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與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祝賀李政道先生95華誕_風聞

撰文 | 柳懷祖

一 緣 起

1. 1972年回國所見及憂慮

1972年秋，李政道先生和夫人秦惠䇹女士經歐洲到了上海，幾天後抵達北京。這是他自1946年隨吳大猷老師去美國學習並獲諾貝爾獎後第一次回到祖國。上海是他兒時成長的地方，北京卻是他第一次到訪。有關部門安排他們在上海和北京參觀了一些地方，包括到大學和研究所去訪問和座談。他看到“文革”中國內科學和教育停頓，十分不安。由於他對國內情況瞭解得不夠，在周恩來總理接見他們夫婦時，他只是向周總理強調了科學、尤其是基礎科學的重要。

當時美國社會非常不瞭解中國，他回到美國後，記者紛紛要求採訪，他全部拒絕了。一是因為他雖然完全不贊成當時國內“文革”中對科學、教育的方針政策，但決不詆譭祖國。二是他不願違心地講“‘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之類的話。

他一方面對祖國的科學和教育狀況十分擔憂，另一方面在考慮，如何儘自己力量為祖國未來的科學、教育做點事。

2. 1974年回國，為培養科技人才問題與“四人幫”爭論，毛澤東和周恩來對他的一些建議表示贊同

1974年政道先生再次回國前，做了認真的準備。由於中美仍未通航，他與夫人經歐洲到香港，從深圳入境，先到上海。他要求參觀復旦大學及上海芭蕾舞學校，對當時國內教育情況做了進一步的瞭解。參觀訪問後，連夜寫了“參觀上海復旦大學後的一些建議”，到北京即請老友朱光亞呈周恩來總理，並請總理轉呈毛澤東主席。在周總理和當時中央領導人接見他和夫人時，他為科學人才培養問題與江青等“四人幫”進行了十分激烈的辯論，儘管毛澤東主席在後來接見他時，贊同他對發展科學及人才培養的一些意見。這對當時中國科技和教育產生了一點影響，尤其為以後辦少年班打下了基礎。但整個形勢沒有什麼大變化，仍使他憂心忡忡，冥思苦想地思考自己如何能為祖國科教事業做點事。

3. 1976年“四人幫”垮台後，看到希望，着手具體幫助中國科學教育事業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政道先生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他與美國的潘諾夫斯基教授、吳健雄教授、袁家騮教授等一起研究如何幫助中國發展科學。

1977年2月第三次訪華，當時的華國鋒主席接見他時，他也陳述了發展科學、尤其基礎科學的重要性，且培養人才是關鍵。華國鋒亦表示贊成他的意見。政道先生返美國後，一面與潘諾夫斯基教授、吳健雄教授、袁家騮等學者研究中國正準備建設加速器的方案，提出了建設規模不太大的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建議。一面與更多美國高能物理界科學家商討促進兩國高能物理領域研究的合作。促成了1979年開始的中美兩國政府間高能物理研究的正式合作，確保了後來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建造的成功。

4. 1979年親自為國內年輕人補課

鑑於“文革”中，國內年輕學子缺少學習基礎科學知識的機會，政道先生打算親自為他們補課，得到嚴濟慈、錢三強等老一輩物理學家的讚賞。1978年10月中國科學院正式邀請他回國講課，並做好了各種必備的工作，如專門定製國內當時尚未有的投影儀等。1979年5月開始，政道先生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給研究生開設了“統計力學”和“場論和粒子物理”兩門課，每天講一上午，進行為期近兩個月的強化補課，講完了他在美國二三年的課程。原計劃給兩百多位研究生講課，結果全國有33個研究單位、78所高校共1000多人來參加聽課，由於“文革”十年的封閉，國內學者幾乎完全不瞭解國際科技的發展情況。所以很多老一輩學者，甚至著名科學家趙忠堯、張文裕、朱光亞、朱洪元、胡寧、周光召等都來聽課。他每天凌晨三點起來備課，上午講課，下午是同學之間進行討論，並且他也常參與其中，幫助他們迅速瞭解國際現代科學的前沿情況。每週還有兩個中午與年輕學子一起吃中午飯，瞭解他們聽懂多少，聽取他們意見。看到他們狼吞虎嚥的樣子，曾十分幽默地講：“他們可真能吃啊！”這句話既是指當時物資虧乏，肉類等副食品需憑票，他們平時根本吃不到如此“好飯”。但更多的是，如他常説，這些年輕人對知識的飢渴。

