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來：今天的農村還可能產生士紳嗎？_風聞

轉自北京報紙《新京報》的官方網站中如下這個地址的網頁：

https://www.bjnews.com.cn/culture/2019/05/13/578380.html；阿來是著名的“茅盾文學獎”和“魯迅文學獎”的“雙料獲獎者”，其所著的長篇小説《塵埃落定》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中篇小説《蘑菇圈》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

    **摘要：**直到今天，中國還面臨着這種現代性的挑戰。農民的小規模生產，無法與美國大規模生產的農產品抗衡。……中國有一種士紳傳統。鄉下的地主擁有很多田地，除了種糧食、收租，還有維繫鄉村道德、鄉村教育的責任。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是在鄉下家裏接受教育。比如蘇軾，家道殷實，有很好的田地，又開闢了水渠，不光解決了自家農田灌溉的問題，還惠及鄉里。同時在家裏辦私塾，旁邊的村莊裏不太有錢的人家也到蘇家上學。還有明代的楊慎，他的父親在朝廷官至宰相，卻沒有把他遷到京城去學習，而是留在四川老家成都的新都縣。中國古代主要的文化教育都是在地方上完成的。……一般的地主不能稱為“紳”，只有在道德、教育上對自己有要求的才能叫“紳”。但他們還不能稱作“士”。“士”指知識分子，他們在鄉村受到良好的教育，……“紳”還有可能在中國鄉村裏重現嗎？阿來認為有可能，因為現在已經有精英重返鄉村，帶回了經驗、技術。比如他們可以把土地流轉發揮得更加極致，把全村的土地都集中起來，進行對應市場的大宗生產。但是，現在的精英可能唯利是圖，意識不到文化和教育的重要性。

    新京報記者 瀋河西  實習生 劉雨晴

    在中華文明悠久的歷史中，鄉村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近代以來，鄉村受到現代化的巨大沖擊，存在感越來越低。中國要成為現代化強國，發展鄉村必不可少。重建中國鄉村，我們還需要走多遠？5月10日，在山西汾陽舉辦的首屆“呂梁文學季”上，著名作家阿來以《鄉村重建與士紳傳統》為題，給出了自己的回答。

從江村看中國：今天如何重建鄉村？

   阿來首先提出，鄉村重建在當今中國是一個重要問題。從工業、服務業、城市發展等外在指標來看，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要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強國，中國還需要完成鄉村的重建。和美國、歐洲等地相比，中國的鄉村還存在很大差距。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農村的經濟形態是自給自足的，除了少量必需品，多數情況下不與外界發生實質性的交流，生產出的大部分農產品是供自己消費的。但和全球化接軌後，西方工業品進入，它們是機械化生產的，價格低廉，質量穩定，衝擊了中國鄉村的手工生產。費孝通的《江村經濟》就描述了這一過程：當時中國最富裕的長三角地區的江村，在西方機織棉布進入中國後，受到了很大沖擊。從那時起，中國的農村無法再堅持原來的生產方式。新的生產方式徹底改變了農民與土地的關係。以豐收的觀念為例，過去多生產出東西就叫豐收；但現在農民生產的東西大部分要提供到市場中，豐收與否要受到定價機制的影響。

《江村經濟》，費孝通 著，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阿來認為，直到今天，中國還面臨着這種現代性的挑戰。農民的小規模生產，無法與美國大規模生產的農產品抗衡。因此，今天的鄉村建設最重要的是解決土地制度和規模化生產。現在農民有一種“土地流轉”的機制，即出讓土地的使用權，使其集中在少數人手裏，仿造美國農業生產的方式。

   然而，現在的鄉村重建都是由政府推動，農民缺少內生動力。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重新進行生產方式的組織。比如梁漱溟的鄒平鄉村實驗，提出要改變農村，組織農民學文化，改善生產品質，組織各種各樣的合作社。

