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著名高中多名亞裔學生自殺，專家認為高危學生比例“高於對這種規模學校的預期”_風聞

10月31日，據Daily Post報道，22歲華裔少年Tone Yao Lee（李堂耀，音譯）多年來一直與抑鬱症作鬥爭，而他還是選擇在10月26日在加州硅谷中心帕洛阿爾託市（Palo Alto）的一條鐵軌上疑似卧軌自殺，結束了自己生命。

而5年前他在讀高中時候，就發表了關於抑鬱症的文章，並且表示，周圍一些朋友也都相繼自殺了。那麼在這些孩子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

22歲華裔少年疑似卧軌自殺

新聞來源：Daily Post

根據報道，當局表示，10月26日，22歲華裔少年Tone Yao Lee（李堂耀，音譯）被發現死在加州硅谷中心帕洛阿爾託市市Charleston Road附近的鐵軌上。李於2017年畢業於岡恩高中(Gunn High School)，緊接着就讀於聖克拉拉大學(Santa Clara University)。據他2016年為該校報紙《岡恩甲骨文》(Gunn Oracle)撰寫的一篇文章稱，他多年來一直與抑鬱症作鬥爭。

在那篇文章中，李談到了説“我不行”和尋求他人幫助的重要性。他説，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他的三個朋友自殺了，這深深地影響了他。

從2009年6月到2015年3月，有9名岡恩高中的學生或畢業生選擇自殺結束自己的生命。李同時在一部名為《成功的邊緣》(The Edge of Success)的紀錄片中出現，該片從當地高中生的角度探討了帕洛阿爾託的自殺羣體。李出生在新加坡，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灣區。他還曾經去了中國、法國和加拿大，在大二和大三的時候去了危地馬拉和墨西哥，幫助建造房屋和粉刷建築。

他有養了一隻三條腿的小狗，名叫庫珀，他喜歡運動電子遊戲、喜劇電視節目、嘻哈音樂、金州勇士隊和底特律雄獅隊。直到他離世的那一刻，他高中時候記錄與抑鬱症抗爭的文章再次出現在大家眼前，讓更多的人瞭解這個少年的內心世界。

“説出我不好”也很重要-Tone Yao Lee

來源：《岡恩甲骨文》(Gunn Oracle)