5. 創辦CUSPEA

1979年兩個月的講課，政道先生目睹了當時祖國面臨人才斷檔的嚴重危機，憂慮萬分。同時亦深感，為加快祖國科學技術人才的培養，只在國內舉辦講座來補課是遠遠不夠的。他從自己成長的經歷中深切感到，必須儘快為祖國優秀的年輕人創造系統學習的機會，特別是讓他們能到美國一流的科學研究院和大學去系統學習，這是為祖國培養人才的一個重要之計，也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但當時“文革”剛結束，國家經濟十分困難，不可能支持很多人出國學習，而且國內還處封閉狀態，根本沒有出國學習的渠道。加之國內與美國等國家考試製度和規則又完全不接軌，美國各院校根本不可能接受中國學生。政道先生花了大量心血和精力，設計和實際操作了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CUSPEA），衝破了國內外的種種阻礙和困難，竟沒花中國政府和學生家長的錢，完全憑他個人在美國學術界的影響和魅力，在美國物理學家和鄧小平等國內領導人的支持下，硬是把不可能的事辦成了。1979—1989年十年內，共有951位CUSPEA學者，赴美攻讀研究生。這近千名優秀物理學人才，今天不少已在學術上取得了斐然成就，成為國內和國外科學院的院士，還有的在科技企業、金融界做出了十分傑出的成績。

二 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的創建

1. 構想

在親自補課和創辦CUSPEA後，政道先生仍在考慮國內科學人才的培養問題。1986年夏，他與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周光召（1987—1998年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同在瑞士的歐洲核子中心訪問，兩位物理學家都十分關心中國科學，尤其基礎科學的發展，深感中國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嚴重落後，仍處於“文革”停頓後的“恢復”階段，不但學術信息獲取不暢，國家經濟又十分困難，研究人員工作和生活條件很差，很多“文革”前大學畢業的優秀人才都出國去了。他們兩位憂心忡忡，希望能找到解決的辦法。他們設想，建立一個學術機構，讓國內學者持續及時瞭解到國外科學研究的最新進展，在學術上能夠充分自由討論交流、並解決穩住中青年優秀人才的鼓勵機制，這種機構對當時的中國是十分必要的。

2. 世界實驗室

此時正值由意大利政府出資的世界實驗室於1986年7月在日內瓦正式成立。這是意大利政府為落實1982年由狄拉克（P. A. M. Dirac）、卡皮查（P. Kapitza）及齊基基（A. Zichchi）等世界知名科學家在意大利埃裏切（Erice）島的埃托里·馬約拉納科學文化中心發表的“埃裏切宣言”，倡議“科學應為全人類的和平發展進步服務”而成立的國際非政府的學術機構。1982年的“埃裏切宣言”得到世界幾萬名科學家及鄧小平、里根、戈爾巴喬夫等政治家的支持及聯合國的承認。

世界實驗室的宗旨是提倡科技信息的自由交流，不論地理、政治、意識、宗教和人種的差異，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科技人員與發達國家的同行進行合作研究。即促進東-西，南-北的科技合作，開展對發展中國家科技發展項目的支持。

3. 與世界實驗室合作

李政道和周光召認真研究世界實驗室的宗旨後，希望中國能在世界實驗室資助下，在中國國內組建一個學術機構，來促進國內科學界與世界科學界的交流，使中國學者能及時得到世界科學發展的信息，並建立相應激勵機制，穩定和培養國內基礎科學人才，促進中國基礎科學的恢復和發展。