今天的農村還可能產生士紳嗎？

   阿來指出，中國有一種士紳傳統。鄉下的地主擁有很多田地，除了種糧食、收租，還有維繫鄉村道德、鄉村教育的責任。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是在鄉下家裏接受教育。比如蘇軾，家道殷實，有很好的田地，又開闢了水渠，不光解決了自家農田灌溉的問題，還惠及鄉里。同時在家裏辦私塾，旁邊的村莊裏不太有錢的人家也到蘇家上學。還有明代的楊慎，他的父親在朝廷官至宰相，卻沒有把他遷到京城去學習，而是留在四川老家成都的新都縣。中國古代主要的文化教育都是在地方上完成的。

   **阿來從字形的角度解釋了“紳”的含義。“紳”字原義是穿衣要束帶，表面的意思是説要衣冠整齊，引申出來就有基本的道德、文化要求約束自己的意思。因此，一般的地主不能稱為“紳”，只有在道德、教育上對自己有要求的才能叫“紳”。但他們還不能稱作“士”。“士”指知識分子，他們在鄉村受到良好的教育，之後能夠治國平天下。蘇軾到京城參加科舉考試，考的是策論，給皇帝提關於生產、税收、邊防等方面的建議。**這才是知識分子核心的東西。

蘇軾畫像

    “士”現在已經消失，那麼**“紳”還有可能在中國鄉村裏重現嗎？阿來認為有可能，因為現在已經有精英重返鄉村，帶回了經驗、技術。比如他們可以把土地流轉發揮得更加極致，把全村的土地都集中起來，進行對應市場的大宗生產。但是，現在的精英可能唯利是圖，意識不到文化和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今天的全面、專業、系統的多學科教育和古代對士的教育不同，不可能在傳統的私塾裏完成，而必須藉助現代的新的教育體系。鄉村教育幾乎不可能重現。但當接受了良好教育的人返回鄉村、經營鄉村時，“紳”才能留存下來。阿來呼籲，借鑑這些鄉村重建的經驗，結合外面學到的知識、積累的資本，以及今天的土地流轉制度，進行規模化、外向性的農村經營。**

清代私塾

文學家能為鄉村重建做些什麼？

    阿來認為，今天關於農村、農民的文學，有足夠的力量來書寫歷史波動及其對農民所造成的苦難和農村所遭遇的經濟、教育、道德的倒退。但這不代表文學上的成功。中國是後發展國家，中國正在經歷的事情，先發展的國家已經經歷過了，因此文學書寫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中國書寫鄉村的人應該關心這些經驗。

    他舉出美國作家斯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對經濟大蕭條時期美國中西部農場破產的反映。又比如墨西哥作家胡安·魯爾福的《燃燒的原野》，寫墨西哥鄉村破產的農民進入城市，有的走上反抗的道路，參加游擊隊。作者用了傳統、乾淨的方式來刻畫。他還有一部《佩德羅・巴拉莫》，主人公在墨西哥城裏長大，臨死前他媽媽讓他回老家找父親巴拉莫。巴拉莫是鄉下的一個惡霸地主，不僅霸佔田地，還玷污村裏很多漂亮少女，主人公媽媽也是其中之一。當他走到山路上，碰見一個趕毛驢的人，問起巴拉莫，那個人説也是他的父親。作者用巧妙的方法寫出了巴拉莫霸佔民女的事。等主人公到了村子，發現村子全倒塌了，人也走光了。結果太陽一落山，村子裏的死人和鬼就出現了。鬼魂在村子裏構成了一個世界。作者藉此巧妙地寫出了墨西哥鄉村的破敗。

墨西哥作家胡安·魯爾福及其代表作《佩德羅・巴拉莫》

    阿來認為，今天很多作家在書寫鄉村時，還在按照自己對鄉村的某種想象，而不是真正地面對今天鄉村所面臨的全球化的挑戰，並在此格局中觀察鄉村的問題，思考鄉村的出路。文學家要很好地書寫鄉村，僅僅到一個村裏，熟悉一下週圍的人物，觀察他們的言行舉止、語言方式、情感反應模式是不夠的。要認識到今天的鄉村和農民，面臨的不是單獨的一村一個問題，而是具有普遍性、國際性的問題。

阿來在演講現場

    新京報記者 瀋河西 實習生 劉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