以下是Tone Yao Lee親筆撰寫原文：

你好嗎?你今天過得怎麼樣?你好嗎?不管我的真實感受如何，我總是給出同樣的機械反應—我沒事。在成長過程中，我被教導要掩飾自己的情感。即使在一切都很糟糕的時候，我仍然強迫自己咧開嘴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問題，我不想把我的問題增加到他們的負擔上。我一直是（別人情緒的）顧問而不是被照顧。這種行為貫穿了我的整個青年時代，甚至在我大一搬到帕洛阿爾託時也一直伴隨着我。大一的日子過得飛快，我幾乎沒有注意到。隨着大二的開始，我的精神再也不能高漲了。一切都很順利，我在學校、朋友和運動之間取得了完美的平衡，我每天都盼望着上學。然而，我的信念很快將面臨終極考驗。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我失去了三個朋友，他們都是選擇了自殺。我對幸福和積極的想法被極大地動搖了。（朋友）死後的心理困擾着我，貫穿整個大三，隨着抑鬱的跡象開始顯現，我開始與生活中的一切做鬥爭。為了把注意力從我的病情上轉移開，我強迫自己去支持我的朋友們，但是我依舊感受不到自己被支持。儘管看到了我的朋友們是如何向我敞開心扉，他們是如何讓（他們）自己變得脆弱，但我仍然無法分享我內心的感受。我想為他們堅強起來，不想讓他們擔心我。這種行為讓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我感到我的健康和幸福開始下降，我對學習的熱愛慢慢地被無精打采和昏睡的感覺所取代。即使是完成一項基本的家庭作業也成了一場巨大的鬥爭。但我還是問了自己一個簡單的問題:“我還好嗎?”我內心深處知道我不是，但我還是不敢説不是。不管我這一天過得有多糟糕，我仍然對自己保持沉默，從不告訴任何人我的真實感受。然而，消極的想法開始消耗我。學業和朋友的干擾並不能給我足夠的幫助，我覺得自己陷入了空前的低谷。在學校，我仍然強顏歡笑，騙過了所有人，除了我自己。這種感覺變得勢不可擋，我經常想向一個可靠的朋友傾訴，但當時機成熟時，我退縮了。我不想讓人們覺得我很軟弱或者很誇張。最後，抑鬱的感覺變得難以忍受。我已經失去了以前喜歡的活動的樂趣。就連打籃球和和朋友們一起出去玩也變得單調乏味，成了例行公事。我沒有別的選擇，所以我決定冒險一試。就像我的朋友們信任我一樣，我也覺得有必要這樣做。一天晚上，當我放學回家時，**我告訴了我的朋友，他之前曾對我吐露過三個最重要的詞:“我不好。”**通過這句話，我減輕了很多外部和內部的壓力。作為人類，我們努力做到完美，或者至少披上完美的外衣。人們以為我一切都在掌控之中。這使得我總是努力達到人們對我的期望——即使這並不合理。戴上期待的面具是令人疲憊的，它迫使我做出自己不會做出的決定。我想成為每個人期望我成為的人，但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我沒能成為我想成為的人。我設法使每個人都滿意，除了我自己。然而，通過承認自己的不足，完美的壓力從我肩上卸下，我允許自己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而不是按照別人對我的期望生活。當我情緒低落的時候，我的朋友們看得出來，他們開始擔心我—尤其是因為我從來不承認。他們寧願讓我説出心中所想，也不願讓我自己面對問題。朋友是在患難時表達他們的愛，而不是在幸福時。通過説“我不好”，我讓別人來幫助我，開始我的康復。然而，如果我一個人待著，我就會陷入一個不健康的、陰險的悲傷循環中，最終阻礙我的康復。説“我不好”是很困難的，也很可怕。每個人都有很多事情要做，不管是去健身房，做作業還是和朋友出去玩。有時，當朋友們已經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時，向他們公開這樣一個脆弱的話題是令人恐懼的。尤其是對我來説，把我的問題強加給朋友是不對的，而在那個時候，保持沉默似乎是更好的決定。然而，任何人都不應該獨自經歷這些困難。朋友、家人和老師—他們都在你身邊，無論生活是好是壞。在我最終告訴我的朋友後，他幫我找到了我需要的治療方法。我開始去找心理醫生，但更重要的是，這三個字打開了雙向交流的渠道，他也知道他可以依靠我。在一天結束的時候，就像cliché聽起來一樣，關鍵是要記住，隧道的盡頭總是有光明的，這就是我今天努力的原因。我意識到，從抑鬱中恢復是有可能的，但只有當我承認它並與之鬥爭時，它才會發生。雖然我當時沒有看到，並且我現在知道（後面會發生什麼），不管現在的情況有多糟糕，情況總會好轉的。無論是一天，一個星期，一個月，甚至一年，我會變得更好，我的朋友將與我的每一步的道路。恢復可能是困難和廣泛的，但這是值得的，這一切都始於承認你的情況，並説“我不好。”無論是一天，一個星期，一個月，甚至一年，我會變得更好，我的朋友將與我的每一步的道路。我現在還在康復過程中。我的抑鬱症正在好轉，我開始慢慢地重新發現生活中的樂趣。雖然我仍然為朋友的去世而感到遺憾，但我已經學會接受他們，並讓他們把我塑造成今天的我。當我感覺不舒服的時候，我會告訴我的朋友是什麼讓我沮喪，讓他們知道。起初，我害怕向朋友們敞開心扉。我想變得堅強，我害怕表露自己的真實情感會讓我顯得軟弱，但事實上，敞開心扉讓我的朋友們把我視為一個真誠可靠的人，讓我與他們建立更深入、更有意義的聯繫。當我選擇敞開心扉時，我也在更私人的層面上了解了我的朋友。作為人類，我們努力做到最低限度。不管這看起來有多可怕，抓住機會向你的朋友們敞開心扉，但最重要的是，記住，説你不好總是好的。畢竟，説“我不好”會讓世界變得完全不同。