1979年後，因政道先生一如既往的關心，並投入很大精力幫助中國科學事業發展和人才培養。所以每次來國內時，鄧小平、胡耀邦、宋平、胡啓立、方毅等領導人都會與他見面，討論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和人才培養問題。他的很多建議，如：設立博士後流動站，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以及用自己和夫人的積蓄辦的䇹政基金（推動大學生學做研究）等等，都得到鄧小平等領導人的高度讚賞和支持。

李政道和周光召與對中國很友好的物理學家、世界實驗室主任齊基基教授溝通和商討了此設想，得到了齊基基的支持。政道先生在當年回國與鄧小平等國內領導人會面時建議：由中國科學院和世界實驗室合作在中國成立一箇中外合作的民間學術機構，亦即世界實驗室的中國分部，受世界實驗室和中國政府的雙重資助。目的是在中國創造一個具世界水平的、寬鬆的、不受行政和學術流派干涉、面向科學新發展的研究環境，資助國內科學家進行前沿性基礎研究，促進國內研究機構及科學家之間的廣泛聯繫和交流，鼓勵中國科學家在國內做出世界水平的研究。中國科學院、國家計委都贊成和支持此事。並得到鄧小平、宋平、方毅等國家領導人的高度讚賞，定名為“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以下簡稱“中心”），方毅為中心題寫了名字。中心於1986年10月正式成立。世界實驗室主任齊基基教授專程來北京祝賀。鄧小平接見了他，並對世界實驗室的支持表示感謝。周光召親擬中心章程，規定了中心由主任負責。並提議，政道先生為中心“終身主任”。周光召為副主任。1998年路甬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後也擔任該中心副主任。

中心下設“凝聚態物理分中心”“高能物理和同步輻射分中心”“天文和天體物理分中心”及“理論物理分中心”，後由於資金原因，分中心很快停辦。

中心當時是國內唯一具獨立法人，獨立編制的中外合作的民間學術機構。也是改革開放初期，專門以對外科學交流為特色的學術單位。但為便於國內外聯繫渠道，出入境簽證等技術性事務的方便，掛靠在了中國科學院，由科學院的有關部門協助辦理各種事務性手續及工作。

4. 中心宗旨

中心旨在支持和幫助中國科學技術人員獲得科技信息並進行學術交流，資助科研人員在中國國內進行基礎前沿研究，建立不受行政和學術流派影響的寬鬆學術環境。各種學術觀點均可得到展現。

三 一個新型的學術交流與人才培養的平台

1. 常年舉行學術活動

中心主要工作是常年不斷舉行各種學術交流研討會，向全國開放。讓國內學者及時瞭解國內外學術進展的情況。同時，進行學術的交流，培養人才。

由政道先生領導的中心，聘請了30多位國內物理學為主的、有一定的成就並在研究第一線的科學家，其中大都是中青年院士，組成中心學術顧問委員會。每年開兩次會，對國外學術的發展及國內的需求，進行認真分析研究後，確定下一個半年的各個學術研討會內容、以及各個學術活動的組織者和主持人，一般都選定該研究領域第一線的領軍人物進行組織工作，並確定人數和時間的分配。

2. 每年一、二次大型國際學術活動

大型國際學術活動為顧問委員會選定國際前沿和國內急需的學術研究議題後，由政道先生親自策劃、組織、安排和主持。如1987年舉行的“粲物理”國際研討會，就是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和北京譜儀建造即將建成時，為確定首先進行的物理實驗題目。這個會議就是國際上“粲物理”頂尖的理論和實驗學者共同深入研討，對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及北京譜儀上首批開展物理實驗項目有極大的作用。對國際“粲物理”的研究起了很大作用。

