中心Insite。

自1996年以來，早在Insite之前，研究人員就跟蹤了1500名活躍的吸毒者，這是北美最大的長期吸毒者研究之一。然後他們在Insite招募了1050人，並對他們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跟蹤調查。

自2003年啓用以來，該設施已經監督了360多萬次注射，應對了6000多次過量注射。沒有人死在那裏。

米洛伊是Insite研究小組的一員，他説，這表明了監督注射的好處。這項研究是觀察性的，來自獨特的數據集。

在Insite，他們沒有發現所謂的“蜜罐效應”的跡象，這意味着它沒有增加或鼓勵藥物使用。

在發表在《柳葉刀》雜誌上的一項研究中，米洛伊和其他研究人員發現，在吸毒現場及其周邊地區，致命吸毒過量率急劇下降。來自米洛伊的研究小組和當地衞生部的額外評估發現，Insite在最初三到四年的運營中避免了大約50例死亡；人們不太可能從事導致艾滋病毒感染的行為；而且，與不使用Insite的人相比，使用Insite的人更有可能開始戒毒和接受美沙酮等治療。

“這在人們看來可能很奇怪。你知道，你給人們一個更安全、更乾淨、更温暖的地方進行注射，他們最終會接受成癮治療，”米洛伊説。“在這裏，他們可以獲得醫療保健，在這裏，他們接觸到的日益有毒的藥物供應可以得到有效的管理和緩解。”

對於在現場工作的人來説，監管注射設施的價值超越了關於死亡或犯罪統計數據的爭論，因為它提供了吸毒者以前可能沒有經歷過的東西：一個不帶偏見的地方，接受吸毒者的真實身份。

Insite開業時同樣在加拿大引起了爭議。有人擔心它會增加犯罪率，但這並沒有得到證實。一個顯而易見的變化是，在Insite開業後的三個月內，公開丟棄的注射器和注射相關垃圾的數量減少了大約一半。一項研究表明，在運營五年後，當地企業的支持率為70% ，當地居民的支持達78%。

葡萄牙的成功試驗

在歐洲，葡萄牙進行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試驗：它在2001年將使用所有毒品，包括海洛因和可卡因非罪化，併發起了一項重大的公共衞生運動來解決吸毒問題。自那時以來，在葡萄牙，吸毒成癮更多地被視為一種醫學挑戰，而不是刑事司法問題。

葡萄牙沒有改變關於毒品販運的法律：毒販仍然要坐牢。它並沒有使吸毒合法化，而是使購買或持有少量毒品（最多10天的供應量）不再是犯罪，而是行政犯罪，就像交通罰單一樣。

對於特定羣體，葡萄牙衞生部派遣工作人員到毒品最猖獗的社區分發針頭，讓吸毒能夠在一個安全、受監督的環境裏使用毒品。葡萄牙最初因其實驗而受到世界各地的指責，認為這是反毒品戰爭中的一個薄弱環節，但今天它被譽為一個典範。

2001年，葡萄牙的毒品死亡率與歐盟平均水平非常相似。改革後葡萄牙的死亡率開始下降，雖然從2015/6年後反彈，但葡萄牙的毒品死亡率仍然是歐盟中最低的：15-64 歲人口每百萬人中有 6 人死亡，而歐盟的平均水平為每百萬人 23.7 人（2019 年）。

在過去的20年裏，葡萄牙的毒品使用水平一直低於歐洲平均水平。年輕人的情況尤其如此：葡萄牙在歐洲 15-34 歲之間的人羣中使用率最低。

總的來説，有證據表明，自從葡萄牙改變做法以來，毒品使用穩定或下降，特別是海洛因。民意調查顯示，自毒品合法化以來，15歲至24歲的年輕人中使用過毒品的比例下降了近一半。

非犯罪化也使防治傳染病和治療藥物過量更容易。在美國，當朋友服藥過量時，人們有時會因為擔心被捕而不願撥打911；這在葡萄牙不存在風險。1999年，葡萄牙與毒品有關的艾滋病發病率在歐盟是最高的；自那以後，由於注射而導致的艾滋病毒診斷下降了90%以上，葡萄牙不再是歐洲的艾滋病高發國家。

並不完美

費城肯辛頓的抗議者們集會反對建立安全注射中心。

在美國至少有十幾個城市提出過開設安全注射站點的想法，但均遭到了美國司法部的訴訟（或訴訟威脅）、市議會和公民團體的反對。

反對者認為，這些計劃助長了毒品的使用，並且可能會將更多毒販子引入社區，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一項研究發現，在安全注射地點已經運行了幾十年的國家，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但研究並不等於現實，人們確實無法確認，在羅德島或者費城會不會出現相反的情況。

但通過安全注射站點減少危害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總有些人會在面臨壓力、疼痛和精神疾病時尋求使用毒品，而且許多人會上癮。它還建立在接受一個事實的基礎上，即非法毒品的製造、走私和銷售不會很快停止——事實上，儘管美國進行了半個世紀的毒品戰爭，毒品的可獲得性並沒有減少。

安全注射地點本身並不是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在美國藥物成癮體現了更為複雜的社會問題：身處美國老工業區的人們看不到希望，尋求麻醉；醫療體系昂貴而又分裂，導致患慢性疼痛的人們使用處方類止痛藥進行自我醫療並逐漸上癮；即使人們接受了海洛因成癮治療，但它的復吸率為40-60%，無家可歸、孤立無援、找不到食物或住所，他們仍將繼續掙扎。因此，我們的國家需要通過提供更多的藥物治療和諮詢選擇、幫助提供藥物援助和其他循證護理來緩解危機。

上世紀90年代初，當艾滋病瘟疫席捲美國時，倡導組織向高危社區提供乾淨的注射器和避孕套，這種舉措也曾被認為過於激進，似乎等同於鼓勵吸毒和濫交，但它也成了解決艾滋病的重要工具。安全注射場所也許在這方面意義類似：畢竟人活着還有希望，死人就再也沒有戒毒的可能了。

《紐約時間》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