連續自殺事件 帕洛阿爾託市亞裔孩子怎麼了

新聞來源：SFGATE

灣區主流媒體SFGATE在2015年，帕洛阿爾託市青少年自殺率頻發的時候，寫了一篇《為什麼帕洛阿爾託市孩子選擇自殺》報道，對這個現象進行了分析，而讓人意外的是，連續自殺事件中，亞裔佔多數。在報道中提到，2015年11月4日華裔大三學生卡梅倫·李(Cameron Lee，音譯)在鐵軌上自殺了。不到三週前，5月從岡恩高中畢業的奎因·金斯(Quinn Gens，音譯)也以同樣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兩個半月後，高三學生哈里·漢尼·李（Hannyi Lee，音譯）也自殺身亡。六週後，帕洛阿爾託高中二年級學生朱慶瑤(Qingyao Zhu，音譯)也自殺了。這一系列悲劇在帕洛阿爾託並不新鮮:就在五年前的七個月裏，四名岡恩高中學生和一名剛畢業的學生自殺了。對於帕洛阿爾託的父母、孩子和憂心忡忡的市民來説，在青少年一代連續的自殺是難以承受的。特別是11月卡梅倫.李的去世，讓整個社區都感到震驚。他是一個可愛的籃球運動員，棕色短髮，有一張小精靈般的臉，朋友們都叫他小卡，他是最不可能被人懷疑有麻煩的孩子。他的同學們形容他快樂、冷漠、受歡迎，這正是他死前在Facebook上發佈的返校節照片的樣子:一個英俊的、咧嘴笑着的孩子，站在他的小圈子中心。郝莉(Lisa Hao，音譯)説：“如果你告訴我，我的朋友圈裏有人要自殺，他肯定是我最後的猜測”。朋友自殺後，郝莉和兩個朋友也討論，周圍的自殺是如何不斷髮生的，然而緊接着她們的話題焦慮轉變到其他，比如即將到來的SAT考試。大三學生Yuki cruz - burwell特別擔心，因為她的雙胞胎兄弟在學業上通常都比她強，尤其是在數學和科學方面。“我的父母都是計算機科學家，”她説。“我哥哥非常擅長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這是他們非常看重的，也是岡恩高中和帕洛阿爾託的精髓所在。如果你對此不感興趣，你會覺得自己不會成功。”郝莉的朋友Ryeri Lim來自韓國，是一名靦腆的大三學生，郝莉也同意她的觀點:“我覺得我做的永遠不夠，沒有明智地利用時間，工作不夠努力。這種對我們自己的失望是很深的。

她説，在岡恩高中，“我們現在沒有任何娛樂時間，所以我們要上一所好大學，賺錢，這樣我們將來才能快樂。”不過，他們不會責怪學校，也不會責怪父母。“這更像是我們的社區，”郝莉説。“我們的學校必須反映我們社會的理想。”那麼，身邊的朋友自殺對周圍有什麼影響，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Columbia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的精神病學流行病學教授瑪德琳·古爾德(Madelyn Gould)博士認為，一個青少年的自殺可能會引發另一個脆弱的個體。“一般來説，青少年是榜樣，”她説。“有人已經在考慮這個問題，但已經有了足夠的剎車機制。但是如果有人死了，船帆變了，突然就有可能了。”精神病學家薩爾（Saal,）認為，有自殺事件學校的許多學生都表現出急性應激障礙的跡象，這是一種對創傷的更直接、短暫和非病理反應。薩爾説，即使是一個單一的壓力事件，也會引發“一系列壓倒性的回憶”。雖然大多數人都有能力應對這種程度的創傷，但像帕洛阿爾託青少年所經歷的那種創傷，可能會產生更激進的反應。在岡恩高中的1900名學生中，似乎有相當比例的人有類似的想法。根據校長Denise Herrmann的説法，在自殺頻發的2015年，他們中有52人在8月到4月期間因“嚴重的自殺念頭”而住院或接受治療，”斯坦福大學(Stanford)兒童與青少年精神病學研究項目(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Fellowship Program)主任、帕洛阿爾託聯合學區(Palo Alt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顧問沙山克·喬希(Shashank Joshi)表示，岡恩高中高危學生比例“高於我們對這種規模學校的預期”，帕洛阿爾託的孩子們按照他們病態的想法行事的比率是全國平均水平的4到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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