在中心舉辦大型國際學術會議的方式上，政道先生選擇世界上該領域前沿工作的5至7位第一線學者，來中國參加一週左右的研討會，並規定每人一般要講三次以上，每次都不少於1小時。將該研究領域的由來、發展情況研究的困難和前景、專利申請進展等都要講清楚，使聽者對這領域的研究前世今生都弄明白。報告人還必須自始至終參加會議並參加討論，以使國內參會學者有機會與這些第一線研究的報告人認識並深入交流，後續還可保持聯繫、溝通、請教和研討，使我國參加會議的學者都能很快進入到這領域的前沿從事研究。

為便於年輕學者、尤其是研究生更快更有效地學習到該領域的知識，政道先生還在會前安排了二至三天的“會前準備班”，請國內該領域的“學長”講授這方面的基礎知識，以提高會議的效果。

20年來中心舉辦國際學術討論會18次，有幾千人次與會，還有不少年輕學者旁聽。

中心雖以物理學研討為主，但他亦十分關注環境等方面的研討，1990年中心舉辦了關於地球危機的學術研討會。此後，還舉行過“中國水資源持續開發利用”“中國酸雨及其控制”“荒漠化防治、黃河斷源和北方缺水問題”“中國草原的經濟效益問題”的討論會。1994年又舉辦了“21世紀中國的環境與發展”大型學術研討會，中央主管領導與會並作了有關學術報告，還參加了討論。該會收到了109篇有關環境的論文並匯製成論文集，成為中國與聯合國環境機構重要文獻。

1996年舉辦的“加速器驅動核裂能源”學術研討會，包括了用加速器驅動核裂變和用激光壓縮點火核裂變等，產生能源的問題的研討。王淦昌、朱光亞、于敏、胡仁宇、賀賢土、王乃彥、何祚庥、李家明、方守賢等11位院士參加研討會。此後，中心又舉辦了一次這方面的研討會。後來由於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對此問題有極大興趣，這方面學術研討活動就轉由原子能所主辦了。

3. 常年舉行專題學術交流研討的“工作月”

政道先生主持顧問委員會確定中心的學術活動主要是物理領域，尤其是凝聚態物理、粒子物理、光學及激光、天文等方面內容，並隨着科學的發展，擴展到了超級平行計算機、納米技術、神經網絡、生物芯片、清潔核能及考古等空白和交叉學科的專題。由顧問委員會決定後，專題的學術研討會一般就由國內該領域第一線工作的權威學者具體組織、主持，規模可大可小，一般幾十人，時間可長可短，短的可為一週，長的也可為幾周，形式也多樣。為給國內學者創造一個寬鬆的互相交流、討論、啓發的學術環境，所以國內的學術討論會議都給予充分的報告和交流時間，尤其理論方面。採用他提出的“報告—討論—相互啓發—工作—報告”的循環模式的工作形式。因而這種專題學術活動被稱之為“工作月”。一般受邀的國內領域學者都來參加，並帶着研究生，而且有的“工作月”還請一兩位國外的該領域一線研究人員參加，進行廣泛充分的研討和交流。

4. “雪中送炭”的強化培訓

中心還按政道先生“雪中送炭”的思想，針對國內特定的需要，舉辦特別的強化培訓班，如1988年國內計劃在上海建設一個同步輻射光源，急需培養一些年輕的骨幹人才。於是中心在1998年和美國加速器學校（USPAS）合作從美國、歐洲聘請了30位國際上著名的加速器物理和技術專家，2名中國加速器專家為教師，在北京開辦了“1998年中國加速器物理學校”（CAPS98）。來自全國相關大學和研究所的118人（其中博士35人、碩士23人、研究生33人、學士23人、其他4人）參加了這個為期一個月的強化培訓。開始兩週全體都上“加速器引論”的基礎課，後兩週共開14門專題課，每個學員可選兩門。每天師生都從清晨到深夜一起學習、討論，強度很大，為上海同步輻射光源和中國加速器建設和運行培養了一批人才。

5. 邀請海外學者回國參加學術活動

1989年下半年後，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了“制裁”，停止了與中國的科技交流。為應對因國內與國際學術的交流減少而產生的對中國基礎研究的影響，中國科學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國家計委領導與政道先生商討，提出了“海外青年學者歸國訪問計劃”。1990年夏開始邀請在海外學有所成的青年學者，共211人，其中很多是CUSPEA學者，回國進行幾周的學術訪問，參加中心的“工作月”學術活動。向國內學者介紹國外的科學發展信息情況及其本人的學術成就。使國內繼續瞭解國際科學發展的情況。同時，他們“來去自由”，也使得他們把國內所見所聞的真實情況，在返回美國等西方國家後向公眾介紹，對消除國外的種種誤解和不實之傳説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6. 推進科學與藝術的交流和溝通

中心在進行促進國內科學學術交流的同時，還推動了科學與藝術的溝通。政道先生本人有很高的文化藝術修養，對藝術、尤其繪畫和古代瓷器有相當的興趣和造詣。他認為，科學與藝術兩者共同的基礎都是人類的創造力，追求的目標都是真理的普遍性，都源於人類活動的最高部分，都具有自己的深刻性、普遍性和永恆性。科學與藝術猶如硬幣的兩面，是人類進步的兩翼。他借中心的科學學術研討會的機會使科學家與藝術家進行交流和溝通。他請李可染、吳冠中、黃胄、常沙娜、劉巨德等著名畫家分別通過創作表達中心某國際學術研討會科學含義的主題畫，作為該會的標誌。一般是由他與畫家朋友進行交流溝通，介紹這個學術研討會的科學內涵，邊説明邊勾畫，再由畫家根據自己理解的科學含義進行藝術創作。有的作品完全改變了畫家的原風格，成為創新的作品。以至於有些作品，我送“榮寶齋”去裝裱時，“榮寶齋”師傅不相信是這位畫家之作。這些在當時引起了科學界、藝術界乃至新聞、出版等各界的關注和興趣。同時，每次國際學術會議以主題畫為主體的海報，政道先生又都請當時中央工藝美院裝璜設計的老師進行設計而成，亦成為藝術佳品。被很多科學家收藏。

中心還分別在他主持下與黃胄藝術館、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科技日報》合作舉行了幾次“科學與藝術展”，每次都引起社會各界很大興趣。

7. 計算機服務

1986年中心成立時，國內大學和研究所的計算機性能很低且很少，大大影響了很多科學研究的進行，因此國內急需大型計算機。在政道先生推動下，中心與世界實驗室商定，由世界實驗室出資近70萬美元為中心購買了當時很先進的美國DEC公司的VAX8550計算機和配套設備，無償向全國科技人員開放，當時有幾百名科技人員使用了這台機器。這台VAX8550的CPU的利用率達90%以上，是當時國內利用率最高的計算機之一。

8. 穩定人才的激勵機制

1986年夏，李政道與周光召在瑞士CERN討論中國科學發展時，令兩人都十分憂愁的還有當時由於國內經濟狀況，中國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員待遇太低這一問題，一級研究員每月工資才人民幣360元。“文革”前大學畢業的研究人員每月僅幾十元，以致一些優秀的中青年科學家紛紛出國去工作，特別是基礎科學研究隊伍很不穩定，人才流失現象很嚴重。而當時國家的經濟力量又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政道先生提出了通過世界實驗室提供的資助，先在中心的凝聚態物理、粒子物理和同步輻射、天文及天體物理、理論物理四個領域，聘請少數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中青年骨幹為中心研究成員，任期一年。給他們相當的津貼，改善他們的生活，以穩住他們在國內進行科學研究。中心的研究成員分特別成員和一般成員兩類。特別成員一般在55歲以下，可連任一次，1986—1989年共三屆，每人每年可獲6000美元的津貼，其中5000美元可自己支配，共55人；一般成員一般40歲以下，不得連任，三屆共72人，每人每年可獲4000美元津貼，其中3000美元可自己支配。經政道先生與世界實驗室多次研究，世界實驗室同意提供這筆費用。政道先生親自主持評選委員會，認真、嚴格、公正評定了在國內相關學術領域有成就的中青年骨幹。除學術成就外，唯一的條件是他們在任期內必須在國內從事科學研究。這樣的津貼大大改善了這些優秀中青年骨幹的生活和工作條件，某種程度，穩住了一些物理學研究人才，1989年後，世界實驗室停止了這項資助。但隨着國內經濟的發展，國內科技人員的生活待遇也已有了很大提高。

中心還設立了另一個“協聯成員”的激勵機制，激勵國內科研人員，尤其是年輕科研人員參與國際科學的交流與競爭。國內科學工作者均可申請為中心的“協聯成員”。凡在中心規定的國際一流學術刊物上發表科學論文的“協聯成員”，均可獲中心100美元以上的獎金。這個措施大大改善了當時一些從事基礎研究的優秀中青年研究人員的生活條件，30多年後這些人均已成材，成為了中國基礎科學的領軍人物了，仍會常回憶當年靠中心資助的津貼“脱貧”的情況。

四 管理即服務

1. 精幹有效的管理

中心不但學術上由政道先生直接領導，而且行政管理上亦由他直接領導，他強調中心只是個為學術交流、溝通的平台。中心的管理工作就是服務。中心內不設機構。

中心學術方面工作由葉銘漢院士和趙維勤研究員協助，成立前期日常行政事務管理工作曾先後由裘照明、李小源協助。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建造工程時期，政道先生在國內的主要精力放在幫助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建造上。我負責他與工程領導小組的聯繫、溝通。1987年工程結束後，我到中國科學辦公廳工作後就兼任中心秘書長，協助他處理中心及他在國內其他工作。從1983年開始，政道先生在國內期間，我都全程陪同並協助他工作。1996年他的夫人秦惠䇹女士逝世後，他每次回國時，我每天晚飯後與他一起討論工作或陪他聊天至深夜。他學術淵博，使我受益匪淺。他不在國內期間，每天還都與我有傳真來往，有時甚至有二三個傳真。他還常讓他身邊的弟子龐陽給我打電話，傳達他的意見。2000年我從科學院退休後，仍在中心工作，直到2007年我因患腦血栓請辭徹底退休。

中心機構簡單，人員很少。除上述幾位協助他工作外，中心正式在編人員只有滕麗、吳少華二位負責中心與有關部委、大學，以及中國科學院辦公廳、外事局、計劃局等部門日常事務的聯繫，以及中心內部財務出納和管理外聘的幾位文秘、司機和勤雜人員。王垂林負責計算機管理和維護工作。

政道先生親力親為，大到安排與中央領導同志的會面，小到過年賀卡的製作，他親自過問安排，甚至手把手教外聘的年輕工作人員，複印及整理文件。

2. 資金

⑴ 中心是由中國政府和世界實驗室共同出資，中國國家計委投資建設辦公和會議場所、部分參加會議人的住宿公寓以及購買車輛等。中國科學院則負責撥發工作人員的工資和日常行政費用。

中心不設財務部門，國內的財務由科學院辦公廳財務處代為管理。

⑵ 凡是當時中國財政規定不能報銷的一些費用，如部分來參加會議的國內外專家及研究生的交通和在京開會的食宿費用，招待宴請國內外科學家、藝術家以及下午茶等費用均向世界實驗室核銷。

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內物資還十分匱乏，中心的辦公傢俱等均由意大利進口，公寓的煤氣罐由國務委員兼國家計委主任宋平批了才解決的。

隨着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對科學技術投入也有了大幅增加。世界實驗室2005年後停止了對中心資助。此後，中心的經費全由中國方面支持。

3. 在中國開始了下午茶

1986年中心開始舉辦學術活動時，政道先生提出，要在會議休息時，提供咖啡和小點心，稱“下午茶”。因當時大學畢業生工資才幾十元。而北京“友誼賓館”一杯咖啡就要30多元，國內學術會議從未有過這樣高的“待遇”。我表示，“是否太奢侈了”。政道先生當即對我説：“你就先辦吧，但可以買大瓶的雀巢咖啡來自己衝兑，可以便宜些。”還開玩笑説：“別兑水太多，太稀了啊。”他顯然知道，我雖照辦了，但並沒想通。幾天後，一次晚飯之餘，喝茶聊天時，他説：“我知道你沒想通。下午茶源於英國劍橋、牛津大學已幾百年了，它對科學的交流溝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科學家在下午休息時，邊喝咖啡或茶，邊自由、輕鬆談天；特別是不同學科或學術觀點在交談中得到啓發，而產生了很多突破，甚至是很多諾貝爾獎項目產生的源頭”。由此不但使我對“下午茶”在科技發展的作用有了瞭解，也更加深了我對廣泛、自由、寬鬆環境下的交流、溝通碰撞出思想火花對科學技術的突破作用的理解。特別我們中心，一般同時進行幾個不同學術領域的學術“工作月”，“下午茶”時，使各不同“工作月”參加者互相認識、互相交流、互相啓發，彼此有着很好的促進。現在“下午茶”在國內被稱之為“茶歇”，已成為國內學術活動的程序了。“下午茶”也應算是中心在中國的首創吧。

一 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的歷史作用

每次專題“工作月”和國際學術會議後，中心都總結出版一本論文集，對推動國內有關領域研究有很好的作用。至2006年9月，20年來中心每月都會舉辦一次以上人數及時間長短不等的“工作月”式的學術交流活動，累計共350次以上，參加者超過2萬6千人次。大型國際學術會議18次，幾千人參加。“中心”內部出版國內學術文集168集，國際學術會議文集12集，國際一流學術刊物上發表文章達3991篇。

由於中心這個激勵的方式帶動了國內高校和研究機構對優秀科學論文的獎勵。使2005年我國學者在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的論文，被SCI收錄的總數已進入世界各國排名第五。

因此，中心在“文革”後對中國科學工作的恢復及發展、人才培養的作用，完全可與1982年發表“埃裏切宣言”的意大利的“埃托里·馬約拉納科學文化中心”相媲美，該機構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20年中，開設近1200門課程，全世界140個多國家近千大學和研究機構，約十萬人曾在這裏培訓和科學交流，對二次大戰後，歐洲科技復興和發展起着重要作用。

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初期，中心幾乎是國內唯一面向國內外開放科學交流的學術機構。當年中心所進行的國內外學術交流活動，隨着中國越來越開放，在進入21世紀後，國內各科學機構和大學均已廣泛開展，遍地開花，中心已無當年特殊優勢。中心體制也在2021年改由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所領導。但李政道、周光召在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支持下創辦的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衝破了“文革”十年造成的封閉局面，促進了中國科學工作重新對外開放和交流。撫今追昔，1915年任鴻雋、秉志、周仁、胡明覆、趙元任、楊杏佛、王璡等中國現代科學先驅，創辦了中國最早的民間綜合性現代科學團體“中國科學社”，引進了現代科學。從某種意義上，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可以説是傳承了中國科學社的餘緒，80年代重新開啓了中國現代科學事業對外開放的局面，在中國現代科學史上留下了輝煌一頁！

作者簡介 /Profile/

柳懷祖，1940年生，江蘇儀徵人，先後在中國科學院原子能所、高能所、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計劃局工作，曾任中國科學院高能所基建處負責人、國家科委三局綜合處負責人、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國科學院辦公廳副主任、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秘書長等職。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國科大科技史與科學文化”，刊載於《科學文化評論》第18卷 第3期（2021）：5-17